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第十七章悲喜交織的故事

1998年，改革開放的20週年。 陳寅恪與顧準，這兩位逝去多年的知識分子，重回視野。前者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後者的“拆下肋骨當火把”，讓以天下為己任的學子們追慕不已。過往20年，我們國家年均增長7.5%，遠離飢餓，小康在即。這難道不是顧準病榻上預言的“神武景氣”？ 看起來，社會愈發開放、開明。然而，氣象萬千中各種變革似乎遇到了些許障礙。社會發展進程積累的問題像雪球般越滾越大： 貧富差距持續拉大、“三農”問題長期無解、國有企業改革步履維艱、失業人數不斷攀升，亞洲金融風暴餘威陣陣……新中國最大規模的產權變革，也勢必發生一些令人傷感的悲情、無奈與不安。 看來“神武景氣”的中國需要一個懂經濟且可依賴的強勢人物。無疑，朱鎔基是最適合的人選。支持者和批評者們終於心有靈犀，達成一致。 12天后，朱鎔基接任李鵬，以98%的選票當選為新一屆中央政府國務院總理。

正式上任那天，面對眾多媒體朱鎔基悲壯起誓。他的演講充滿個人色彩，不像一位治理國家、扭轉經濟的高官上任言辭，倒像是一篇悲憤而不顧一切的戰鬥檄文。但是，人們喜歡這樣的演說，因為很容易被感動。 所有的這些，都始於1998年，後鄧小平時代，也可以說，新的改革時代。 政府“自上而下”發起指令，人民“自下而上”進行參與，中國社會的穩定得到維繫，並帶動經濟層面的改革。 《中國大趨勢》一書作者約翰·奈斯比特將這種變革稱為“中國縱向式民主”，“政府給我們規劃了森林，中國的人民將其創造出來”。而國家醞釀著大變革，小城溫州則迎來罕見的寒潮。 這個以“溫”為名的南方小城，在寒風中瑟瑟發抖。但另一方面，生意人不管惡劣的天氣，照樣早出晚歸，沿街叫賣聲不減；店舖一早開張，營業直至深夜。喧鬧的街市、肅殺的自然氣候，風格鮮明、對比強烈。

一位京城記者前來考察採訪，看到街道兩旁店鋪密密麻麻，如水銀瀉地般無孔不入，不禁由衷感言：“全溫州城連起來就是一間大超市”。此言非虛。興起不久的房地產充當了良好載體，新建小區樓下均是商舖房。記者不解，為何住宅樓下全開店鋪？他向一位雜貨店老闆求教。店主一怔，反問： 為什麼樓下不開店鋪？ 記者無言以對。他意識到自己的唐突，也意識到溫州人的那種天性。他們總能在千篇一律的單調中製造出一絲亮色，外人看來，這是特立獨行，反其道而行；事實上，他們不是刻意為之，一切皆自本能，所以才顯得自然而然、渾然天成。 安徽青年劉永暉在街上閒逛。路邊的繁華讓他聯想到上海的南京路。內心激蕩之餘，他辭去計委工作。 激發劉永暉內心激情的是位於人民路上的“開太百貨”。那是一家開業不久的百貨商場。幾個月前，這個龐然大物陡然出現時，在遍地專賣店、零售店的溫州掀起偌大波瀾。有人悲觀地斷言，百貨商場將會把紮根在地攤經濟土壤上的無數小店送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幾個月來的事實卻證明這種擔心是杞人憂天。

地攤經濟的頑強如野草，本金少、變現快，只要有需求就能生存下去，而資金雄厚的百貨公司船大不易調頭，往往在市場末端徘徊。開業以來，擁有港資背景的開太百貨並未取得預想中的成就，反而在專賣店、零售店的夾擊中舉步維艱。 劉永暉想做救世主，他看到了百貨公司的坦蕩前途。 開太百貨之前，曾經風雲一時的華聯商廈曇花一現，溫州並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百貨商場。這顯然背離了時代發展。擺地攤、開專賣店到連鎖經營，溫州人縱向銷售發揮極致，可市場經濟對商業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人們生活水平提高，消費訴求層次分明，一部分人希望在一個商店裡買到所有需要的商品，而不是到商業街上走馬觀花。出師不利並非是誤入歧途，而應該歸咎於定位不明、營銷缺失。劉永暉深入分析原因，信心百倍地進入開太百貨。

這一年，白色風潮流行於溫州。大街小巷，到處是穿著白色西裝、套裙的青年男女，即便家具、家電也多以白色為主。年輕人追求前衛的行為無形中創造出新的市場，白色產品供不應求，售價數千元的白色麻棉西裝售價昂貴，但銷勢頗好。順應白色浪潮，溫州印染廠日夜不停地生產白色“摩力克呢”面料，4萬多米麵料投放市場被搶購一空。 時尚經濟讓劉永暉深受啟發： 抓住年輕群體等於抓住消費市場。此後，開太百貨把目標定位於年輕、時尚群體，引進國際流行品牌，扭虧為盈。 其實，幾年前初來溫州，劉永暉“對這個城市第一感覺並不太佳”。可就是“處處透露出繁華後面的雜亂”的城市讓他的人生煥發出光芒。事業日盛，他融入原本陌生的異鄉。 和劉永暉一樣，廖輝軍也是闖溫州的異鄉人。他“帶著美好的憧憬來”，“火車站外綠色玻璃幕牆的電信大廈”讓把這個城市的高度展露出來。從3公里的人民中路，到商店爆滿的五馬街，再到水洩不通的廣場路，巴掌大的地方，別人“用不著一天便能走個遍”，他卻走了許久。天黑的時候，他下定決心： 勤勞工作，成家立業。

溫州開放的民營經濟環境為他們提供了實現自我價值的土壤。其間，發生的種種事情總能喚醒人們心中最原始的渴望和力量。許多不甘沒落的外地人藉此大有作為。多少年後，人們送給他們一個稱號： 新溫州人。 令人高興的事情層出不窮。產業、商業的崛起與文化的興盛形成鮮明的對比。 張藝謀聲名鵲起。他忙著拍攝一部名為《我的父親母親》的新片。沒有人能夠想到，他會挑選19歲的中戲學生做女主角。這個名叫章子怡的女孩顯然沒有任何銀幕表演經驗，第一個鏡頭足足拍了27條。天分不是最好，可她足夠努力，對自己夠狠，更懂得抓住機會。日後，章子怡一步步走上奧斯卡頒獎台，隱然無限風光。但她卻說，不相信童話，只相信努力。而與她的作品相比，成名經歷更能引起普羅大眾的興趣和認同。

很多人眼中，不簡單的章子怡透露出一股野氣。從她奮鬥的故事中，有人感受到方向，而有人會從中看到自己從前的影子。溫州人屬於後者。 夏天，當地一家新聞單位在街頭做題為“假如你碰到困難，你是首先找別人還是靠自己”的隨機調查。結果顯示，98％的受訪者選擇“靠自己”。這意味著絕大多數溫州人只相信個人努力而非其他。 事實正是如此。 104國道平陽段受到大山阻隔，溫州政府決定打條隧道。初步預算，需投入資金4900萬元。這不是一筆小數目。按照其他地區的方式，很可能因為資金問題項目擱淺，或者乾脆進行道路改道，在大山邊繞行一圈。 可溫州人制定出富有創造性的解決方案： 以出讓15年隧道交通費徵收權的方式招標。隧道建成，投資方從每輛車收取10元過道費，15年後無償交付國家。政府分文不花打通隧道，15年後擁有全部產權，承包者也有利可圖。方案一提出，投標者不計其數，最後平陽軋鋼廠老闆章烈成中標承包，投資5000萬元，如期建成隧道。

投資15億元的人民路如法炮製。政府先按一定價格買下道路兩側土地，拆遷後進行公開招標，中標者可建造若干用於租售的新樓房，前提是由他們出資改造道路。相似的事情還發生在其他領域。 2000多所幼兒園除31所由國家投資外，其餘均為個人建設；3000多所農村醫院和衛生所也多由民資興辦。以市場經濟的手段優化資源配置，不僅有效解決了城市建設等領域的資金問題，更使得民間空閒資本得到有效利用，從而實現政府和民間的“雙贏”。 金溫鐵路通車、溫州大橋建成和市內道路加寬，但出租車供需矛盾卻加劇。市裡決定“個體化改革”，一次性投放300個經營權，公開拍賣，永久買斷。 4年來首次拍賣出租車牌照，群情高漲，人人都想分羹於稀缺資源，乃至有人極端地賣掉房產換取車牌。每個牌照20萬元的價格起拍，拍賣結束時均價達68.8萬元，政府財政淨增2億多元。不久，新增摩托車牌照參與拍賣，所得款項被劃撥為市政建設專項資金。

市場經濟思維滲入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溫州人把拍賣之風發揮得淋漓盡致。歌星劉德華到內地舉行個人巡迴演唱會，首場演出地點選擇溫州。 靈光的溫州人把演出徹底變成一場商業遊戲。坊間流傳一個津津樂道的說法： 某老闆在天都大酒店為劉德華舉行歡迎宴，邀請當地有頭有臉的人物前來助興，但預留席位拍賣。利用名人效應，劉德華指定白酒、服裝、鮮花。演唱會下來，相關的溫州人大發其財。 深得經商之道的溫州人利用經濟手段調配資源，激活市場，同時使懸而未決的難題一蹴而就。而更有意思的是一位記者竟然從廉政建設的角度指出，溫州政府的諸多做法“杜絕黑箱操作產生的隨意性和腐敗現象”。 無疑，記者的文章將溫州政府的所作所為上升到黨政建設的高度。這年，中國領導人開始強調加強法治的必要性和懲辦腐敗官員的重要性。卸任前的一次講話中，李鵬坦承，貪污腐化、犯罪率上升和環境惡化等是政府工作的嚴重“缺點和失誤”。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對此評價： 北京的官員似乎強烈意識到了腐敗現象橫行的危險性。

溫州又出難題。個體戶開業開店，總想請頭頭腦腦撐撐門面。 “大人物”倒大方，應邀赴席者甚多。事情多了，逐漸形成不成文的規矩： 市長剪彩，15萬元一刀，副市長10萬元一刀，其他領導依次遞減。此事經媒體報導後引起上面重視，派專案組調查情況。調查結論： 不錯，有創新，可以繼續。原來，所謂的“出面費”剪彩者分文不取，而是直接打入市級財政，存為社會福利事業專項資金，據傳僅此一項每年便達數百萬之多。 嚴肅呆板的政壇，溫州官員儼然成為經營城市的商人。他們別出心裁的方式引起圍觀性的矚目。常理，“富裕起來”的政府本應慷慨大方，花錢如流水。溫州政府機構、事業單位仍安之若素，極其節省節約。各級機關的辦公用紙多是雙面打印，正面用完接著用反面，甚至貼在信封上標有郵編、地址、單位和姓名的紙條也是兩面打過字的“廢紙”。

不僅機關單位如此，個體戶、大老闆也多克勤克儉。東阿外大酒店老闆每天凌晨2點自己買菜；一位服裝店老闆叫清掃工把每天清理的垃圾中的布頭揀出來，每月回收廢布賣的錢，遠超發給清掃工的工資；一家產值5000萬元、“家當不小”的皮鞋公司經理親自到廣州的原材料廠談判，每雙鞋成本減少3分錢，雖微薄，僅此一項，該廠每年可節省27萬元費用。 溫州的經濟奇蹟讓人痴迷不解，一窮二白的個體戶創造令人艷羨的財富，不可忽視的一個原因也許就是自上而下開源節流的意識。 說到開源，王榮森不能疏漏。這個溫州女人中的佼佼者，在艷陽高照的陝北高原上神情焦灼。前方10多米，起重機聲嘶力竭地拖起放下，卡在井中的鋼管紋絲不動。有人說，鋼管上的“水利錨”被卡住，弄不好整口油井會報廢。王榮森臉色瞬間變白。 一年多前，在西安做服裝生意的她偶然碰到陝西地質學院一位丟失錢包的老師。她掏錢幫老師渡過難關，為感謝她的好意，對方透露出賺錢的秘密： 陝北地區勘探出石油，國家鼓勵私人投資。 “誰搶先，誰能賺上一筆”，對方信誓旦旦，指點她到延安一帶問詢。 王榮森信以為真，跑到延安證實了消息來源： 當地政府鼓勵外來資金投資勘探開採石油，不過不提供任何技術和資金。 一口油井的勘探開採成本高達100多萬元。而雖然地質部門探測到確有石油儲量，但誰也無法保障一定能打出石油。風險和機會並存，“贏”，得到滾滾財源；“輸”，不過從頭再來。王榮森和丈夫拿出所有積蓄250萬元，從老家籌集到230萬元，承包三口勘探井。夫妻二人吃住在工地，井打到600米，石油沒有冒出來，丈夫不堪勞累而去世。一旦放棄，前期巨額投資付諸流水，王榮森苦苦支撐，不料還是“卡”在油井的門檻上。 神思恍惚，一個技術員提醒她，可以向專家諮詢。王榮森整理情緒，跑回駐地，打電話向熟識的專家求助。電話打了20多分鐘，她有了主意： 用千斤頂把鑽井機拉出來。幾個小時，卡在井裡的“水利錨”被拉出，人們準備散去時，意想不到的黑黑的石油噴薄而出。 辛苦守候換來戲劇性結局，王榮森大喜過望，馬不停蹄趕回溫州，籌集到3600萬元投資勘探新油田。空曠的荒原中，30口油井同時開工，一派繁忙景象。 梳理溫州經濟史，每個人物背後都有王榮森這樣的一段辛酸經歷。一無所有的窘迫激發起最徹底的力量，白手起家者爆發出震撼的頑強。風起雲湧不斷，世事變幻莫測，事業幾經坎坷，終有人修成正果。驀然回首，來路艱辛，卻已化作雲煙，被記憶典藏，沉澱成往昔榮耀。 各種神奇的溫州故事中，全中國的形勢顯得愈發悲壯。改革的進一步推行讓溫州有了更好的機遇，然而改革是痛苦的。 1998年，這種痛苦不只局限於自上而下的改革自身，而在於各種天災人禍的並行。除了東南亞金融危機，江南暴雨似乎在給新政府製造困局。 盛夏，洪水來襲，大半個中國一片汪洋。 長江、松花江、嫩江、珠江、西江、閩江，六個江河流域全線告急，從南方到北國，洪水氾濫、熱浪滔天，中國遭遇世紀水災。 這是一場毫無徵兆的全流域大洪水。夏天到來前的幾個月裡，平均氣溫比往年略高，中國代表還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上簽字，作為第37個締約國，其有責任和義務為環境變化付出努力。然而，自然的報復性反應徹底打亂了中國社會的節奏。 災難結束，有人反思，國家是否正在為快得讓人提心吊膽的經濟發展付出代價？ 生態學家適時站了出來，他們已經在角落裡隱藏很久，也許有人曾經試圖發出自己的聲音，很不幸，經濟發展的狂熱和喧囂遮蓋一切。 “對森林的經營性砍伐”會給“自然資源造成不可挽救的損失”。話分量不重，但一語中的。實際上，用環境為經濟增長埋單，是許多地方政府樂此不疲的法寶。水患中暴露出的問題讓人憂慮，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也由此進入公眾視野。 與國內學者的含蓄相比，國外媒體的結論直接犀利。典型的觀點認為，“環境危機是舊的工業體系和過去20年經濟蓬勃發展的雙重因素造成”。 政府有所覺察，審視以往政策，頻頻出台各類環保舉措。專門針對令人擔憂的水土流失速度而設的計劃，將以2300億元人民幣的成本，培育2600萬公頃林木。期限是2030年。 與此相比，嚴禁砍伐森林的政策直接有力，即使會讓許多人感到無奈，比如伐木工人、林場老闆以及家具製造商等。木材砍伐、加工、製造，產業鏈環環相扣，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牽連。 許多人放棄改行另謀出路，堅持下來的只有另闢蹊徑。盧偉光屬於後者。 洪水肆虐，國家禁止砍伐森林的公文令生意陷入停頓。安信地板斷了材料來源，工廠只能停工，工資不能停發，盧偉光焦灼萬分。他辦公室牆上貼著一張世界地圖，地圖右下角大片翠綠讓他靈光一現： 去巴西進口原料，那裡有世界上最大的熱帶雨林。 國外木材經銷鏈條由台灣商人把持，他們對巴西木材供應商的聯繫方式守口如瓶。盧偉光唯一的突破口是台商，但這似乎是不能完成的任務。機緣巧合，他去長期合作的台商那裡檢驗木材質量，不經意瞥到包裝膠帶紙上印著個巴西電話。他偷偷記下。 接下來幾十天，盧偉光打掉千元電話費。電話那頭的木材供應商對這個“中國瘋子”暗中敬服，決定與素昧平生的中國人做生意。前提是，盧偉光預先支付30萬美元。猶豫再三，盧偉光下了賭注。幾個月後，上海港集裝箱碼頭迎來巴西人的高品質實木地板原料。 蜜月期轉瞬即逝，問題出現： 木材總量有限，安信買得多，其他人就買得少，少買的人為多買會加價，如此往復，惡性循環。盧偉光只能向產業上游推移，根本辦法是擁有森林。可巴西法律嚴禁外國人購置森林土地。一位老華僑的指點讓盧偉光茅塞頓開。他把第二個兒子選在巴西出生，加入巴西國籍。他作為監護人取得綠卡，合法擁有購買森林的權力。他投資過億，兩次購買永久砍伐權的巴西森林，總面積超過1000平方公里。 1998年10月，溫州舉辦第一屆商品交易會。 會上萬人聚首， 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500多名外籍人士是最大的亮點。 《經濟日報》分析，溫州經濟探秘線，引起海內外濃厚興趣。 三個月前，溫州在巴西開辦“中華商城”，38家企業參展的服裝、鞋帽、打火機、節能燈等樣品被一搶而空。當年數據顯示，溫州人出國者有50萬之多。可謂“哪裡有市場，哪裡就有溫州人；哪裡沒有市場，哪裡也有溫州人開拓”。 溫州和世界交流日益頻繁，上半年外貿進出口總額達3.7億美元，同比增長35.8%。市委書記蔣巨峰總結：“溫州機制活，民間資金豐富，國內外市場渠道暢通，目前在市場疲軟、資金短缺情況下應該發揮優勢，迎難而上。” 基層政府的激勵下，溫州人做買賣“膽”子越來越大。 3家私營企業聯合承包“華東中鐵快運X228次火車”，開通杭州經烏魯木齊至莫斯科的國際快運專列。當日起，每天凌晨2時，一列滿載溫州皮鞋、服裝、打火機、電器等貨物的火車從杭州艮山門火車站開出，運行11天到達莫斯科。相比動輒數個月的公路運輸，時間成本大為減少，因時令差而錯失銷售良機的溫州貨在異國找到市場。不久，金溫鐵路開通，專列的起點由杭州改往溫州，家門口發貨直達銷售地的夙願變成現實。溫州人在鐵路構建的聯絡網中如魚得水，成千上萬的小商品像水銀傾瀉般被賣到世界各地。 道路建設有效提升一個地區物質流通的速率。從這個角度來看，一條鐵路對於交通閉塞地區的意義不亞於新生。如同封閉的空間中劃開一道口子，外界光線照射進來，裡面的空氣也散發出去，鐵路的出現為新陳代謝提供可能。但是，它的意義不止如此。它締造出思想交彙的紐帶，新奇想法由此而入，人們眼前豁然開朗。 外界的進來，裡面的出去，彼此交流中，活力才會釋放。 秋天，被經濟危機搞得暈頭轉向的皮鞋商王建平決定出國。凌晨兩點，他從溫州站坐上西去的列車，太陽升起時到達冰雪漫漫的莫斯科。 前蘇聯解體後，這個國家向民主社會艱難轉變。葉利欽採取休克療法，大規模擺脫國有化工業，力圖建立西方式的自由市場經濟。觀察家卻堅持認為此種做法“喧鬧”而不實用。 《洛杉磯時報》記者的筆下，俄羅斯社會“到處是運用手段謀到職位的既得利益者”，裙帶主義盛行，寡頭政治家“貪婪地掠奪財富，並利用這些財富得到莫斯科的庇護”。受困於粗魯的發展模式以及政治改革的流弊，俄羅斯經濟低迷許久。 質優價廉的溫州小商品在生活用品短缺、物價飛漲的俄羅斯長驅直入。凡在此搞外貿生意的溫州人十有八九賺得盆滿缽滿。王建平既驚喜又興奮，用舊集裝箱擺成攤位，經銷皮鞋。 一個在國內混得潦倒的小皮鞋商，跑到異國尋覓市場，然後以毫不起眼的方式重操舊業，開始時簡陋寒酸不入流，可他自顧自地奮鬥，一點點積累。一年後，簡陋的鞋攤賺到百萬美元。王建平建立起貫通烏魯木齊、阿拉木圖、莫斯科等城市的物流銷售線。 生意順風順水時，他屢屢成為異國街頭劫財者或者執法者刁難的對象。和王建平一樣突然“發覺腦袋後面有冰涼涼一塊硬的東西”的中國商人不在少數。在秩序混亂、法律漠然的俄羅斯，他們只能聽天由命。同時，王建平的發展模式被更多溫州皮鞋商複製。俄羅斯市場上國內同行增多，“大出血”式的惡性競爭下出現賣一雙賠一雙的現象。這也成為多年後溫州皮鞋在俄羅斯折戟沉沙的一個伏筆。 王建平在俄羅斯打拼，池萬鋒以闖入者的姿態在“巴黎童裝名街”擴展地盤，吳國勝則把意大利高檔男裝“佛倫斯”引入廣東市場，獨享名牌代理優勢，另一個溫州人吳曉斌也在日本打開致富之門。 來日本多年，吳曉斌做燒烤、洗公廁，遍嚐生活艱辛，急切地想從社會百態中尋到商機，改善窘迫狀況。機會終於敲門。一天，吳曉斌街頭閒逛，前面的日本青年邊走邊打手機。看著形狀怪異的手機，他突然開竅。日本青年喜歡標新立異，手機多裝飾各種時尚另類的配件，生產新奇的手機配件不是一條捷徑？ 他速回溫州，籌集20萬元啟動資金，在日本註冊成立名為日本忠成貿易有限會社的公司，研製生產針對年輕人群的有機天線。 3個月後，第一批閃光天線面市，表現不俗，佔據日本市場的76%，利潤巨大。吳曉斌完成原始積累，涉足數碼、通信、家電、汽車用品以及網絡等領域，打造出年銷售6000萬美元的資本帝國。 溫州之外，陌生的互聯網橫空出世1997年被廣泛視為中國互聯網元年，這一年，網易、搜狐、新浪三大網站粗具雛形。 1998年，隨著騰訊的出現，中國互聯網時代正式開啟。 。 27歲的馬化騰創辦名為騰訊的網絡公司。在此前後，王志東推出新浪網。張朝陽的“搜狐”也步入正軌。而丁磊的網易在廣州運營數月，且表現不俗。在這一年，中國商業互聯網領域呼風喚雨的四大網站先後面世。 大城市的街頭巷尾陡然冒出許多網吧，環境嘈雜、空氣沉悶，上網者置若罔聞。一些人熱衷收發電子郵件，感受世界同步的妙趣；還有人喜歡瀏覽新聞，沉醉於對世界大事的掌控中。每小時支付8元錢的上網費和4元錢的電話費，可是高額消費並不能阻擋人們對互聯網的迷戀。 世界第一次如此之近，許多人被眼前景象鼓舞。鄭元忠投入重金，打造“莊吉服飾網”；身在迪拜的“淘金者”王偉勝則創辦華人網，為國人提供免費商業資訊；“吉爾達”總經理餘進華在因特網上發布信息，成功引來俄羅斯商人。 浙江省政府推出的“金鴿工程”主頁月平均訪問量超過百萬人次，溫州是訪問率最高城市之一。不久，溫州市人民政府註冊“www.wenzhou.org”國際域名，以《溫州之窗》名義對外宣傳，旅遊業因之火暴。 再綜觀1998年全年，布下的棋局年初已然成形。 曾在“分配”管制下不顯山不露水的房子風光起來。一個名為《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頒發，宣布“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發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規範住房交易市場”。這紙通知給中國的房地產帶來了春天。從這一天開始，房地產名正言順地市場化，其投資品的性質不再遮遮掩掩。市場的閘門打開，中國的房地產以超長的速度發展，帶動建築、家具、家電、鋼鐵、中介、金融、室內裝修等相關產業的發展，成為拉動GDP發展的重要動力。今後，房子將成為大部分普通中國人一生的“夢魘”，憂鬱、焦慮、辛酸和無奈摻雜其中。然而，卻也為溫州資本的呼風喚雨提供了新的延伸空間。 一家民營房地產企業老闆，拿出2000萬元參股當地最有名的優勢企業榮事達。這位異想天開的民營企業家不知道究竟會引來什麼樣的後果。可在誕生過“小崗村”故事的地方，此舉為“國退民進”寫下新的註腳。他最終成功，並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無論公有、私有，都是社會資本。聯合資本使企業發展的道路越走越寬。”後來，他被評為首屆改革與發展學術基金會“優秀企業家”。 “國退民進”逐漸成為1998年不可阻擋的大趨勢。時任安徽省省長的回良玉說，要拿出當年“大包乾”的勁頭搞股份制。回的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著名的“小崗村”。據說最早搞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的鳳陽縣就是在一年之內把上百家集體企業全部賣給私人。 政府決心關停一批國有企業。股份制在全國大勢已非星星之火，或方興未艾，而是如火如荼，成燎原之勢。政令下達，一夜之間，大量集體企業和中小國營公司搖身一變為私人公司。經濟變革的懸念被賦予種種神秘色彩，有人揣測，“國家政策資源通過某種隱晦的方式產生轉移”，“一種扭曲的、不公平的政策被又一次非公平的方式反向扭曲”。 作家梁曉聲在《中國社會階層分析》一書中寫道： 國有資產流失，有相當一部分是被合理合法、裡應外合地洗劫而去。中國太大，國有資產鉅細並存，彷彿是永遠也清理不了的沒有盡頭的倉庫。道德評判的尺度，是靠不誠實的勞動巧取暗奪的。按照法律裁決的條文，數額往往巨大；按照時代演變的規律，又不得不承認，乃是發生在一定邏輯之內的現象。許多人因為鑽制度或政策的空子一夜暴富。與窮人的致富相比，這種輕鬆的鑽營並不值得一個國家或一個時代欣喜。反而是溫州那些“不靠權勢背景，不靠灰色潛能，命運中沒有什麼吉星高照過的小百姓”靠著鈕扣、小五金批發，“發展為中國的小業主”。他們中的一些人也脫穎而出。他們的產生和存在，使“這一行列令人最初大不以為然的成分有所改觀”，更為中國的改革帶來應有的凝重感、莊重感以及令人欣慰的樂觀。 可即使這樣，有些時候，他們還是會受到不公正待遇。 那時候，個體戶，民營企業老總，常常會為資金發愁。意味深長的是，這個問題直到多年後的今天依然存在。整個官方金融系統對私營經濟設置限制性政策，中小企業很難通過合法渠道貸款融資。統計數據顯示，1998年，佔溫州經濟總產值90%以上的非國有經濟，從合法機構貸款不超過放貸總額的7%。 由此形成一個奇怪的現象： 瀕臨倒閉的國營、集體企業成為放貸大戶，盈利能力強的民營經濟則藉貸無門。個中端倪，耐人尋味。 面對政策性壁壘，溫州中小企業自有生存之道。 這一年，國家計劃下調水電價格，消息傳開，許多水電站老闆坐立不安。 泰順是發電大縣，私營水電站是其主力。聽到風聲，50多位老闆找到縣小水電協會尋求幫助。副會長何序昌把意見反映到省裡，省委副書記劉錫榮決定幫忙。最終，浙江省上報國家計委的水電上網電價為0.45元／千瓦時，比鄰省江蘇高出6分錢。 工人們保住飯碗，水電老闆們保住數百萬利潤，政府留下了好名聲。類似的插曲層出不窮。大背景中，溫州經濟蓬勃生長，引起了吳敬璉的興趣。他專程到溫州中小企業考察，回來後寫信給朱鎔基匯報情況。看完信後，後者在信末題寫肯定性按語。 人們唱著《相約1998》，卻不得不和彼此說再見。千頭萬緒，又到一年收官時。鄭元忠被評為“溫州改革開放20年十大風雲人物”。 穿越時空，將時間拉回那段或風光或無奈的歲月。其人其事，浮屠再現。 “從十幾年前被四處追捕的投機倒把罪犯，到改革開放風雲人物”，他身著西裝，還戴著金邊眼鏡，面對採訪的記者侃侃而談，絲毫不避諱之前落魄，“這不僅僅是我個人身份的轉變，而是一代人思想觀念的變化，是一個時代的進步在一個人身上的聚集體現。”講這話時，鄭元忠的身份是溫州市政協常委，頭上還有“十大風雲浙商”、“十大工商英才”等多個光環。 江湖夜雨十年燈。時光逝去，鄭不復當年之勇，也不再是那個風風火火的個體戶，可時代還是在他身上留下悲與喜的雙重痕跡。他在許多場合發話，“要買下溫州大學”，只有這時，人們彷彿才能依稀看見那個“騎著摩托車招搖而過”卻已然陌生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