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價是任志強經常談論的話題，當然也是被問得最多的話題。所以，關於房價問題，任志強的經典觀點特別多。
從最早的北京的房價就應該高，到30年來房價等於沒漲等觀點，每每引起整個社會各界熱議，被人狂罵狂批。
不過認真仔細看來，任志強關於房價的很多觀點，的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更多卻是大實話，他並沒有太多的過分之語。經過多年房地產市場的變遷，再次回頭看任志強的觀點，也許我們會覺得任志強關於房價的觀點，真的有道理。
1978年，中國GDP總量大約3000多億元，現在增長到30多萬億元，增長了100多倍。 1978年，全國職工月平均工資28.6元，現在也增長了100倍。 1978年大白菜2分錢一顆，現在要賣到2塊錢，也增長了100倍。而30年來房價只增長了16.6倍，和工資收入相比，房子等於沒有漲價。
過去房子賣300元一平方米，是因為沒有土地出讓金，現在土地出讓金占到房價的一半，如果扣掉這點，房價才上漲了8倍多。 1978年蓋的房子的質量、配套設施遠不如今天，而現在建材等其他材料都漲了，所以，總不能讓蓋房子的不漲吧？因此真正說起來，房價是30年來漲價漲得很少的一種商品。
我建議任志強先去讀讀《中國統計年鑑》，再補習一下對收入進行年度比較的時候必須扣除價格因素這個統計學中最小兒科的知識。我可以告訴任志強先生真正的計算結果，那就是扣除價格因素之後，中國的GDP30年來實際增長14倍，而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9倍左右，農民收入增長6倍左右。那麼，以這個真正的增長比例和目前的房價比，任志強先生還會這麼自信地說房價沒有漲嗎？
任志強的話，只要我們仔細分析，不需要什麼深奧的原理，至少還有兩個常識性錯誤：首先，眾所周知，1978年的時候，中國根本就沒有商品房這個東西，我不知道任志強所說的1978年的房價是怎麼來的；第二，1978年的時候大家的收入其實差不多，用平均收入這個概念不會出現統計上的偏差，但30年後，中國的基尼係數明明白白告訴我們，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之一，用沒有任何意義的平均收入去說明房價，掩蓋了房價增長遠高於絕大多數人實際收入增長的事實。
1989年2月20日《人民日報》第2版的新聞評論有一段：“北京最近提供2萬多平方米住房，每平方米1600元至1900元。若買兩居室少說也要6萬多元。一名大學生從參加工作起，日日節衣縮食，每月存儲50元已是極限，100年才能買上兩居室。”
可見，並不是房地產沒有市場化時代，就沒有房價之說。
看來工作100年的收入買不起商品房已不是什麼新聞了，將房價與收入相比而得出的房地產泡沫論也頗有歷史可查，對房價過高的爭論早在福利分房時代就已經開始了。
但是，在30年前，大部分人其實是不需要靠自己收入買房的。那時候的房價有沒有參考意義，值得商榷。
北京的房價是高，但高得有道理，目前也降不下來。
有人說北京的房價快與國際接軌了，而工資掙得卻不如人家。錯！我們現在所計算的收入與房價比是不對的，國外計算收入是全部收入的總和，而我們計算收入是可支配收入，像保險、供暖、住房補貼等都沒往裡面算。在國外，保險、醫療等費用都是自己交，都算收入，而我們國家的職工有很多非貨幣的收入沒有計算在收入內。
世界各國首都的房價都比較高，北京的房價高也是很自然的。北京一年“生產”15萬套左右的商品房，這僅僅能夠滿足5%的家庭的需求，這5%都是高收入階層。收入水平沒有達到這5%，非要往5%裡擠，肯定嫌房價高。目前的社會發展階段遠遠不能滿足人人都住上好房子的願望，但現在買不起，過幾年你就可能買得起了，因為工資的漲幅要遠遠高於房價的漲幅。
房價過高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特別是北京的房價高，那裡可是天子腳下的一等國民啊！房價太高怎麼得了？在媒體能夠快速傳播信息的年代，能夠引起媒體關注的北京人的吶喊，成為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不解決不行！
北京的房價是被外地人抬高的，現在幾乎所有大城市的房價都是由外地人決定的。北京人也把周邊河北小鎮的房價抬高了，原來人家的房價只有每平方米1000多元，北京人來了，把房價抬到了三四千元，只不過那裡的局面也就屬於三等吧，他們不會叫，叫了也沒有什麼人理會，默默忍受似乎是他們唯一的選擇，而且我們北京人來了是對你們的恩澤。東北的農民大豆賣不出去，也沒有什麼人過問，他們的生存受到嚴重的威脅，顯然，這樣的問題不如怎樣擁有房子更重要。面對這些問題，那些正義得不得了的嫌房子貴的人作何感想？嫌北京的房子貴，為什麼一定要待在北京？在北京，經濟適用房很難買到，以北京經濟適用房的價格可在二線城市買到中檔的商品房，可人們為什麼還在北京扎堆？北京機會多啊！
這樣說顯然不是很合理！但是，房價過高只是一種表象，背後有很多問題，不知道那些口口聲聲打罵既得利益的人們，為什麼對自己的既得利益視而不見？為什麼不關注導致房價過高的真正原因？如果我們把北京的利益改革掉，人們就不會對北京趨之若鶩，需求立馬下降，房價也立馬下降，除了能“喝天水”，北京有什麼好？交通擁擠、上下班成本極高、空氣污染這一切和能“喝天水”相比，都微不足道了，只是可恨房價太高！
記得中國人民大學一位教授說要限制外地人進京，被網民罵了個狗血淋頭，實際上這倒是能限制房價的好辦法。房價過高肯定有不合理的因素存在，比如地方政府作為房地產開發商的問題。還要看到，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政府顯然沒有能力在高水准上解決居民的住房問題，經濟適用房以這樣的高水準建設就合理嗎？構建恰當的消費結構，應該是解決住宅問題的重要前提。
這是任志強首次談到北京房價。 “北京的房價高是有道理的”，這幾乎成為任志強的名言之一。事實也正如任志強所言，北京的房價是高，但沒有降下來。
北京的房價原來高不過上海，現在已經和上海差不多了。事實也證明，只有北京、上海才是整個中國社會各階層最齊全的城市，大企業家、頂級職業經理人、大藝術家等全部完整。相對而言，其他城市即使如廣州、杭州之類的城市，要么缺乏大企業家，要么缺少頂級職業經理人。所以，相對而言，北京、上海房價高，確實是有道理的。
不過，正如華沉思所說：“為什麼不關注導致房價過高的真正原因？如果我們把北京的利益改革掉，人們就不會對北京趨之若鶩，需求立馬會下降，房價也立馬會下降，除了能'喝天水'，北京有什麼好？”的確如此！
我國的房地產市場確實出現了住宅供給結構性的不合理問題，但不是高檔房的供給量過大的問題，而是高檔房的供給量過少。
中央提出了2000年實現小康的目標，其中住房面積為人均35平方米，換算成居住面積約為27平方米。
按全國城鎮戶均3.26～3.6人計算，至少戶均建築面積應為114～126平方米，而從2000年到2004年建設的新房，戶均建築面積僅為100.1平方米，低於小康水平的目標。住宅的建築使用壽命至少為70年(土地使用年限)，而目前我國80%左右的住房是20世紀80年代之後建設的，但其中的大多數已經變成了戶內配套設施殘缺不全的產品。
在現有住房情況的背景下，要提倡和鼓勵的恰恰是適當增加大戶型和高檔房的供給量，而絕不能再大量建設不能滿足未來消費需求的小戶型和低檔房了。
房地產新政後國內房地產價格走勢如何？我認為，哪些地方房地產價格曾經大漲，那麼這些地方的房地產價格就會大跌，而且不是小小地調整。例如長三角不少城市，房價曾大漲過，大跌也是必然的。像上海，房價應該下跌50%，北京房價也應該下降30%，否則，國內房地產價格要得到穩定、房地產投資過熱要得到抑制是不可能的。至於國內其他城市的房價變化如何，也得看這些城市以前房價上漲幅度與炒作程度了。比如廣州，房地產新政對房價影響就不會太大。
這是易憲容著名的預測，上海房價下跌50%，北京房價下跌30%。任志強的觀點則完全相反，房價要上漲，而且要瘋漲。
他們發表這些觀點的時間，是在2005年。當時，由於2003、2004年這兩年房價連續瘋漲，政府受到巨大壓力，於2005年出台了嚴厲的宏觀調控政策，著名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切實穩定住房價格的通知》（舊“國八條”）就是這時候出台的。
易憲容根據調控新政的政策走勢，作出了這一著名預測。相反，任志強則從自己的專業、數據出發，通過認真分析得出了相反的觀點，認為房價依然要瘋漲，因為高檔大戶型房太少。
事實證明易憲容錯了，當然並不是全錯。 2005年，上海房價有15%~20%的回調，北京房價也有約10%幅度的回調。任志強的觀點是對的，但也不是全對，北京的房價瘋漲出現在2007年，而2006年則是維持了平穩。
房價從來都是大家很關心的問題。市場中的房價應該是受供求關係所影響的，如果供求關係被改變的話，供大於求，房價就會下跌，而求大於供的時候，房價就會持續上漲。
從目前中國的情況看，我們認為供不應求的時間可能會達到10年以上，中國的政府在嚴格地控制土地供應量，實際上限制了供應的高速增長。需求並不會因為供給的減少而減少，從需求角度看，我們認為中國恰恰處於需求高增長的階段中。我們在人口的增長過程中可以看到，20世紀50年代中國出現了一個嬰兒潮的高峰，之後在70年代和80年代也分別形成了嬰兒潮的高峰。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目前正好處於兩種狀態：一類是結婚生子，這類人對於住房大部分是剛性需求；另外一類是35~40歲的人，他們對於住房是改善型需求。而從所有的市場調查中可以看到，我國住房最大的購買人群就是25~45歲的人群，按人口增長的規律，大概要延續到2020年才會出現下降的趨勢。
我們認為在這個階段之內，供不應求的現像很難得到改變。如果供不應求的現像不能很好地得到平衡和解決的話，房價因此而上漲的趨勢是非常明顯的，但具體到某一個城市或某一個局部的時候，有可能供求關係是會發生變化的。比如說，某些城市裡房屋成套率已經達到1∶1，有些城市成套住房已經超過城鎮常住人口的2~3倍，但中國很多地區或者說絕大部分城市的住房成套率的水平都在1以下，從全世界範圍內看，這個階段都是房價上漲的階段。
對廣大網友來說，任志強是一個非常熟悉的名字了。他在有關房地產的一系列爭論中是個著名的“大嘴”，每次他針對中國房地產業的驚人之語都會引發網絡數以萬計的熱烈回應。其著名論調包括“中國住宅應分貧富區”、“我只給富人造房”、“我們只是政府的丫鬟”等，在網友列出的“全中國人民最想打的10個人”名單中，他排名第三。可儘管網絡上板磚橫飛，他依然我行我素，絲毫不曾將網友的情緒放在眼裡，顯見其在房地產業中的“驕橫”。
筆者註意到，此次任志強在闡述房價再漲10年的理由時，大篇幅地講解了“既得利益”，說不僅僅房地產是社會發展的既得利益者，所有的社會組成部分都在改革中獲得了既得利益。最後，他表示自己“代表房地產行業說話是為既得利益者在說話”的觀點是錯誤的，他是為所有人在說話。
不錯，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這是有目共睹的成績。然而在普遍提高的基礎上又是誰在惡意製造著新的不公？顯然這是任志強在眾多場合閃爍其詞的話題，也是他一直不能面對的現實問題。事實上，時下房地產業已成為社會公認的暴利行業，其不但是製度不完善情況下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也是社會不公的推波助瀾者。房價一直居高不下甚至一路飆升，便驗證了房地產行業已成為一種新的缺失社會責任感的壟斷行業。
在如此語境下，任志強又放言，房價將再漲10年，還說什麼“如果讓窮人都去買商品房，讓富人住廉租房”，這是“不道德”的。不知任志強說此話道不道德，難道窮人天生就是住廉租房的命？如此荒唐邏輯，任志強到底代表誰在說話不言而喻。 “再漲10年”，其實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就是為房地產暴利放煙霧彈和麻醉劑，就是在鼓吹暴利有理，從而達到謀取自身利益的目的。
其實，暴利就是暴利，卻偏要躲躲閃閃，不敢直面應對，這就暴露出某些暴利行業的虛偽和自私。當然，和諧社會的構建必將是擊向他們的重拳。
這是任志強關於房價依然要上漲的著名觀點，反對他觀點的文章，也是頗有力度，可以作為批判任志強的樣板文章。陸志堅的文章極有氣勢，非常有道德高度，可以說是將任志強和房地產行業罵了個狗血淋頭。只是，陸志堅沒有說明白，為什麼房價不會漲10年。
如今，將近四年過去了。這四年之中，2009年初，房價已經有了點鬆動，可是卻因為國家救市，房地產市場突然價格大漲，造成歷史上最大的單年度漲幅，而如今的房價相對於2006年，更是不可同日而語。
未來六年，房價是否依然會上漲，我非專家，無法判斷。只是憑感覺，未來六年房價如果下跌，再跌回到任志強發表這番觀點時的房價的概率很低。
雖然也有所謂的房地產行業的專家、經理人或大腕在夢話“拐點”，但更多表現出的是單個企業或單個經理人的見解和觀點。也許背後還藏著許多並不為大多數人所知的“秘密”，或僅僅是源於這些“秘密”而做“秀”。
目前的拐點是經濟，而非房價的拐點。華遠旗下只為少數富人定做的房子絕對不會降價，我們還準備將這樣的樓盤價格從每平方米4萬元上調至10萬元。
記者問王石：“10月以來，以廣州為代表的一些樓市普遍遇冷，廣州新建商品房的銷售量下降嚴重，你是否認同樓市出現拐點的說法？”
王石回答：“你問的問題和我們大會的主題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出於禮貌，我依然會回答你這個問題——是的。”
住房需求取決於市場上購買住房的意願和支付能力。我從來都不懷疑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存在大量自住、改善性的剛性購房意願，但短期內價格上漲過快，超過大多數家庭收入的增長幅度，在一定時間內也必然會造成相對購買能力的下降，導致成交萎縮，這是市場內在規律。
2006年第四季度到2007年第一、二季度的房價上升，有其階段性的原因。但2007年下半年以來的房價快速上升，只能說是一種慣性上漲。我們在剛性需求、供給方面看不到可以長期支撐這種上漲速度的理由，市場出現調整是正常的。
銀行貸款門檻提高固然會提高一些購房成本，如果說前期上漲速度是可以長期維持，我相信以目前貸款成本提高的幅度，不可能造成深圳、廣州等城市銷售量如此大幅度的下降。反過來，如果說銀行緊縮貸款造成了市場購買力的暫時消失，那麼除非銀行再放開貸款，否則這些購買力就不會恢復，即使開發企業降價也不會刺激購買力的迅速提升。但我們也看到，只要定價合理，市場的反應還是很積極的。
由此可見，按揭政策變化對需求有相當影響，但市場的內在規律起著決定性作用。
王石的“拐點論”是影響中國地產業界一年多的熱點。在2007年上述會議上，王石的“拐點論”出爐，並引起業內軒然大波。隨後，王石就“拐點論”在博客上發表了8篇文章補充觀點：“房地產還不出現拐點才是咄咄怪事！”、“房價快速上漲是階段性事件”、“房價需要調整，但不會大起大落”、“不囤地、不捂盤、不惜售、活存量”、“中產階級買不起房子，市場就到調整期了”等文章。在年末中城聯盟的閉門會議上，王石深入就“拐點論”做了闡述，甚至打比喻來形象陳述：“房價拐點就是禿子頭上的蝨子，明擺著。”
在批評王石的觀點之中，頗有代表性的就是潘石屹和任志強。潘石屹是“陰謀論”的代表，認為王石、万科是有陰謀的，王石、万科的降價是為了清理門戶。
這裡不得不說一下這三個人的關係，這也是中國地產業的一段有意思的故事。
任志強和王石、潘石屹之間是有情結的，這是房地產業內人人都知道的。任志強和潘石屹，友多於敵，潘石屹算是跟著任志強成長的，他們之前也曾有過交鋒，乃至交惡，但始終維持著不錯的關係，儘管潘石屹常常會“消費”任志強。
任志強和王石，關係則是更加微妙。 1996年之前，甚至2000年之前，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商是華遠（當然這裡指的是老華遠），中國地產界的大哥理所當然是任志強。當年華潤要收購万科時，是任志強帶著支票從北京飛到深圳，最終由於万科當時的大股東不願意，才未能成功。最終的結果，也成為任志強的終生之痛，華潤最終成功入主万科，成為万科第一大股東，而任志強則離開了華潤，重新成立了已經完全不可與之前相比的新華遠。新華遠除了公司名稱和任志強沒變外，其他的一切都完全變化了。
而万科則成為中國房地產業的老大，王石也成為中國房地產業的新大哥。之後的任志強只能是“地產總理”了，務虛多於務實。
所以，一直有任志強不買王石賬的說法流傳。王石發起的中城聯盟，任志強也是很晚才參加。對於王石的觀點，任志強經常反對多於贊同。
關於“拐點論”，王石確實拐了，率先降價，引起業內外強烈反響，消費者鬧，地方政府制裁，行業內罵聲一片。最終的市場結果是，2008年年底房價的確是有一些跌幅，但是2009年房價卻迅速反彈，而且是報復性反彈。
工薪階層應該買二手房，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買不起房子很正常，輿論不該提倡還沒有組建家庭的大學生提前購房。
如果以發達國家來看，30歲以下的人沒工作幾年，靠自己的收入獨立去買房的人幾乎為零，非常少。如果未來收入不足以滿足住房按揭貸款或者購房支付能力的話，都買不起房。
在美國可以擁有一套房、一部車是夢想，如果在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都稱之為夢想，但在中國30歲左右的人就實現了這一夢想，那麼中國的消費能力和消費觀念已經遠遠超過了一些發達國家或者很多很多的發達國家。
中國的傳統習慣讓大家不得不買房，所以年輕人購房比例居高不下。在中國，40歲以下購房的比例接近於60%~70%，這個比例在全世界都沒有出現過，原因就在於中國的房子太便宜了。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是中國曾有過的、持續了50年左右的福利分房制度，所以讓大家更願意把擁有私有住房作為自己的夢想。
在福利分房制度下，我國大部分的人都是在40歲左右才分到房子，30歲以下的人是沒有房子的。即使結婚也常常是住集體宿舍，合住房子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那麼，為什麼現在的年輕人想要一下子超越自己的父輩呢？這其中有一個最大的錯誤觀念，就是住房體系中，總是說居者有其屋；按道理說，應該是居者有其所，有地方住就行了。
的確，在世界範圍內來說，年輕人要買房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不容易”與“該不該買”是兩碼事。更何況，也許外國的年輕人不買房也照樣快樂，可在中國，年輕人如不買房，99%以上的人不快樂。
中國國情特殊，中國人太愛買房，中國人大多不接受租房結婚，所以沒房很難娶上媳婦。要讓中國人接受長時間租房而不買房的觀念，至少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
既然如此，對年輕人買房只能順勢而為，因勢利導。我倒覺得，政府要增強人民的幸福感，在支持幫助年輕人買得起房子方面，應當也能夠有所作為。
比如，在提供保障性住房方面要充分考慮年輕人群體，增加比例和權重。從各地的情況看，年輕人在保障性住房資源配置上容易被忽略，他們總體上不屬於低保人群，在打分上（尤其是年齡、工齡、戶籍齡等）不佔優勢，成了低不成高不就的“夾心層”。
比如，提供優惠地價、優惠稅收、優惠貸款等，引導開發商興建中小戶型住宅或青年公寓（在市區或城郊結合部），在郊區興建大型低價位園村式屋村。前者如北京的炫特區、榮豐2008，後者如廣州華南板塊諸大盤、深圳的万科四季花城等。
開發商自身也能有所作為。開發商應針對多層次、多元化的房地產消費市場，專注於在細分市場做精、做強、做大。可以做豪宅、別墅，也可以專注於青年公寓、老年公寓、大型屋村，甚至農民工公寓（浙江有開發商做這件事）
記憶中，好像5年前，年輕人買房沒有現在這麼難。當時在深圳，適合年輕人的一房一廳40平方米左右總價20多萬，首付4萬~6萬，月供1000元出頭；小兩房60多平方米，總價30萬上下，首付6萬~8萬，月供1500元上下。我身邊的年輕人工作3~5年，不少人就能買房了。深圳成規模建設經濟適用房（當時叫福利商品房和微利商品房），也使一部分年輕人（戶籍人口）買房變得相對容易些。
2005年至今，一線城市房價平均漲了4~5倍。但大家的收入增長緩慢（如年均增長10%，5年累計不過70%），難怪大家抱怨房子越來越難買。
長遠來看，國家應出台“國民收入增長計劃”，既要強國，又要富民，藏富於民，使全體國民包括廣大年輕人收入顯著提升，置業能力增強。這是後話。
年輕人自己也應當擺正位置，調整好心態，轉變觀念，習慣於從小戶型房、郊區房到二手房等的優化配置，早日圓購房夢。
年輕人，你可以買房——這需要全社會和你個人的努力。
肖勇這篇是難得一見的批駁任志強，但是觀點也沒錯的文章。任志強說的是現實難題，高房價，年輕人立刻買房確實不應該；肖勇說這是中國國情，沒辦法，因為國外年輕人不買房不會不快樂，中國不買房就是不快樂，沒有幸福感，所以只能買房。這該怎麼解決？方法可以是開發商造低價房，或是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因為不可能強行要求開發商，所以能依靠的只有製度，尋求政府的保障。年輕人有居住權，無論是租房，還是政府提供的保障房。
買不起房的人不要覺得是榮譽，那是恥辱。你買不起房是因為你沒對社會作出貢獻，為什麼不回農村！
對啊，買不起房當然是恥辱，說明你沒有努力工作！你沒有為社會作出貢獻，憑什麼買房子。現在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那些自以為自己是人才的人不願意回到農村去當村官，不願意回到自己出生、長大、培養他變成大學生的城市去，一定要住在最豪華、最優秀的城市裡頭，可他又沒有相應能力去創造社會財富。這種人最可悲，我最不喜歡的就是這種人，還說買不起房子，只能說你活該。你就不該買房子！
雖然我不才，寫不出像樣的時評文章，但我絲毫不隱瞞觀點，我曾經不止一次寫時評“罵”過任志強。這是因為他恃強凌弱“欺負”弱勢群體。我站在弱勢群體的立場，為弱勢群體鼓與呼。當然，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多少帶著一點為己的“私心”，巴望強者都多體諒和關心弱勢群體。但任志強似乎人如其名，他偏偏不同情弱勢群體，甚至從骨子裡看不起弱勢群體。
他說：“我是商人，不考慮窮人。”“高檔房本來就是窮人買不起的。”“中國人太有錢，房子太便宜。”“公佈開發商成本等於讓男人公佈老婆的三圍數據。”“年輕人就該買不起房。”媒體和網友對任志強的“語錄”時刻關注著（這種關注不是崇拜），收集著，整理著。所以，在房地產開發商巨頭中間，任志強的“負面人氣”是最旺盛的，無人能敵。
不過，有時仔細想想任志強的雷人“語錄”，有的頗有意思，有的值得反思，有的還值得研究。
從商業的角度來考量，商人只管賺錢和生活，不用管其他的。其他的，諸如道德和社會責任那是政府的事，不是商人的事。我這樣說，並不是說商人總是對的，他們想怎麼著就怎麼著，政府不必監管，由他們去。
商人其實是資本的具體化，是利益的代言人，我們始終要記住這一點。就像狼的天性會吃人一樣，資本的“天性”是原始的、赤裸裸的，甚至帶血腥的。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家們就會鋌而走險；如果有200%的利潤，資本家們就會藐視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潤，那麼資本家們就會踐踏世間的一切。但這不是資本的錯，錯在社會沒有馴化狼，管住狼，讓它在外面亂跑咬人。
所以，在我看來，說得好聽點，任志強只不過是一個演得比較到位的演員，他以活靈活現的肢體語言和超強的聲音表達告訴我們，資本是有野性的；說得難聽點，任志強只不過是一個跳梁小丑，愛出風頭罷了；即便沒有他站在對面山頭上吆喝，對面的山頭同樣存在。因此，說白了，房地產資本原形畢露，不能怪別人，只能怪自己無能。
這次任志強使性子了。任志強的這個觀點被批完全是活該，這不涉及專業，不涉及關於房地產的深刻問題，而只是一個簡單的知識和道德問題。說是簡單的知識問題，是因為很多大學生，特別是從農村出來的大學生已經無法再回到農村，這是製度問題，農村戶口可以轉出來，但轉不回去。
再次，這是一個道德問題。任何大城市，都是需要很多工種的，從上到下、從低到高，當前中國收入的固化以及社會階層的固化已經非個體可以解決，任志強將所有的責任都歸結為個人原因，這是完全不對的。
下半年的房地產市場走勢很樂觀。 “嚴重供不應求”首先是土地的原因，截至6月份，土地供應總量大幅下降，到6月份為止，新開工和去年同比下降了10.4％，這意味著供應量也在下降，但銷售增長了31.7％。這還說明了另一個問題，就是“中國人太有錢了，房子太便宜了”。很多城市已經出現了嚴重的供不應求，比如杭州，7月末房子存量只有6000套，但是5月、6月銷售已經過半，於是土地和房屋價格也在高漲。南京從1月份到6月份，實際供應用於住宅建設的土地在下降，而商品房供應的總量也比銷量低，也就是說已經出現了供不應求。
至於中國房價太便宜，更是胡言亂語。從中國廣大民眾的實際收入及生活質量來看，許多地方的房價已成為普通老百姓遙不可及的奢侈品。雖然這些年來人們收入有增加，可對於廣大民眾而言卻沒有實質性提高。這一切緣於增長的收入被虛增得更快的房價暴利蠶食殆盡。可見，此行業已是經濟發展最不穩定的因素，竭澤而漁的一二十年暴利春天之後，又要等待下一個三代人的積蓄，一輩或幾輩人的房奴必然引起嚴重的經濟衰退和低迷。而社會底層的百姓則是這種病態循環的最終買單者。
金融危機實際上是產業結構調整的一次機會，但是從任志強“中國人太有錢了，房子太便宜了”的論調中，我們隱約看到一些“專家”和地方政府在為開發商搖旗吶喊的身影。很遺憾我們許多地方並沒有很好地執行中央的科學發展觀，促成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而是為了保持GDP的增長導致再次飲鴆止渴似地拉動房價繼續上漲。看來中國經濟已經被房地產綁架，但這種近似瘋狂的拉動最終將拖垮整個行業。也許由此拖累的將不僅僅是經濟，更可能是國家的根基。
這兩年，任志強的觀點似乎越來越不可理解。 2009年房價上漲的原因其實很明顯，就是國家救市，很多資金流到房地產市場將整個樓市炒了起來。這很明顯是非正常上漲，任志強卻說是因為中國人太有錢，中國房子太便宜。
當然，如果任志強說的是中國有錢人太多，中國房子相對於那些有錢人來說，太便宜，以這個角度而言，是可以解釋得通的。但如果是這個意思，任志強的這個說法，就把大多數中國人不當中國人了，而只把有錢的中國人當作中國人。
今年在住房方面的需求還會繼續增長，但增幅會大大低於2009年，同時，今年國內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力度會加大。 2010年國內經濟的兩個特殊情況是，經濟宏觀指標保持平穩增長和物價水平上升，由此對於房地產市場，保持謹慎樂觀。
人口和城市化是決定房地產市場的核心因素。從目前來看，中國的人口結構會有巨大的變化，這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極大地推動房產需求。此外，改革開放30多年，政府採取了區域城市化概念，這導致了城市人口的劇增。但實際上，中國的人口密度遠遠低於其他一些國家，國內並不是沒有土地，城市人口密度也沒有過高。
北京四環以內已經得到相關部門批准，不會再新增土地供應，面臨著土地供應量這麼少，誰又都想在這兒買的兩難困境，因此會推高房地產價格，最後誰出的價格高誰住。資源不可能平均分配，如果有人願意買四環之內的房子，四環之內的房價一定會漲高，我覺得可能用不了五年，我可能去年估計錯了，我要琢磨琢磨是不是還要加上五環。
不管在什麼情況下，名義房價都是高於實際房價的，房子的抗跌性也還是最強。因此通脹時期裡，最好的抗通脹產品應該還是房子。
在沒有金本位的情況下，將沒有任何辦法來保護儲蓄不被通貨膨脹所吞噬，將沒有安全的財富棲息地。
任何外匯從長期來看都會對黃金貶值，只是貶值速度不同而已。
的觀點並不是針對任志強，只是，黃金和房地產誰是第一保值品在中國向來時有爭論。 2008年金融危機時，金價快速上漲就是明證。不過，在中國，似乎房產才是第一保值抗通脹產品。
而這是任志強所一直堅持的觀點，供應不足，需求旺盛，房價要漲。從開發商角度，任志強說這些沒什麼錯，其動機也是可以理解。這次任志強再次說到一個基本觀點，房子是最好的抗通脹產品，這點確實是千真萬確的。新世紀10年來，經驗證明，買房的都起碼在資產上成為了富翁。這也是無數人前仆後繼去買房的最根本原因。
如今，人民幣對外在不停地升值，而對內卻在不停地貶值。老百姓有限的資金，怎樣才能保值？中國人傳統上就愛擁有房子，所以，老百姓一有錢首先就是想到購房，一來改善居住，二來增值保值。所以，任志強說的沒錯，房子的確是最好的抗通脹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