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十五章未來去往何處

四處闖蕩的溫州人，他們不僅面臨源源不斷的財富，更有源源不斷的麻煩。 北京大紅門，曾經一度是溫州人的天下。幾個月前，這裡進行了一次聲勢浩大的清洗。山雨欲來的氣勢令素以膽大著稱的溫州人也心神不定。 然而，春節一過，大紅門又熱鬧起來。操持著溫州方言的人們忙著收拾房屋、張羅生意。節日喜慶的延續，讓情況看起來並不像想像中那麼糟糕。而不久前對他們還冷冰冰的管理部門此時也溫和慈祥起來，甚至連辦暫住證都容易了許多。 不久，丰台區投資的“大紅門服裝城”舉行隆重的奠基儀式，北京市主要領導到場祝賀。在現場，溫州人是最受歡迎的客戶。 一個月後，規模更大的溫州大院動土興建。經歷突如其來的清理，浙江村以更韌性、蓬勃的姿態發展起來。此後，多年制度建設一度停步不前，但隨著規模和範圍的擴大，浙江村和政府的關係變得含糊曖昧。雖然有人“咬牙切齒地動議要根除這個讓人又愛又恨的浙江村，可要進行實際的動作畢竟已越來越難”。

唐納·沃許說：“對宇宙需要有的第一個了解是，沒有情況'好'或'壞'，所以停止做出價值判斷；第二件需要明白，事往哪個方向變，操之在你。”看上去，以溫州人佔多數的浙江幫要在這里長久紮根，至於未來會不會再有波折，誰也說不好。 就這樣，天安門南面5公里，浙江村如一則寓言般“令人難堪”地向著未來奔去。 春節來臨前的幾個星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主題研究部署1996年經濟工作。會上，朱鎔基總理宣布1996年關於涉外稅制的三項重要改革： 大幅度降低關稅稅率，取消進口稅收減免的優惠政策；進一步調低出口貨物退稅率；對加工貿易實行進口料件保證金台賬監管制度。 新一代領導人的執政能力再次得到檢驗。現在我們的政府不再說“治理整頓”， 而改了說法叫“宏觀調控”。

《人民日報》隨後發表社論《開好頭起好步》：“一定要緊緊抓住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的'兩個轉變'。”“各級領導都要減少事務性和應酬性的活動，特別要反對形式主義，精簡會議和文件，精簡評比、評選活動，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搞調查研究。” 政策條例頒布的幾個月內，幾乎所有政府部門都忙於學習、貫徹、落實中央思想。官員們放鬆了對原本決定嚴格清理的自由市場的監管。 有人認為他們精力有限，對此無暇監管；還有人認為是《人民日報》社論起到作用，官員們才不敢貿然行動。議論莫衷一是，但起碼有一點可以肯定： 政府高層的決策常常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就如，浙江村從死寂中緩過氣來，展現新生。 奧運會選拔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男子足球預選賽亞洲區決賽即將在吉隆坡打響。 200多名溫州人訂購觀賽機票。比賽日，吉隆坡足球場熱鬧歡騰。自費而來的溫州團吶喊助威、聲勢浩大。國奧隊最終敗北，但他們著實在國人面前露了一次臉。

而鄰國俄羅斯正在用好奇的目光打量這個東南方的鄰居。 《論據與事實》週報第9期刊登了一篇充滿對比意味的文章《人力車和“奔馳”之間的中國》： 專家認為，中國經濟奇蹟的基礎是廉價勞動力和開放的投資政策。國家自由經濟區的數量在逐年增加。摩天大廈、飯店、貿易中心等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像莫斯科練馬廳廣場那樣規模的建築工程，在中國大城市是家常便飯。街道上不僅自行車多，外國生產的汽車也不少。 10年前在中國最常見的進口汽車是“日古利”，現在是“奧迪”和“大眾”。文章結尾寫道：“看膩了西方怪事的歐洲人和美國人一批一批地來到中國。中國新聞界透露，去年中國旅遊業總收入超過100億美元。” 實際上，世界面前的中國，如同國人面前的溫州： 漸次釋放出魅惑的氣息。儘管，未來去向何處，誰又能說得清呢？

一百個人心中有一百個哈姆雷特，但一百個人心中只有一個溫州老闆。 世人固有印象，溫州人永遠是急迫求富。張峰的出現或許是個特例，造“鐵馬”（摩托車）起家的他在溫州非常普通，但極少有溫州老闆能像他那樣的閒情逸致。 年初，他買下17畝地，成立馬術俱樂部。據說此事頗有淵源。多年前，他去蘭州旅遊，初次騎馬便在眾人面前重重地被馬甩下，大丟面子。數年後，他以“養馬為業”。 此時，一本名為《溫州市場： 改革開放的碩果》的書正走紅溫州。來溫州取經的考察者，返程之際都會收到這本書作為禮物。趨之若鶩的考察者來了又走，溫州經驗也瀰漫開來，氤氳成朦朧神秘的想像，反而激起更多人的興致。 1996年4月，《經濟日報》記者劉彥廣乘飛機去溫州採訪。途中，坐在旁邊的一個溫州老闆和他聊起最近發生的煩心事： 年前，河南某服裝店下了10多萬元的訂單。交貨前，對方自信地保證按期付款。直到合同約定的日期，對方仍不肯付款，前兩趟去河南都沒拿到錢。這次去，乾脆見不著人。年輕的溫州老闆牢騷滿腹，抱怨說：“做生意怎麼能這樣不講信譽呢？”

實際上，許多溫州老闆遇到了同樣的問題。 西山特種陶瓷工業企業集團公司被賒賬800萬元，不得不抽出人力四處要賬，收效甚微。總經理謝進興無奈地說，“有些人做生意，看市場好，想盡各種手段要貨，市場一變，馬上翻臉，無一點信譽可言。” 曾經被人詬病頗多的溫州人也開始抱怨別人。如一位溫州人所言，“過去，我們遭人蔑視和排斥，我們從中理解了經營之道與做人之道的關係。我們改變了自己。我們不希望看到，我們之後，其他地方在發展經濟時，走我們的舊路。” 心態的變化是一種回歸。實際上，溫州人的原始積累付出了昂貴的學費。那些看似捷徑，可在日後都付出了更多以求彌補的代價。當他們意識到諸如誠信這樣的問題並竭力加以改正的時候，溫州之外的人們卻顯得急功近利。

溫州人的抱怨，將經歷更長的時間考驗後，得以印證。而在此之前，勤奮是他們克服迷茫唯一憑仗的力量源泉。 19歲的林建芳，坐上北去的列車，到長春推銷汽車零配件。 “到處雪白的一片，那是家鄉看不到的，想想都覺得美。”初來乍到，林建芳對一切充滿好奇。很快，他感到了“落差”。 北國3月，天氣寒冷。每天天不亮，他推著自行車走街串巷。人地生疏，一連10多天，一個產品都沒賣出去。晚上，林建芳走在長春街頭，看到家家燈火通明，眼淚止不住往下流。可第二天一早，冒著嚴寒他又走門串戶推銷。一種澆灌命運而出自本能的追求，竟是如此的倔強。慢慢摸索，林建芳改變策略： 先試用後付錢。產品漸漸打開銷路。 饕餮的時間吞噬一切，林建芳像急速旋轉的陀螺，轉個不停。他沒有休息日，天天騎著自行車推銷。每當遭受挫折，他會想起大雪紛飛的寒夜，“溫州難得一見白雪皚皚的場面，在長春看雪景也不錯”。

一年的時間過去了，林建芳回到瑞安，創辦宏達汽車配件廠。因為在長春已經建立起銷售網絡，汽配廠產品不愁銷路。可他不願意小打小鬧，於是厚著臉皮，通過各種關係找上一汽下屬企業。憑藉質量，宏達汽配廠拿下一汽電阻絲供應項目，後來逐漸發展到雨刷器、玻璃升降器等配件合作項目。到長春發展就是看中一汽集團，林建芳並不知足。 2000年，一汽進行汽車配件招標。林建芳千方百計獲得競標資格，並著手研究競標對手的產品性能、價格、特點，不斷地改善競標方案。一個月的準備期中，他興奮得每天睡不著，最終擊敗競標者，進入一汽集團中心採購網絡。 和一汽的合作無形中抬高了宏達汽配廠的身價，其他車企主動上門尋求合作。事業進入正軌，林建芳覺得前途遼闊。

勤奮的何止男人。溫州女人在生意場中的表現早就有目共睹。在奔向蒼茫的未來途中，總有一些值得記憶的溫州女人。她們膽大妄為，性格直爽。 眾多新註冊的公司中，“女強人”名號相當上眼。牌子的主人繆雪峰，從18歲起，跟隨兩個哥哥製作皮鞋，後來成為鞋樣設計師，設計的鞋子式樣新穎。 在親友支持下，兄妹三人創立“樣樣紅”公司。企業不斷壯大，繆雪峰萌生品牌保護意識。夏天，她到市工商局註冊企業商標，被告知“樣樣紅”已被搶注。 20歲的繆雪峰脫口說出“女強人”三字。就這樣，“女強人”誕生。 張蕾蕾也是一位“女強人”。還在上海大學國際商學院讀二年級時，她就已經展現出不俗的經商頭腦。 夏末，母親讓她陪同，和中東客商談生意。她操著一口流利的英語，巧妙周旋。價值12萬元人民幣的訂單輕鬆敲定。中東客人對小姑娘的表現贊不絕口，而張蕾蕾微笑以對。

然而幾個月前，張蕾蕾還對做生意充滿排斥。 上海讀書一年，她喜歡上這個繁華現代的城市，最大的心願是留滬工作。雖然父親一心想她日後接管家族事業，張蕾蕾心有旁騖。若不是這年春天發生的一件事，她的人生或許是另外的樣子。 父母打理的華利醫療器械專門生產動靜脈留置針（一種長期留置在病員動靜脈內，作為持續注射進行輸液、輸血的新型套管針），海外業務占公司貿易很大份額。父母不懂外語，每次談判臨時請翻譯。一次與外商談判，父親將產品報價降到1.70元/支，對方還說價格太高。事後得知，原來是翻譯擅自加價到2.00元/支，想吃其中差價。 家人吃了啞巴虧，張蕾蕾受到極大觸動。事後，她正式成為企業“駐上海辦事處代表”，全權負責家族在滬生意。

兩年後，張蕾蕾進入華利公司，角色是車間生產工人。從最基本的原材料篩選幹起，全面涉及所有工序，幾個月下來，她不僅能獨立製造一支留置針，還掌握了全部生產流程及工序的關鍵控制點。她主動提出成立外貿部並負責自營進出口業務，一人獨當一面。 當時的華利公司已是中美合作企業。外方並不參與日常經營管理，但和多數溫州企業一樣，公司管理層家族色彩非常濃。張蕾蕾權衡過後，與父親商量，讓親戚離開。其父很矛盾，即使內心明白，親戚情誼為重，覺得難以開口。思慮再三，終於同意。親戚們天天哭訴，長輩也當起說客。但張蕾蕾意志堅定。多次碰壁，親戚們漸漸散去，只是逢年過節往來減少。 擺脫家族制的束縛，張蕾蕾一身輕鬆。她招兵買馬，聘請產品研發和銷售人才，打造團隊。公司研發出四大系列的動靜脈留置針產品，獲得國家專利證書。與此同時，其他地區的醫藥企業看中留置針市場，他們大肆模仿華利產品。 2000年，張蕾蕾向相關部門尋求保護，要求上海、江蘇、廣東、河南等地侵權企業停止生產。國家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日益重視，華利多次訴訟均以勝利告終。唯獨與上海“金環”的官司陷入泥潭，前後持續4年之久。其間，自知理虧的“金環”曾表示給予50萬元象徵性賠償來庭外和解。張蕾蕾覺察到對方別有用心： 一旦和解，意味著自己放棄知識產權，其他企業將跟風模仿，後果不堪設想。 張蕾蕾執意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多次上訴上海市專利局，請求責令“金環”立即停止侵權行為。 “金環”反咬一口，以德國貝朗醫療產品樣本中“理想的動靜脈留置針”公開該專利技術特徵為由，向國家知識產權局提出申請： 華利公司該項專利無效。 雙方各執一詞，事情陷入僵局。官司從上海、溫州兩地一直打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期間紛爭不斷，直到2004年，國家知識產權局才給這場專利權之爭畫上句號。 1996年這一年，是外資品牌的狂歡。 8月30日，美國《洛杉磯時報》刊登報導，這篇《一個經濟龐然大物》的文章寫道： 中國相對來說仍是窮國，但是經濟學家估計中國多達兩億的中產階級消費者已有錢買得起各種進口消費品。畢竟改革開放持續還不到20年，中國商業的崛起不足以讓國家實現整體飛躍。而傳統發達國家對中國這個“經濟龐然大物”覬覦良久。開放過程中，海外資本侵吞中國市場，許多民族品牌來不及壯大，翻身落馬。令人擔憂的是，有些本土名牌被外商收購、控股之後隨即被雪藏起來，多年努力化為烏有。 針對這種情況，香港《信報》用充滿悲情的筆調寫道： 生產熊貓牌洗衣粉的北京日用化工二廠及另外一些年產5萬噸以上的同類主要廠家，都被外商合資控股。廣州潔花牌洗髮液、上海中華牌牙膏等產品商標易主。國內60家年產5萬噸以上的啤酒廠，70%與外商合資，且大多數是國貨名牌產家。像北京的雙合盛五星啤酒廠被美國亞洲戰略投資公司以60%的比例控股，北京啤酒、杭州啤酒和煙台啤酒與香港中策公司合資，廣州啤酒廠被生力牌啤酒租賃，美國AB公司收購武漢中德啤酒，澳大利亞富士達收購了天津渤海啤酒廠。現在，只剩下青島啤酒廠與珠江啤酒廠等少數幾家維持自身獨立。大部分電視機廠與外商合資，空調行業正掀起外商收購熱。照相機行業中，除上海海鷗幾個牌子，其餘全部換上洋名字。心有不甘，可實力的差距卻橫亙在中外企業之間，短時期內如何能輕易消除？而商業民粹主義又怎麼能抗衡得了商品經濟優勝劣汰的規律？品牌和資本結合掀起的狂風驟雨，本來就應該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歷練。 不是中國企業不努力，國產品牌也曾揚眉吐氣。 1996年這一年，三九胃泰的廣告矗立在了紐約曼哈頓廣場；鄭州亞細亞的強勢似乎宣告本土連鎖商廈的回歸；長虹打響價格戰的第一槍，其結果是——年底國產品牌徹底擊潰外國品牌佔據了71%的中國市場。然而，短暫的市場優勢後，中國企業人發現那些勝利不過是飲鴆止渴般的“慘勝”。無品牌、無技術，將成為日後“中國製造”無盡的傷痛。而與此同時，溫州資本暗流湧動，醞釀著聯合重組的品牌之路。 是年，溫州遍地叢生的家族企業中出現兩個異類： 報喜鳥和莊吉。兩者由家族企業演化，最終超越家族企業軌跡，在早已波瀾不驚的溫州城掀起濤聲。 報喜鳥前身是溫州三個名不見經傳的中小型家族企業： 吳真生的報喜鳥服裝公司，吳志澤的納士服裝公司與奧斯特服裝公司。 “規模擴大就一定要尋找家族之外的更多經營資源才能做強、做大，股份合作是條很好途徑。”吳真生和吳志澤不謀而合。他們註銷掉原來的三家企業，重新註冊組建規模龐大的報喜鳥。 就在吳志澤和吳真生運籌帷幄之際，甌江南岸的一個房間內，密謀悄然進行。乃至於事隔數年，吳邦東仍然清楚地記得： 1996年6月的一天，鄭元忠、陳敏和我，三人坐在一起，商量著合辦一家大規模的服裝集團。 1996年，鄭元忠已拿到溫州大學國際財貿系畢業文憑，陳敏正進修浙江大學成人專修班，而吳邦東則取得浙江廣播電視大學管理專業畢業證書。和報喜鳥的故事走向如出一轍，三人商量的結果： 重新註冊新集團，組建溫州服裝界龍頭。 馮侖調侃： 民營企業跟水滸的組織機構相似，大家目標一致，事業就是“排座次，分經營，論榮辱”三關。 莊吉未能免俗，卻順利過“三關”。論股份，鄭元忠理應是董事長，但如他所言：“服裝該由懂服裝的人做，陳敏是溫州服裝界數得著的少帥，又是服裝商會副會長，3個人裡邊，肯定他最行，而且年輕。”吳邦東也有同感。 於是，有了一段莊吉讓賢的佳話： 通過發展小股東，鄭元忠將自己的股份稀釋，使三人股份維持在相等水平，從而由陳敏出任董事長。 莊吉成立，三人決定走“中間路線”，在競爭較小，利潤較大的中、高檔服裝市場開闢空間。圍繞領域，層層推進，獨領風騷。 1996年，曾任聯想公關總經理的陳惠湘出版了《聯想為什麼》一書，這是第一本研究中國現代公司的商業書籍。同年，中信推出英特爾總裁格魯夫的《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一書。 從中關村到矽谷，IT產業逐漸炙手可熱。北京出現了第一家網吧。 新的商業趨勢若隱若現，可這個國家物慾充斥： 經濟熾熱，人情在冷。 《深圳青年》雜誌記載這樣的故事：“警察抓住一小偷，其上衣口袋裡搜出一封尚未寄出的家書：'我已經到了深圳。這個城市裡的人都很有錢。男的個個手拿大哥大，女的個個穿金戴銀，滿街跑的都是靚車。'” 人們睜開懵懂雙眼，打量這個乍富還貧的社會。 價格並軌，以前靠補貼的國營企業，競爭力真實顯現： 3萬多家國營企業，利潤率下降55%。停產，破產，下崗。而中國南方的風潮正勁，農民工、投機者、商人、記者，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趕往深圳。 “三資”企業和私人企業加班加點，財源廣進。有個東北籍的官員南下任職，一上任就讓當地新華社記者大開眼界：“我們東北國有企業，都是被你們這裡的小老闆搞垮的。” 1996年9月，京九鐵路開通運營。 2398公里長的鐵路在沿途攪動起脫貧致富的熱潮。人們決然地打起行囊，奔赴南國。 《經濟日報》評價：“京九鐵路除了解決當時全國鐵路運力不足的問題外，承擔的最大責任是扶貧。” 社會財富以震驚的速度增長，多數人並沒因此走上致富道路。中國社會的貧富分化有加重的趨勢。普通民眾的生活壓力日益變大。在這樣的情況下，京九鐵路的開通無疑振奮人心。只是，一條鐵路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有待時間檢驗。 10月14日，大陸長大的歌手王菲出人意料地登上美國《時代》周刊封面。這個國家偉大的領袖鄧小平也曾經成為這本全球暢銷雜誌的封面人物。在改革者的眼中，事件有著更深層面的詮釋： 中國與世界越來越接近的一個縮影，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中國改革開放的奇蹟。 “Pop Diva（流行天王）”，《時代》周刊的評價不乏溢美之詞。看起來，美國人好像對中國越來越有好感。中國也沉浸在一種意象的樂觀中，所以很少有人會記得就在不久前亞特蘭大奧運會開幕式上恥辱的一幕： 當中國代表團走過主席台時，美國現場解說員大聲說：“吃興奮劑的中國運動員向主席台走來。” 世界是個舞台，也是個貴族雲集的聚會。各國對新近崛起的中國指指點點，褒貶不一。而中國顯然缺乏足夠的自信： 喜歡看人臉色，害怕受到惡評，對偶爾的讚揚每每回報以好意，卻不知這是各國玩弄百年的遊戲規則。世界就是如此復雜矛盾，糾纏著情緒和利益。 12月12日，日本《日刊工業新聞》年終特稿對這年的中國經濟進行粗略回顧： 一些大規模項目取得進展： 2月21日亞洲最大的車站，北京西客站竣工；9月1日京九鐵路開通；工期長達17年的三峽水庫建設計劃（1993—2009年）也迎來工程的關鍵時刻。水庫完工後，將超過巴西的伊泰普發電站，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發電站。此外，超過百萬人的移民計劃順利進行。 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中也出現問題。中國經濟的棟樑國有企業改革沒有按照想像的那樣發展。瀋陽市上半年有33家國有企業破產，武漢市到11月末為止，破產的企業數量達到百家……中國首次發表環境白皮書並指出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三河三湖的公害情況確實很嚴重。假冒商品氾濫、偷工減料的工程時有出現、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呈現出的良莠不齊令政府頭疼。這一年，GDP增長9.6%。國民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既抑制通貨膨脹，又保持經濟快速增長。有外國人發文，認為朱鎔基該拿諾貝爾經濟學獎。但市場經濟有利有弊，政府意圖通過行政手段把弊端最小化。精神文明建設應運而生。這個名詞此後將被反复提及。 等到了1996年最後一天，時間急不可待地逼近上午9點，耐人尋味而又意義深刻的拍賣即將在溫、杭兩地同時開始。拍賣的物件其實並無特別——10柄越王古劍仿製品，僅此而已。 拍賣首創中國拍賣史上異地拍賣先河。多年後，人們或許已忘記其歷史意義，但一個場景定會在現場許多人的腦海中反复閃現： 編號為18的仿製劍最先出場，溫州兩個競買人連番叫出高價，杭州方面幾乎沒有爭叫的餘地，最後106號競買人以3.2萬元拔得頭籌。 被國人譏諷為“文化沙漠”的溫州，展現出強大而不可遏止的文化訴求。 訴求中究竟包含多少文化成分？不妨再來看看這年溫州圖書超市開業時的情景： 開業當天營業額達3.6萬元，最暢銷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鄧小平文選》；而定價為4800元的精裝本的《四庫全書》幾天內售出22套，購買者多是個人。 令人驚訝的事情屢屢發生。感覺一夜之間，溫州城多出許多書店、報亭，走在街上，每隔幾百米便會看見一個書報攤。據傳言，一些地區的書店比米店、金店多出近4倍。 鐘聲敲響，一隻由溫州橋頭鎮農民組成的管弦樂隊正在上海音樂廳演奏。悠揚的樂曲聲中，所有人都沉浸在對於未來的想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