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第二十一章嬗變

迷局通常令人嚮往，那些微妙的變動，往往引發巨大的事件，而結局又往往總是因此不同。如此奇妙而刁詭的規律實質反映著微妙在時空流變中的永恆。 2002年，中國發生著既激動不已又忐忑不安的變化。 大街小巷，一首名為《2002年的第一場雪》的情歌四處飄蕩，歌詞露骨，引人聯想。另一個女歌手陳琳慵懶而惆悵地唱著《愛就愛了》，一不留神，竟然成為流行歌曲。 社會風氣無限開放，時髦的青年人在大街上公然接吻見怪不怪。他們有著奇形怪狀的髮型，穿著另類，頻頻進出網吧、遊戲廳和迪廳，口中喃喃有詞，歸根結底是在追求“自我”。 何止年輕人，整個社會的自我意識都在集體覺醒。 手機普及，最受歡迎的手機品牌是摩托羅拉，無論男女，以擁有一部V998自豪。一些人在汽車上塗抹奇形怪狀的符號，把好端端的汽車改裝得面目全非；更有人打起車牌主意，申請充滿個性的數字組合，政府居然不加阻止。潮流從城市傳進鄉村，三位山西農民駕駛車頭印有中國地圖，車身寫著“兩岸攜手，共創繁榮”、“愛和平，促統一”標語的麵包車，自費周遊全國。

一切，都不是無中生有。 中國加入WTO，國家間交流合作日益頻繁。世界各地的物質、信息、理念和潮流，洪水般奔騰入國門，擊打人們心理，潛移默化著這個期待變化的民族。美國人斯賓塞的《誰動了我的奶酪》一書被介紹進來。這本論述變化的讀物順理成章地迎合主流，大行其道。 劇變還發生在資本領域。 “權貴資本”現形，數額龐大的國有資產被以各種名義劃撥到私人的名下，社會上一下子竄出來眾多背景神秘、出手大方的人物，媒體連篇累牘地報導他們慷慨大方、享用豪奢，就是無法清楚掌握他們的來路。 而開年僅僅幾天，副總理吳儀視察溫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時值開發區建成10年，綜合實力發展緩慢，甚至一度排名倒數第二位。吳儀不留情面地質問隨行官員：“再倒數下去的話，我看你們這個開發區也不用辦了。”

溫州官員誠惶誠恐，回去反省。 英國《金融時報》記錄下一個浙江義烏商人遭受非法地下錢莊的遭遇，並把矛頭直指溫州這樣的小城市，還對“一些地方政府”委婉提出批評。而國外買家突然發現，自己幾個月前在溫州廠家網站上的問詢遲遲無人回复，這些花哨的網站原來是“空殼”一個，它們的溫州主人壓根就不懂什麼叫電子商務。 官員們對這種情況相當著急，頻繁開會研究對策，最終提出“信用溫州”，信誓旦旦： 決心用3年時間，建立良好的信用壞境，再用5年，達到國際信用水準。經濟學家茅于軾不無惋惜地對《人民日報》記者說：“要是溫州發展初期就強調信用，老早就發展得更好。” 人世間的悲歡，本身就是一場輪迴。 無需多疑的劇情，這時代賦予子民的使命和精神面貌，注定是追尋榮耀的宿命。這便是包括溫州人在內的國人之所以在新生物浮現的第一時間，冒著各種風險仍然樂此不疲。而目空一切和辛酸榮辱的背後，充斥著磅礴而感傷的情愫。

一批批混跡於商業變革的洪流中，努力去營造驚人戲劇的探路者倒下和崛起。在這樣的記憶交錯中，有一種嬗變力量，始終讓人堅定不移。 2002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邁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步伐》：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需要發達的物質文明，而且需要先進的精神文明。實現兩個文明的協調發展，是我國社會全面進步的必由之路。 因為無法參透，所以不願放手。顯然，溫州在積極響應社論的號召。 民間，幾位老闆自發捐款16萬元，搶修古老的木拱廊橋；一個普通市民，數十年如一日地收藏動植物標本，投資建設的野生動植物標本博物館堪稱國內之最；錢金波則不惜血本推廣鞋文化，被金庸稱讚為：“文化出招，叫'飛龍在天'。”

至於政界，或許基於“信用”二字，掀起一股清理整頓風波。甌海區對1297名幹部的檔案進行重新審查，62名幹部文憑遭到質疑，其中2人因學歷造假受到嚴肅處理。 緊接著，剛從鹿城區公安局局長位子退下來的王天義被檢察機關調查。這個曾經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的處級幹部，在位時貪贓枉法、賣官鬻爵，10年間收受賄賂1800多萬元，創下浙江官員的受賄記錄，最終沒能逃脫法律的製裁。 除夕，百無聊賴的賈和芬正準備回家過年，突然收到來自以色列要求發貨的傳真，並答應預先支付定金。廚具公司成立半年，問詢者多，下單者少，賈和芬沮喪地懷疑是否下海過早？此時負面情緒一掃而光。看完傳真，顧不上吃年夜飯，賈和芬急忙打開電腦，通過郵件溝通交貨細節。第一單交易順利談成。她給自己買了輛跑車，把辦公室裝飾一新。

摩拳擦掌的還有陳濤與何德賢。 幾個月前，陳濤的身份是海員，而何德賢的身份是皮鞋廠的打工仔。他們對命運的安排並不滿意。前者辭掉工作，到溫州一家眼鏡店謀了一個人事助理的差事，月薪600。隨後禁不住弟弟勸說，開了一家名為“頂豐”的補髮店。 一連數月，補髮店無人光顧，使出渾身解數，陳濤發傳單、打海報、送禮品，仍不見效。情急下，他從其他理髮店拉來客戶，為博取對方的信任，他用自己頭髮做實驗，剃了個“地中海”式髮型，再用店裡的技術補好。他的誠意打動客戶，迎來開業第一位客人。 沒有想到，客人對補發效果非常滿意，充當起免費宣傳員，回家逢人便講，前來補發者驟增，小小的補髮店人滿為患，“頂豐補髮店”名聲漸漸響亮，給其後的連鎖加盟奠定基礎。

2002年4月，非洲現代史上最曠日持久的內戰結束。飽受戰爭創傷的安哥拉歸復平靜。易會場迅速出擊，在安哥拉註冊“溫州易得利進出口有限公司”。蒼南編織袋、毛毯等傳統產品漂洋過海，源源不斷地運往非洲西海岸。 易會場還在安哥拉開辦遮陽傘工廠。印著“易得利”商標的太陽傘，佈滿安哥拉首都羅安達——這個有400多萬人口的熱帶海濱城市。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到此，易會場可謂苦盡甘來。商界沉浮，本是不歸路。儘管成功未免來得過於苛刻，可易會場的這條路，因為兩次破產、七次遭搶劫而變得更為驚心動魄。易會場初下海時，什麼都新奇。當從朋友處得知飼料廠高價收購玉米，他以為賺錢的機會來了，傾盡所有購進玉米，準備運回溫州。但貨物運回，易會場發現玉米被動過手腳，摻水變質，只能賤價出售。像多數溫州人一樣，易會場第二次創業選擇進出口貿易。廉價而多樣的小商品提供巨大的採購空間，唯一的困難在於需要找到恰當的市場。

令人不解的是，易會場把目光對準安哥拉，一個位於非洲大陸西海岸、長期戰亂的窮國。中非關係雖然日益緊密，可吸引中國商人目光的也只是少數的幾個國家。長年戰亂對商業生態造成破壞，不穩定的社會治安讓人心有餘悸，不入流的安哥拉根本不在中國商人考慮之列。這個國家總共只有30名中國商人。對易會場來說，這是人生第二次劫難。與上次生意失敗有著某種驚人的相似，他向安哥拉發送完最後一批貨物，合作者徹底斷絕音信，170多萬貨款石沉大海。懊惱中，易會場登上開往羅安達的飛機。 在這個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的首都，看到滿街的垃圾、擁堵的街道、破敗的建築、橫行的瘧疾和紛飛的戰火，易會場心中怒氣卻一掃而光，他決心在這裡扭轉頹勢。

在羅安達最有名的聖保羅批發市場，易會場硬租下一間店面，開始創業。這里長期由西非人和越南人壟斷經營，外人欲想分羹，多數會被打得頭破血流。 明顯的叫板果然引起壟斷者的不滿，易會場接連遭受恐嚇。一天晚上，易會場在羅安達郊外的房間休息，一陣機關槍猛掃，頃刻間牆壁被打得千瘡萬孔，玻璃支離破碎。另一天早上，一群蒙面大漢闖進家，用手槍頂住頭部，強令他雙手貼在衛生間牆壁上，橫掃了11萬美金和手錶、手機、相機等貴重物品後，揚長而去。 易會場沒有知難而退。危機四伏，險象環生的批發市場，他帶領不多的溫州商人抱團作戰。 2002年，100多家店舖的主人，全部換成了黑頭髮、黃皮膚的中國人。 國際化的突進，管理視野的突變，溫州人的雄偉抱負油然而生。外面的世界對溫州人而言，意料之外的機遇總要大過意料之中的挑戰。

同年，林建清收到邀請，發出者是烏克蘭國際人權保護委員會。就這樣，經商之餘，他扛起人權保護大旗，為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中國商人鳴不平。 三年前，林建清從溫州來到烏克蘭開拓市場，選中奧德薩城，一個位於烏克蘭南部的港口城市。開始，林建清做鞋類貿易。經他之手，大量溫州鞋找到下家，源源不斷地被運往奧德薩城。這自然引起當地競爭對手的憤懣。激怒的烏克蘭人聯合警察部門對林建清這樣的溫州人進行“圍剿”，只要發現中國模樣的人出現在奧德薩七公里市場，便蠻橫地收繳一切貨品。林建清就曾經被當地警察吞掉10個集裝箱的貨物。 商業環境每況愈下，溫州商人們決定聯合起來，維護正當權益。浙江同鄉會應運而生，林建清為領導者。在和當地政商兩界斡旋過程中，溫州商人商業勢力地盤不斷擴大，建立了擁有300個店面的“中國市場”。可這也沒能改變他們被欺負的命運。直到林建清受邀烏克蘭國際人權保護委員會，情況逐漸改善。

中國，當之無愧地成為讓人既愛又恨的“世界工廠”。隨海外華人急速擴張，製造業被推到世界競爭前沿，與全球對手的短兵相接中，中國製造鋪天蓋地。 5月末，一條反傾銷消息從土耳其傳來： 該國外貿署發佈公告，決定對中國出口的自動鉛筆和圓珠筆進行反傾銷調查。 溫州，隨即一股騷動。 過去半年，中國出口到土耳其的自動鉛筆和圓珠筆價值高達1000多萬元，半數以上產自溫州。反傾銷調查，意味100多家溫州製筆企業的市場空間面臨擠壓威脅。 感覺威脅的並非只有製筆業，所有的輕工業製品都受到衝擊，打火機廠商們面臨的困難甚至更為棘手。 溫州經濟的三大“主力”之一，打火機在溫州的經濟地位不言而喻。政府部門開列過這樣一張清單： 每小時，溫州生產皮鞋12萬雙；每天，溫州有100萬副太陽鏡銷往世界各地；每年，1億隻打火機走下裝配線，其中70％出口到國外。有人開玩笑地說，溫州生產廠家打個噴嚏，全球打火機市場都會得感冒。 溫州打火機遂風行天下。西方廠商無力從價位取勝，便以各種藉口，向本國政府施壓，設置貿易壁壘。 如此背景下，“中國入世第一案”應運而生。 5月，歐洲標準化中心通過打火機“CR法案”。對溫州打火機生產商來說，其中的兩條規定具有極強的殺傷力： 其一，全面禁止玩具型打火機進入歐洲市場流通和使用，以防止吸引兒童玩耍；其二，售價在2歐元以下，即人民幣15元以下的打火機必須加裝保險鎖，以防止兒童開啟。 這簡直就是當年美國打火機“CR”法案的翻版。中國入世不到一年，歐盟效仿美國當年做法，阻擊中國商品。 “前車之鑑”可謂刻骨銘心，栽過跟頭的老闆們決定不再任人魚肉。而大大小小的貿易爭端中溫州人逐漸成熟。他們學習WTO貿易規則，開會研究對策，用法律自我保護——以周大虎為首，進行無損害抗辯。 改變歷史和世界的到底是巨大的動盪，還是微小的細節？問題本身就帶有迷惑性，畢竟巨大往往遮蔽微小，而微小卻是隱藏在背後的力量。事情卻在發生著微妙的變化。歐盟延緩了法案推行日期，並派出調查官，到溫州實地調查，內容包括： 企業財務、銷售和成本，並查看所有賬目，細緻到原材料的入庫單、房產契約以及水電費賬單。 從2002年9月一直持續到當年12月，調查歷時4個多月。期間，調查者發現，溫州勞動力成本低廉，家庭作坊的生產方式極大地降低了生產成本，因此溫州打火機的低價位絕非惡意競爭。而溫州老闆開誠佈公的態度也讓他們心悅誠服。金屬外殼打火機生產商們說： 歐洲沒有金屬外殼打火機生產企業，沒有競爭，何談損害？充氣打火機生產商則說： 自己的產品與歐洲一次性打火機有巨大差別，各自有生產、銷售和消費對象，談不上損害。 到最後，紛爭竟然不了了之，溫州打火機廠商逃過一劫。 2002年夏初，陳時升得知： 福建省交警巡警合併，大規模更換車用警燈、警報等裝置，福州市公安局全國公開大招標。他親自攜帶最新研製的警燈，趕到福州招標。經過比拼，五家企業入圍。最後的考驗項目是： 連續運轉15小時，正常運行者獲勝。 兩家企業的警燈未能挺過漫漫長夜，另外兩家企業的警燈也因超負荷運轉而變燙，陳時升的警燈仍然強勁地閃耀著，沒有明顯的發熱跡象。憑藉過硬的質量，陳時升拿下價值不菲的訂單，再一次證明了其無可爭議的行業翹楚地位。 從默默無聞到行業領跑，陳時升用了12年的時間。他的經歷頗為耐人尋味，在浮躁、喧囂的大環境中，始終堅守技術優先的發展理念，最終厚積薄發。 高中輟學，陳時升到溫州無線電六廠做學徒。他研發設計的“蝸牛燈”名噪一時，為企業帶來500萬元的利潤，但自己僅獲得獎金100元。 這件事徹底改變了陳時升的命運軌跡。 1990年，陳時升辭職下海，創辦星際公司，生產警燈。四個人、三間房、3萬元啟動資金，這是創業的全部資本。一年後，企業淨利潤突破10萬元，陳時升信心倍增。 熟悉陳時升的人會說，他是個閒不下來的人。工作之餘，他唯一的愛好是看警匪片。而警匪片吸引他的原因在於，影片中可以看到各種款式的警燈。他對技術的偏執追求由此可見一斑。到今天，星際已經是中國警用器材市場的佼佼者。但真正名聲大噪的產品是長排警燈，觸動陳時升研髮長排警燈靈感的仍舊是警匪片。 1993年的一天，陳時升坐在電視機前，眼鏡盯著風馳電掣的追車場面，目不轉睛。突然，目光被美國警車頂部的新款警燈所吸引——畫面裡的警燈與車體同樣寬度，配合著呼嘯的警報聲，閃爍不停，看起來具有十足的震懾力。陳時升預感到，長排燈將引領未來國內警燈趨勢。三年後，星際率先推出長排警燈。時值全國公安系統大換裝，進行大規模統一採購。陳時升趕上順風車，打破美國道奇公司在中國警用器材市場的壟斷地位。 夏末，家具界傳言： 王東昇涉足家具製造業，既從事終端銷售又兼顧家俱生產製造。 在溫州家具行業，王東昇能呼風喚雨，麾下數十家連鎖賣場遍布全國，位於市區的旗艦店“新天地名家居博覽中心”引領溫州家具市場。溫州人知“新天地”者眾，知王東昇者更甚。 少年時代，王東昇家境窘迫。上學時，他利用周末打工掙錢，幫人粘過紙盒、推過板車。高中畢業，王東昇跟隨做家具的表哥做學徒。他把自家廚房改成店面，做家具買賣，很快賺到4000元錢——人生的第一桶金。 20歲，王東昇考取溫州輕紡技校，畢業後留校擔任化學實驗老師。課後，他還到一家頗具規模的家具賣場兼職做業務員。王東昇掌握到這行的訣竅，曾創下轟動的銷售記錄，讓他迷戀上家具事業，最終邁出辭職經商的重要一步。 1990年，王東昇與兩名好友湊足10萬元錢，開了家200多平方米的家具賣場，取名“新天地”。開業不到三個月，生意火暴、業績超群，儼然成為家具界黑馬。幾年內，王東昇南征北戰，把“新天地”的招牌打到全國數十座大中城市，50多家連鎖賣場一呼百應。王東昇開創的家具連鎖經營引起業界熱切關注，被定義為“新天地模式”加以推廣，中國家具協會理事長賈清文親筆題詞：“開創家具連鎖經營新天地”。 事業如日中天，王東昇決心擴張上游。 2002年，一年一度的股東大會上，王東昇提出進軍家具製造業，創辦“城市之窗”，獲得多數股東認同。 對於作坊生產起家的老闆們而言，銷售業可以在短時間內創造巨大的經濟利益，這是資金匱乏的中小企業主夢寐以求的願景，也是單純的經營性生產所不能望其項背的圖景。當連鎖經營模式被發揚光大後，銷售業績達到輝煌，同時意味著獲利渠道的干涸。向產業鏈上游延伸，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成為多數企業家的共同追求。憑藉廣闊的銷售渠道和龐大的資金優勢，順利切入製造業，短期盈利。而製造業和銷售業的聯姻，一方面有效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可增強抗風險能力。假若再往上游擴展，霸占原材料領域，做到極致，便會實現壟斷。 梳理溫州老闆發家史，在產業鏈上上下求索者眾多，但悍勇如王東昇者鮮有。 創辦城市之窗時，王東昇投資數百萬元，修建“生態展示廳”，展示產品的生活氣息。當時，國內家具製造商過分執著於產品外觀、質量，對家具的功能、搭配和展覽缺乏應有重視。王東昇此舉他們不屑一顧，有人放言，這是有錢沒處花，但是很快他們就改變了觀念。 和王東昇思路一致，區區賣燒雞的陳劍平都無時無刻不想著做大做強。 山東淄博，陳劍平這個外來溫州人也算名頭響亮，十有八九的當地人都品嚐過他的烤雞。早些年，他和人合夥，賣“南源”烤雞，風靡一時。後來，兩人不歡而散，陳劍平失去“南源”招牌。再後來，他籌集400萬元，買下一間商舖，到工商局註冊新商標“國樑”，照舊做烤雞生意。最終，“國樑”烤雞後來居上，風頭蓋過“南源”。陳劍平出了一口氣。但他沒有在產業鏈上多做徘徊，而把目光瞄向眼鏡業。 這個雷厲風行的溫州人成立輕工製品公司，像模像樣地蓋起廠房，生產高檔眼鏡片。從燒雞到眼鏡，這是完全不相干的兩個領域。曾經的同行暗下結論，這是一樁賠本的生意。他的一舉一動也牽動旁觀者的神經。 淄博地價低廉，能建設規模龐大的工廠，可產業鏈不全，只適合做配件生產。溫州眼鏡行業已經發展成熟，相關配套設施齊全，進行二次加工，加之物流渠道完善，成品直接發售。優化配置資源，才能實現利潤最大化。按照這樣的藍圖，陳劍平生產眼鏡片，把產品運往溫州，加工成眼鏡後銷往國外，打入國際市場。 就是有了源源不斷的陳劍平們，嬗變的2002年，崛起中的中國不斷地“撥動”別人的奶酪。貿易摩擦無法避免，好在並不妨礙大局。 2002年，中國外貿總值達6000億美元，GDP為10萬億元。鼓舞人心的是，數字還在不斷增長。顯然，這是中國國際環境不錯的一個年份。西方世界經濟衰退，可不影響中國外貿出口的長足進步；相反，憑藉質優價廉的優勢，中國製造充斥全球。籃球運動員姚明則幸運地成為“中國輸美的單價最高的商品”。未來的職業生涯中，這名大個子會獲得近3億美元的工資收入，其中不包括廣告代言。 10月，美國《華爾街日報》以“世界工廠”為題，對中國產品的全球化攻勢進行報導： 全球市場現在已經少有什麼產品不在中國生產。許多外國製造商發現他們要么必須在中國進行生產，要么必須擴大從中國的購買額。 摩根士丹利香港公司的一名經濟專家說：“中國崛起為一個生產基地對世界造成的影響好似當年美國工業化對世界造成的影響，而且可能還要更大一些。” 近年來，世界市場上銷售的照相機有50%以上是中國生產的，30%的空調和電視機產自中國，25%的洗衣機和近20%的冰箱產自中國。全歐洲市場上銷售的微波爐的40%是廣東格蘭仕公司生產的。世界市場上銷售的金屬打火機的70%產自中國溫州。中國已是僅次於日本的亞洲第二大經濟體，迅猛的經濟增長態勢震驚日本，同時也使他們多了一份憂慮。長期關注中國的大前研一適時地推出新書《中華聯邦的崛起》，並大膽預測： 50年內中國經濟將是目前日本的8倍。儘管美聯社記者的眼中，日本的憂慮完全是杞人憂天：“中國收入快速增長，摩天大樓如雨後春筍般迅速增加，中國前所未有地積極參與世界事務、贏得了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權並且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但是“江澤民已經努力構想出這個國家的未來”，一種講求實際的和溫和的民族主義的發展模式。 不過，這還不足以打消日本的憂慮。 2002年11月8日，黨的十六大在北京召開。日本媒體認為，“代表大會將指引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完成其迅速的經濟擴張”。 江澤民總書記在《工作報告》中宣布，“2020年將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這意味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任務正式開始。江澤民還談到“三個代表”理論，強調中國共產黨必須吸收所有社會階層，自然包括眾多溫州老闆在內的民營企業家代表。通過電視，人們注意到，參加這次黨代會的幾個民營企業老闆： 劉思榮、蔣錫培、沈文榮、昝聖達和孫甚林。 日本《讀賣新聞》揣測，這“將是中國共產黨向'脫離階級化'邁出的重要一步”；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寫道，“中國領導人敦促共產黨向資本家敞開大門”；《華盛頓郵報》評價更為拗口，“一個竭力設法在受到經濟和社會變革衝擊的國家中保持重要性的組織在意識形態領域發生的另一個轉變”；路透社記者則認為，“通過吸收資本家入黨的辦法來保持黨對這個迅速變化的國家的控制”，是“一個令人吃驚的大膽努力”。更熟悉中國政情的基辛格提醒西方世界，不要低估“三個代表”包含的意義，“它代表著中國共產黨的變化”。 十六大通過黨章修正案，新修改的黨章增加53個字： 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這是“三個代表”思想的官方定義。 《人民日報》記者凌志軍在《變化》一書中給出寬泛的解釋：“一個城市的繁榮、一種新技術的推廣、一部新電影的上映、一個官員的訪貧或者親耕、一個警察的臨危不懼，都有可能被歸入'三個代表'之列。”這個細心的觀察家甚至從生硬詞語中體察到不易察覺的變化：“黨的領袖對黨組織的落後於時代存在著一種深刻的直覺”。 另一個引人關注的焦點是國家最高領導層的變化。新舊更替的換屆大會，胡錦濤接替江澤民擔任總書記，其他5位政治局常委全部退出，被更年輕的8位新人接替。 胡錦濤的任命是以傳統方式宣布的： 北京的人民大會堂，他帶領新的政治局常委在媒體面前亮相，簡潔且有條不紊地加以介紹。許多中國老百姓通過電視直播了解了自1989年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領導層人事變動。 媒體見面會上，胡錦濤數次微笑著向記者和全國人民揮手致意。胡錦濤59歲，比“江1989年擔任全黨領導人的時候年輕4歲”，站在他左側的8位常委“平均年齡年輕了將近10歲”。外國媒體評價，中共在“謀求建立充滿活力和不斷奮進的形象”。日本《讀賣新聞》寫道： 十六大選舉產生的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的最大特點是，大膽提拔了可以說是“新領導後備軍”的務實派經濟幹部。重用專家型乾部，是為了適應入世後經濟形勢的變化。上任後，胡錦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表明他的執政思想將與前任一脈相承。 一次簡短講話中，他用很大篇幅“明確地告訴大家”：“十六大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確立為我們黨要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決策，也是一個歷史性的貢獻，為我們的前進指明了方向。” 人們相信，中國還在路上，改革仍在進行。 跳出政治上的諸多變化，這一年的社會當然也精彩絕倫。 一部名為的賀歲影片上映全國各大影院。中國最炙手可熱的明星們穿著2000多年前的服飾，打殺得不可開交。其實，導演張藝謀才是絕對的主角，年過50的他激情不減，接受各種採訪。有人認為他譁眾取寵，有人認為這是虛張聲勢。不間斷的爭議，創下3億元票房紀錄。正是這部令人“有點故弄玄虛”的影片開啟了中國的大片時代。中國人的娛樂生活中有了更多的中國元素，而非千篇一律的好萊塢式視覺衝擊。 銀幕下，人們指指點點，評頭論足，體驗著本土大片引發的幸福、焦躁和稍微的不滿。而讓人津津樂道的還有演員劉曉慶。成名以來，話題人物的她被司法機關調查，起因是偷稅。 與此形成強烈對比，溫州地稅局在浙江省率先推出“稅吧”——為企業提供稅收網上申報服務，網上繳費者絡繹不絕，交稅大廳一度人滿為患。 這年，溫州全市5.6萬家企業中，民營企業佔了98.8％，貢獻了94.6%的工業總產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