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第二十二章掙扎與傷痛

升溫，依然是中國主題。 世界上首條商業運營的磁懸浮列車於2002年在上海開通。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城市，上海為精心打造的線路付出代價——開通第一年即虧損2.68億元，兩年後的2004年，營業額不到1.35億元，虧損額則上升至4.4億元。 同樣在上海，新年來臨前的最後幾天，上海房產界廣傳流言： 溫州人即將撤出大上海。在煞有介事的口口相傳中，小道消息變得有鼻有眼，最終如同重磅炸彈引起軒然大波。 自2001年夏天，第一波溫州看房團開進上海。三年間，無數溫州人裹挾數億資本，在上海房產市場翻雲覆雨，儼然成為一方財富力量。他們的到來，使上海樓市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當然他們收穫了豐厚回報。而金錢只是一方面，很多時候，他們是地產商的座上賓；他們憑藉不小的經濟貢獻，與地方政府培養了相當程度的默契與好感。

溫州人願意置業上海，上海人也樂於將樓盤賣給溫州人。 “溫州人買樓不挑剔，少有糾紛。”一位上海售樓小姐對採訪她的媒體記者說，“不像上海人精明。”她甚至比喻，“溫州人買樓像農貿市場買大白菜”。與此相比，上海人抱怨： 上海的樓盤價格都是被溫州人炒高的。 難以想像，沒有溫州投資客，上海會是怎樣的景象。歷史沒有假如，它還在貪婪地吞噬著未來。 春節過後，溫州照例推出一年一度的房展會。期間，上海房產開闢專展，仍舊受到溫州投資者的熱烈追捧。面對火暴的場面，上海記者並沒發現風言中所傳的撤退跡象，反而有感“投資熱情不減”。事後看來，記者們過於樂觀地估計了形勢。 或許意識到泡沫經濟的存在，上一年年底，政府斷斷續續推出政策調控房價。

政策收緊、放貸變嚴、輿論加劇，方方面面的跡象表明，房地產市場的春天難以長久維繫，拐點即將到來。寒冬到來之前，避免損失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儘早撤離。 溫州人的上海大撤退只是冰上一角。猜測變成現實，大規模的撤退開始。溫州市政府也站出來，以旁觀者的姿態，叫停“炒房團”。由此，叱吒風雲的溫州投資客隱忍鋒芒，暫時性地退出國內房地產舞台。 沒有人擔心溫州商人的未來。這是一群對於商業拜物教式充滿執著的另類，他們會為此不惜代價的努力。所以，任何事物到他們手中總能演繹出財富傳奇。只要有閒錢，他們“總有炒不完的東西”。 那麼，接下來要炒什麼，一切拭目以待。 國內的大規模撤退形成強烈對比，溫州資本在海外房產市場依舊放肆擴張。

趨利避害的屬性驅使資本流向更能產生利潤的領域，國內缺口被封堵，“平的世界”總有資本發洩的空間和迴旋的餘地。 溫州對外貿易合作局數據表明： 2004年，出口45.8億美元，同比增長34.5％。民營企業出口的25.5億美元中，一大部分外匯轉向海外樓市。 這年，巴黎街頭常有“溫州太太團”出沒，她們的任務是： 一購物，二看房。許多在美國紐約的溫州人掀起炒房高潮，皇后區，有溫州人購買地皮，自建房屋用於投資。溫州人的目光還並不僅限於發達國家。越南、緬甸等經濟落後的國家，都成為他們投資的熱門之選。 從2003年末，大批溫州人集體開赴越南芒街，考察投資地產。一個溫州老闆在當地建成的中國輕工城，溫州人買走所有商舖。柬埔寨，10個溫州商人中，起碼有六個從事地產投資。之前發家的服裝、眼鏡貿易，反而成了副業。而另一個吸引溫州炒房團目光的是中東迪拜。那裡，基礎建設大張旗鼓，房地產的春天剛剛到來。

伊拉克戰爭結束，中東各國經濟復甦，恢復重建是共同的主題。迪拜政府大興土木，率先放寬政策，允許外國人購買永久性不動產，房產一路狂漲。 2004年初，迪拜推出“耶穌島”別墅，叫價960萬人民幣，溫州人聞風跟進。跟進的結果，就是狂飆式的財富增長。 淘金潮中有葉鑫。看到迪拜火熱場景，只是來參觀的他決定留下。他並未像大多數人炒房，而是進軍建材市場。帶著翻譯，頂著高溫，葉鑫熱情兜售自家產品。做成第一單生意後，一發不可收拾，儼然成為迪拜建築行當裡頗有頭臉的人物，並受到酋長接見。 除了地產，溫州人盯上了煤炭和石油。 房地產上斬獲頗豐的溫州人，忽然感悟能源具有更強的投資性。當這一年，法國結束約200年的開採煤礦史時，氣魄的溫州人包攬下山西省六成的中小煤礦。數據指出，溫州人用40億元的成本，控制了8000萬噸的煤炭年產量，這個數字佔全國總產量的1／20。

一位太原當地人如此形容溫州人無處不在的身影：“隨便攔下一輛高級轎車，十有八九就是溫州老闆。”幾年前，這樣的風景難得一見。 溫州人最先與煤炭產生聯繫，是在20世紀80年代。 山西煤礦的井巷工程多由溫州人施工。當時國內煤炭市場低迷，煤礦企業普遍不景氣，類似拖欠工程款非常普遍。誇張的說法，有些礦井建成的那一天便麵臨破產。於是，出現以資抵債的現象： 溫州施工隊沒有收回欠款，反而得到煤礦。但在被過度控制的市場和難以揣測的政治環境下，私人經營煤礦是件冒險的事情。早期經營煤礦的溫州人，不賠本者甚少。 2002年情況扭轉。國內煤炭市場全面復甦，而許多人對投資煤炭心有餘悸，溫州人悄無聲息地承包下礦井。一年間，投資額超過30億元，最大一筆交易過億，最少者也不下500萬。期間，地方政策大開方便之門。最極端的做法，政府以破產拍賣的方式，吸引溫州游資投資下轄村辦、鎮辦煤礦。灰色交易摻雜其中： 山西某地價值上千萬元的煤礦以200萬元低價轉給一溫州商人。

溫州人投資煤礦達到鼎盛，他們是山西煤炭市場當之無愧的主角。結果是，近千家煤礦掌控於溫州人手中，佔據山西小煤礦半壁江山。在承包期內最大限度地爭取利潤，他們往往忽視生產安全。這恰恰為日後飽受詬病的安全事故埋下隱患，也為日後溫州投資者的困局埋下伏筆。五年後，山西省長治縣率先封殺“溫州炒煤團”，此風刮到朔州、呂梁、晉城等地。後來，山西省頒布新政，全省2840家煤礦收歸國有，溫州炒煤團兵敗晉城。 資本大規模進入山西煤礦的同時，有一些轉向了新疆。 獨特的地理優勢，新疆出產的棉花質量優厚，受國際市場青睞。 2003年起，大量溫州商人進入新疆收購籽棉。僅阿克蘇一地，就有上千名溫州棉客活動，他們手中掌握的資金高達數十億元。他們的炒作使得籽棉的收購價格一度超過每公斤8元，創歷史新高，“所有溫州投資者認為行業回報穩定、利潤高”。可2004年，市場給這群衝動的投資者上了一課。

中國棉花價格急劇下跌，溫州棉商損失慘重。可是，溫州人又很快發現新疆石油儲量豐富，是天然的投資場。大量棉客搖身一變石油炒家。 46歲的陳文高看著油價攀升，就有了投資油品的計劃。半個月時間，他承包下一口油井，更換設備、招聘員工。 其實，溫州流向油品市場的資本超過50億元，有100多人成為油井主人，還有大量的溫州人經營加油站與成品油買賣。據稱，僅僅數月時間，最早涉足成品油銷售的黃銀榮經手石油5萬多噸，獲利達數千萬美元。更多的溫州人則在醞釀“油井投資聯盟”，“聚集起來形成合力”分羹“油品投資市場”。甘肅、陝西等地，頻現溫籍油商影子。 炒房、炒煤、炒油，溫州人無利不起早。 “樓市泡沫論”甚囂塵上，且資源畢竟投入所需巨大，許多財力有限可不甘沉默的溫州人忽然又想到了出租車。

溫州人歷來有炒車的傳統。 早在10年前，溫州出現第一批炒車族，其中包括王克誠，“那時候太好賺錢”，“10萬元投資兩年收回成本的項目一般人瞧都不瞧一眼”。他以11.5萬元的價格買進一輛夏利出租車，僅僅七個月，車價飆升至38萬元。 1998年，溫州拍賣300輛出租車的營運權，新出租車經營權證竟以70萬元的高價入市。王均瑤斥資近億元，以平均每輛68.8萬元的價格，買下百輛市區出租車經營權，讓人瞠目結舌。接著，市政府以明文規定的形式確認出租車經營權的商品性。 《溫州市區出租汽車客運經營權有償使用暫行辦法》明確規定： 通過有償取得的出租汽車客運經營權，長期有效，屬個人的，可以繼承、轉讓；屬法人的，可以轉讓。同時，政府適度控制出租車市場，使得車總量一直維持在3329輛，3287輛車的經營權歸個人所有。另外，出租車經營權不僅可以交易，甚至可到銀行抵押貸款，一輛車大多能貸到50萬元，10年內分期還清。

政策大大提高出租車投資價值。漫長而不引人注目的炒車行為在溫州拉開序幕。實際上，炒車的利潤比炒房要高得多。 50多歲的下崗工人陳安德有輛出租車，靠租金，月收入達7000元。同樣價值的房子，月租金只有2000元。可見，“作為純粹的投資，出租車租金收益遠遠超過炒房。”重要的是，出租車出租收益立馬見效，房子需要裝修，還有套牢的風險。 國家房產政策從緊，掙扎一番後，越來越多的熱錢撤出樓市，投進出租車經營權的炒作。短短數月間，溫州投資客炒遍溫州地區所有市縣，又遊走江西、江蘇、福建各省。 當然，戰役首先從溫州本土打響。 2004年4月底，業內傳出消息，郊縣出租車可載客到溫州市區，據此，有人預測郊縣出租車價格將隨之抬高。

果不其然，進入5月，波瀾不驚的瑞安、永嘉等市（縣）出租車牌照突然經歷漲價狂飆。不到兩週，瑞安出租車單價從65萬元暴漲到75萬元；與溫州市區一江之隔的永嘉，出租車行情一路大漲，從20萬元升到30萬元。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平陽、蒼南等地。 其次，溫州炒家把目光轉向外地車市。有媒體注意，這年夏天，江西南昌與山西太原兩地出現出租車經營權轉讓價格暴漲現象，背後“有溫州炒車團的身影”。 然而，溫州人並非百戰不殆。寧德、鎮江兩地，溫州炒車團遭遇傷痛。 溫州民間游資瘋狂進入寧德出租車市場。整個寧德地區的出租車主幾乎清一色是溫州人，司機則基本全部是當地人。車輛租金上漲，起步價面臨抬高的壓力。情況引起“當地管理部門的極大關注”。關注的結果是，出台干預措施，打壓溫州投資客。不久，溫州炒車團在寧德銷聲匿跡。 江甦的形勢也悄然變化。 2004年七八月間，許多溫州人轉讓出租車經營權，意想不到，收購價10萬元的出租車，叫價9萬元，沒人接手。被套牢的溫州出租車投資者據說達數百人。 與炒房一樣，炒車團遭受輿論譴責。有人認為，他們暗中操縱市場價格，是交通成本上漲的幕後推手。有人認為，這些人投機心理太重，影響市場經濟秩序，該大力打壓。而更多的人對此一無所知，只是明顯地感覺到，出行價格上漲。自然，溫州人或不屑一顧，或一笑置之。他們只會重複耐心地解釋，“溫州的民間資金太多了，總得找些出路”。幸運的是，他們總能為充滿增值慾望的資金找到用武之地。 同年10月28日，溫州媒體公佈消息稱： 溫州市道路客貨運輸發展規劃顯示，根據城區面積規模的擴大、人口的增加以及出租車需求和經營狀況，預測到明年，溫州市區出租車合理規模為3650輛，比目前的3329輛要多出321輛。敏感的投資者馬上覺悟： 出租車放量，交易價格必波動，正是大筆吃進的機會。只4天，溫州出租車平均交易價格猛跌十幾萬元。不少人趁機入手，大肆跟進。又是幾天，行情上漲，抄底者大賺一筆，最高的一筆交易達到146萬元。 炒樓、炒煤、炒棉花、炒石油再炒車，溫州每年用於炒的資金，高達400億元。各地區到溫州招商，基本不會空手而歸，可見曾經的溫州草根們積聚的資本實力。 2004年7月初的一天，一家北京商務諮詢公司千里迢迢跑到溫州召開朝鮮投資說明會，場面異常熱鬧，擠滿200多位企業家，座位坐不下，很多人站著聽完介紹。 溫州每週都有類似的投資貿易洽談會，而關於朝鮮市場，這是第一次。主辦方眉飛色舞的宣傳，溫州人動了心。 7名溫州企業家組成的商務考察團飛往朝鮮。此時，朝鮮國內緊缺輕工業品，政府鼓勵經濟免稅和減稅政策，龐大而飢渴的市場呈現在考察團面前。但真正決心大干一場的是曾昌飚。 8月，一個溫州商人瘸著一條腿，不遠萬里來到朝鮮，獲得平壤第一百貨大樓10年的經營權。此人正是35歲的曾昌飚。對於他，朝鮮人並不熟知。這卻並不妨礙故事的展開。 在溫州，曾家是當地望族，除父親做官外，曾昌飚兄妹8人全部經商。年少時，曾昌飚不幸患上小兒麻痺症，逃得一死，可落下殘疾。他天生好強，18歲發明國家專利。 19歲，曾昌飚說服父母外出闖蕩，先後輾轉北京、瀋陽，幫助叔叔料理生意。 覺得時機成熟，曾昌飚借了30萬元，成立龍飆紡織品。當時，瀋陽兩家企業壟斷一種緊俏的台灣面料。曾昌飚以零售價買進，以批發價出售。對此，大家認為曾昌飚必死無疑。奇怪的是，他的生意居然大見起色。原來，賠本的方式建立信譽，贏得客戶，並且拿到面料的總代理。他賺得人生第一個100萬元。 用這100萬元，曾昌飚和幾個溫州老鄉買下南樂郊路，籌劃溫州商品一條街，專營服裝材料。後來，南樂郊路演化為東北最大的服裝面料集散地，成百上千的外國客商慕名前來。看到市場裡的外國人，曾昌飚想，為什麼不把生意直接做到國外？經過分析，他從俄羅斯、韓國與朝鮮三個國家中，選擇了經濟最落後的朝鮮。 1997年，曾昌飚第一次到朝鮮。從丹東到平壤，整整20小時，到了那裡已是晚上。供電緊張，整個城市一片漆黑，沒有一絲令人心動的活力。更令人失望的是，朝鮮政策不明朗，對外來投資者態度晦澀。曾昌飚敗興而歸，卻並未死心，每年都會去朝鮮看看。 2002年，朝鮮政府大幅提高物價和工資水平，破天荒地對個體經營採取寬容政策，各種形式的承包出現，設立經濟開發區，企業也自負盈虧，計劃經濟的影子漸漸退去。朝鮮領導人這樣定性上述行為： 經濟政策調整。表面上看不到任何改革的意味，其經濟改革的步伐已箭在弦上，不可逆轉。 2003年底，朝鮮與韓國合資生產的一款小汽車有幸成為朝鮮歷史上第一塊大型商業廣告的主角。出現在平壤街頭的這塊大幅廣告，畫面是，一名騎自行車的市民正在觀看廣告牌，廣告牌上畫有“真令人心動”的廣告詞和汽車商標。這之後，朝鮮領導人金正日對溫家寶總理拋出橄欖枝： 歡迎中國企業到朝鮮去。 曾昌飚期盼的機會終於來臨。他看中位於平壤繁華地帶的“第一百貨大樓”。嚴格來講，承包之前，那座建築根本算不上一座百貨大樓，大多數時候，裡面沒有什麼商品。 現在，朝鮮政府抱定決心要改弦更張。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高規格地接見了來自溫州的平民曾昌飚，微笑著接受了對方贈送的金蟾蜍。現場，曾昌飚對一名朝鮮官員說，“我會改變你們國家的經濟”。後者瞪大了眼看著他，沉默不語。 最終，曾昌飚獲得平壤第一百貨大樓10年的經營權以及5%的稅收優惠。他投資5000萬元，裝修和改造百貨大樓，並對前來採訪的記者反复講起一個中國的古老故事： 一名老漢把一頭牛拴在樁上喊，大家不用付錢就能牽走它了。所有人都不相信，最後有一個小孩真的把牛給牽走。很顯然，他把自己比作“那個幸運的小孩”。他夢想著，以百貨大樓為切入點，在朝鮮飛黃騰達。 這年，法國影片《第13區》被引入中國。人們樂道於正義與黑暗的較量，以及主人公矯健的身手。許多人並不清楚，現實中的巴黎第13區是旅法華人聚集地，那裡有歐洲極負盛名的唐人街。在法國，名聲大噪的還有3區、4區的“溫州街”——曾經是黑人和阿拉伯人的天下。法國《費加羅雜誌》周刊以驚奇的口吻說，人們有13億條理由對溫州人產生興趣。 引起外國人對溫州人產生興趣的最大理由是充斥全球市場的廉價產品以及它的擴張方式。對於後者，他們常常露出驚恐甚至鄙夷的神色；對於前者，外國人則既好奇又吃驚，他們搞不明白中國的產品為何那樣便宜，而中國的工人們又如此好對付。那時候，800美元足以讓一個農村男青年在鞋廠幹上300小時，其間少有休息。在外國人看來，簡直難以置信。 多年後，一個被許多人引用的事例就發生在這年： 一個北京人專程跑到德國法蘭克福彩爾街，想給上高中的孩子挑歐產的名牌球鞋，逛遍整條街的鞋店，竟然沒有找到不是中國製造的球鞋。最後，他驕傲且無奈地說：“既然都是咱中國的，何必來做搬運工。”事實上，真正讓國人揚眉吐氣的是聯想集團把IBM公司的PC業務收入囊中。這被普遍認為是中國企業海外擴張的標誌性事件。 西方世界的普遍不滿與恐慌隨之而起。德國《明鏡》周刊：“充當世界經濟火車頭的，是中國；像一隻巨大的猩猩，吸盡西方國家工作位置的，也是中國！”毫無疑問，文章後半句在指責中國，不友好的語氣中透露出不安和焦躁的情緒。而情緒迅速轉化成了行動。 “中國製造”經歷最猛烈的一波阻擊。 秋天，溫州人陳九松到西班牙埃爾切，做鞋類貿易。按照當地法律，外國人沒有“老闆居留”，不能註冊公司。靈活的陳九松用朋友的身份登記註冊公司，打理生意，一面申請“老闆居留”。沒多久，他遇到反對華商潮流，莫名其妙成為受害者，一敗塗地。事後總結，人們傾向於認為，陳九松個人經歷並非偶然，而是溫州人數十年瘋狂擴張埋下的伏筆。 說起來，溫州鞋和西班牙間的瓜葛能追溯到20世紀末。 最早進入西班牙的溫州人遠沒有現在這麼體面，他們多擺攤起家，被當地人鄙視。靠零售，慢慢攢下一筆小錢，之後想方設法鞏固地盤，把生意做大。他們的確找到了一條可行的路徑： 第三方代理。 聯繫國內廠家，尋找國外買家，賺取不多的差價，獲取微薄利潤。一雙普通的溫州鞋，經過汽車、輪船、關稅等重重關卡，到達目的地，只賣5歐元；同類的西班牙鞋至少定價8歐元。更多時候，二者之間的差價高得離譜。 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轉行進入皮鞋設計製造領域，以工貿一體的方式生存。所有海外皮鞋商，沒有誰能擺脫這樣的發展路徑。更多的溫州人跑到海外，以同樣的方式生存下來。 溫州商人的大量湧入直接導致倉儲租金上揚。一位當地商人抱怨，“中國人再待下去三個月，我們都要關門”。可中國人沒有絲毫停止的跡象，他們源源不斷地把皮鞋運往西班牙。大量西班牙本土鞋廠倒閉，倖存下來的企業則直接向溫州下訂單，然後貼上自己的標籤，雖然價格下降，還是和溫州鞋沒法比。大量西班牙鞋業工人失業。西班牙媒體報導稱： 2002年，埃爾切有12個鞋廠破產，2003年增加到14個，2004年7月增至26個，1000多名工人失業。 西班牙人的不滿蓄勢待發。有人暗中商量，要給溫州人一點顏色瞧瞧。埃爾切掛出寫著“把進入我們城市的鞋子貨櫃箱倒掉燒毀”的極富煽動性的廣告牌。民怨升騰而起，矛頭直指溫州鞋商，西班牙行會負責人趁機火上添油，號召抵制中國鞋。當地政府態度曖昧不明，一方面信誓旦旦地保證，保護中國商人的利益；另一方面，警察們“用槍頂著中國商人的腦袋”，進行突擊搜查。這顯然不是正常的盤查態度。 2004年9月16日，厄運落到陳九鬆的頭上。 300多名西班牙人高呼“中國人滾回去”的口號，進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隊伍行進到埃爾切的中國鞋城。提前得到消息，大部分鞋商早早關門歇業，躲避風頭。陳九松沒有，他在等待國內訂購貨物。他的16個貨櫃被堵在路上，前途未卜。事後看來，這是悲劇的源頭。當天7點左右，貨物安全運到。陳九松剛鬆一口氣，震驚的場面出現： 20多名示威者衝進鞋店，把準備好的汽油瓶扔進倉庫裡，剎那間，“火光沖天，空氣中飄蕩著厚重焦煳味”。 價值800萬元的貨物化為灰燼。望著滾滾黑煙，陳九松前所未有的沮喪無奈，站在身旁的親戚早已精神崩潰。 本地警察視若無睹，任由人群肆意妄為。 “精神和身體上不適應”的陳九鬆在西班牙華文報紙《歐華報》刊登求救信。 “希望通過合理的方式，向西班牙政府交涉，幫助盡快獲得政府賠償”。當天，埃爾切再次爆發針對“中國製造”遊行。 十幾天后的9月27日，埃爾切街頭再次出現號召示威遊行的海報。令華商不安的是，西班牙首都馬德里也出現不和諧聲音。溫州人聚集的倉庫批發區，流傳著各式各樣的小道消息，公共汽車站的玻璃上明目張膽地貼滿聲援埃爾切的傳單。最終，在中國政府抗議下，西班牙方面採取措施。大火事件逐漸平息，由此的思考並未終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官員一針見血地指出： 西班牙燒鞋事件是世界各地阻擊“中國製造”的延續。來自中國商務部的統計表明，截至2004年5月底，有34個國家和地區發起637宗涉及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特別調查。另一個佐證是，津巴布韋對中國出口的鞋類提高了1000倍的關稅。歐盟開始醞釀設置進口壁壘以保護本地製鞋企業，同時對製鞋材料中的一些化學用品提高檢測標準。 同年10月，杭州《都市快報》發表題為《西班牙燒鞋風波促我們反思溫州發展模式》的評論文章。文章寫道： 西班牙的排華事件，顯示一些當地民眾把溫州商人視為侵略他們經濟生活的外國奸商。這事件顯示，中國企業若要在海外擴展市場，不能單以成本低為單一競爭條件，顯然也不能不下些工夫，建立企業和品牌的公關形象。同樣是中國製造，李寧牌服飾甚至成為西班牙男籃的讚助商。有人發問，如果溫州鞋的品牌高端一些，會不會有這些麻煩？ 對於這個問題，溫州人並不是沒有考慮。但日益緊迫的局勢已經不允許他們做出實質性行動。未來，更大危機正在溫州製造業快速蔓延。 在溫州，一些曾紅火一時的製造商，明顯地感覺到日子難過。周大虎抱怨，“看起來產值繼續增長，利潤同比已經差太多”。有同樣感觸的企業家有很多。一個事實是，上半年，溫州工業品出廠價格同比上漲1.66%，原材料進價同比上漲6.35%，剪刀差達4.69個百分點。 現代化生產方式的大規模普及，生產過剩的趨勢顯現，人力成本、原料價格上揚，利潤下滑，製造業的春天似乎即將過去。部分專家因此提出，溫州製造業的微利時代已到來。而溫州企業家面前的選擇，要么繼續在微利行業掙扎並傷痛著；要么主動出擊，開拓新興市場；抑或放棄製造業，轉而從事其他行業。 時至今日，依靠科技創新、專利發明，進而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的機械化大生產已被演繹極致。少數成功企業，依靠積累多年的品牌優勢，才得保證贏利。多數製造商則徘徊在生死線上。 製造業日薄西山，突圍在所難免。 多數溫州人選擇的突圍方式，借助廉價優勢，迅速傾銷，開闢海外市場。但引起的負面影響接踵而至，溫州皮鞋在西班牙的遭遇不正是最好的說明？ 崑劇《班昭》唱詞：“最難拋的是榮華，最難耐的是寂寞。”這一年，劉周華的企業陷入轉型困擾，只不過他面臨的形勢並不嚴重。仔細梳理，大環境下小人物個人命運的起伏轉折，以及從中顯現的原委曲直，或許可以看到中國商業環境的變遷。 時代既然縱容一切冒險與征服，就也處處充滿陷阱與禁忌。很快，生意場上的爾虞我詐讓劉周華的商業夢在狂飆中破碎。不過，越挫越勇卻已無本錢的劉周華，巧舌如簧，鼓動20多名員工集資入股，湊齊300萬元，組建“甌海聯運公司”，在一片混亂的運輸市場中殺出血路。 到2004年，物流運輸利潤淡薄。劉周華轉行服裝批發。 經人介紹，他找到花花公子服裝負責人。一見面，他把隨身攜帶的百萬現金擺在對方面前：“你們需要有誠意的代理商，我需要有品牌號召力的服裝供應商。合作，是我們最好的選擇。”言語直白得驚人，效果卻出奇的理想，他成功拿到花花公子湖北總代理權。為節省資金，他乾脆在服裝店角落打地舖。辛苦並沒換來相應的回報。開張數月，看的人多，買的人少，有人質疑，“花花公子休閒T卹是假的”。 劉周華髮現問題癥結所在： 店鋪所在的街上賣的衣服都是仿品牌，頂級品牌到這裡，自然被人懷疑是假貨。於是，他以最快速度轉戰漢正街白馬商城，短時間內將花花公子打開銷路。 生意理應步入正軌，可是正裝、休閒裝劃分的花花公子竟然開發出西服、襯衣、皮具等幾十個系列。劉周華迷惑的是，武漢花花公子代理商居然冒出幾十家，市場大亂，劉周華只能放棄“花花公子”，改做其他品牌。 多方聯繫，他拿下美國“花雨傘”代理權。這次，他變得小心謹慎，談判時額外多了一個條件： 銷售任務定高點，但一個區域只能有一個代理商。 多事之秋，宏觀經濟的驟然趨冷，2004年的確是掙扎與傷痛的一年。 溫州以外，德隆、托普、科龍、健力寶敗在脆弱的資金鍊上，轟然坍塌。此外，海信爆發“集體辭職”事件，沃爾瑪拒建工會引發爭議。隨之相伴，一頭灰白頭髮的海歸教授郎咸平頻繁亮相媒體，指手畫腳中國經濟。鋒芒所及，引來叫好一片。只是人們分不清，叫好是在反思，還是在否定改革。 “你給了我一個江湖夢，但我卻看不到江湖的邊。”電影《臥虎藏龍》玉蛟龍的這句對白也許最適合於風光無限的中瑞財團與中馳財團。 短短幾週，兩家公司高薪招聘的總裁先後離職，企業群龍無首。 提起中瑞、中馳兩大財團，溫州無人不知。它們分別由若干中小企業組合，向西方壟斷集團靠攏，大膽地以財團自居，聘請來兩名職業經理人做總裁，向現代化企業管理模式轉變。惋惜的是，所有的理想與現實有很大的差距。財團組建那天起，“財團”即被“有關部門”盯上，並被盯得死死的，以防止它“非法集資”，最終“財團”變成了“房地產集團”。而集團內部並沒有建立起真正的現代企業製度，集體成員之間未真正走向聯合；兩位總裁也被以外人身份對待。 事實既定，外界由此感慨，溫州民營企業始終在尋找解脫之道，卻終究難以走出困局。 在如此般的嘆息和憂慮中，溫州民營經濟的開局人物王均瑤因病辭世，享年38歲。接班的是35歲的王均金。一個充滿個人英雄主義色彩的民營企業，能否順利度過這個動蕩的轉折時期？一切為溫州家族企業拉響警報。 人們從王均瑤的辭世看到一個時代的結束，下一個時代能否重續輝煌，不至於衰落。除了擔心與焦慮，沒有人知道答案。 聽到王均瑤去世，柳市第一個買摩托車、第一個裝電話的“嚴重經濟犯罪分子”劉大源感喟之餘的第一句話是：“我很幸運”。如今，“大源螺絲店”變成“大源精密焊接材料公司”，單開間狹長的門面，並不起眼，但足夠支撐老人安享晚年。 劉大源最好的朋友是53歲的葉建華，當年“八大王”中的“目錄大王”。遺憾的是，輝煌過眼煙雲，後者境遇不佳： 企業關門大吉，為圖改善，偷渡國外，謀生更辛苦，只好回來，賦閒在家，專注技術。他的一項攝影顯像技術2004年拿到3000元的樂清科技專利獎金。對此，葉相當滿足，一副別無他求的樣子。 2004年11月，溫州藥店葉同仁堂被告上法庭，原告北京同仁堂認為其侵犯自己商標，要求後者去掉招牌中的“堂”字。在浙江省高院調解下，雙方達成和解。溫州葉同仁堂去掉招牌中“堂”字，承諾兩個月內完成工商變更登記，承擔訴訟費40萬元。 一場鬧劇告一段落，有遠見的溫州企業家紛紛反省，溫州人除了肯吃苦還有什麼優點？作假、仿冒、侵權，再到西班牙大火，看起來頭腦靈光的他們，在2004年卻處處碰壁。唯一一則關於溫州的好消息是，溫家寶總理特地趕到溫州考察，與當地企業家長時間交談。期間他反复說的一句話：“宏觀調控對民營企業是有好處的。”而藉助修改憲法的機會，總理對民營經濟的關注被轉化為字句寫進根本大法：“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並對非公有製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 年底溫州財政數據顯示，溫州市區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當然，老百姓對統計數據沒有太大興趣，他們在乎實際的東西。 GDP是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寫照。這年，溫州人吃方面的資金超過80億元，增幅達4.6個百分點。更加專業的說法是，溫州跨過了現代化的門檻，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來看，其國民經濟具備相當實力，進入活躍、加速發展的重要階段。 在這樣的情況下，溫州掀起鼓勵創業的高潮。 政府在大學裡開設指導創業的課程，把企業家請到課堂，與學生分享成功經驗。校方以實際獎勵的方式，支持創業。政府加大了針對青年人創業的表彰力度，其中一項獎勵特別針對外來務工青年。報社編輯廖毅因此被評為“溫州市十佳外來務工青年”。這是對他工作的承認，可他高興不起來，名譽前面的“外來務工”四個字，他覺得彆扭、反感和抵觸。他認為，“詞彙多少帶有歧視”。 溫州總有那麼一點點不盡如人意。然而，這不正是這個城市不斷前進的動力來源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