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三章尋覓中的“麻衣相士”

熊曉鴿步入風投殿堂的過程，與風險投資的行業特徵有著驚人的相似，“開始於偶然，終結於必然”。他就像一位尋覓中的“相士”，每個決定都像是在賭博，但更多的時候，他是在做一個高成功率的“零和遊戲”。每每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總是充滿冒險，卻也蘊涵著機會。 1988年6月暑假期間，弗萊徹學院的一位教授找到熊曉鴿。這位教授告訴熊曉鴿，自己有位朋友想在中國出版一本電子雜誌，想找一個既有新聞背景又懂電子的中國人。熊曉鴿一听就樂了，這個任務簡直就是為他量身定做的。早年的電工經歷，讓熊曉鴿順利得到了這份兼職工作。 就這樣，熊曉鴿來到了卡納斯出版公司工作。剛進卡納斯公司，熊曉鴿就參與創辦《電子導報》的中文版，擔任助理編輯。在卡納斯工作的這段時間裡，熊曉鴿對美國的出版行業有了認識。

卡納斯是美國一家很有名的老牌出版公司，該公司創始人羅曼？卡納斯關於“行業出版及需求式出版”的許多經驗和觀點，對熊曉鴿後來的發展影響至深。 提到行業出版，就不得不先介紹一下卡納斯這個人。 卡納斯是卡納斯出版公司的創始人。二戰時，他還是美國海軍後勤部的軍官，經常要為海軍補給進行採購。在買東西的過程中，他發現由於商品信息閉塞，採購專用原料有諸多不便。 二戰結束後，卡納斯拿到了軍方發的退休金，他就拿這筆錢辦起了叫《原料處理》的雜誌，專門刊登有關原料的信息。後來卡納斯又陸續辦了《塑料世界》、《電子採購》等雜誌。卡納斯辦刊有一個理念，叫做辦“需求式的刊物”，意思是辦刊者要注意發現特定讀者的特殊需求，並把這些需求仔細分類。刊物需根據這些分好類的需求去採集信息，並刊登出來，以供這些有特殊需求的人參考，這就是卡納斯所謂的“行業出版”。

進入卡納斯出版集團，是熊曉鴿第一次進入出版行業，他也沒有想到自己以後會與這一行結下不解之緣。 1988年6月至9月，熊曉鴿一直是《電子導報》中文版的助理編輯。良好的新聞功底以及早年的電工基礎，讓熊曉鴿在這個職位上如魚得水，幹得非常出色。他的頂頭上司艾倫非常看好他，多次向公司總裁提及熊曉鴿。 1988年9月，熊曉鴿的暑假馬上就要結束了，這也意味著他的兼職工作要告一段落。熊曉鴿告訴艾倫學校馬上就要開學，自己很快要離開了。艾倫極力挽留熊曉鴿，而公司總裁在得知此事後，直接告知熊曉鴿：“公司準備給你正式職位，並會請律師給你辦綠卡。” 在卡納斯工作的3個月時間裡，熊曉鴿的新聞才能得到了充分發揮。如此好的機會，再加上有綠卡這樣實際的誘惑，熊曉鴿權衡再三，終於答應留下來。

在卡納斯最初的日子，熊曉鴿除了做編輯的工作外，還肩負著一項重要職責：向老外介紹中國的電子市場。經過簡短培訓，熊曉鴿很快便能在面向客戶的早餐會上，以編輯的身份，向老外講述中國的情況，包括介紹中國的電子產業以及中國電子市場的需求，還要回答老外們關於廣告的各種問題。那段日子，熊曉鴿過得很愉快。 時間很快過去了，1989年6月，受國內形勢的影響，許多外商不再看好中國，《電子導報》中文版上投入的廣告量銳減，卡納斯決定停辦這份雜誌。 雖然《電子導報》中文版停辦了，但那時雜誌的規模已經形成，客戶也積累了不少，完全放棄又有些可惜。於是，卡納斯在香港買了一個刊號，專門成立了亞洲分公司，《電子導報》以英文版的形式繼續出版，熊曉鴿升為副主編。這一干就是3年，熊曉鴿在美國踏踏實實地當起了記者。

在接下來的幾年時間裡，熊曉鴿寫了一系列關於美國電子產業的報導，這也讓他對美國社會尤其是美國電子行業有了深刻的認識。 熊曉鴿還參與創辦了一個名為《亞太商業》的欄目，在這個欄目裡熊曉鴿專門負責介紹在矽谷創業的華人，探討這些創業企業的管理話題，欄目內容從起初的2頁增加到4頁，後來增加到8頁。這些文章在美國主流媒體中刊發，為宣傳華人企業作出了極大的貢獻。熊曉鴿也因此在1991年獲得了美國華人協會頒發的“最佳新聞報導獎”。 美國華人協會，是美國主流社團中最老牌的華人社團組織。他們每年都會針對新聞界在提昇華人在美國地位方面的文章進行評獎，1991年，熊曉鴿因為報導了一系列華人創業的事蹟，獲得了一等獎，當時的獎金是750美元。

也是在這段日子裡，熊曉鴿接觸了矽谷的許多風險投資公司和風險投資商。 《電子導報》是一本管理類的雜誌，主要針對的是電子行業以及IT行業的高級管理人員。熊曉鴿在採訪企業家的過程中，為了把握行業的發展，也會經常採訪一些VC。通過與這些投資者的接觸，熊曉鴿開始認識到風險投資對矽谷建立產生的深刻影響，這為他日後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1991年4月，卡納斯在香港併購了一家雜誌。在併購籌劃階段，熊曉鴿給公司提出了不少好意見，還經常給這家雜誌寫文章。於是，卡納斯決定派熊曉鴿去香港分公司擔任副總裁，負責開拓香港和台灣市場。 熊曉鴿知道這個任命後，並沒有太多的興奮，因為在這個時候，他已經有了更長遠的打算。根據他的判斷，電子及信息類的刊物即將在中國內地高速成長，現在正是進入中國內地市場的大好時機，他希望有機會重返中國內地市場。因此，臨去香港前的一個月，熊曉鴿給公司總部寫了一份報告，希望將他派駐到中國內地去，但這份報告並沒有任何回音。

熊曉鴿的報告沒有引起老闆的重視，這讓他有些鬱悶，他開始考慮自己未來的路應該怎麼走。其實，在得知總部任命之前，熊曉鴿已經意識到自己在卡納斯公司的發展遭遇瓶頸了。 熊曉鴿的苦惱需要有朋友來分擔，於是他找到了好友周全。 周全1990年博士畢業之後，在波士頓一家科研所工作，他的住所離熊曉鴿的辦公地點很近。熊曉鴿那時還是個快樂的單身漢，他不僅經常跑到周全家蹭吃蹭喝，還有周全家的鑰匙。經常是周全的女兒放學回家，打開冰箱一看自己愛吃的東西沒了，就會和媽媽抱怨：“一定又是熊曉鴿來過了。” 1991年的一天，熊曉鴿在辦公室裡寫稿子。寫完之後，他看了一遍，覺得質量大不如前，但又說不出毛病在哪兒。鬱悶之下，他給周全打了電話。周全很快就來到熊曉鴿的辦公室，看完剛才的稿子後，周全實言相告：“毛病倒是沒什麼，只是和以前的比起來缺乏才氣。看來你已經有些厭煩這份工作了。”

熊曉鴿便將公司要派他去香港，而自己的提議又得不到賞識的事情跟周全說了一遍。周全很理解熊曉鴿的心情，他建議熊曉鴿去追求自己的夢想。同時周全也提到了一個人，他覺得熊曉鴿應該去找這個人。周全提到的這個人，就是IDG的董事長麥戈文。 1964年，麥戈文以5000美元起家創辦了IDG，主營媒體出版以及IT信息服務。到2004年時，麥戈文的個人身價已經超過20億美元。同時，麥戈文對中國有著濃厚的興趣，這一點從他來中國的次數就能夠看出：到2004年底，麥戈文一共到過中國91次。 麥戈文是最早了解並熟悉中國市場的美國商人之一，這也使得IDG能夠在20世紀80年代就看到中國市場潛在的商機。 1980年，麥戈文投資創辦的《計算機世界》問世，這是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的傳媒集團。麥戈文用自己的真誠贏得了中國市場，也為IDG日後在中國VC領域上演的一出出大戲搭好了舞台，而這個舞台上的主角，將會是熊曉鴿。

實際上，熊曉鴿與麥戈文早年就有過多次接觸。兩人第一次見面是在1988年。熊曉鴿當時還在弗萊徹學院讀書，時任中信公司董事長的榮毅仁應邀來弗萊徹做演講。當時熊曉鴿兼職的《電子導報》雜誌贊助了這次活動的晚宴，麥戈文作為雜誌的廣告客戶也應邀參加了。 在晚宴上，麥戈文想就《計算機世界》的一些問題和榮毅仁交換一下看法，而他的翻譯中文水平不高，榮毅仁這邊的翻譯又不太懂電子行業，雙方的交流有些困難。這時，作為“活動組織者”的熊曉鴿就當起了翻譯官，熊曉鴿和麥戈文也因此相識。 這次簡短的合作後，熊曉鴿覺得麥戈文了解中國，且對中國市場有著濃厚的興趣，因此對這個美國人留下深刻印象。同時，麥戈文也覺得熊曉鴿這人不錯，不僅翻譯到位，還很懂電子。

這期間，兩人又有過一次電話接觸。時間大概是在1989年8月，當時由於受國內環境的影響，熊曉鴿的《電子導報》中文版已經退出中國市場，而麥戈文投資的《計算機世界》仍然堅守中國市場。熊曉鴿特意電話採訪了麥戈文，兩人聊起對中國市場的看法。熊曉鴿認為，電子導報犯了一個錯誤，他覺得中國市場會越來越好。麥戈文對此表示了贊同，有著共同看法的兩人談得非常投機。 當兩人再一次見面，時間已經到了1990年初。當時，中國電子情報所的代表來美國訪問卡納斯。電子情報所和卡納斯集團合出了一本叫《電子產品世界》的雜誌，出了幾期試刊後，中方覺得效果還不錯，於是就派代表過來和卡納斯商談繼續合作的事情。 第一天談完之後，情報所的人提出要拜會一下卡納斯公司的總裁。結果，卡納斯的總裁匆匆忙忙過來和中方代表客套了幾句，聊了十幾分鐘就離開了，這讓負責接待的熊曉鴿有些尷尬、好在當時情報所還和麥戈文的計算機世界有著合作，因此他們提出要去計算機世界那邊看看。

第二天一早，熊曉鴿和自己的上司艾倫一起開車，帶著中方代表去了計算機世界的辦公地點。麥戈文聽說中方代表來訪，特意從位於市中心的IDG總部趕到位於郊區的計算機世界雜誌社，他的熱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那天麥戈文自己帶來的台灣翻譯，因為不太了解電子出版的專業內容，沒翻譯幾句，就有點翻譯不下去了。麥戈文有些尷尬，正好看到了跟隨艾倫一起的熊曉鴿。有了第一回的合作，麥戈文就向艾倫提出借用一下熊曉鴿。於是艾倫讓熊曉鴿留下幫忙，自己先回了電子導報。 結果，熊曉鴿就在計算機世界待了一天。麥戈文陪著中方代表海闊天空地聊開了，吃完中飯後，麥戈文又親自帶著代表們四處參觀。到下午四點多，艾倫開車來接中方代表，看到麥戈文仍在一邊陪著，驚訝不已。艾倫私下告訴熊曉鴿：“這次咱們真沒面子，本來人家來拜訪我們的，結果卻在這邊待了一天。” 麥戈文的認真態度再一次給熊曉鴿留下了深刻印象。因為當時的拜訪是中方臨時決定的，也沒有太重要的事情要談，麥戈文卻對此表示了足夠的重視。後來，熊曉鴿還得知麥戈文把當天所有的工作都推掉了。在這件小事上，雙方對中國市場的重視程度讓熊曉鴿心中有了比較。 1991年，當卡納斯公司要派熊曉鴿去香港時，在周全的提醒下，熊曉鴿決定找麥戈文談一談。 1991年7月，熊曉鴿去香港的日程已經定了下來。決定有所改變的熊曉鴿在去香港之前，主動給麥戈文寫了一封信：希望談談中國市場的事情。 3天之後，麥戈文給熊曉鴿回了電話，他要和熊曉鴿面談。兩人很快就坐到了一起，麥戈文很認可熊曉鴿對中國市場的看法。 “如果給你100萬美元，你將在亞洲如何投資？”麥戈文問熊曉鴿。 “我要去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及越南。”在熊曉鴿看來，信息技術是為人提供服務的。亞洲的這些地方人口眾多，尤其是中國，電子信息產業既屬勞動密集型又屬技術密集型，信息技術即將普及，需要獲取技術信息的人為數眾多，因此，做信息服務產品將會有很大的市場。 在卡納斯的3年，熊曉鴿學到了卡納斯的“需求式刊物”理念以及創辦行業出版物的經驗。麥戈文雖然與卡納斯是出版業的競爭對手，卻有著相當類似的出版觀。 麥戈文認為，IDG所辦的任何一個刊物都一定要支持一個產業的發展。做行業刊物的核心是做信息服務，這相當於一個行業中的第三產業。行業中的廠商確實需要有一個載體，為他們提供服務，幫助他們把信息傳遞出去，同時他們也從載體中得到需要的信息。而對於購買者來說，除了要考察產品的技術指標以外，廣告也是他們衡量產品的參考，這是行業內的廠商們樂於見到的，廠商們希望讀者可以仔細閱讀雜誌上的每一則廣告，最終促成購買行為。 抱持著相同的出版理念，熊曉鴿與麥戈文一拍即合。 在一番深入交談後，麥戈文直截了當地問熊曉鴿：“非常好，你有什麼要求？想要拿多少工資？” 熊曉鴿沒料到麥戈文會如此直接，面試頭一次就談待遇的事情，這是很少見的。熊曉鴿覺得機會來了，他回答道：“我還沒有這方面的心理準備，也不知道要拿多少工資。這樣吧，我現在賺多少您就給我付多少就可以了。”當時的熊曉鴿，年薪4萬多美元。 當然，熊曉鴿還有自己的條件：“您給我半年時間，然後再決定付我多少工資更合理。但有一個條件，我要直接向您匯報工作。” “為什麼？”麥戈文有些疑惑。熊曉鴿回答：“在中國做這件事情，需要有一個懂得和理解我的人直接溝通。” “很好，那就這麼定了，我回去和公司人事部門商量一下。你是做編輯的，不知道你對公司管理方面有著怎樣的能力，正好我這裡有本中國台灣的《微電腦世界》，你拿回去寫一個分析報告，如何能讓這個雜誌辦得更好。”麥戈文臨走時，還不忘考察一下熊曉鴿。 回到家後，熊曉鴿就開始研究如何寫好這份報告。在做了大量分析和調查後，熊曉鴿寫出了一份厚厚的分析報告。當時熊曉鴿的房東是波士頓有名的大律師，熊曉鴿寫完報告後，專門拿去給他看。這位律師認真看過後覺得寫得不錯，不過也給了熊曉鴿一個小建議：麥戈文工作很忙，肯定沒有時間看這麼多的東西，報告最好再簡短點。 於是，報告被熊曉鴿壓縮成了兩頁，寄給了麥戈文。幾天后，熊曉鴿接到麥戈文秘書的電話：“麥先生約見你。” 熊曉鴿應邀與麥戈文共進早餐，彼此聊得很盡興，原定一小時的時間轉眼間過去了3個小時。 麥戈文當時問得最多的是，熊曉鴿準備回中國去做什麼。而熊曉鴿只和他談到回中國做媒體投資，還沒有涉及後來的全面風險投資。 熊曉鴿告訴麥戈文：“機會可能還是在雜誌。”熊曉鴿因為在雜誌社做過記者，所以就提出了哪些行業的雜誌發展的機會多一些。比如，電子類、計算機類的等。 “那時我就覺得未來的電子產業一定會向中國大陸市場轉移，當時這個行業還都在中國台灣及國外。” 熊曉鴿的觀點得到了麥戈文的支持，他讓熊曉鴿先去香港工作，IDG的合同將在熊曉鴿辭職後寄到。 “何以如此信任對方？”曾有人針對熊曉鴿加入IDG的經過，這樣問過熊曉鴿。在拉斯維加斯1美元賭注都不肯下的熊曉鴿告訴對方：“既然要與人合作，就必須相信對方，否則你乾脆放棄他。”在熊曉鴿看來，“進入IDG就算是一場賭博，我和麥先生也是一場對賭”。 1991年8月，仍在卡納斯公司的熊曉鴿被派到了香港。熊曉鴿決定利用這段過渡時間回一次老家。他先從香港到深圳，這是他去美國5年後第一次回國探親。此時的深圳，似乎遍地是機會，到處都是夢想著創業和賺錢的人。 熊曉鴿回憶起當時的情形，說：“那時正好有很多外地人過去開發深圳，創業者很多。我遇到很多大學同學，坐到一起時，聽到他們每個人都在計劃自己做公司或項目，他們缺少的就是風險投資基金。有夢想，有項目，就是缺錢。” 中國的發展勢頭，讓熊曉鴿想起了他初到美國矽谷時看到的情景。不過，中國的創業者談論的大多是房地產、股票和辦公司，而絕少有人提到與信息技術相關的東西，他們獲取的科技信息太少。這些信息更讓熊曉鴿認定，此時回中國做信息類刊物是正確的選擇。 1991年9月，熊曉鴿探親結束後回到了美國。他主動找到老闆艾倫，提出了辭職。艾倫非常意外。艾倫深知熊曉鴿的實力，熊曉鴿一走，他負責的那些事沒人能接手。艾倫讓熊曉鴿繼續做一段時間，等找到接替的人之後再交接。 熊曉鴿和麥戈文溝通之後，麥戈文表示理解。不過，因為卡納斯公司和IDG是競爭對手，所以艾倫不得不讓熊曉鴿離開辦公室在家里辦公。 就這樣，熊曉鴿在家中為卡納斯公司做了兩個月的工作後，於1991年11月加入IDG。 1991年11月6日，熊曉鴿正式到IDG工作。麥戈文也沒有想到，熊曉鴿的第一次“出手”會來得如此之快。 1991年8月回湖南老家探親後，熊曉鴿又順便去了趟北京。他見到了當時計算機世界的社長許金壽，閒聊中提到了《國際電子報》。當時美國有家公司準備和《國際電子報》簽訂一份合資協議，政府方面也已經同意，但是美方因為突然的風險變故而決定中止協議。這讓許金壽很頭疼，他知道熊曉鴿在行業內有些實力，於是想請熊曉鴿幫忙解決。 由於工作交接的問題，熊曉鴿一直沒有時間解決這件事。到IDG上班後，熊曉鴿有了新的想法，他想到瞭如何解決許金壽的難題。熊曉鴿撥通了許金壽的電話，說：“我現在已經在IDG工作了，要不就讓IDG和國際電子報合資吧！”許金壽一聽，覺得這個主意不錯，很爽快地答應了。 1991年12月，在加入IDG的第二個月，熊曉鴿以IDG董事長業務開發助理的身份，再一次來到北京。這次他是專門來談IDG和國際電子報的合資事宜的。當時他的想法是將《國際電子報》併入IDG的《計算機世界》。 熊曉鴿和中方的代表都是老熟人，雙方見面後，只談了半小時，就簽下了合同，這個速度也讓麥戈文見識到了熊曉鴿的人脈關係。之後，《國際電子報》正式併入《計算機世界》，並在後來改刊為《網絡世界》，成了業內的一本領先雜誌。 熊曉鴿小試牛刀後，麥戈文又交給他一個任務。這一次，熊曉鴿讓麥戈文看到自己在投資領域的潛質，同時這也成為他真正進入風投行業的轉折點。 早在1989年底，麥戈文就在中國投資了一個叫“太平洋比特”的公司。 “太平洋”，源自麥戈文和他太太成立的一家私人投資公司——太平洋技術創業公司；“比特”，來自北京理工學院（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英文縮寫。 1989年10月，麥戈文用太平洋公司的基金投資了北京理工大學的一個校辦工廠，主營業務是大型的台式健身器材生產。麥戈文的投資理由很簡單：“這所大學既然連坦克都能設計出來，那麼做的健身器材質量一定非常好。”於是，他投資了50萬美元，成立了“太平洋比特（Pacific-BIT）”。 然而，麥戈文的這個投資項目並沒有得到預期的回報。於是，1991年12月，麥戈文讓熊曉鴿去北京時，順便也看一看這家公司。 “因為有在矽谷採訪的經歷，我當時還是比較了解VC的，但老麥並不知道這點。”熊曉鴿提及這次“陰差陽錯”的任務，仍覺得有太多巧合，“不過那時，我也以為老麥就是做出版業的而已。”然而，不管怎樣，這次的“臨時任務”讓兩人從太平洋比特開始真正認識到對方的實力所在。 在北京友誼賓館附近，熊曉鴿找到了這家掛著“Pacific-BIT”的公司。隨後，熊曉鴿認真考察了太平洋比特的生產和銷售等情況，他發現公司項目在技術方面沒問題，只是因為市場銷售不對路，所以產品才賣不掉。熊曉鴿認為只有在國外找買主，才能真正打開太平洋比特的市場，從而獲得收益。 不久後，在美國舉辦的一場體育器材展銷會上，熊曉鴿選了一家叫“太平洋健身”的公司。熊曉鴿提出了由太平洋健身出設計，太平洋比特生產並出口產品給太平洋健身的合作方案。於是，太平洋比特首次獲得了美國公司的訂單。這一年，該公司就訂了600套產品，這使太平洋比特扭虧為盈，賺了近200萬元人民幣。 熊曉鴿輕而易舉就做成功了兩個項目，這讓麥戈文大喜過望，他第一次看到了熊曉鴿在投資方面的潛能。麥戈文也因此判斷出除了出版以外，在中國也可以做風險投資。 而熊曉鴿最初加入IDG，只是因為看到IDG龐大的媒體出版資源以及麥戈文的中國市場情結，他沒有想到自己最終的主要工作會和創業投資扯上關係。而將熊曉鴿帶入創業投資領域的麥戈文，也不曾料到自己一次“無意識”的任務安排會讓IDG在中國大放光彩。 1991年，熊曉鴿以IDG董事長亞洲業務開發助理的身份回到中國。當時與他一同來中國考察的，還有一些大牌的國外VC。不過，當時的中國市場讓這幫大牌們很失望，因為那時的中國根本沒有VC，甚至在管理基金裡連個像樣學歷背景的MBA都找不著。 硬件的不足，使得許多國際大牌VC冷落了當時的中國市場。另一方面，在美國、歐洲的投資回報比中國高，環境也好，這也是他們當時不願意登陸中國的原因。 不過，麥戈文這邊有熊曉鴿。在大家一致認為中國做VC時機過早的時候，熊曉鴿覺得現在就可以做，可以先小規模地做，中國的市場一定會慢慢擴大，“賭明天”總好過在一旁觀望。 於是，熊曉鴿開始不斷提醒麥戈文：“應該去中國投資，而不是在美國繼續投資。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都有機會，他們的市場還太小，未來的重心一定會轉移到中國內地。” 熊曉鴿給麥戈文的建議是：要馬上做，以“低成本、低姿態”進入中國風險投資市場。麥戈文“投”了熊曉鴿一票，這一票也為IDG贏得了10年的先機。 IDG進入中國後，取得了讓國際同行羨慕的成績，也因此遠遠超前於其他風險投資公司。 自從成功將國際電子報合併之後，熊曉鴿開始了代表IDG在亞洲，尤其是在中國進行投資，以及與國人合作經營行業刊物的歷程。 從負責主管亞太地區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內地、中國香港等出版物開發事務的董事長業務開發助理做起，到1992年9月，熊曉鴿用自己的成績說明了自己的實力——連續賠了7年的新加坡市場開始贏利，連續賠了2年的馬來西亞市場開始贏利，連續賠了8年左右的中國港台市場開始贏利。到1993年，熊曉鴿無可爭議地成為IDG的亞太區總裁。 在這中間還有個小插曲，隨著IDG越來越注重開發中國市場，麥戈文決定為中國乃至整個亞洲的事務進行一次總體研究。 當時IDG負責亞洲事務的還有兩個人，一個是駐中國香港的總經理，主要負責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還有一個是美國人，住在中國台灣，是亞洲地區的總負責人。麥戈文在考察完後，讓熊曉鴿和這兩個負責人各寫一個方案交給他。 1992年12月中旬，沒幾天就要過聖誕節了。熊曉鴿又一次咬緊牙關，開始努力。他準備了很多材料，也為此放棄了聖誕休息和新年休假。熊曉鴿一直記得1993年的元旦，他是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度過的。那天他在辦公室裡寫著報告，而樓下是歡度新年的熱鬧人群。熊曉鴿在心裡對自己說：“我這麼努力，一定能夠寫好！” 1993年1月3日，熊曉鴿將一份新穎獨特的企劃案放到了麥戈文的辦公桌上。隨後，他跑去紐約好好地放鬆了一下。到1月6日，熊曉鴿再次見到麥戈文時，後者告訴他：“你的方案很好，我們就照你的辦。”熊曉鴿很高興，不過他還想看看另外兩個負責人的方案，好學習一下。結果，麥戈文哈哈大笑，他告訴熊曉鴿，那兩個人正忙著度假，企劃案都還沒交過來。 勤奮與刻苦，讓熊曉鴿深得麥戈文的信任。麥戈文開始交給熊曉鴿更多的資金，由熊曉鴿決定在亞太地區所有的投資項目，無須向任何經理請示。 麥戈文的信任，讓熊曉鴿備受鼓舞，他說：“當時麥戈文先生比較支持我，但部分給風險基金投資的投資人，他們會有擔心。我沒有多少這方面的經驗，僅僅是個剛畢業的大學生，就拿著幾頁計劃書管理上千萬甚至上億美元的投資基金，有種白日做夢的感覺。” 麥戈文的信任源自他對中國市場的了解，經過1992年底的詳細考察，麥戈文決定開始大規模投資中國市場。 1993年1月，麥戈文出1000萬美元，上海科委出1000萬美元，IDG與上海科委合資成立了上海太平洋技術基金。熊曉鴿任總經理，中方的董事長則是當時的上海市副市長劉振元。 1993年6月，IDG上海基金工商註冊成功，這也是IDG的第一個中國基金。有了第一個合資模式，熊曉鴿又分別和北京科委、廣州科委簽訂協議。這一年，IDG一共成立了3家基金管理公司。 1993年，IDG中國基金正式成立。此時，團隊的建設迫在眉睫。 當時，麥戈文請了一家英國老牌風險投資公司的高級人員來中國考察。從深圳入境，到北京、上海轉了一圈，結論是：找不到管理團隊。這些專家們的選人標準是：必須有10年以上管理基金的經驗，讀過類似於哈佛、斯坦福這樣名校的MBA，年齡在35～45歲之間。 熊曉鴿聽後，想：這在中國哪兒也找不到。於是，他建議專家們先從“低成本、低姿態”做起，但專家們給他的答復是：“對不起，也許10年以後可以，但現在投資人不可能把錢給你們。” 最初，熊曉鴿也幫著麥戈文在美國、中國香港、中國內地到處面試找人，但一直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懂點風投的不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基本不懂風投，更別說有“10年投資經驗”的人了。熊曉鴿仍然堅持自己“小成本慢慢玩”的看法，麥戈文乾脆完全放權，讓熊曉鴿自己去“拉隊伍”。 突然從媒體出版到風險投資，熊曉鴿也“感覺這事有點不靠譜”。對於VC這個新角色，熊曉鴿還是有些心虛。畢竟自己一直學的是文科專業，對技術不懂，而風險投資接觸的多是高科技產業。想到高科技產業，熊曉鴿一下子有了主意，他開始找那些有科技背景、在國外接觸過一點風險投資的留學生。 第一個被“盯上”的，是熊曉鴿多年的好友周全。 周全，1981年畢業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1984年獲中國科學院碩士學位，1989年獲美國Rutgers大學光纖專業博士學位。他曾獲多項NASA獎，並持有美國光纖器件專利。 在美國生活的時候，熊曉鴿在卡納斯做記者，周全就住在卡納斯公司附近。熊曉鴿常常和他講起採訪風險投資的事情，兩個人很談得來，理工科出身的周全可以彌補熊曉鴿的技術缺陷。面對好友的“連蒙帶騙”，周全同意加入IDG。 在熊曉鴿看來，“我們有很多年的溝通基礎，經歷相似，互相認同。周全沒讀過MBA，沒有管過公司，但是聰明、肯學習，且具有不為常人所知的激情”。熊曉鴿知道，尋找合夥人和尋找投資項目有相通之處，沒有共鳴是無法合作的。 IDG上海基金成立後，熊曉鴿就拉著周全開始在上海找項目。他們聽說萬通集團上海分公司有一個地產項目，儘管兩人對地產項目興趣不大，但熊曉鴿覺得可以去談一談。 負責接待他們的是這個分公司的經理章蘇陽，熊曉鴿和周全一坐定，章蘇陽就開始一個勁地給兩人講自己的地產項目。聽了大半天，熊曉鴿對章蘇陽說：“不好意思，我對你這個項目沒什麼興趣。不過，我們對你個人感興趣。” 章蘇陽一聽，有點懵了。這一回，輪到熊曉鴿給他解釋了。章蘇陽是上海人，理工科出身，原先在上海貝爾和德國都待過，腦瓜子很靈活。在萬通做房地產，他也是一知半解的。 聽完熊曉鴿的IDG計劃，章蘇陽有些心動了。熊曉鴿一看有戲，就對章蘇陽說：“你到我們這邊來吧，還當總經理。”就這樣，章蘇陽也加入了IDG。 在IDG和北京科委談合資建基金的時候，北京科委請了當時國務院研究中心的一個經濟專家做翻譯。這個翻譯叫林棟樑，當時熊曉鴿和周全就坐在他對面。一來一往的，幾個人就混熟了。到最後，熊曉鴿和周全一合計，就對林棟樑說：“你也別坐那邊了，坐到我們這邊來吧。”林棟樑也覺得IDG這事靠譜，於是，熊曉鴿直接任命林棟樑擔任IDG北京公司的負責人。 後來，IDG又和廣州科委談合資的事。熊曉鴿在這期間，通過朋友介紹，認識了當時廣東證券上市部的主任楊飛。楊飛學經濟出身，有政府工作經驗，熊曉鴿又把他拉進了IDG，楊飛成了IDG廣州公司的負責人。 從周全的加盟，到章蘇陽、林棟樑、楊飛，到後來的王功權、王樹，再到1999年底加入的李建光，以及最後一個加入的過以宏，至此，IDG中國的8人團隊形成了，這也成了IDG中國的一大特色。和其他VC相比，IDG是在中國從事投資的基金中擁有合夥人最多的投資機構。 從一個人也找不到發展到8名合夥人，熊曉鴿知道團隊來之不易。 “到現在，最值錢、最難得的是團隊，這絕對是一支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團隊”，談到自己的團隊，熊曉鴿充滿了驕傲。 8個合夥人分佈在美國和中國的幾個重要城市，對各地市場都很熟悉，大家每週通報，每月見面，溝通得很好。 周全、章蘇陽、林棟樑、楊飛、王樹、王功權、李建光、過以宏，這些日後閃耀中國VC行業的“大人物”已經出場。他們的出場都充滿了偶然，卻又是必然。 這與風險投資的行業特徵有著驚人的相似，“開始於偶然，終結於必然”。每每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總是充滿冒險，卻也蘊涵著機會。他們的每個決定都像是在賭博，但在更多的時候，他們是在做一個高成功率的“零和遊戲”。 1993年，熊曉鴿正式步入風投行業。對於中國創業投資的前景，他和周全都十分看好。不過，成長的過程也是痛苦的。 VC是“Venture Capitalist”的縮寫，對於20世紀90年代正經歷經濟迅猛發展的中國人來說，“風險投資”、“創業投資”無疑是陌生的。 最初創建IDG中國基金時，熊曉鴿和周全不像是投資人，更像是傳道者。一有機會，他們就會向人解釋VC的概念。 在當時國內的創業者看來，熊曉鴿和周全口裡所說的VC拿著美元投資中國企業，既不控股，又希望能幫助企業發展壯大。一般情況下，能夠耐心聽完熊曉鴿解釋的人，最後不是把他們當成騙子，就是覺得他們是傻子。 熊曉鴿多年之後回憶起最初的投資經歷時，心生感嘆：“在很多人看來，我們好像是說話天花亂墜的騙子。我們願意投入資金，只做小股東，也不那麼看重贏利，還會適時退出，可他們都不相信——哪有這種天上掉餡餅的好事！” 那時，更多的人把這些最早做風險投資的人當成傻子，都希望能從傻子VC那裡弄點錢來花花。面對惡劣的市場環境，熊曉鴿不得不處處小心謹慎，在最初的那段日子裡，他的風頭之路走得有些坎坷。 當初，IDG選擇在上海率先建立基金，主要是看中了上海的經濟價值。上海有著便利、發達的交通，是國內外有名的經濟發達城市。而且，當時火暴的上海證券市場更為投資提供了參考，熊曉鴿同樣也對上海寄予了厚望。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儘管有著如此之多的優越條件，在上海也很難找到創業者。當時，更多的人青睞去安穩的政府機構和高收入的外資企業。 面對中國市場環境的艱澀以及創業人才的匱乏，熊曉鴿開始了痛苦的摸索過程，這也成了中國創業投資的早期情形。在坎坷中前行，總難免摔跤，熊曉鴿早年的投資也曾失手過。 1994年，熊曉鴿曾主持投資了一家專門生產計算機電池的公司。該公司的技術過硬，產品也相當實用，卻沒有電腦公司有購買意向。原來，這類產品在進入市場後，需要好幾年的時間檢驗才能得到認可。公司在銷售不利的情況下，內部管理又出了問題，這也直接導致熊曉鴿的投資沒有收益。 同一年，IDG花了300萬美元投給一個生產降解塑料餐盒的廠家。此廠商生產的餐盒埋到土裡面，一年後就會被降解吸收掉，可以有效地減少白色污染。對於這樣一個不錯的環保概念，熊曉鴿相當看好。 然而，對於市場的不了解，注定了這次投資的失敗。當時降解這樣的環保概念遠沒有現在深入人心，而這種技術又有著很高的價格門檻，生產出來的產品因為價格高，根本賣不出去，廠家面臨困境。萬般無奈之下，熊曉鴿只好賠本把持有的股權賣給了別人。 “沒有失敗案例的VC，不是好VC。”在失敗中，熊曉鴿慢慢理出了自己的投資思路。 早期的投資項目，大多屬於模糊投資，沒有人能夠保證百分之百準確，所以早期投資看得更多的不是項目而是行業。熊曉鴿在不斷摸索中，鍛煉出了自己的投資眼光，他將目光鎖定在以互聯網為核心的TMT領域。針對這一個領域，只要有新興的項目和企業，熊曉鴿幾乎一個都不放過。 從1995年起，熊曉鴿對於中國興起的互聯網企業，做到了“家家投入，戶戶佔股”。這些企業包括搜狐、易趣、騰訊、百度、搜房等日後響徹中國大地的名字。 不過在當時，熊曉鴿做得更多的只是靜靜地等待。 在等待的同時，熊曉鴿對IDG的董事長麥戈文表達了謝意。熊曉鴿坦言，如果沒有麥戈之的信任和耐心，自己很難堅持這麼久：“我們這批最初在中國從事投資的合夥人，很多都是半道出家，經驗不足。麥戈文先生給了我們充分的信任，讓我們'慢慢玩'，我們也逐漸摸索出門道，逐漸積累經驗，整個團隊精誠合作，並形成一套IDG自有風格的風險評估體系。” 到2000年為止，熊曉鴿早期投資的企業沒有讓他失望，他也沒有辜負麥戈文的信任。隨著搜狐、騰訊、百度等眾多互聯網公司的上市，以及搜房、易趣等進行股權轉讓，IDG獲取了豐厚的回報。 IDG的第一隻基金是從1993年開始，到2003年為止，年均回報率是36％；第二隻基金是從1999年開始，回報率超過40％。而到2006年底，IDG共在中國投資2億多美元，回報已經超過10億美元。 IDG憑藉著在中國的驕人成績躋身世界一流VC行列，而最初IDG在美國祇不過是一個二流的“VC小弟”而已。 熊曉鴿在卡納斯3年的記者經歷，讓他接觸到了很多創業家和投資家。從那時起，他已經意識到風投行業會有非常好的發展前景。因為風投不僅可以幫助創業者實現夢想，還可以尋找別人沒有發現的各種各樣的發展機會。更重要的是，熊曉鴿發現做投資跟做記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做記者是去發現一些新的事務和人，然後通過提一些問題，記者對採訪的公司或者老闆，甚至對某一行業都會有所了解。在這一點上，記者和投資有著異曲同工之處。熊曉鴿一直覺得做記者的訓練對自己做風險投資有極大的幫助。而且，美國有幾個很不錯的風險投資者也是記者出身。 現在，熊曉鴿以新聞記者的身份投身風投殿堂，創造著一個又一個的奇蹟。 既然要與人合作，就必須相信對方，否則你乾脆放棄他。進入IDG就算是一場賭博，我和麥先生也是一場對賭。 在國內的某些創業者看來，我們好像是說話天花亂墜的騙子。我們願意投入資金，只做小股東，也不那麼看重贏利，還會適時退出，可他們都不相信——哪有這種天上掉餡餅的好事！ 風險投資業內有句老話：“沒有失敗案例的VC，就不是一個成功的VC。”我不避諱談失敗。我們還有60多個未退出項目。這些項目65%可以獲得較好的回報，25%將有微小收益，剩下10%的項目可能以失敗告終。對於創業者，對於VC，失敗並不可怕，關鍵是要看你能從失敗中學到什麼。我有10年做風險投資的體會，感覺國外做VC比在國內容易，因為國外有良好健全的評估體系和退出機制，但中國有一點是獨一無二的，那就是機會。國外一切都很規範，但激情沒有了，而在中國有挑戰，也會不斷地有驚喜，有新東西湧現，做VC是很需要激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