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第六篇奔流（2000-2005）

站在千禧年的門檻上，每個中國人都感觸良多。 100年前，“天朝上國”神話破滅。 50年戰亂，生靈塗炭、民生凋敝，脆弱的國家備受摧殘。 50年休養生息，朝氣蓬勃的改革使經濟發展舉世矚目。到這年，人均GDP邁入850美元大關，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鄧小平21年前的夙願成真。 但擔心也變成現實。 2000年，深圳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四川為510美元，而貴州只有280美元。生活其中的老百姓強烈地體會到差距： 當京城時髦男女朝聖般地趕到劇院看《切格瓦拉》時，貴州省許多山村甚至還沒有通電。 新年鐘聲敲響，千年蟲隨著計算機逐漸普及，與之有關的技術問題層出不窮，千年蟲無疑是最令人憂慮的一例。千年蟲，又叫做“2000年病毒”、“千年病毒”，是指在某些使用了計算機程序的智能係統中，由於其中的年份只使用兩位十進制數來表示，因此當系統進行跨世紀的日期處理運算時，就會出現錯誤的結果，進而引發各種各樣的系統功能紊亂甚至崩潰。並未如期而至。幾十年前的預言沒有即刻發作，虛驚一場，人們開啟香檳酒慶賀新年，觥籌交錯間，陰影煙消雲散。

商業再次恢復繁榮，一個新詞彙“CEO”出現在企業家視野裡。輿論爭論此詞彙是否適合中國國情，卻並不妨礙企業家們對它的鍾情。 新浪網登陸美國納斯達克。緊隨其後的是網易，儘管發行當天跌破發行價。而搜狐不甘落後，互聯網泡沫崩潰前夕，三隻中國門戶網齊聚納斯達克。 “入世”談判進展順利，經濟走出低谷，歌舞昇平，美好前程氤氳上升，人們展開想像，期待新世紀是如何與眾不同。 2000年大年初五，民工專列開進上海。這是第一趟載滿民工的列車，並以此命名。它始發自安徽西部阜陽。車廂裡滿滿噹噹，各種聲音擾擾，氣味難聞。外面地凍天寒，車廂裡有人中暑。即便這樣，能擠上開往大都市的列車去奔赴前程，這些小地方的農民們還是慶幸。有人受不了擁擠，爬上行李架，乘務員聲嘶力竭地高喊，趕緊下來，不想活了？躺在上面的人不為所動： 就是想活得更好，才來的。從此後，“民工流”愈演愈烈，呈現參差複雜的走勢，成為中國社會一種奇特現象。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三位來自不同階層的溫州人結伴，冒著漫天大雪，要去履行一項特殊的任務。此行三人的身份頗具代表意義： 葉正猛，溫州市政府副秘書長兼政府辦公室主任。 任雁鳴，溫州第一強鎮——柳市鎮鎮長。該鎮1999年財政收入2.7億元，超過內地有些地市，故有“柳市是個市”之說，任鎮長因此被戲稱為“任市長”。 高天樂，天正集團公司董事長。 5萬元起家，10年後，資產數億。三人同行，目的各不相同： 葉正猛打算招攬人才，任雁鳴前去投資，高天樂“想再伸一條腿”，完成戰略擴張。 東人西行，首站西安。同時，有三位“西人”來到溫州。街道上人來人往，並無人高聲說話，張登社印象深刻。作為西北某棉紡廠廠長，前後走過不少城市，但如此“溫和”的城市性格還是第一次碰到。走在大街，竟然看不到中國城市“街頭巷尾經常爆發的口舌之爭”，這讓他充滿困惑。

出租車司機的話讓他茅塞頓開： 溫州人忙，只想趕著多賺錢，哪有時間吵嘴。有時兩輛汽車發生刮擦，理虧的一方留下一張名片，說聲“修好了找我來報銷吧”，雙方各自散去。找交警處理要花時間，“還有事，等不起”。 甘肅人王立泰也是第一次來溫州。在老家，他見過家財萬貫的溫州大老闆，也見到過風雨無阻在街頭釘鞋的溫州小老闆，直到身臨溫州，才體會到這個城市的精髓。看著身邊匆匆而過的行人，他感覺整個城市就是“一部高速運轉的機器，不停地創造著價值”。 三人中，翟松天是唯一一位學者。身為青海省社科院副院長，他對溫州人的“能吃苦”、“會賺錢”早有所聞，此次是為親自感受見證。 這樣的機會無處不在。 走到一個十字路口，有鞋童熱情地招呼翟松天擦皮鞋，一雙兩元。他邀請王、張二位同擦，三人排好順序，準備依次擦鞋。那個鞋童一揮手，招來兩個鞋童，一人一位，5分鐘擦完，6塊錢到手。付完錢，翟松天慨嘆：“都說溫州人'腦袋富'，賺錢辦法多，市場意識好，我看協作精神也不錯。缺乏資源的溫州能很快富起來，除了政策、機制方面的原因，這也是一個關鍵因素。西部很多地方資源是很豐富的，如果腦袋能富起來，觀念新起來，致富的辦法一定就會多起來。”

回到賓館，三人意猶未盡，接著總結考察心得： 溫州並非十全十美，高科技人才不足、產業水平尚需提高、市容市貌有待改善。但瑕不掩瑜，溫州經濟的核心是“人”，敢闖市場的溫州人，才是經濟發展的獨特優勢。 言談中，三人達成共識： 西部大開發不應簡單照搬東部“模式”，而是應該從中學習發展過程中樹立的觀念、形成的思路和培育的精神。 三人在溫州街頭流連忘返時，溫州西南山區的小城泰順“火”了起來。泰順地處溫州西南山區，交通不便、經濟落後，但旅游資源豐富。 泰順的“火”和老闆安萬紅有關。 早年，安萬紅靠個體起家，致富後尋找振興家鄉經濟的途徑。偶然得知內蒙古有閒置的直升機，他敏銳地捕捉到其中商機： 泰順交通落後，大好風光只得藏匿深山，如果購買直升機用來搞旅遊經濟，有可能會火暴。

安萬紅四處打探消息，得知國家對私人購買直升機並無限制。另一方面，內蒙古的4架直升機是俄羅斯烏蘭烏德飛機製造廠生產的米8t，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客貨兩用直升機，適合山區飛行。他多方奔走，用3400萬元買下這4架直升機。 有人買飛機，更多人倒買倒賣房地產。杭州城西某房地產項目開盤，蒼南一生意人花200多萬元買下5個商舖，隨即轉手淨賺300萬元。這樣的財富神話刺激著溫州人進入資本市場。 《溫州晚報》廣告部主任董文遠見證了這段輝煌。那時候，晚報廣告版被各種房產廣告佔據，廣告部到手的價格“9.2折就算是不錯的價格”。後來，晚報專門成立了以房地產為主要投資工具的投資俱樂部，擁有龐大會員。其中多是女性，“丈夫經營實業、妻子炒房”，全國各地考察投資，“太太炒房團”由此而來。

精明、暴富、狡猾、可惡……炒房團橫掃大江南北。他們出手闊綽，飛揚跋扈地賺回大把鈔票，還能全線撤退，安身事外。進退之間，財富暴漲。 這年，溫州炒煤團斬獲頗多。 平陽人李東來山西多年，從挖煤人到煤老闆，身份巨大轉變，不過數年時間。 2000年，中國採礦權市場實質上已經形成。李東聯合同鄉承包村集體煤礦，拿到幾十口煤井。煤價暴漲10倍，李東等“煤老闆”幾乎一夜暴富。 炒煤有利可圖，溫州“游資”聞風而至，成為被人羨慕或痛恨的煤老闆。 隨著更多人的介入，煤礦市場逐漸演變成一場“擊鼓傳花式的瘋狂遊戲”，不斷陷入瘋狂。一座煤礦的價格從300萬元，被炒到500萬元，而後一路飆升，上漲幾千萬元、上億元甚至數億元。溫州人仍樂此不疲，買進賣出，“總以為能找到下家”。多年後，國家宏觀調控之手翻雲覆雨，來不及全身而退者成為最後的犧牲品。

群氓的瘋狂，少有人在喧囂中保持著一份清醒。 多數人置身於未來的美好想像中時，吳志澤做出令人頗感意外的決定： 分家。這一年的“報喜鳥”集團已是一個龐然大物，實力雄厚、前途無量。 “分家”豈不自毀前途？ 實際上，吳志澤為企業前途憂思多日。 強強聯合戰略奠定了報喜鳥最初的“飛黃騰達”。天長日久有時盡，當大家期待上新台階，卻不乏失望地發現所向披靡的戰略模式已是強弩之末，不僅動力衰竭，且弊端乍現。 創業初，市場競爭較弱，企業強力切入，靠強打硬拼及管理者個人魅力，顯示生猛霸道之氣，餘威所及，皆盡慨然，企業完成從低位到高端的初級蛻變。但草莽終究日暮途窮，市場格局已定，競爭加劇，此種戰略路徑卻不能提供動力，企業徘徊原位。報喜鳥旗下分公司四處開花，但企業輾轉挪移，發展舉步維艱，每一次細小的進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吳志澤苦思冥想： 之前的聯合“把大家簡單地綁在一起”，企業的發展需要跳出原有的商業模式，尋求新的突破。他找到的突破口就是“分家”： 自己坐守總部，指揮大局；吳真生擔任報喜鳥服飾股份公司總經理，管理集團本部；吳文忠擔任報喜鳥鞋業有限公司總經理，主管西服皮具系列；陳章銀擔任報喜鳥集團銷售公司總經理，主管國內外西服貿易；葉慶來擔任上海報喜鳥服飾有限公司總經理，主管“寶鳥”高檔職業西服與貼牌西服。 嚴格來講，這不能算是一次真正意義的分家： 股權結構沒有改變，五大股東的股份還在集團。改變的只是五大股東在子公司的股份，“誰主持公司，誰的股權將上升。”實際上分家只是報喜鳥按照“動態股權制”，重新劃分權力、責任和利益的一次調整。集團還制定嚴格的獎罰制度： 每個子公司必須保證20%以上的年增長率，成績突出的管理者，其股權比例將得到進一步擴大。 3年之內，子公司資產增長率未達到年均20%的增長目標，總經理就地免職，永遠不得從事經營管理工作，其在所經營子公司的自然股扣減一半，總股權隨之減少。

制度出台，一部分人抱持謹慎的樂觀： 未來走向何處，報喜鳥能否重整旗鼓、走出困局？當下，一切都沒有答案。 2000年2月，瑞士小鎮達沃斯持續沸騰，瑞雪中迎來大批政商名流。 33個國家領導人，1020位一流公司高級執行官在為期6天的時間裡，“為21世紀初葉確定基調、氛圍和重點”。 人類正在結為一體，共同為困擾自身的世界難題群策群力。而彼時，中國並不是論壇的關鍵詞，只是在靜靜地參與，成為達沃斯的主角則還需要等上8年。然而，遙遠的溫州，南存輝和鍾普明在均瑤賓館會面。一位政界精英，一位商界領袖，兩人促膝長談，也在為各自的未來確定方向。 南存輝勸鐘普明：“下海是時候了！”對方猶疑不決。南存輝接著說：“經濟發展很快，政治體制改革相對跟不上，如果乾部按能力、大家選的話，你不至於還做經委副主任……”鐘普明輕微戰栗了一下，顯然，此話擊中要害。最終，他決定先把自己解放，毅然下海。

當然，願意解放自己的人還有很多。 在北京漂泊一年，無人賞識，呂燕的“模特夢”支離破碎。中國審美傳統判斷，這個原本“含胸駝背”，“下河上樹”無一不通的鄉下女孩，實在不具備模特資質。她被中國時尚界視作“奇醜”，獨特的外形令她在本土屢屢碰壁。 或許她應該向上一輩那樣，上學、工作、成家，平平淡淡過完一生。但無奇不有的千禧年賦予了她改變命運的機會——被法國大都會經紀公司看中，邀其前往巴黎深造。經過外國公司包裝，原本“不符合中國審美”的女孩，卻完全“迎合了國際潮流”，她“樸實憨厚又充滿冷漠犀利之美”，成為世界公認的“東方之美”。 前後境遇截然相反，折射出獨特的變局： 中國社會發展到能夠容得下怪異，經得起顛覆的階段。呂燕的走紅，恰如時代潮流中的一個縮影，映襯出未來的無限可能。 這幾乎可以被稱為一個標誌事件，自此之後，LV登陸中國，GUCCI摩拳擦掌，人們一邊忙著掙錢，一邊對服裝、髮飾指指點點。 風氣無比開放，艾滋病仍然是人人談之色變的禁區，且形勢相當嚴峻。連續幾年，中國患者增長率一直在高速盤桓，到2000年，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人數突破60萬大關。 開春，中國的電視屏幕上出現了關於艾滋病的廣告片。每天傍晚6點半，中央電視台第6頻道會定期播出一個長達30秒的公益廣告。出現在電視屏幕上的是如下畫面： 一所工地的空房中，穿戴整齊的少年說，“我過去一直是有責任感的。如果沒有那黑暗的一夜，我的生活會很好”。在黑暗的一夜，頭髮染成金黃色、戴著墨鏡的小伙子臉色青綠，旁邊的注射器空空如也。一個青春的聲音充滿悔意地說，“我因為好奇和無知而毀了一切”。接下來，“艾滋病”3個紅字迎面撲來、令人窒息。儘管“問題在中國很敏感”，拍攝時過程一波三折，甚至因為演員的不情願差點流產，但畢竟開始受到正視。 這就是時代分水嶺。站在其面前，人們不自覺地分排而站，有人猶豫徘徊，更多人懷著美好願景在理想之路上奔馳，未來雖變幻莫測，但尚有當下可以把握。 時間可以磨損容顏，也能消磨鬥志，但它能讓真相大白。與前者相比，後者更值得孜孜以求。時間孕育出答案，什麼樣的當下，都會倒映出一個同樣的未來。 商海大潮此起彼伏，個人命運亦隨之跌宕，沉浮間興衰榮辱交替輪換，在大河奔流的背景下，映襯出進退有度的紛繁世態。 清冷潮濕的空氣中，小販們的叫賣聲綿長迴轉。潘明虎來到鼓樓前一家小吃攤，照舊叫了一份生煎包和一杯豆漿。簡單的早餐後，他走到另外一條街上，在一個臨街的鋪子前停下，掀開門板，走了進去。逼仄的空間，雜亂地擺放著一些計算機配件，鼠標、鍵盤以及遊戲軟件和碟片，不時有幾個學生模樣的人進來打看一番，轉身離去。 這個專售學生電腦的小店和他的主人一樣，清冷慘淡。而整整20年前，政策春風吹到溫州，一路遍地花開，潘明虎心潮澎湃，花費60元錢，申請註冊這家店鋪，做起個體戶，早期生意經營日用雜貨。 溫州工商局的註冊資料中，潘明虎作為“最早一批登記在冊的個體工商戶”被記錄備份。悠悠歲月，小小的門臉成為他及全家人生活的來源。 20年後，商舖周圍高樓遍起，商場林立，潘明虎亦不復當年之勇。每天，他坐在櫃檯後，看著街上人來人往，經受著這個城市時刻發生的財富神話和跌下神壇的幻滅。他依然每天安然享受早餐，殊不知： 門外人來人往，可城市每年有1000多位和他一樣的人在失去營業執照。這意味一部分人從富者回歸貧窮。 榮華富貴轉頭空，是商業社會一條顛撲不破的鐵律。類似的事情層出不窮。然而，對於40多歲的陳志遠來說，劇變著實殘酷。辛苦拼搏半生的財富頃刻煙消雲散。 陳志遠本是溫州一富商，1999年生意虧損，血本無歸。對於一個享受過富貴的男人來說，轉變之劇烈，猶如冰火兩重天。他消沉了一段時間，但最終沒有一蹶不振，借了筆路費，孜然一身到迪拜闖蕩。 迪拜謀生的溫州人已經不少，多是打工賺辛苦錢。陳志遠初來乍到，白天在餐館打零工，晚上去酒吧煮咖啡，下班後住倉庫，睡地板。沙漠地區長年日照強烈，棲息倉庫，每天像蒸桑拿，個中滋味自是不言而喻。忍受過無數不眠之夜，他漸漸攢下積蓄。迪拜還是個商業處女地，中國小商品很走俏。陳志遠利用手頭資金擺起6平方米的地攤，買賣廉價小商品。 梳理溫州民營經濟發展，事後風光無限的企業多是起於毫末之間。起步時，一窮二白，只能局限於有限的領域。擺地攤成本小、變現快、風險低，成為溫州創業者首選。靠卑微擺攤吆喝，他們掙到人生第一桶金，手頭寬裕，便謀求大生意。這時候，他們多放棄地攤，轉而進軍更高層次的銷售，專賣店代理、連鎖經營、大宗批發。 2000年，小小的地攤遠不能滿足陳志遠生意的訴求。他流連街頭，尋找機會。 他走到木沙拉大街。荒蕪寬闊的街道，行人寥寥，陽光明媚耀眼，水銀瀉地般在街道上四處流竄，增添一份蕭瑟。他腳步匆匆，邊走邊左顧右盼。街頭的一座商城門可羅雀。他決定進去看看。進門後才發現這根本不能算作商城： 空空蕩盪，總共兩家商舖，生意蕭條。 不過，陳志遠靈光乍現。當時，在阿聯酋經商的中國人成千上萬，多是分散經營，如果把商城改造成“中國商品城”，把中國商戶聚集起來，豈不是一舉兩得。他找到管理部門，不費精力就租下這座不景氣的商城。 租期10年，花光所有積蓄，陳志遠成敗在此一舉，破釜沉舟。他四處跑動，大肆宣傳，與溫州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合作，組織溫州人到商城經營開店。數月，商品城開張。上百家商戶進駐。可不久，問題隨之而來： 商品品種單一，商舖間為爭奪客戶，陷入殺價的惡性競爭。許多商戶慘敗搬離，即使殘存的也元氣大傷，交不起租金或者根本不交，拖欠直接走人。 陳志遠始料未及，既然上路，無法回頭，只能背水一戰。商城一派死氣，危急關頭，他石破天驚，四處貼“安民告示”，承諾經營戶： 所欠租金一律免交。商舖們為誠意所感，回歸市場。陳志遠聯合經營戶，制定規章制度，幫助樹立品牌。商品城起死回生。 生意興隆，陳志遠躊躇滿志，吞下木沙拉大街上的另外兩座商城，取名“志遠鞋城”與“中國輕工城”。他也成為迪拜的名人，經營理念被當地人視為金科玉律。木沙拉大街華麗轉身，從荒蕪的大街變成迪拜繁華的商貿中心。 2000年5月，溫州春風激盪。街道上繁華依舊，人們如往常一樣經營生活，日子波瀾不驚。 這種平靜很快被一個名氣不大的公司打破。該月最後幾天，喜歡上網的人們忽然發現，新浪、搜狐、網易等幾大門戶網站首頁不約而同地出現一條爆炸性新聞： 溫州一家民營公司向美國總統克林頓發送電子郵件，表示願以200萬元人民幣的年薪“聘請”他在卸任後擔任該公司“形像大使”。 信中寫道： 法派服飾有限公司一石激起千層浪。這家名叫“法派”的公司順理成章地登上數千家媒體的頭版，不乏《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和《朝日新聞》。借助克林頓名人效應，以及媒體瘋狂報導帶來的眼球效應，這家此前多少有些默默無聞的服裝公司名聲大振。 幾個月前，“法派”董事長彭星赴歐洲考察。期間，無意中聽到信息： 美國總統克林頓卸任後可能從事影視業。他下意識地察覺到其中有文章可做。當年“偉哥”上市，克林頓曾半開玩笑地說自己要給“輝瑞”做廣告，彭星對此記憶猶新。他想，“為什麼不能花錢請克林頓”為公司代言？公司國際化路線，挑選品牌代言人舉足輕重，如果能聘請到卸任美國總統擔任公司形像大使，引發的效應該是如何轟動。 “沒有默默無聞的好企業”，彭星決定“該吆喝的時候就吆喝”。回到溫州，他著手實施計劃。結果大感意外：“這麼多媒體報導這件事”，就是“拿5000萬元到中央台做廣告，也沒有這樣的效應”。法派公司在中央電視台每年投入廣告費不下千萬，也“根本沒有這樣的效果”。 單憑一封電子郵件製造出如此聲勢，深諳商道的彭星做了一筆很划算的生意。 而這時有人認為此事純粹是自我炒作。面對質疑，彭星闢謠說：“從開始到現在，我們都是很真誠的態度。如果我們真是炒作，當初該搞個新聞發布會之類的。可其實我們只是在當地媒體採訪我們時，談到了我們想請克林頓做形象代言人的打算。” 與法派的“真誠”相比，白宮方面不做任何表示，更加深了“自我炒作”嫌疑。猜疑與辯解聲中，事情逐漸被媒體和公眾淡忘，但遠沒有真正結束。 一年後的2001年，餘波又起。法派意外收到克林頓妻子希拉里的電子郵件，前美國第一夫人明確表示，卸任的克林頓願意認真考慮“法派”的邀請，期待與法派方面進一步洽談。 這封信件再次吊起媒體和公眾的胃口，人們拭目以待。不久，克林頓與彭星在北京會面。事件的兩個當事人第一次握手，共進午餐，顯示出親密神態。會談結束，克林頓欣然接受彭星饋贈法派西服、襯衫、皮鞋、領帶系列產品。 從此之後，雙方接觸頻繁，可都無實質性合作。雖然沒有接受“形象代言人”的請求，但克林頓對這個極富創新精神的溫州人充滿好感。也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支持下，更多的溫州商人一勞永逸，走上他們人生與事業的快車道。 2000年這一年，江澤民總書記在廣東視察時指出：“只要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我們黨就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永遠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並帶領人民不斷前進。”這次講話被發展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成為“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 問題成堆，不改革沒有出路，突破口放在了嚴治腐敗。聲勢凌厲的反腐隨即到來。中央電視台“極少曝光負面新聞的欄目”《新聞30分》，罕見地斥責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這位副省級官員被執行死刑，罪名貪污腐敗。當時，另外一位部級高官成克傑正在接受中紀委調查，震驚中外的廈門遠華走私案也進入尾聲。 或許，胡長清的一番感慨能說明一些問題。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看著玻璃窗上透亮的世界，他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假如江西的新聞媒體能夠像美國記者曝光克林頓那樣，敢於報導我的緋聞，我不至於落到死刑的地步。” 制度缺失的年代，胡長清參與倒賣鋼材、柏油，用權力出版推銷台歷、挂歷，利用關係為銀行攬儲得回扣，參與企業入股分紅，和那些上躥下跳者沆瀣一氣，和那些試圖越界者同流合污。小錢養大的胃口，最終把他們吞噬。 11月，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首批案件一審14人被判處死刑，另有12人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大批腐敗分子倒下，行賄受賄的老闆們也張皇失措，一個官員的背後總能牽連出一系列從事不法勾當的商人。 權力和財富的勾結讓人動容，也讓人心有餘悸，而反省變得必不可少。 作家張平深諳世人心思，小說的出版把反省思潮推向高潮。稍後改編的反腐電影《生死抉擇》則將之推向極致。影院中總會爆發出懲惡揚善的快意掌聲，將反腐主題渲染得淋漓盡致。 大環境下，一個細節頗有意思，溫州市“關於老闆財富來源”的調查問卷，57％認為其財富是靠才能掙來，37％認為是苦幹出來，只有5人懷疑老闆財富“發得不明不白”。這也許是百里挑一的好消息。無論如何，溫州人走完了20世紀，在21世紀的開頭也基本上給日後多年的發展定下了調子。 有人說，將來中國私營經濟最發達的地方，必定在溫州。不過，下一個千年的溫州商業會沿著什麼邏輯與脈絡薪火相傳？今天那些初創而成的商業王國中，何種類型的企業可以經得起百年間社會變遷、結構調整、板塊重組後依然佔據主流？ 站在千禧年來看，各種反思絕非心血來潮，但其中的分量，則需要細細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