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第十八章時代的晚上

1999年，全球經濟復甦，有人說，“好日子，回來了！”然而，一本諾查丹馬斯的書卻預言：“8月，太陽系九大行星和月球呈十字排列，處於十字中心的地球將接受末日審判。” 真真假假，是是非非，新中國迎來成立50週年的大慶之年。 追求新奇和創意的《財富》雜誌適時宣布，享有盛名的財富年會將在上海進行。主辦者給年會起了一個寓意十足的口號：“讓世界認識中國，讓中國認識世界”。 很快，中國人明白了“讓中國認識世界”的真正含義。此時，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正在艱苦進行。而這場國際貿易領域的拉鋸戰，容易讓人聯想到歷史教科書上中美談判的場景——那時中方的主角是李鴻章。當時有人說，這是美國人在用談判來奪回他們在朝鮮和越南戰場上失去的東西。談判的火藥味很濃，唇槍舌劍就如同刀光劍影。原來，世界如此的分毫必爭。這一點，其實，中國並不需要重新認識。

秋天，45架跨國公司專機停在上海浦東機場，有美國RICH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羅伯特·里奇的“FAL900”，有通用汽車公司總裁理查德·瓦格納的“灣流5”。他們的造訪是為參加《財富》雜誌的年會論壇。 論壇的題目叫：“中國——未來的五十年”，顯然是個空洞的幌子，就像李光耀所說：“要想預測中國未來50年發生的事情幾乎是不可能的。”的確，無數大事即將發生，只是誰也沒有能力預測。這是個平靜中蘊含著暗流的時代之夜。 1999年3月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 面對台下3000代表，朱鎔基總理提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確保社會政治穩定”。與一年前相比，朱的講話缺少了一絲銳氣，多了些許沉重。日本《產經新聞》認為： 建國50週年，這特定的年份，“穩定壓倒一切”，被放在首位。

政府在努力避免風險的同時，盡可能擴大改革成果。隨後根據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鄧小平理論被寫入憲法序言，這被視作堅持改革開放路線的有力信號。煥然一新的變化還有，過去對公有製經濟起著“補充作用”的私營經濟，如今被確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多種形式的所有製”和“多種形式的分配製度”成為憲法確認的“國家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製度”。 外媒評價說： 伴隨著私營企業的成長，中國政府確定了它的合法地位。這次修改憲法，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措辭，是進一步促進其發展。然而，這次的修正案裡也出現了“以公有製為主體”的條文，說明中國領導層尚不允許私營企業無限制地發展。在國有經濟普遍低迷的情況下，私營企業釋放出驚人活力。 1999年，中國純粹的私營企業突破100萬家，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超過10%，並呈進一步擴大之勢。私營企業產值以年平均69%的迅猛之勢增長，成為“接收國營企業裁減人員的重要部門”。

私營經濟地位不斷提高，也開始享受到切實好處。此前，政府“批准61家大型私營企業具有進出口經營權，簡化成立私營企業的手續”。年內還制定《私營企業法》，保護私營企業的權利。聯想到一系列優待政策，外報認為： 中國想通過發展私營企業，刺激低迷的出口和設備投資，以實現7%的經濟增長目標。 會議第三天，北京突降大雪。望著漫天飛舞的雪花，來自南方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欣喜萬分。 “瑞雪兆豐年”，大雪或許帶來了極具象徵意味的開端。 “兩會”期間，範鳴強攜家人去北京遊玩。天安門廣場人潮如水，他不禁神思遐想： 城樓下開家“馬列書店”，店內以紅黃“國旗色”為主色調，懸掛馬克思、毛澤東、鄧小平等偉人畫像，銷售偉人著作，說不定能穩賺一筆。

朋友認為想法“太癡狂”，奉勸他不要冒險，否則“吃定紅燈”。範鳴強一意孤行，叩開天安門城樓管理處大門，暢談胸臆：“新中國成立50週年，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100週年，在天安門這個莊嚴肅穆的地方，銷售馬列書籍，還怕沒有銷路？” 對方當即同意，破例免收租金，以示對“紅色陣地”的支持。範鳴強用令人難以置信的方式夢幻開局。書店開張，他坐地收金。 私營經濟前途明朗，胡成國決定三進上海。 幾年前與國外公司談項目，老外在“地圖上指點半天都找不到溫州”，經常問“溫州與大連還是深圳毗鄰”。胡成國好笑又無奈，也產生走出溫州的決心，上海成為首要選擇。 1993年，胡成國投資100萬元，但由於投資環境不完善，投資失利。 3年後，他再度赴滬，投資240萬元兼併一家開關廠，最終合作無疾而終。 1998年，上海市政府制定24條政策，吸引國內大企業集團。當年秋天，青浦區組團到溫州招商。胡成國則顯然老道許多。他開車領著夫人趕到青浦，選中“交通便利，有三條公路經過，離青浦城、虹橋機場、大觀園都不遠”的香花橋鎮，圈下135畝地。而儘管當地政府頻頻示好，胡成國仍然沒有貿然行動。前兩次失敗讓他心有餘悸。

1999年3月，私營經濟寫進《憲法》。胡成國才放心，出資3億元投資建設上海德力西。他一次性招來600餘名員工，高薪聘請高級工程師，設置與總部同樣齊全的部門。 做法引起相當多的質疑： 生意才起步，工廠按照年銷售額兩三億元的規模做，這不是殺雞用牛刀？胡成國自有高見： 不能看眼前有多少生意招多少工人，既然進了行業，來到上海，就要做行業狀元。 事情在預料之中，不到4年，公司年銷售額達2億多元，淨增9倍。德力西進入上海同行業前5位，被列入當地政府的“小巨人”企業。 彼時，中國流動著無法遏制的渴望，四兩撥千斤的創業方式自然激起關於財富的無限遐想。 “多掙點錢兒多掙點錢兒，錢兒要是掙多了事情自然就會變了”，一個叫崔健的搖滾歌手在歌詞中這樣唱著，還口氣老城地喊道，“其實動點腦子繞點彎子不把事情都就辦了”。

財富早是光明正大的追求，即使追求的方式五花八門。國家對私營企業放開進出口自營權，一部分人卻嫌財富來得太慢，大膽地鋌而走險，做起走私勾當；個別官員大開方便之門，居然能從中分一杯羹；當然也有人不越雷池，安穩地經營，夢想著小打小鬧發展壯大，但事後看來，無情的市場卻未給其機會。 多年後，前者或者急流勇退、改邪歸正，抑或者鋃鐺入獄、永不翻身。後者多在歲月的磨洗中失去棱角，乃至銷聲匿跡。只有精神頑強如範鳴強、胡成國之流，起伏於經濟大潮，昭示出顛撲不破的商業本質。 過去20年，中國經濟增長非同尋常。然而，某種意義上，這個國家依然貧窮。 4000多萬人口處於貧困線以下，而他們多數集中在西部地區。與沿海繁榮不同，那裡，看不到鱗次櫛比的高樓，看不到現代化生產車間，撲入眼簾的是被時代不屑一顧，乃至拋棄的生產方式，以及無數無助迷茫的眼神。 “神武景氣”的中國，經濟發展的平衡愈發失控。

就在這年夏天召開的西北五省區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座談會上，江澤民提出：“抓住世紀之交歷史機遇，加快西部地區開發步伐。”三個月後，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明確：“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最終敲定“西部大開發”戰略決策，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主任曾培炎甚至發話：“像當年搞特區那樣，加快西部地區大開發。” 默默無聞到舉世矚目，“熱”起來的西部引起溫州市委的重視，政府組織的考察團接踵而至。事實上，敏感的溫州個體戶們動作要快了許多。 更早之前，西北地區商家進貨需跑到武漢甚至更遠的地方，路途遙遠費時費力。在西安做服裝生意的溫州人江金波和林家希抓住市場空當，“攏到一塊兒把這錢給賺了”。他們在碑林區李家村租下經營不佳的企業廠房，興建市場。

西安浙江村開業，經營低檔服裝。西北五省及山西、四川客商慕名前來。隨後，市場吸收千名下崗職工，每年上繳數百萬元利稅。起於微末的西安浙江村風頭日盛。 西部大開發，溫州人驚覺而起，帶著資本和憧憬以及對商業拜物教式的執著，乾脆者甚至不帶分文隻身上路，趨之若騖於西安、蘭州等西北城市淘金。打拼的人中，陳玉琴名氣不小，她事業幾經波折，把溫州女人的干練、耐性和不服輸，發揮得淋漓盡致。 怀揣3萬元借款陳玉琴闖西北。下火車，她驚喜地發現溫州50多元的燈具，這裡竟賣到上百元還多。陳玉琴本能地判斷，這是缺少競爭但利潤巨大的行業。她花萬元租下店鋪，一面牆擺燈具，另三面轉租給別人。儘管不倫不類，她還是勇敢地打出燈具店招牌，開張營業，4卡車燈具銷售一空。

燈具零售有利可圖，當地人效仿。半年下來，利潤驟減，陳玉琴轉而經營燈具批發，“燈具店如果都找我進貨，生意不好都難。”可惜，天不隨人願。燈具店老闆們並不批量進貨，而是賣一個進一個，陳玉琴的批髮店實際成了別人的庫房。經營失敗，血本無歸。陳玉琴改行做服裝生意，苦拼半年，重新“活”了過來。 這一年，溫州人到西北創業者眾多。驚鴻無數、藩籬叢生，行業千差萬別，但共性明顯： 掙錢。當一個月拿2000元時，他們想著下個月怎樣拿3000元。西北人對此不可理喻，“要那麼多錢幹嘛？”他們能掙到1000元工資，就已覺得“800元足夠了”。巨大的思維差異讓溫州在每一個縫隙和角落中游刃有餘，把民營經濟的草根本性發揮極致。

時空經常錯位。無論你是何種角色，都不要被歷史的大潮淹沒，或者沖刷去獨立存在的價值，至少要在大時代中做個堅強的小人物。多年後，有人才幡然醒悟，對當初明顯落後於時代的思維感到後悔。可是在那時，雜草般叢生的溫州草根們佔據大多市場空白，後來者似乎已無立錐之地。甚至遙遠的海外，溫州人也努力著出人頭地。 夏天，美國西海岸惠風和暢。 為籌建中的研發機構招徠人才，南存輝飛赴矽谷，卻聽到刺耳的聲音。流亡美國的“民運分子”魏京生、吳弘達發表言論，“中國政府限制和歧視私營企業，不尊重在華投資的外國廠商，只保護政府所屬的國有企業。” 魏的無稽之談居然得到美國國會議員馬克的信任。後者計劃在國會會議中大做文章，提出取消給予中國“正常貿易關係”（原“最惠國待遇”）的議案。一旦議案通過，中國進出口企業將面臨巨大損失。南存輝了解情況，當夜發送郵件給馬克，說明真相、駁斥偏見。 第二天，洛杉磯，國會議案如期舉行。南存輝針鋒相對，自掏腰包召開記者招待會現身說法。他拿著一份《中華工商時報》慷慨陳詞： 報紙統計，正泰集團是當時中國第八大民營企業，1998年產值20多億元人民幣，約合3億美元。假如一直受到限制和歧視，我們能在短短十來年，由一個幾萬元起家的小作坊發展到如此規模？ 台下的美國記者興趣陡增。南存輝進一步反問：“我的家鄉中國溫州，私營經濟佔95％。沒有國家政策扶持，怎麼可能有私營企業的今天？”最後，他語氣堅定：“各位美國朋友如果不相信我，可以親自去中國。如果有必要，我也可以到美國國會作證。” 次日一早，《世界日報》、《國際日報》等10多家媒體以“私有企業在中國內地不受重視？溫州殷商南存輝以個人成就反駁”、“溫州正泰集團董事長要為中國說公道話指魏京生、吳弘達對大陸企業批評不實”等類似標題將南存輝推上顯著版面。 受此鼓舞，加州兩位政界知名人士隨即給美國國會決策人物曼傑森發送郵件，轉達南存輝上述觀點，並在信的結尾寫道： 美國參、眾兩院的先生在對中國的政策投票前，應該了解中國的今天，多傾聽中國商人的意見。健全的商貿關係必須建立在互利的基礎上。南先生認為魏京生和吳弘達對中國的現狀太不了解，他們的見解荒謬無知。 不久後，美國眾議院否決了“取消對華正常貿易關係”議案，中美貿易關係得以維繫。 回到國內，南存輝被媒體奉若民族英雄，在京城主流大報連篇累牘的報導中，他形象高大。次年春，九屆人大三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期間，中央領導來浙江代表團座談。 《人民日報》攝影記者捕捉到一個極具象徵意味的畫面： 中央領導人與兩位浙江代表團代表親切握手，右側是公認的中國鄉鎮企業代表人物魯冠球，居中者為南存輝。 1999年6月末，溫州大羅山風景區草長鶯飛。 風景區內，一幢洋樓門口，“私人住宅謝絕參觀”的牌子被“甌海國防教育基地”的石碑替代。不久後，那裡會出現砲台、槍械和操練場。 這是中國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一個微觀縮影。畢竟，這一年國人的情緒刻骨銘心。 年初，江澤民主席訪問歐洲三國，向“歐洲顯示中國的存在”。期間，北約空襲南聯盟。在此前後，美國五角大樓資助的課題小組發表報告： 今後25年不大可能出現能在全球與美國競爭的國家，但新興國家——單個或者結盟——將越來越大地限制美國的地區選擇，抑制美國的戰略影響。報告預測，“像中國這類競爭勢力的出現將給美國造成限制”。 中國的崛起令美國人感到不安。而中國同樣該為此謹慎，未來兩國關係當然不會是一條通行無阻的坦途。如新加坡《聯合早報》的文章所言： 中國發展到一個階段，內部可能會出現要求調整經濟與政治結構的壓力。外部環境也可能惡化，譬如當今唯一超強美國，就可能會千方百計地從中阻撓，或者藉故挑起衝突，甚至發動一場小型冷戰，生怕一個強大的中國，會奪走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很不幸，隨後發生的事實印證了這種猜測。美國轟炸機瘋狂轟炸貝爾格萊德，五枚精確制導武器落地生花，中國駐南使館一片廢墟。三位中方記者遇難，其餘傷者數十人。 消息傳回國內，無數年輕人受到真實而沉重的侮辱。他們舉著寫有反美標語的床單，衝出校門，走上街頭，放肆地宣洩不滿。此起彼伏的口號聲中，美國駐華使館的玻璃和門燈被砸碎，麥當勞和肯德基未能倖免，不得不“暫停營業”。憤怒的年輕人揮舞國旗，在街道上浩蕩前進，盡可能地煽動圍觀市民的情緒。 除了空襲，誰也不曾想到，中美兩國間的較量還會以另外一種方式呈現。 美國玫瑰蔓體育場的世紀大戰讓無數國人難以忘懷。 90分鐘比賽，雙方不相上下，點球大戰中中國女足悲壯出局。美國人在球門前歡呼慶賀，彷彿贏得的不是一場比賽，而是一次戰爭。這是民族主義者不願看到的另一個場景。事實已定、掙扎徒勞，滿腹憤懣只能在互聯網世界宣洩。鐵血社區、強國論壇等具有民族主義思潮的網絡社區迅速走紅，中國紅客由此進入公眾視野。以後一段時間，他們被視為“中國對抗西方的希望”。 國人親歷的煎熬以及各種事件背後的曲折，讓旁觀者如芒在背，接續者如鯁在喉。民族主義情緒伺機空前高漲，政府適時提出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口號。溫州市政府積極響應，籌建國防教育基地，地點選在茶山鎮茶山村——一處風景優美的景區。 任務下達，茶山鎮政府遲遲不能拿出方案，主要原因是缺乏資金。李芝堯主動提出投資建設國防教育基地。全國還沒有民營企業家投資建設國防教育基地的先例。幾番討論，鎮政府拍板： 同意。李芝堯出資100萬元。他一方面派人收集軍事圖片、影像資料；另一方面請專家設計綜合大樓，成立涉及軍事文化教育展覽、餐飲娛樂等領域的股份制公司，專門負責國防教育基地的經營管理。 奇蹟對於時局的扭轉總是令人沉迷，但等待奇蹟的過程一般都如此漫長。 貫穿這年的商業新聞，“打假”是個焦點。中央電視台《晚間新聞》播出關於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某家屬院發生燃油鍋爐爆炸事故的報導。 江澤民看到新聞後，“心裡不安”，立即給經貿委主任盛華仁打電話，“鍋爐產品，從製造到安裝，每一環節必須進行嚴格的質量檢驗，不合格的絕不允許出廠和使用。運行中的鍋爐，必須定期嚴格檢查，及時發現和消除隱患。現在製度鬆弛，不那麼嚴格，非常危險。人命關天，要慎之又慎，確保萬無一失。希望你們對安全生產問題認真進行檢查和總結，從發生的事故中吸取深刻的教訓，切實加強和改進這方面的工作。” 一旦涉及假貨，溫州似乎難逃干係。人們目光狐疑地投向溫州，王振滔心急如焚。他一手創立的奧康聲譽日隆，可假冒產品如影隨形。武漢、安慶、高密、臨沂、泰安等地市場上，存在諸如“×奧康”、“奧×康”、“奧康×”等近似商標。 王振滔派人去山東打假。打假人員回來匯報： 高密碾頭村生產的假冒奧康皮鞋具有相當規模。 10家造假企業，形成一條龍配套生產的流水線。 1家專門製作奧康商標，3家專門製作奧康包裝，另外6家則專門生產假冒奧康皮鞋。 王振滔果斷決定： 火燒假冒溫州鞋。 “現在燒這把火，說明我們有信心把它做好，不但是我們行業，包括政府也有信心，進行溫州的二次創業、三次創業，再去繼續發展。” 工作人員問：“火燒地點選哪裡？” 王振滔毫不猶豫：“杭州武林廣場，哪裡跌倒哪裡爬起來。” 12月15日，杭州武林廣場再一次人頭攢動，巨大的橫幅“打假保名牌”格外顯眼。王振滔點燃火把。 《經濟日報》評論：“12年前一把火，燒溫州人的劣質鞋；12年後一把火，溫州人燒仿冒溫州鞋的劣質鞋。”而王振滔說：“為這一把火，我付出了怎樣的長達12年的努力。” 溫州製鞋發展到1999年，鞋機、鞋革，乃至鞋扣、鞋帶等製鞋的各種配套設施都已經非常到位。康奈、東藝等品牌榮獲“中國馳名商標”、“中國鞋王”。 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欄目向十四屆六中全會獻禮片“世紀的呼喚”中，連續報導溫州鹿城鞋業和溫州長城鞋業公司；在北京舉辦的“十四大以來輝煌成就展”，溫州鹿城“康奈”皮鞋被錄取參展。 “共和國50年成就展”，中國皮鞋行業僅“康奈”被錄取參展。好消息頻傳，溫州製鞋產業園區在鹿城區雙嶼鎮前陳村隆重奠基，“中國鞋都”呼之欲出。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預言：“過去的一切又全完了，一切業績化為烏有。不同的是，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但是要達到這個新時代，還要經過多少地獄和煉獄。”溫州人用盛大的姿態擺脫了假貨，鍛造出激動人心的故事。而整個跌宕起伏的1999年，對於中國與中國商業而言，頗為壯觀。 這一年，是中國商業房地產的元年，也是中國E時代的元年。世界是平的，更多的人知道了“信息高速公路”並非真正的公路。 “信息爆炸”令人驚嘆和嚮往，人們被告知“知識經濟”即將到來。沒有現實世界的尊卑秩序羈縻，BBS成了普通人發言的廣場。 被美國《商業周刊》評為“亞洲之星”的吳鷹，其時投資數千萬發展小靈通——一種外形酷似手機的通信工具，以“便宜”、“信號差”而著稱。通訊的便利，無疑以摧枯拉朽的態勢改變著中國人的生活，它讓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流變得如此簡單。 同在1999年，星巴克進入中國；陳天橋創立盛大；馬化騰推出“OICQ”聊天工具；馬雲的阿里巴巴橫空出世，新時代的商業模式百花齊放。 1999年12月20日凌晨，時針和分針恰好重合的瞬間，五星紅旗在澳門上空迎風招展，紅綠相間的葡萄牙國旗在綠色燈光的映襯下悄然謝幕。時隔112年，澳門脫離葡萄牙非法佔有，回歸祖國。是夜，北京城天寒地凍，天安門廣場上空煙花絢爛。 3萬名市民在煙花下狂歡，慶祝“中國南部沿海這個小小城市的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此時，珠江三角洲經濟圈悄然形成。香港、深圳、廣州、珠海和澳門，五座城市連接起珠江沿岸肥沃的平原地帶，日後將會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熱點。 20世紀最後一天深夜，北京再次被煙花和燈光照亮。當新千年鐘聲敲響的時候，中華世紀壇亮如白晝，鐫刻著五千年文明史的青銅甬道旁，獅舞龍騰。 “今夜月明風清，波平如鏡。”一段歷史結束，另外一段歷史開啟。時代的夜晚，一切才剛剛開始，而我們是否站立在未來的入口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