制度應該是關乎久遠的一類事情——制定遊戲規則。恰恰相反，政策可以也應該經常變化。 1978年以後的政策選擇給中國帶來了深刻的改變——進口關稅降低，人口可以流動，國有房屋出售，選擇“宏觀調控”為過熱的經濟降溫，或者以大手筆財政刺激措施為冷清的經濟升溫。所有這些都可以被稱為“政策”。因此，該用什麼樣的語言來準確描述過去30年來為我們創造了財富和更大個人自由的這些政策？有觀點認為，中國在政策選擇方面非常具有獨創性，因此認同以“北京共識”一詞來對中國政策選擇加以概括。與此相對應的另一個詞“華盛頓共識”，是近年來廣受質疑的一套經濟政策。
“北京共識”問世以來經常被人掛在嘴邊。很多人希望，華盛頓所有的一切，北京也應該有——並且事實上能做得更好。尤其當下，全世界被西方經濟政策和金融監管的失敗及其後果搞得驚魂未定，“北京共識”更是散發出獨特的魅力。然而，如果我們走近了細看，就會發現北京這幾年來選擇的很多卓有成效的經濟政策其實是非常正統的。同時也有一些非常獨到的做法，再加上運氣也不錯。
所以，本章中，我將試圖評估中國所選用的經濟政策，認真找出中國在哪些領域運用了不屬於正統經濟學範疇的政策。但我並不認同“北京共識”只是搞好公共關係，而經濟一團糟的說法。為了真正理解實際發生的事情，我們將藉助哈佛大學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的研究。他對“華盛頓共識”形成了一整套精闢獨到的批評，支持政策干預經濟，也是亞洲經濟增長模式的極力鼓吹者。有關羅德里克這方面觀點的介紹，可參見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其著作《相同的經濟學，不同的政策處方》。 ——編者註在這種模式下，政府積極參與經濟活動，保護本國成長中的企業免受外國企業競爭。他認為，中國也走上了同樣的路徑。我將在後文中指出羅德里克的觀點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當前許多經濟學家認同，幫助貧困國家發展的主要政策就那麼幾條，包括政府運行合理的（即小規模的）財政赤字（或者出現盈餘更好）、降低進口壁壘、保持低通脹、鼓勵外國投資、消除行政力量對市場的“干預”等。這些政策在過去30年來是世界銀行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發展中國家大力推薦的藥方。這些機構這樣做的主要原因在於，這是經濟學家眼中的最佳政策。當然原因還有，開放市場有利於美國企業。換而言之，這也是華盛頓的政客們有興趣支持的政策。但是，並不像一些左派所批評的，這些想法背後的推手僅僅是商業利益；從核心上說，它們也是不錯的經濟政策。
數年前，駐華盛頓的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首次提出“華盛頓共識”一詞，與此概念一同記錄的，是世界銀行、IMF、美國財政部以及全世界很多經濟學家的集體智慧，是最一流的經濟學家被廣泛接受的智力結晶。稱其為共識，是因為那些仍有爭議的內容沒有被列入其中。 “華盛頓共識”包括十個方面的內容：參http://www.iie.com/publications/papers/paper.cfm？ researchid=486。
嚴格財政紀律；政府不應運行大額財政赤字。
加大對教育、基本醫療和基礎設施的公共支出。
開展稅制改革，拓寬稅基，確保邊際稅率適中。
允許市場設定利率水平，並且力爭實際利率（通常）為正，以鼓勵儲蓄。
採用“競爭性”的匯率制度（指不過分估值以便有利於進口和境外融資），但不是為了得到大額貿易順差的競爭性匯率。
實施貿易自由化，取消對進口的量化限制（取消許可和配額）；普遍建議實施低進口關稅，但威廉姆森認為10%～20%的進口關稅水平是適當的，因為這樣可以給予國內工業一定的保護。
放開外國直接投資，但對境外資本組合放開不作為政策首選。
實施國有企業私有化，此舉可以增加財政資金並使得高效率的私人部門得到更多擴張機會。
取消約束新企業進入新市場或競爭的所有限制。保留涉及國家安全、環保和消費者權益保障方面的法規，以及金融機構監管方面的法規，但不應被濫用。
保護私人財產權。
在很多經濟學家看來，這些內容至今仍然十分有道理。不覺得嗎？它不是激進的自由市場經濟綱領。但是“華盛頓共識”的含義被迅速放大，被視為極端自由市場理念的代言人。在陰謀論者眼中，這個詞十分可疑，背後似乎潛伏著總想主宰世界的華盛頓的身影，陰謀論理論家對此深信不疑。批評者以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接受了IMF救助的發展中國家的實際遭遇為據，以此詞指代所有他們不贊成的政策。此外，過快放開資本賬戶，允許投機資金自由出入發展中國家的政策也招致了廣泛的批評。但是，正如你在上文中所看到的，這些政策從未成為“華盛頓共識”的一部分。一些國家之所以被迫接受IMF救助，是因為自身宏觀經濟管理一塌糊塗，政府預算必須大砍，意味著公共服務也不得不削減。批評者將這樣的結果歸結到“華盛頓共識”的政策身上，指責這些政策忽視民眾。確切地說，我覺得是官僚機構和政府官員們將他們國家的經濟拖入深淵，無視民眾的訴求。很多情況下，IMF通過削減支出等方式試圖應對破產政府留下的窘迫狀況。 IMF在一些國家的做法確實稱得上過了頭，也犯下了錯誤。但我認為很多針對他們的批評言過其實，不論如何，“華盛頓共識”一詞變了味，成了毒蘋果。資本主義世界裡的左翼批評者轉而尋求另一種“可替代的”模式。
因此，近年來經濟飛速增長，沒有發生任何危機，沒靠IMF給一分錢的中國好似橫空出世。她“走自己的路”，顯然遠離了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有毒”建議。因此，國際上的左翼批評家撫掌盛讚中國的發展成就，卻並不十分清楚後者到底採用了怎樣的政策，中國經濟增長的驅動力究竟在哪裡。他們只不過假定中國模式是一種新模式，假定有清楚的證據表明，華盛頓模式之外仍然可以走出別的道路來。
當然，很多中國人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家的非凡經濟成就感到十分驕傲。但很多人清楚，這些成就的取得來自這個國家轉向市場的過程中，而不是遠離市場。由此我們觸及以中國的成就來抨擊“華盛頓共識”的觀點存在的核心問題。他們忘記了，儘管沒有IMF的參與，中國也採取了或者說轉向實施了大量務實、理性、有利商業發展的政策。當然，中國並未實施這類政策的全部，但是也不少。讓我們來逐項列出這些年來中國走出的腳印：
嚴格財政紀律，運行溫和的財政赤字，控制公共支出規模。
20世紀90年代將教育和基礎醫療方面的支出壓縮到很低的水平，但從2000年以後又開始增加對這些領域的財政投入，減少對國企的補貼。
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稅基得以擴大，邊際稅率適中。
貸款利率仍由央行確定，同時給商業銀行一定的靈活性。儲蓄受到鼓勵，儘管實際存款利率經常為負數。
避免了犯下貨幣過度估值的錯誤。實際上，鑑於巨額貿易順差，自2004年以來人民幣政策或許可以稱得上過於“競爭性”（人民幣匯率長期低估）。
中國開放貿易。相對較高的進口關稅一直保持到90年代，在朱鎔基任內下調，2001年加入WTO後再度下調。關稅下調對於中國經濟產生了積極的作用，迫使國內企業與進口競爭。
大力吸引製造業外商投資。服務業和農業方面對外國直接投資有較多限制。限制資本組合流入（指那類不投資於實物資產或所有權，因而也能迅速撤離的資金），但這從來不是“華盛頓共識”所包括的政策。
90年代中期，中小規模的國有企業私有化、倒閉或重組改革。這一過程經常伴隨著腐敗行為。但是，國家保留了對大型國企的掌控，現在這些企業已經成為行業巨頭。
取消部分商業限制措施，但在一些行業的市場准入方面仍嚴格限制。
在保護私人財產權方面採取了一些動作。
簡單地說，儘管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如私有化政策），中國所採用的經濟政策在很多方面與“華盛頓共識”一致。當然，某些時候也不一致，比如90年代中國壓縮公共醫療和教育支出，顯然不是好的政策。還有，使大型國企做大做強為行業巨頭，而不是使其私有化的政策也有利有弊。在匯率政策方面，過去30年的大多數時候人民幣匯率政策與“華盛頓共識”一致，只是在近幾年出現差異。總的看來，政府對經濟的參與可能超過了大多數經濟學家感覺適宜的程度，但就重大的政策而言，中國確實幹得不壞。從多種意義上說，中國甚至堪稱穩健經濟政策的典範。
然而，也有人不這麼認為。在一些人眼中，中國是與眾不同的。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即為其中一員。雷默供職於位於北京的基辛格顧問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 2003年，他撰寫了一份名為“北京共識”的研究報告，認為中國以嶄新的方式取得了成功。報告一經面世就熱議如潮。 “北京共識”一詞不脛而走。這個以中國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共識”背後的三條定理是：
中國顯示出了“對創新和持續試驗的承諾”。雷默認為“華盛頓共識”過於生硬，走向經濟成功的唯一路徑是進行試驗。
GDP不應該成為衡量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雷默認為，可持續性、財富的分配與GDP一道才構成衡量經濟發展取得進展的重要指標。
自主理論。中國在沒有IMF干預的情況下制定了自己的經濟政策。發展中國家保留“金融主權”是很重要的，只有這樣，它們才能有進行試驗的必要的自由。
在我看來，每一條“定理”都存在明顯的問題，而且實際上也算不上什麼定理。從第一條“試驗”說起，我們知道，中國政府每推出一項較大的經濟政策之前，通常會先在較小範圍內進行“試點”。 20世紀80年代深圳等經濟特區的建立或許稱得上最大的試驗了。將理論上的想法在小範圍內變成看得見的結果，從中較快地找出政策存在的優勢和問題，在決定是否全國推廣之前加以改進。但“試點”一詞有著重要的含義，並非科學概念上的真正試驗，而是中央最高決策層想要出台某項政策，然後他們用這些經過精心設計、獲得廣泛支持的“試驗”來抵擋全國范圍內推行可能遇到的問題或阻力。 “試驗”戰勝了包括黨內批評在內的反對者，並創造出有興趣支持和擴大改革本身的集團，比如深圳特區的領導機關在改革之初突然看到了他們所在土地上的美妙的致富機會。誰能指出有哪一項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政策“試點”以失敗告終，而未能在全國鋪開？我找不出。這不是真正的試驗，而是高超的政治藝術。
“華盛頓共識”的意義在於，它是很多其他國家的真實的試驗，或者說無數經驗提煉出來的精華。通過對多項政策在世界範圍內的實施結果，經濟學家得以知道哪些政策好於其他政策。從實際經驗以及對經驗的研究中，經濟學家提煉出可以進入政策，並仍能經受住時間考驗的做法。讓實際利率處於低水平，設置過高的關稅壁壘，將外國投資拒之門外的做法通常導致經濟增長低迷。這是基本的經濟學常識，我們之所以知道這些，是因為別國獲得的經驗教訓。當前我們需要試驗的內容在性質是基本屬於微觀層面。假如你是國家總理，問你的高級顧問如何制定貿易政策，他回答：“總理啊，我想我們應該先試試。”“好。”你回答，“我們應該試什麼？”你的顧問無話可說了。遺憾的是，“北京共識”對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沒有作出回答。只有“試驗”本身不是一項政策，而是政策的缺失。作為一個“定理”，它是沒有意義的。
再說第二條關於GDP。在任何一位全身心投入研究中國經濟及其政治體系運轉方式的人眼中，顯而易見，地方官員普遍看重GDP增長率。環保之類的問題是過去30年來大多數地方官員很少花時間去考慮的。如果去農村轉轉，很快你就會發現，90年代中國在城鄉公共服務投入上的巨大差異。很多人認為，我們要關心的不應該只是GDP，環境、發展失衡也是非常重要的（對此我同意）。但是，如果認為中國在過去30年來實現了恰當的平衡，說明你在中國的時間還不夠多。再看看“華盛頓共識”的第二條內容，你會發現它支持擴大教育和基本醫療支出。中國現在才開始這樣做，90年代並沒有這麼做。因此，“北京共識”未能通過最基本的考驗：它沒有準確地描述事實。
第三，中國經濟的成功可以復制嗎？ “華盛頓共識”背後的獨到意義在於，它制定出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效仿的一系列政策原則。其中的很多原則十分經得起考驗。 “北京共識”能同樣做到嗎？它可以被其他國家效仿嗎？如果一個國家不需要IMF的資金救助來穩定本國經濟，那它就可以自己決定政策選擇。這是第一點。 “北京共識”說，這之後該國就應該進行試驗，並且還應該關注環境。似乎這就是全部了。 “北京共識”沒有提到實質性內容，而談論政策必須要有實質，否則就只能是空話和公關。
我對“北京共識”提法的另一點質疑是，中國的成功有多大的可複制性。我認為，中國的成功核心建立在基本成功的經濟政策之上，同樣也建立在其他國家，甚至別的亞洲國家沒有也無法創造的其他因素之上。中國有巨大的勞動力群體，意味著能夠在出口製造業方面具備超級強大的競爭力。中國易於從中國香港、中國台灣、新加坡、日本和韓國等經濟體，獲得投資、技術轉移、人員培訓和貿易往來。共同的語言和文化將許多亞洲投資者聯繫在一起，使得中國能夠輕鬆進入亞洲區內已經形成的生產網絡。中國也受益於非常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同時，中國的發展也受益於非常強勢的政府，得到保障的社會穩定和秩序，特別受益於真正的改革派領導人鄧小平。同時，中國在危機迭出的20世紀80年代末站穩了腳跟，部分原因是整個權力機關保持了鐵板一塊（這是中國與蘇聯的最顯著差別之一，80年代末蘇聯的權力機關失去了對中央政府的信任，不再執行莫斯科的指示）。而且，中國具備控制至少一部分腐敗行為的機制，這一點是非洲或拉美的國家，甚至亞洲欠發達地區的一些國家很難復制的。出於這一原因，我認為應慎提中國為其他國家的發展提供了路線圖。
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的實踐不值得研究，或者在其他地方不可複制。在這裡，我們對“北京共識”的看法暫且告一段落。下面我們將了解一些嚴謹的主張，更值得嚴謹的探討。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是“華盛頓共識”最有力度的批評者。參見羅德里克教授的博客，http://rodrik.typepa.com/。同時，他也是中國的鐵桿粉絲。但是，他的批評不同於傳統左翼。他認為，得當的製度——確保法治（ruleoflaw）得到保護——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要素。 “Institutions Rule”，with Arvind Subramanian and Francesco Trebbi，October 2002，他還認為（不同於很多左派），企業和企業家是發展經濟的關鍵。但他同時也認為，政府應該干預以幫助企業家獲得長足發展。這是他與非正統經濟學家不同的地方。羅德里克的思想值得研究，他是最受尊敬的非正統經濟學家之一。他的研究對於理解中國近年來走過的道路及對未來的意義有著直接的幫助。
我們從羅德里克對經濟增長和企業家的觀點開始分析。他認為，在發展中國家，企業家不太可能提出全新的發明，包括產品和服務，他們更有可能複制發達國家企業的成功樣本。這不是壞事，實際上通常是好事。想想百度和谷歌，三一和卡特彼勒。但是當然，並非所有發達經濟體已有的產品和服務都適合新的發展中市場。發展中市場中有著不一樣的資源和特殊的問題，會限制發達市場已有產品和服務的運用。因此，需要一個重要的反複試驗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企業家花費時間、精力和金錢去甄別。一旦他們發現某個產品行得通，馬上就有一大群企業家跳進來，組成這一產品各配套環節的生產鏈，資本也隨之而來。簡單地說，一個新的（或者說已有的）產業由此在發展中市場建立起來，比如哥倫比亞的切花業、韓國的造船業、中國台灣的計算機芯片行業和巴基斯坦的足球製造業。在中國，則可以看看溫州周邊的任何一個成功的行業。沒有人指責溫州企業家沒有什麼原創（儘管他們進行了改進），但他們成功地嘗試了不同行業，一旦有所發現，就將身家性命全部砸入其中。這些年來，很多溫州企業的成功名聞天下。
要想理解羅德里克觀點的獨創價值，首先需要了解經濟學家如何看待發展。基本的一點，他們建議貧困國家“盡可能發揮天然優勢”，也就是集中開發自然賦予它們的財富，比如肥沃的土壤、巨大的勞動力、長長的海岸線等。傳統經濟學認為，經濟增長應源自盡可能多地利用這種自然禀賦。傳統經濟學家說，集中於“比較優勢”，然後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是最有效的經濟增長方式。而羅德里克卻說，成功的工業化與這種專業化沒什麼關係，恰恰相反，與其反面大有關係——製造業的多元化。他是亞洲創建面向出口的製造業基地戰略的積極鼓吹者，即20世紀50年代日本的做法，60～70年代韓國和中國台灣的做法，80年代中國的做法。在羅德里克看來，亞洲的成功是政府計劃和市場競爭獨特結合的結果，是理想的模式。
羅德里克十分重視出口。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這樣一個觀點，與發達國家出口相同產品的發展中國家更有可能實現快於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長。 “What You Exports Matters”，October 2006，他斷定“生產什麼，這個國家就會變成什麼”。為什麼？原因似乎在於出口企業不得不參與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參與國際競爭意味著它們必須將質量和技術提升到與富國競爭者相當的水平。當企業努力這麼做的時候，就會出現大量正的“溢出效應”——即外部世界的先進技術、操作技巧、經驗等就會被創造出來。而且這些企業也不會原地踏步，它們會躋身於更大的經濟環境中。這些經驗技術又會傳至鄰近的其他企業。羅德里克認為，由此帶動了這些經濟體的國內經濟發展速度快於沒有這樣做的經濟體。
在2006年的一篇論文中，羅德里克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與這一理論十分吻合。中國出口的規模已經十分壯觀：目前相當於人均GDP三倍於中國的經濟體的出口量，20世紀90年代初相當於人均GDP六倍於中國的經濟體的出口量。這對於中國中期的經濟增長應該有著巨大的積極作用，原因是隨著企業管理人員和研發人員在外資與中資企業間的流動，知識、科技和管理技術將會滲入中國企業。未來中國出口企業仍有價值鏈提升空間。 2003年中國和另外兩個亞洲國家的主要電子類出口產品的單件價值相比，中國產品的價值普遍較低，表明中國在這些領域出口低附加值產品。未來幾年中國出口企業的價值鏈仍有提升空間。羅德里克認為，政府能夠幫助加快這一進程。
羅德里克贊成積極的產業政策，或者說，他贊成政府通過政策措施支持特定行業。他在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方面可謂獨樹一幟，或者至少他旗幟鮮明地表達了他的好惡。他說，他不喜歡20世紀60～70年代的拉美模式，當時拉美國家政府設置了過高的進口壁壘以激勵國內生產。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這一政策是嚴重錯誤的。由於缺乏競爭，拉美企業產品質量極其低劣，而且不能進口機械設備甚至電子計算機等重要器材，拉美國家國內企業無從改進生產。
羅德里克大加讚賞的是60～80年代亞洲四小龍的增長模式。在羅德里克看來，他們成功地做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進口壁壘仍然設置較高，但企業受到出口激勵。這一方面保護了懼怕國際競爭的國內企業，同時確保企業的高效率，因為它們不得不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第二件事是，東亞的政府官員被“嵌入”了私人部門，創造出一種非常特殊的關係。在這一關係的理想狀態下，政府官員支持而不是指導私人部門，他們解決問題而不是給企業製造障礙。這一點為什麼重要呢？羅德里克認為“在充滿不確定性以及科技信息溢出效應的環境裡，對非傳統產品的投資供應不足”。換個通俗的說法，在經濟發達程度還不夠的時候，光有“看不見的手”是不夠的。你需要頭腦敏銳、正直誠實，甚至由企業家組成的政府官員，伸出一隻能給予企業界幫助的手，為私營企業指點迷津，創建正確的激勵機制，鼓勵它們拓展成長。這是能夠超越自然禀賦的方式。
羅德里克認為，中國跟隨了一條與亞洲四小龍相仿的路徑，各地官員積極投身於支持本地企業發展，興建工業園區，為“好”企業發放補貼，給予稅收優惠，使出渾身解數吸引外商投資等等，不一而足。實現這一點的方式，是將地方官員的政績及仕途與他們呵護地方經濟增長的表現掛鉤。中央政府也一樣熱切支持某些行業，定期制定汽車、鋼鐵、化工和IT產業的五年發展規劃。 “沒有國家支持和政府融資，像聯想這類企業永遠不會出現”，羅德里克斷定。他也贊成迫使外商設立合資企業，而不准他們設立獨資企業的措施，因為這意味著先進科技更有可能流入國內市場。出於同樣的原因，他還贊成實施零配件國產化率。這一政策要求某一產品生產行業使用的零配件中的國產部分必須至少達到50%、70%或者90%，而不能全部進口。中國製定了大量的類似政策。 2009年初，我在北京與一位鐵路行業外企高層聊天，他承認，認可相當多的技術轉移是“在中國做生意必須付出的代價”。他所在企業保持在中國的競爭力的竅門，是永遠比他們在中國的“夥伴”超前一步。事實上，這類技術轉移中也包括外資企業的技術經常被重新貼上中國本土技術的標籤，讓每個人對本土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的成就印象深刻。羅德里克認為，一般說來，即使這些政府乾預在短期內看一部分打了水漂，但在長期內整體看仍不失積極意義。
我們不妨到地方去看一看，以更深刻地體會地方政府花了多大力氣扶持企業。 2007年10月我在深圳進行了短期調研，走訪了一些企業客戶。業界人士對地方政府在扶持本地企業方面的政策無疑了然於胸，但為了讓更多其他讀者了解，我還是把我的所見敘述一下吧。一言以蔽之，深圳的企業幸福地游弋在地方政府的臂彎裡。
2008年以前，中資企業的所得稅稅率是33%。但在包括深圳經濟特區在內的很多地方，實際執行的稅率要比這個低得多，深圳的所得稅稅率是15%。此外，為了扶持企業，地方稅務部門給予許多製造企業“兩免三減半”優惠，即在獲利年度的前兩年免繳企業所得稅，之後三年按照當地企業所得稅稅率標準減半納稅，具體到深圳則是7.5%。這是非常大的照顧，對企業前來落戶有著巨大的吸引力。當然深圳並不孤單，各地方政府，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地方政府，都有類似的招商引資政策。事實上，不少企業每隔幾年便搖身變成一家新公司，這樣就又可以重新享受五年稅收優惠了。地方稅務機關對此也不以為意（或者默許）。 2007年，上海一家服裝製造企業的負責人告訴我，他們已經註冊過5回了。
近些年來，中國政府開始嘗試取消這些稅收優惠，統一外資和內資企業、沿海與內陸企業的稅率。新《企業所得稅法》於2008年初生效，地方企業的所得稅稅率降至25%，類似“幾免幾減半”的措施被取消，正處在優惠期間的企業所享受的稅收優惠將自然終止（2006年很多企業成立新的實體以盡可能延長享受低稅優惠的時間）。總的看來，中央政府流露出降低地方政府自行確定稅率的權限的意志。
地方政府用盡最大的智慧遊走在新稅法的邊緣。在新稅法實施數月之前，任何一家獲得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認證的“高新技術企業”，能夠重新享受“兩免三減半”。深圳市還將部分高新技術企業享受稅收優惠的期限延長為“兩免五減半”。任何夢想有朝一日製造高科技產品的企業，甚至使用別人的高科技產品的企業，都可以申請高新技術企業身份。國家稅務總局不得不出台多條辦法堵住地方政府想鑽的漏洞。 2008年下半年，國家稅務總局發布通知，要求高新技術企業資格只能頒發給真正自有高新技術的企業。目前尚不清楚地方政府遵守這條限令的情況如何，估計仍會有很多地方盡全力保護當地企業。
此外，深圳市還出台了其他一些補貼措施。主要對像是高科技類企業，或希望拓展海外市場的企業。以下是一些實例：
某小型沙發製造企業的經理告訴我，有一項新政策，只要企業證明自己繳納所有購進貨品的增值稅，且所有產品都走外貿，就可以得到市政府發放的金額達其銷售收入5%的現金補貼。這是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降低低附加值產品出口退稅率制定的對策。
我們多次聽到的一類補貼，用於鼓勵企業開展境外市場開拓和銷售。據說允許任何企業一年內報銷此類費用達20次，報銷總額最高可達30萬元，這一舉措始於2005年。
還有一項2006年推出的政策，為企業申請產品許可證書提供支持。
此外，具備條件的企業每年還有價值200萬元的研發補助。據某企業的經理介紹：“你必須建立獨立的研發辦公室，提供研發人員具有大學以上學歷的證明，提供開展科研活動的財務票據等。”
高新技術企業申請銀行貸款享受一定優惠，市財政將給予一定的貸款貼息。
生產發光二極管的客戶介紹了另一種補貼。如果某企業本年度繳納的增值稅比上年高出50%，企業可申請獲得50%的增值稅退稅（不知非高新技術企業是否享受這一照顧，但可能性是有的）。
想必除以上我們親耳聽到的外，一定還有其他的稅收優惠或補貼政策。歸納一下，深圳市盡力做了以下幾類事情：（1）支持本地產業；（2）支持本地高新技術企業；（3）支持企業海外擴張，開發新產品。其他地方的做法還包括，為企業提供低價甚至免費用地，給新企業水電費用方面的照顧，或者由於不能違背中央規定給予企業稅收優惠而以低調的現金補貼作為補償。總之，中國這些年來在產業政策方面進行的改革，一方面充分挖掘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優勢，同時，給予資本大量的補貼和支持。這當然是非常有力的組合拳，彌補了中國經濟中很多固有的製度性問題，這些問題能夠加大風險，提高交易成本。
很多讀者會覺得，地方政府提供這些補貼未嘗不可。事實上，部分學者認為這對中國經濟增長也是有益的。在一篇流傳甚廣的文章中，羅蘭（Gerald Roland）和錢穎一（現執教於清華大學）提出，中國採用的是一種“聯邦制”的經濟體系，支撐經濟增長。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Qian Yingyi，Gerald Roland，1998，也就是說，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自主權制定管轄區內的遊戲規則，類似於美國各州。這些權限包括給予企業稅收優惠，提供各類補貼，以對本地企業有利的方式解讀上面下達的命令。以廣東省為例，當地企業在不嚴格遵守員工社保繳費、不控制私營企業加班方面遠近聞名。上海周邊地區在這方面執行得比較嚴格（至少聽說是這樣）。地方政府這麼做，是為了爭奪能為地方帶來稅收、就業和投資的企業。地方政府都在這麼做，這一競爭意味著隨著地方之間競爭的展開，稅負（以及其他與企業經營相關的行政費用）應該被拖低。換句話說，錢穎一認為，中國地方之間的這種競爭對市場發展是有好處的。
除產業干預政策外，另外一個政府或許可以為企業提供幫助的方式是匯率政策。羅德里克對匯率進行了研究，並發現貧困國家低估的實際匯率與較強勁的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強烈的相關性。 “The Real Exchange Rateand Economic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August 2007，匯率低估使得本國出口在全球市場上更有競爭力，進而激勵外向型行業的投資，並給出口企業帶來豐厚回報。你或許納悶，為什麼有人還叫囂低估的匯率不會刺激經濟增長呢。你或許認為，低匯率帶動出口增長，進而加快整體經濟發展，這不是十分明白的道理嗎？然而，經濟學家們在擔心未能準確定價的匯率帶來的看不見的成本，這些成本不明顯，但十分緊要。例如，低估匯率意味著進口機械設備的成本增加。還可能帶來非貿易領域的投資匱乏，比如國內服務業，因為人人都想把手中的資金投入出口行業。這反過來就會拖累經濟增長和就業，並引發經濟失衡。換而言之，經濟學家通常認為，低估匯率造成的傷害會抵消給出口行業帶來的優勢。
不過，羅德里克認為，低估匯率對經濟有促進作用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這也意味著總體說來，低估匯率對於一個國家的整體發展是有益的。他認為，由於低估匯率彌補了經濟體中存在的其他嚴重問題，尤其是製度方面的不足，這一政策還是有用的。他舉例說，發展中國家的法治水平一般較低，這給任何一個製造企業都帶來了特定的問題。這類企業通常供應鏈很長，因此契約對它們而言非常重要。而且，當它們開展出口業務時，經常要面對海關等行政機構的官僚做派。羅德里克認為，在這種環境中，低估的匯率能夠實際發揮補貼的作用。也就是，匯率能夠帶來一些額外的競爭力，來補償低效率的製度（賄賂、行政審批時間等）帶來的額外成本。這一發現的一個合乎邏輯的後果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可能會盡量維持低估的匯率水平以提振經濟增長。具體的方式可能通過進行外匯市場干預以防止本幣名義匯率上升，即央行可以買入美元，以保持本幣低匯率。
當然，對中國匯率政策也有很多討論——在全球範圍內也形成了很多研究。在這裡，我將不再展開論述。但一個不容掩飾的事實是，最近幾年的大多數時候，中國央行都會入市干預，買入美元和其他幣種。央行持有的外匯儲備不斷飆升即為例證。市場干預達到這種規模，很難說（實際上是不可能）匯率是由市場決定的。圍繞人民幣是有管理的貨幣，還是被操縱的貨幣，打了很多口水仗（通常是意識形態的）。而且，得要承認，政府仍然控制人民幣匯率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出於對出口的擔心，尤其是在2009年全球經濟急劇收縮的環境下。當然，決策者必定不會認為，對匯率的“管理”是對製度缺陷的彌補，就像羅德里克所說的（事實上，要說中國經濟中哪一領域的製度最有效率，恐怕當屬出口行業。想想那些低稅率，更有效率的行政機構，更高水平的物流，等等）。但是，這一策略是存在問題的。儘管人們擔心出口行業失業，但沒有對這一匯率政策使服務業需要背負的成本予以足夠的重視。由於投資少，服務業創造的就業崗位少。就這一情形而言，2008年末外需大幅下滑對中國其實禍兮福倚，將會造成出口行業投資回落，激勵中國企業家投資服務業——至少假如金融服務業、娛樂業、醫療、教育行業有足夠的機會的話，他們會這麼做。目前，這些領域大都將民間資本擋在門外。這是非常遺憾的，因為競爭被扼殺，創新受到抑制，無法創造就業，財富的創造受到破壞。換而言之，儘管大多數普通人認為控制匯率對中國是好事（羅德里克也同意），但大多數嚴肅的經濟學家對由此帶來的很大的、負面的而且通常是潛藏的影響擔憂不已。
羅德里克的政策主張儘管很有吸引力，但對於實施這些政策的國家（比如中國）而言，也存在著兩個大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政府乾預往往是一把雙刃劍。政府乾預具有隱蔽成本，而且你永遠不知道一個十分強勢的政府會如何改變遊戲規則，也不知道它哪天想要改變規則，更無從知曉是否會不利於你的生意。某些時候，市長對於你的生意是有幫助的，但有時候，或許他打算扶持你的競爭對手，你的日子恐怕要開始不好過了；或者有時候他要為某一項目找錢，你被暗示或明示要意思意思。因此，成本和收益，得到與付出，不分你我，不可控制也無法預測。
一些中國具體產業政策的研究者最終驚異於研究所發現的情況。英國劍橋大學學者彼得·諾蘭（Peter Nolan）最初願意相信中國工業化政策的好處。他和他的學生們花了很長時間研究中國領先行業的多級大型國企，它們分佈於鋼鐵、汽車、航空和銀行業。他們的研究結果卻表明，政府乾預大多對企業是有損害的，即便是對國有企業。 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2001，Palgrave，為了維持就業，企業被迫併購虧損的競爭對手。企業資產擴大，拓展新的行業，忽略了對核心競爭力的建設和效率的改進，結果造成企業發展定位模糊。這些企業缺乏真正的創新文化，往往由政府官員組成的班子領導。受重視行業的企業可以輕鬆獲得銀行貸款，因而在資金使用和企業擴張上往往奔騰豪放，無所謂效率。我們在深圳調研的幾家私營企業高管公然地談論他們每週都要做的上層工作——至少一個企業設有專職經理，其工作就是“經營”與當地政府的關係，主要內容是吃飯、喝酒、打高爾夫或其他活動。
在我看來，天真地信任政府總能給企業帶來積極的推動，與自由市場狂熱者深信政府乾預往往是壞事一樣有害。政府對企業不受限制的權力的成本與收益的微妙平衡，目前為止一直在中國起著作用，但並不確保它會永遠起作用。在經濟低迷的時候，資金減少，政府需要稅收，地方政府能給予的支持力度減弱。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行政部門可能知道怎樣做，基本的工業佈局比較簡單。但隨著經濟發展趨於復雜，從工業轉向服務業，從鋼鐵轉向高科技、教育，有證據表明這種治理方式開始變得效率不足。更好的製度、明確穩定的規則的必要性變得尤為重要。需要政府下放權力以鼓勵效率，需要績效考核制，需要拼實力而不是拼關係的競爭。到了這樣的時候，政府退出企業經營，專心投身於監管是關鍵。在中國，制度會有這樣的飛躍嗎？還有待觀察。
關於政府應發揮的作用，還有一點需要提及。正如羅德里克所說，並不是一定需要政府來組織產業升級，從低附加值產業轉向高附加值產業。如果條件成熟，這一過程能夠自然地發生，因此也能夠更為持久。
人們今天的挫折感是可以理解的。很多中資企業做襪子或其他低附加值產品，這讓很多人感到氣餒。他們認為，這樣一來不公平，二來一個老是忙著做襪子、做塑料玩具的經濟體是不健康的，而人家發達國家的企業盡生產電腦、激光一類的產品。持這種觀點的人大談產業升級的必要性。我不敢說他們的這番壯志不對，但我想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說我的看法。
第一，如果不做襪子，成千上萬的人只好去做繁重而收益又無保障的農業勞動，做襪子也不是特別不好。這一行業仍在很多發展中國家佔據重要地位。比如，印度的大多數人口仍然守著地裡那點莊稼，基本靠天吃飯。我敢說，他們巴不得在工廠裡做襪子，辛苦歸辛苦，但能帶來穩定的高一些的收入。
第二，任何事情的發生都有理可循——做襪子能夠極大地創造就業。無論怎麼說，這都是十分重要的。中國是勞動密集型經濟，為數百萬沒有接受太多教育的人口創造就業，是很偉大、很偉大的事情。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亞洲新興市場，人們百無聊賴地閒待著，沒有機會工作，眼巴巴瞅著中國創造的工作崗位。因此，我們在隨意批評中國創造數百萬低端就業時要三思。
第三，我認為，只要構建正確的平台，產業升級能夠自然而然地發生。這絕對不是低估中國企業的抱負。而且，鑑於近些年民營企業和出口的大量積累，似乎也並不缺資本。同樣也不缺技術，技術會自然地從最早擁有的企業傳播開來（往往是被偷去的）。因此，中國本土企業的科技水平遠高於很多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國家。並且，今天外國企業越來越將真正核心的研發拿到中國來做，這只會加快技術的傳播速度。
在我眼中，這一過程每天都在發生。我所在的渣打銀行的中國員工學會瞭如何設計複雜的金融產品，學會了怎樣在全球市場中經營客戶關係及做交易，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會轉投中資銀行，所有這些專業技術就會注入中資企業。再如，儘管幾款中國製造汽車未能通過歐洲和俄羅斯的安全標準測試的消息吸引了很多眼球，但這種情況將會改變。一家美國汽車製造企業的中國區總裁曾經告訴我，他相信中國本土汽車的品質將在10～15年內趕上他們。最近我拜訪的一家中資汽車企業計劃2010年將汽車銷往美國市場。這些車將走低端路線，以價格低廉取勝，但這仍然是一個非凡的成就。如今日本、韓國汽車在西方市場獨步天下的事實，彰顯了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有著怎樣的追趕潛力。
所以，我們有雄心，有資本，有促進產業升級的技術。我們卡在哪裡呢？卡在製度障礙。第一，缺乏真正有效的保護並促進創新的一整套法律法規，而代之以政府官員設定部分行業、產品的專利申請目標。結果，近年來專利權申請數量膨脹，但大部分價值不高，甚至沒有多大價值（從首次專利保護期限失效後，重新申請的比率很低可見一斑）。你的發明得不到法律保護，而你將被獲准靠此發明賺錢，你自然不會培養出創新文化。當然，某些政府部門試圖推動創新，但問題在於它們所運用的不是最好的機制。舉個例子，對於出售盜版者，要依靠警方和相關刑事犯罪法規條例去製裁責任人，但是，除了逮售假包假表的小商販外，警察還有更重要的事做。辦案經費少，而犯罪取證所需的成本很高。更好的辦法或許可以是允許認為自身專利權受到侵害的企業提起民事訴訟。目前，這種改變正在發生。存在的問題是組織難度仍然很大，而且裁決結果很難實際執行。但是，如果這一體系真正發揮作用，違反知識產權的行為將遭到重罰，效率就會提高很多。
其次，在於教育。這一領域範圍廣大，政策複雜，從小學到大學都存在很多問題需要解決。 2008年所作的一項調研顯示，中國農村地區100所小學的26%的學生患有貧血或腸道寄生蟲病，這意味著他們的學習能力低、注意力弱。研究人員發現寄宿學校營養水平普遍較低，這也是影響學習能力的一個問題。提高小學生的伙食質量必須引起重視。目前只有30%的農村孩子初中畢業後升入高中，20%進入各類技術學校。原因在於，雖然九年制義務教育是免費的（這方面取得了進展），但中國高中階段教育費用位於全世界之首。請看數字：每學年160美元，目前為止全世界最高。這一事實，對於一個數度將宇航員送入太空、舉辦了史上最為昂貴的奧運會的國家而言，不能不說令人感慨。相比之下，中國台灣地區處於同一發展水平時，高中入學率是100%。教育關乎未來勞動力群體的質量，因此教育薄弱將拖累中國長期的經濟增長。的確有充分的理由將義務教育延長到高中階段，但由於成本原因一直為財政部門所反對。
總之，我認為中資企業不會一直拘泥於當前的低科技環境。但能給予它們幫助的不是中小企業扶持資金，不是稅收優惠，而是能夠解決根本問題的製度性改變。
實行干預性產業政策、進行積極的匯率管理以及給予企業補貼帶來的另一個較大問題是，容易招致貿易夥伴的不滿。現在，或許你可以覺得“我不在乎——我們要想方設法幫助國內企業和經濟發展”。這一反應是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對本國企業和本國經濟的關心呵護上，每個國家都有著同樣的感受。為什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或者中國的其他貿易競爭對手不去管理本國匯率，不向與中國開展貿易的企業發放補貼？它們為什麼不應該對別國的出口設置障礙？如果各國都開始“管理”本國的匯率，向它們想要扶持的企業發放補貼，貿易爭端將不可避免地擴大蔓延。
出於這一原因，1995年，WTO誕生。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全球就如何降低貿易關稅，就哪些國家製定監管貿易和投資政策的共同規則等議題開始談判磋商。貿易戰的萌芽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出現，當時由於各國立法保護本國企業，提高進口關稅等原因，導致全球貿易體系崩潰。 WTO的成員國同意開放貿易和投資，禁止補貼，限制其他類型的國家干預。這與羅德里克對發展中經濟體的很多政策建議相左，也與中國政府實行的一些產業政策相左。尤其重要的一點是：中國扶持企業的一些措施與WTO框架存在著真正的緊張關係。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經濟決策者通常認為自己有權利採用積極的產業政策、管理匯率等。在很多人眼中，包括羅德里克和很多讀者在內，這是未嘗不可的，但其中一些政策的確與WTO的精神和規則相背離。
這是美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將中國訴諸WTO的原因所在。我們需要謹慎地分析這些案例。有時候美國政客們對中國的攻擊確實很蠢，完全沒有理解實際發生了什麼，也使得人們容易將其投訴視為美國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而且，美國國內的一些工業團體的確誇大了中國產業政策對他們造成的影響，並遊說美國政府給予保護。但是，由於遊戲就是這麼玩的，我們也不能認為美國向WTO提交的所有申訴都是貿易保護或不公平競爭。國際貿易律師認同，其中的一些案例美國是佔理的，中國沒有履行先前的承諾。聲稱自己是發展中國家，抱怨貿易保護主義，是不夠的。作為經濟學家，我們需要從獨立的立場走進很多案例的是與非。
例如2008年WTO的某一委員會認為，中國對進口汽車零配件徵收過重關稅，違反了WTO的相應規則。中國試圖以此保護國內汽車配件產業，還能用別的辦法提升自身競爭力嗎？另一個案例是，美國向WTO申訴中國向出口企業提供多種出口補貼，給予中國企業不公平的優勢，且補貼種類在不斷增加。在以上兩個案例中，中國的做法很可能偏離了WTO的框架和最初的承諾，美國祇能藉助這一機制激勵中國履行入世承諾。儘管在思想上接受起來有難度，我們仍有必要意識到，如果這些規則得不到得當的實施，中國企業的利益也會受到損害。
這一點將我們帶到羅德里克思想以及中國當前發展戰略的矛盾之處。羅德里克希望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有權利實施積極的產業政策，但他並沒有特別認真地考慮這些政策給其他國家企業帶來的成本。 WTO的談判微妙又復雜——富國開放市場，但前提是所有企業在同一個競技場上競爭。現在，在很多情況下，中國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意味著中國企業能夠在價格上打敗美國對手。一般來說這是件好事，因為整體成本被拉低，整體勞動生產率得以提高。從第十一章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知道，這應該也不會對美國工資造成多大影響。但是，一旦某一國政府為某一類企業降低稅率，免費提供土地，對匯率進行管理以促進出口，就使得競技場失去了平衡。受到影響的美國和歐洲企業向本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後者向中國施壓使之改變政策。某些情況下這聽上去像西方的貿易保護主義——有時候確實是，但有時候是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可以理解的反應。
為了平衡自己對發達國家“溫和型保護主義”的支持，羅德里克也相信，發達國家應有更多政策騰挪空間。他希望美國等發達國家為因開放貿易導致的失業者提供較多社會保障和再培訓。他還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使用童工或生產中不考慮環境成本，發達國家應該能夠尋求對本國相關企業的保護。而且，他質問，發達國家的企業為什麼不能將貿易夥伴採用低估匯率的行為訴諸WTO呢？
換而言之，羅德里克認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企業都應該獲得目前WTO所賦予以外的更多自由，而這是羅德里克政策建議的核心問題。如果按照羅德里克的邏輯走下去，我們或許應該解散WTO，回到沒有貿易規則的世界。允許發展中國家補貼國內企業，允許發達國家給從不嚴格實行勞動保護和環保標準的國家進口的產品設置關稅。很快這將導致一片混亂。 20世紀最重要的製度發明之一——開放的全球貿易體系，將會崩塌。而且，正如我在本章開頭所提，沒有合理的製度作保障，經濟增長對任何一個經濟體而言都更加困難重重。 2008年開始的全球經濟衰退將使全球貿易框架面臨生死考驗。只有每個人都負起責任，我們才能安然通過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