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第十六章歲月無聲

一個叫樊志軍的年輕人來到溫州。 踏上柳市的土地，年輕人豁然開朗，“覺得停薪留職是個錯誤的選擇”。他眼中的柳市，充斥著昂揚的創業氛圍，街頭車水馬龍呈現特有的繁華。相比之下，老家衢州顯得“蕭條”。 幾天前，樊志軍還在衢州一家國有企業上班。日復一日地重複讓他找不到人生方向，反而意志消沉。經不住溫州同學勸說，“過來看看”。但他為自己留下退路： 辦停薪留職手續，心想“萬一不行可以繼續回去上班”。 柳市的情境讓他徹底推翻了念頭。他想“我不可能再回去了”。歲月依舊無聲，只是時代激昂豪壯。萬馬奔騰，激情四射。不甘平庸者如樊志軍，傾聽內心召喚，走上了一條全新的道路。這條路曾晦明不定，許多人上下求索，亦步亦趨。而今，迷霧消散，曙光乍現，無數人得以脫身於枷鎖，握住命運的喉嚨。

生命軌跡由此改寫。這注定將是滾滾長河中的非凡年代。 春節期間，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照例四處視察，以示親民。 普通的人們因此覺得國家並無新事，天下太平。這是中國的老百姓觀察國家高層的一種智慧——黨和國家領導人是否出現在公開場合，以此判斷國家動態。但這次人們忽視了一點，最重要的領導人江澤民一直沒有出現在電視裡。而身處各地的領導們也沒法像近幾年來電視直播的那樣在老百姓家裡過年。他們得到了鄧小平病危的消息。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猝然與世長辭，終止了充滿勞累和戰鬥的一生。據說，當天晚上，天氣很好，星星月亮當空閃爍。國人相對平靜地接受了他的離去，雖然遺憾他沒能等到香港回歸，而那將在五個月後。遵照鄧的遺囑，骨灰撒向大海。這個充滿浪漫情懷的葬禮，令人淚流。新中國的歷史上，只有他最好的戰友周恩來，同在那片海洋。

鄧的去世和香港的回歸，被視為一個時代的開始。中國從改革開放的大幕中走來，進入更加快速的上升通道。 回歸當天，香港下雨，且雨勢不小。中國記者和外國記者默契地借助這場雨表達心境，英國記者說：“上蒼哭泣。”中國記者則說：“聞報香江歸故主，喜淚長流。” 歲月沉澱。 英國，這個老牌的世界強國已經跟不上中國的步伐。然而，其底蘊依然強勁。 《自然》雜誌報導：“英國愛丁堡羅斯林研究所利用克隆技術培育出母羊'多莉'。一個科幻片中的情節變成現實，人類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多重可能。科技在發展，人類則顯得有點踉蹌。” 國內，偉人離去沒有引發大的變故。 1997年5月29日，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的畢業典禮上，江澤民發表講話。官方和民間稱為“五二九”講話。

公開發表的部分態度平和，對於新一輪意識形態的論爭未予置評。可是，現場直接聆聽講話的人，都發現江澤民心有所指。此後幾個月，官方媒體號召全國學習講話，統一思想。等到秋天，中國私營企業主終於從1990年的驚慌中擺脫出來。時政作家凌志軍在《變化》一書中這樣寫道：“公開的輿論，包括北京的理論界、新聞界、出版界，還有北京之外的省市區，大家的傾向都是明顯的，全都擺出更高昂、更開放的改革姿態。” 中國再次統一了思想，可世界又亂了。 1997年7月2日，香港回歸第二天，亞洲金融風暴在泰國爆發。兩者之間並無關係，但在時間上而言，讓人浮想聯翩。 泰銖大幅貶值，股市一落千丈。外媒稱金融風暴，不僅會摧毀一個國家的經濟，而且到處遊走，到了哪裡，那裡就要完蛋。

幸運的是，“風暴”在中國內地的海岸線徘徊幾許，終究沒有登陸。由於採取保守的金融政策，金融危機並未侵入內地，當年（1997年）10月，席捲香港股市，但在中央政府支持下，港人很快就渡過難關。 此時，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必須扶持私營企業，讓這些極具成長力的非公有製經濟組織抓住機遇存活壯大，為風暴過後“中國製造”引領世界埋下伏筆。 制度建設之門緩緩開啟，一切有所節制，卻井然有序。 高層的講話到底有幾分可信？ 思想的滯後曾令無數人心灰意冷。 “摸著石頭過河”的遊戲法也讓許多人用自我犧牲換來微不足道的勝利。不過，改革開放十餘年，國家領導人們逐漸摸索到一條穩健的發展路徑。 全中國進一步開放的間隙，22歲的胡旭蒼被推上董事長的位置。

接班時，他父親只對他講了一句話：“你年輕，即使跌倒還有機會爬起來。”就這樣，大學畢業不到兩年的年輕人成為公司的領導者和決策者。實際上，他幾乎和企業一起成長。讀書時，他已在建設工廠的工地上“發票”： 有人運來一車沙，給一張沙票；運來20包水泥，就給20張水泥票，工作簡單枯燥。 站在新的位置俯瞰全局，企業未知的境況讓人無法樂觀。為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公司完成從低壓電器到熱塑料管道的生產跨越，那是一個在國內尚處空白的全新行業，前景樂觀。胡旭蒼明白，行業空白的另一層意思就是，沒有經驗支持，無法從他人處借鑒參考。胡旭蒼的孤獨無處訴說，而他排遣孤獨的方法是讓自己忙碌起來。 他帶領工程師輾轉各地，到大學實驗室和科研機構考察。辛苦數十天，結果令人掃興： 國內技術落後，不可能生產出高精度部件。無奈之下，胡旭蒼決心自主研發，投入800萬元技術攻關。錢花光了，還是沒有生產出合格的產品。家族內部有人心灰意冷，拒絕再次投資。

山窮水盡之際，胡旭蒼從互聯網上得到消息： 美國諾譽公司將參加北京召開的塑料展覽會。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CPVC塑料生產商。為了近距離接觸，胡旭蒼應聘展會解說員，一連五天，尋找任何可能的機會和諾譽員工交流。通過接觸了解，更大膽的想法在他的頭腦中醞釀： 和諾譽合作，利用對方技術優勢，幫助企業走出困境。 合作似乎是唯一出路，但“憑什麼條件和人家合作？”胡旭蒼把自己的弱勢坦白告訴對方，但刻意強調“中國最能打開市場的是溫州人”。而對中國市場志在必得的諾譽對此事高度重視，派遣談判代表前來考察談判。數月後，美方被胡旭蒼的坦率所感動，同意合作。問題迎刃而解，胡旭蒼長出口氣。 按照農曆來說，1997年的春節姍姍來遲。

2月下旬，作家戴來準備過與“以往不一樣的新年”。她把窗簾拉得嚴嚴實實，蜷縮在鞭炮四起的新年中，感受孤寂——“沒有時間，沒有季節，沒有過去，沒有未來”，只有比利時作家圖森在《浴室·先生·照相機》一書中，用嘆息般的聲調自言自語： 在這本書中，我什麼也沒有寫，幾乎一無所有…… 但是，對更多的中國人，快樂的新年，緣於鄧小平的離世而默然不語。驚聞變故，鄭元忠悵惘良久。 十幾年前，在柳市經營電器的他因“投機倒把”，被關了整整186天。當他絕望地認為“只有死路一條”時，卻被莫名其妙地釋放。出獄才知道，是鄧小平的講話救了他一命。從此，他對鄧小平一直念念不忘，在不止一個場合說過：“我的命，是鄧小平救回來的。”鄭元忠在集團大樓內設立靈堂，專門召開追悼會，表達對領導人的感謝和緬懷。鄧小平“救回”的不僅是鄭元忠一人。所有溫州人都受惠於他以及他推行的開明政策。李中堅說：“鄧小平讓我們有膽量去賺錢，有膽量去花賺來的錢；也是鄧小平讓我們賺到錢，並有信心賺更多的錢……”

改革開放前，物資流通不暢，頭腦靈活的溫州人靠低買高賣的手段賺錢。但質疑聲音如影隨形。有人認為，溫州是資本家的聚集地，潛藏著“投機倒把”因素，應該嚴厲打擊。先富起來的人理所當然地成為被打擊對象，溫州人人自危。 1978年年末，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方針。溫州和石獅、廣州一併成為推行改革的試點城市。而鄧小平的“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意味著溫州人可以“光明正大地做自己的事”。正因如此，類似倒賣油漆被“割資本主義尾巴”的胡金疇們才敢在全國各地推銷電器。 時局時好時壞。 20世紀80年代末，溫州被稱為“資本主義的黑典型”，大小老闆搖擺不定。關鍵的時刻，鄧小平在和浙江省領導的談話中指出，無論鄉鎮企業，培育商品市場，還是溫州經濟模式，不要爭論，要敢想、敢闖、敢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經過試驗，好的就加以推廣，不行就重新研究，實踐中解決問題。

1997年初春的溫州城，濕漉漉的空氣摻雜著情緒，在大街小巷發酵。人們的心情和腳步同樣沉重，除了緬懷，似乎沒有其他方式可以發洩心中的悲痛。 內心傷痛的大有人在。這一年，企業界正經受著無妄之災。 秦池酒業驟然崩盤，三株口服液土崩瓦解，瀋陽飛龍奄奄一息，巨人大廈遭遇停工，亞細亞商場陷入絕境。 大環境不再令人著迷，外部金融生態惡化。即使新的權力接班人努力安撫民心，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去世讓中國的商業前景看上去撲朔迷離。 接下來，國有企業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李鵬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國有企業改革是1997年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也是政府工作的突出任務。按照“規範破產，鼓勵兼併”的改革基調，通過“加強企業的改革、改組、改造和管理，整頓和建設好企業的領導班子，認真抓好企業的扭虧增盈工作，大力提高企業素質和效益”。

市場經濟衝擊、砥礪著社會的每一個單位和個體。計劃經濟體系運行的國有、集體企業連年虧損，入不敷出。自1992年，國有企業改革成為年度經濟工作計劃中的重中之重。 5年來，改革向縱深推進，國有企業迎來最為艱難、沒落的時期。 1997年這一年，每一個在國有、集體企業工作的人都心頭緊繃。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大面積的國有企業會恢復元氣。這說明改革不會停止，反而愈加猛烈。數年內，六成的國有企業員工失去飯碗。旨在讓更多人獲得幸福的改革一度讓許多人生活無著落。 強制下崗的人口數量不斷增加，而長時間的溫室生活幾乎令下崗職工喪失自謀出路的能力。眾多下崗工人中，年齡參差不齊，卻對未來充滿迷惘。政府出台一系列扶持下崗工人再就業的優惠政策，包括再就業工程，發放最低生活保障。但是，政策並不能解決所有人的困境。下崗而生活潦倒的工人們必須在當下尋找到維繫生存的路數。 無數人憂心忡忡，溫州卻景象別樣。打破鐵飯碗的初衷是讓社會成員參與市場競爭，實現社會血液流通順暢。潮流面前，順勢而為自然走得更為長遠。 7萬多下崗職工，帶著些許新奇，操持新的職業，靜悄悄地完成了新舊角色的轉換。 機械廠境況不佳，數月發不出工資。黃小蘭主動下崗。她拆下兩塊門板，擺開小攤。攢下錢，她把攤位變成商店，打出“蘭蘭糖果店”的牌號。再後來，她和下崗的丈夫考汽車駕照，輪流看店、開出租車，靠勤勞發家致富。 和黃小蘭一樣，多數溫州下崗職工選擇擺攤、服裝銷售這些啟動資金較少的職業。另一些人則憑藉一技之長，做“自由職業者”。他們中有醫生、廣告策劃人、職業歌手、寫作專業戶和修理工……溫州高度市場化的經濟運作為他們提供了創業平台。而事實上，年銷售額上億的高邦總裁朱愛武也是下崗職工。從溫州電池廠下崗，她騎著自行車，穿梭於溫州各個角落尋找便宜的花邊、鈕扣、線，以最低的成本做服裝生意。 走出困境的還有林立人。今年，他最犯愁的問題是如何從國外採購更多的傳呼機。 中國通信領域建設剛剛起步，大哥大、傳呼機等通信器材供不應求。林立人用僅有的200元錢買來最便宜的尋呼機。隨後在街頭電線桿上貼了轉讓的小廣告。一個小時，有人找上門來，買走了尋呼機。前前後後，林立人賺到差價幾十元錢。他覺得這是條生財門路，於是便做起尋呼機的買賣。 隨著對行業了解程度加深，林立人發現： 越是便宜的尋呼機，需求量越大。市場上賣得最好的傳呼機多是由國外的二手機改頻而來，一個二手傳呼機成本在20元左右，改頻後價格上漲十幾倍，利潤空間相當大。 改頻二手傳呼機需要兩個條件： 擁有大量二手傳呼機貨源和懂得改頻的技術人員。身在深圳的林立人無法出國，想到利用網絡聯繫生意。 互聯網方興未艾，通用的方式是撥號上網，速度慢費用高，且無法訪問國外網站。希望忽明忽滅，林立人躊躇滿志卻有心無力。準備放棄之際，香港回歸的新聞見諸報端，敏銳的他利用地利，跑到香港上網。日本NEC公司的網站幫了大忙。按該公司網站主頁上的聯繫方式，林立人通過郵件和對方聯繫。一段時間後，首批二手傳呼機到貨。林立人找到幾個改頻的技術人員，修改傳呼機的頻率和製式。貨物推向市場，一炮打響。 網上交流合作的加深，NEC公司把庫存的二手機低價轉讓。年底時，林立人已腰纏百萬，也切身體會到互聯網蘊含的無窮潛力。可惜兩年後，他放走了一次絕佳的機會。那年夏天，他在北大學習，住在校方提供的賓館裡。某個傍晚，一個文質彬彬的年輕人敲開他的房門，自我介紹是國外回來創業的學生，準備做互聯網搜索業務，沒有資金，想找合作夥伴。 互聯網的春天即將來臨。北大校園，學生們都在談論網絡，一牆之隔的中關村更是氣象萬千，有了風雲際會的味道。太多的跡象表明這是一次資本和技術的爆發性結合。可林立人猶豫了。雖然靠網絡賺錢，但年輕人談論的事情已經超出了他的閱歷和想像。 未來像是一個被帷幕遮掩的謎，眾人按照各自命運的節拍，本分卻不安分地走著。林立人這個素來以膽大著稱的溫州人最終沒能邁出那至關重要的一步。多年後，一個叫做李彥宏的青年帶領百度登陸美國納斯達克，創下收盤價每股122.54美元的交易記錄。那一刻，國內驟然多出數十名千萬富翁和上百名百萬富翁。然而，一切都與林立人無關。 當天的電視畫面反複播放著那個激動人心的畫面，林立人關掉電視，點燃一支煙，起身來到窗前，留下一個無限落寞寂寥的身影。 魯迅說過：“有些道理，你不說我倒還挺明白，你越說，我就越糊塗。” 鄭秀康就怎麼都不服氣，“為什麼合作六年的燕莎商場會把康奈轟了出來？”他找到商場經理交涉。後者拿出招商名錄，許多國際頂級品牌赫然在列。 康奈在國內鞋業評比均名列前茅，一舉斬獲“中國真皮標誌領先鞋王”的稱號，但與國際品牌的差距還是明顯。鄭秀康心懷憤懣，可不得已撤出專櫃。 在鄭秀康看來，這是一次恥辱的撤退。 回到溫州，鄭秀康閉門思考。沉默過後，他投入幾乎全部身家的2400萬元，引入國際一流的技術設備，在企業內部掀起技術改造浪潮。他多方打聽，接觸到一位製鞋台商，說服其允許自己去他的鞋廠參觀。 東莞郊區的鞋廠內，機械化大生產的場景令鄭秀康震驚： 數百台機器安靜運轉，所有工序秩序井然、條理分明，生產效率極高。鄭秀康想把所見的拍成照片。台灣老闆爽朗一笑說：“我和你不沾親帶故，但都是中國人。你把皮鞋打入世界，是中國的光榮。” 鄭秀康在這一年的境遇只是整個溫州鞋業的縮影。 中國市場是個悲歡的洗牌機，品牌優勝劣汰故事每天都在演繹著。是是非非、生生死死、沉重也驚心。競爭力不濟，本來就應該被超越抑或淘汰。 多年粗放型、原生態的野蠻生長，溫州皮鞋製造業已然後勁不足。毛利潤被越拉越低，行業競爭日趨無序。一些企業開始走下坡路，其中有曾風光無限的“耐寶”。 耐寶的輝煌最早要追溯到1990年。 那年夏天，補鞋匠出身的王成棟聯繫到一家香港公司搞合資公司。作為溫州為數不多的合資企業，耐寶成立之初出手闊綽，率先從國際、國內引進設備，是溫州首家擁有意大利製鞋流水線和配套設備的廠家。隨後一帆風順，獲得“中國沿海地區外向型企業產品質量特等獎”、“北京百鹿杯鞋類博覽會金獎”、“第八屆國際鞋業博覽會金獎”等稱號。 1997年，耐寶總資產達138億元，全國開設328家專賣店。王成棟豪情萬丈，準備多領域進軍，打造企業集團。他搞“千店工程”，氣勢嚇人，可收效甚微。他融資3000多萬元投資興建豪華的“耐寶大酒店”，由於精力分散，酒店經營不善。與此同時，耐寶皮鞋遭遇質量危機，銷路嚴重影響。到1997年秋天，耐寶破產，王成棟負債出走。 興勃焉，亡忽焉，企業的興衰更替往往轉瞬之間。耐寶事件給溫州人敲響警鐘。這一年，很多鞋革企業對企業進行了一次分水嶺式的調整： 康奈、奧康、吉爾達、紅蜻蜓等選擇做自主品牌，拓展內需；而霸力鞋業則去開闢另外的戰場。 王成棟的出走對溫州製鞋老闆們震撼極大，尤其是霸力皮鞋掌舵者王躍進。回顧往昔，霸力和耐寶的發展路徑呈現出異乎尋常的一致。 耐寶合資企業當年，鹿城躍進皮鞋廠的牌子被摘下來，取而代之的名字是“霸力皮鞋廠”，主人就是“從小就跟舅舅學做鞋”的王躍進。 霸力第三年，王躍進突破性地把信譽卡放到皮鞋包裝盒中。 “霸力”品牌知名度迅速上升，並在首屆中國鞋王杯大賽中奪得“中國鞋王”稱號。王躍進覺得“鞋王”稱號該有個宏大的表現形式。他極具誇張的用7張牛皮造出世界上最大的男式皮鞋，長2.05米。 種種跡象表明，王躍進敏銳、膽大且性格張揚。而在自信心極度膨脹上，他比王成棟更要急不可耐。 1994年，他利用公司改制，組建浙江霸力集團，成為省皮鞋行業首家集團公司。當時，其他製鞋企業只有一兩條生產線在生產，霸力則8條生產線全部開通。王躍進志得意滿，曾經對來參觀的鄭秀康說，“老鄭，我成立集團公司，你也去弄一個吧。”鄭秀康有所顧忌，委婉地說，“我還是先把鞋底做紮實了再說吧。” 不甘寂寞的神經被撥動。和王成棟一樣，王躍進陷入自我陶醉、盲目擴張的惡性循環。王成棟負債出走的同時，王躍進對資源投資產生興趣，涉足礦業領域。 於是，霸力的輝煌就在創始人的輾轉反側中一去不返。而溫州製鞋界呼風喚雨的這兩位風流人物也終究被雨打風吹去。 某個溫州商人說：“有一點毋庸置疑——越封閉的地方，越適合溫州人發展。” 封閉的地方往往沒有成熟的商業環境，存在著巨大的賣方市場。而溫州人總會本能地去尋找那些封閉的地方。 回歸慶典帶來的快樂稍瞬即逝。 1997年8月，一份非公開的政府文件在溫州市級領導的案頭傳閱。文件披露： 上半年超過100家燈具企業大舉外遷。直接後果是，溫州燈具產業就此衰落。 吳建海就在外遷的人群中。 放下經營多年的國內成熟市場，他只帶著幾隻皮箱和一本從地攤上淘來的勵志書，去喀麥隆重起地盤。他的目的也非常單純，僅僅“聽說喀麥隆是非洲一顆燦爛的明珠”。 杜阿拉市是終點。他驚奇地發現這裡“沒有中國商店”，可中國貨很受當地人歡迎。這顯然是不容錯過的商機。不費太多周折，吳建海籌備起貿易公司，專門經銷中國商品。 時間推移，這個善於觀察的溫州人慢慢發現有中國人來喀麥隆經商，但語言限制、店面難找以及治安問題，大多半途而廢。更激情的想法在他腦中醞釀： 辦一座中國商城，“中國商人匯聚一堂，形成規模經營，使中國商品走進非洲千家萬戶。”當吳建海面積4000平方米的商城開業時，數十家店面預購一空，溫州眼鏡、皮鞋、服裝等小商品蜂擁而入。 大舉外移的還有數量巨大的民間資本。 數年沈淀，溫州民間資本已有數百億之多。膨脹的資本急需尋找出路，許多溫州人便聯合起來，投資煤礦，承包年限從數年到數十年不等。 黃益銚也想趁機大賺一筆。他拉攏做生意的朋友，前後湊齊200多萬元，承包下一口煤井，準備坐地收金。不曾想，煤井承包到手，煤炭價格一路下跌，到觸底價每噸10元錢，虧損達400多萬元。 不利情勢之下，黃益銚等人決定不再堅守，忍痛把原本承包年限數十年的煤井轉讓他人。那時，大多數溫州炒煤團都在山西慘敗而歸。幾年後，國家政策日益寬鬆，煤炭價格直線上揚。轉讓的礦井身價倍增，評估價值達到5億元。形勢大好，溫州人再一次趨之若鶩，一度掌控山西省60%的小煤礦。不過，事態的走向向來讓人猝不及防。 淚水和歡笑，擔憂和希望，日子匆匆而來又匆匆而逝。無論曾經多麼不尋常，歲月總是倔強得毫不留情。 1997年，重慶成為中國第四個直轄市。這個管轄著接近3000萬人口的龐然大物在日後給中國經濟帶來的不僅有震撼，還有真實的思考。 三峽和黃河小浪底相繼截流成功，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宣布華南虎野外滅絕。兩則消息，前者是工業文明過往積累的成就，後者則是人類文明未來延續的隱喻。而有意思的是，一個台灣人柯受良在億萬人注目下飛躍黃河壺口瀑布。 有人評價是年，說： 閱讀的世界，屬於去世的王小波。他用短暫的一生和作品詮釋了什麼是自由的精神。而年初開始，中國工商界無可救藥地迷上了MBA。 1997年10月，溫州首家上市公司“浙江東日”股票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成為溫州民營經濟發展史上零的突破。與此相對，是一件國際大事，美國眾議院通過將台灣納入“戰區導彈防禦系統”，英語簡稱TMD。國人戲謔稱其為“他媽的”。入關談判中，美國更是中國最大的障礙。 1997年的中美關係恰如這年風行的一首歌所唱：“相愛總是簡單，相處太難。” 下一個新年來臨前一周，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在廈門召開。會議部署下年度工作要點，著重指出： 要貫徹“穩中求進的方針，把握全局，重點突破”，以加速實現“資源配置市場化，福利分配貨幣化，公共服務社會化，經濟運行法制化”這四個目標。 上至國家，下至個人，大家都忙著制訂新一年的計劃。這樣的氛圍中，一部名為《甲方乙方》的賀歲片隆重登場： 故事發生在1997年夏天，四個年輕人推出“好夢一日遊”的業務，幫人們過一天好夢成真的癮。招牌打出去，受到追捧： 賣書的板兒爺想當一天巴頓將軍，明星則想做回普通人，大男子主義者希望受氣，大腹便便的大款卻琢磨著怎麼吃苦。 喧鬧的氣氛中透露著荒誕的氣息，觀影者在哄堂大笑之餘，不免生出諸多感慨。最後，影片在一場婚禮的鬧劇中收場，一如這個非凡的年份，紛擾熱鬧，虛懷感嘆： 在揮灑著大紅大紫色調的背景下，明天會演繹出怎樣的悲歡離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