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第五篇迷失（1995-1999）

城市改革本來已經出現轉機，可是這一年有那麼多工人下崗，無所事事，實在觸目驚心。印鈔機器的轉速慢了下來，通貨膨脹被遏止，緊接著是通貨緊縮。 倉庫裡裝滿糧食，城里人用了30多年的糧票被取消，商店貨架上什麼都有，老百姓買東西再不用排隊。政府的統計報告說有600種商品供大於求。從這一年起，商品市場調轉了風向，一個新概念隨之問世： 買方市場。 有人說，“我真的很想知道，1995年我們的國家發生了什麼？”對於溫州人來說，疑問並不存在。乍暖還寒之際，溫州蒼南靠近福建的一個小漁村一改往日平靜，熱鬧得不可開交。 幾天前，該村魚市上出現了一條罕見的黃魚王。按當地風俗，吃到黃魚王者必能交一世好運。於是圍繞黃魚王有了一場激烈的競價。競拍價直線上揚之際，外村人聞聲而來，且出手闊綽，一開口便喊到10萬元。

本村人著急了，六位富戶挺身而出，合資12萬元買下黃魚王。當晚，人們在村頭擺下大鍋，熬出一鍋熱氣騰騰的魚膠湯。一戶一碗分吃完畢，村民們才滿足地散場，臉上掛著神氣的表情，彷彿明早起來就會交上大運。 海風夾雜著新鮮的魚腥味和令人神魂顛倒的金錢味撲面而來，1995年的溫州，在如此熱鬧喧騰的氛圍中開場。 事情的開端多波折，但最後往往豁然開朗、回歸本源，耐人尋味的結局下面隱藏著一成不變的發展觀規律。跡像明了之前，所有人都按圖索驥。有人憂慮、有人迷惑，有人擔心、有人茫然，芸芸眾生多被過往束縛，妄自迷惑、猶疑不前。 有時候，貧窮和富有僅一步之遙，二者間微弱的差距也只是方向的不同。一旦正本清源，事物便會以不可阻擋的趨勢發展蔓延，直至精力耗盡，真相大白。

前幾年，由於過度重視物質文明建設，經濟持續過熱，國人心態良莠不齊。經濟發展的代價不應該以社會退步來埋單。政策制定者開始意識到問題的重要性，應該注重社會整體發展的協調一致。兩個文明被反复提及，二者相輔相成，推動中國社會的穩步向前。 1995年1月底，相關部門發布數據顯示： 溫州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達到創紀錄的103億元。溫州人的財富變成銀行賬戶裡的數字，可他們在想著怎樣把數字變成活生生的實物。所以，東風汽車推出新款富康轎車，溫州人一哄而上。 短短3個月，經銷商賣出1300多台富康車。轎車貨源緊張，而銀灰色的富康車卻無人問津： 一邊是靜靜排著的幾十輛銀灰色富康車，另一邊是幾十位不屑一顧、拿著提貨單嚷嚷著要提車的司機。 “顏色不討彩，'銀灰'、'銀灰'，溫州話諧音為'銀不要'，連銀子都不要，駕駛員不喜歡，乘客也不要坐。”

精神層面的舊觀念像一道枷鎖，牽引著人們遲疑不前。一名叫夏海鵬的記者決心打破魔咒。他在《溫州晚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人人都說“富康”好，為何“銀灰”賣不了》的文章，分析人們心理。 文章發表一天，有兩人購買了銀色富康車。隨後幾天，無人問津的銀灰色富康成為搶手貨。買車現場，司機們議論紛紛，“汽車顏色並不能幫人掙錢，如果汽車顏色好看，自己不去勞動，誰會把錢送上門來？”“如果人勤車勤，加上服務態度好，不怕'銀不來'”。 夏海鵬感慨，“敢為天下先”的溫州人，又少了一道枷鎖。而以更廣闊的視角來看，這時的溫州正在卸下更多的枷鎖。 1995年3月10日，《人民日報》上名為《浙江溫州湧現72個億元鎮》的文章中，記者寫道： 浙江省溫州農村集鎮經濟發展迅猛。目前，全市有72個鎮的總產值超億元，其中工農業總產值超10億元的鎮達11個。溫州市的建制鎮現有136個，它們成為商品流通、信息交流的良好場所。集鎮內承載的430多個商品市場，僅1994年上半年成交額就達30億元，相當於同期全市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82%。 20世紀80年代初，全國其他地區處於計劃經濟籠罩之下，溫州率先引入了市場機制。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以小商品起步，專業市場的發展帶動了一系列產業出現。連續幾年，千家萬戶家庭作坊，每年賺進幾十個億，從而使“溫州人均只有3分地的窮鄉僻壤發生巨大的變化，率先跨入小康社會”。

市場經濟初級階段粗放式的發展模式，在給溫州帶來初步繁榮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系列的負面效應。疏於管理，偷稅漏稅、假冒偽劣時有發生。企業無規模，產品檔次低，只能靠低價、低值參與市場競爭。凡此種種，說明“小商品、大市場，千家萬戶辦工廠”的模式已走到盡頭。 1995年年初，浙江省評出全省1994年十大專業市場。義烏小商品城以102.1億元的成交額雄居榜首。聞名全國的溫州竟無一上榜。大惑不解之餘，溫州人不禁要問： 溫州怎麼了？ 事情的本質往往透過細枝末節的微觀現象反映。溫州經濟經歷了初級階段的輝煌，處在二次發展的十字路口。有人疾呼，溫州應該走出固有模式，重新振興。 溫州企業家奔走呼告，聲勢浩大的“卸下枷鎖”的改變斷然新生。

最先變革的是企業製度。原先維繫並促使家庭工業迅速發展的家族血緣關係逐步為現代契約關係和法制關係所取代。 改變由表及里，呈現層次分明、有條不紊的遞進。隨著企業現代化程度的提高，企業用人制度也由用親向用賢轉變。柳市一鎮，一年就引進3000多名各類人才，中高級職稱者1300多人。李忠寬是浙江大學企業管理專業博士生，畢業後任教溫州大學，被求賢若渴的高天樂請到麾下，出任副總經理。 人們驚喜地發現，“溫州模式”被溫州人揚棄、突破。 辦企業為了什麼？過去溫州人目的比較簡單： 脫貧致富。今日溫州一些新型企業家的回答則要響亮得多： 乾一番事業，創中華名牌，興民族工業！ 這一年，錢金波的“紅蜻蜓”振翅欲飛。

不笑時，錢金波的表情介於恬淡和冷漠之間，彷彿已然超越七情六欲。就是這樣幾乎成熟到讓人無法猜透的面孔覆蓋下，隱藏著一顆極其跳動的心。 一年前和王振滔分道揚鑣，錢金波無時不想自謀出路。多年經商讓他意識到，沒有品牌的企業缺乏核心競爭力，即便短期盈利，但欠缺持久動力，終究做不大。 32歲的他重返故鄉，創建紅蜻蜓皮鞋公司。 溫州鞋業市場上4300餘家鞋企廝殺激烈。 “跟別人走一樣的路等於沒有出路”，其他鞋廠老闆忙於擴充產能，錢金波決定獨闢蹊徑，選擇“無工廠”的虛擬經營模式。 靈感來自他鍾愛的紅蜻蜓： 蜻蜓有大腦袋、兩隻眼睛、四扇翅膀和一條尾巴。根據仿生學原理，大腦袋可以視作企業增長方式；兩隻眼睛是研發和渠道；四個翅膀是人才、品牌、創新和規模四大工程；一條尾巴則以品牌為核心帶動生產。

打造品牌，設計出與眾不同的產品，錢金波重金聘請設計人才。溫州有位名氣不小的製鞋師傅。錢金波多次邀請，老師傅委婉拒絕。錢金波親自登門拜訪，對方提出年薪10萬要求，他當場再加兩萬。因此一事，錢金波在溫州鞋圈有口皆碑。 春末夏初，錢金波生產出第一批產品，嘗試一種新的宣傳方式： 用鮮花、綠草和鵝卵石鋪就方寸之地，請專業人員設計擺放鞋子，並請婚紗攝影師為產品拍攝照片。 “每隻鞋子45度角擺好，只有這個角度出來效果才是最美的，每個鏡頭我都要親自看好，完了才讓攝影師按下快門。”隨後，錢金波將藝術照放大到婚紗照大小並塑封，每個發貨箱裡一張。 收貨時，經銷商們感到意外和驚喜，他們將照片掛在店面裡作為宣傳。紅蜻蜓打出了名氣。可由於投入過大，公司陷入資金困境。

錢金波一沒關係，二沒擔保，索性找到當地建行行長直言困難。 “這個年輕人的確與眾不同”，建行行長“違規”貸給紅蜻蜓30萬元。從此之後，錢金波沒有為錢發過愁。 “每天都是客戶找上門來要貨”，有的一出手訂金就是15萬元。他似乎天天都是在數錢，“很興奮”。 事業小有所成，錢金波滿心歡喜，拿著生產出來的皮鞋飛赴意大利，找著名皮鞋設計師Marlogce鑑定。後者卻當頭一盆冷水潑來，“我對你的皮鞋的質量、款式滿意，但我只能給你打90分，那10分是文化附加值，你沒有”。 世事無常、造化弄人。錢金波心灰意冷，回到溫州尋找差距。為了這10分的差距，他先後投資3000餘萬元打造鞋履文化，以至於有人問他到底是在賣鞋還是賣文化。

執著於品牌和公司變革的還有遠在上海的吳敏。夏天，吳敏總算在上海站穩了腳跟，並盤算著對家族企業進行重新調整。 吳敏原名吳積敏，與9個兄弟姐妹同屬“積”字輩。當初因為怕被人看作家族企業才改名。怕歸怕，他骨子裡仍舊是堅定的家族企業維護者。 24年前，他從浙江第十一地質大隊辭去電工班班長職務，和大哥湊了500塊錢，在瑞安開出電子電器服務部。進貨用去237塊錢，兩人便以此為股本金，一人一半股份。 企業發展初期，缺乏資金、技術，為抵抗風險，吳敏選擇家族化發展模式。 “企業出現風險，家族的親和力會凸現出來。”正是認識到家族合力的優勢，企業每發展到一個階段，他會吸收新的家族成員加入。實際上，這也是多數溫州中小企業的普遍選擇。

進軍上海前，吳敏對南京、武漢、廣州和上海等城市做過詳細調查。他認為，無論從做大企業，還是拓展新的產業領域與市場的角度，上海是理想選擇。 “大力發展區域經濟，培育更多的以市場為導向的超大型企業，中國經濟才會形成強勁的國際競爭力，而上海必將是中國第一大區域經濟。” 1992年，吳敏滿懷信心回到瑞安，向股東們宣布遷址上海。不料，齊心協力的親兄弟，這時根本無法理解他的戰略意圖。 “關鍵在於，大家思想方面已經拉開了差距。”吳敏“沒辦法，一人一票，親兄弟也得按股份說話”。 投票結果對吳敏不利，但他不肯認輸。擺在他面前的有兩條路： 撤出股份，在上海另起山頭；撤回提議，維持原狀。思考半年，他找到一條既不分家，又去上海的第三條路： 不帶企業一分錢，不帶企業一個人。做大兩地企業再合起來，敗了他一個人擔著。 1993年，吳敏掏空積蓄，向親友借債，湊夠啟動資金，成立上海大地王實業發展公司。 上海房地產行業風雲激盪，大佬層出不窮。夾雜期間，吳敏仍然豪氣沖天，“改革開放後經歷兩次經濟周期，1993年是第三次週期開端。農業改革解決人們的吃飯問題，輕工業的發展是解決穿，現在輪到住。這是我到上海發展的直接原因。” 經過比較，吳敏制定“讓開大道，佔領兩廂”的發展策略，躲開競爭激烈的浦西和浦東，到了沒有開發的南匯區，從“冷門”的工業房地產切入。 “冷門”為什麼冷？因為不賺錢。一畝地成本7萬元，加上三通一平成本3萬元左右，加起來10萬元。而賣13萬元還沒人買。但是，吳敏能賣到16.8萬元。他有訣竅： 不在上海招商，而跑回溫州花60萬元大做廣告。 吳敏劍走偏鋒，可效果不同凡響。到上海尋求發展空間的溫州中小企業都去購買他的地產。短短幾年，他積聚起龐大的財富，在滬溫商中名氣大振。 1995年上半年，南匯工業區715畝用地銷售一空。吳敏離開瑞安時的想法變為現實——以上海房地產業為核心，以瑞安機械製造、廣東發電設備及零部件配套供應、上海和浙江兩地鋼結構建築業為支撐，組建吳泰集團。 “做企業的想法很單純，就是賺錢，而沒有把企業當作事業。”但走出溫州，企業越做越大，吳敏逐漸認識到家族企業的弊端。 “原有的股東價值觀上的差距就暴露出來。”為避免企業陷入內耗泥潭，吳敏重組集團股份。 沒有清理任何一個股東，只在持股比例上做調整。通過這次調整，吳敏成為新吳泰的最大股東。決策上的發言權悄然發生了變化： 不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層一層向上集中，能力弱的股東逐漸淡出關鍵領導位置。 對比之下，過往風光無限的張朝榮張朝榮是溫州商人中頗具代表意義一員，以安裝隊起家，20世紀80年代中期投資交通運輸業，和國營客車公司競爭，其人風光一時。 ，是年，流年不利。 溫州鹿城交通局三樓會議室空氣凝重。張朝榮推開虛掩的門，輕輕走進去。現場的景象再次印證了他的擔憂。 張朝榮是早上接到的鹿城區工交委《關於召開鹿城運輸總公司股東大會》的通知，當時剛剛要出門。實際上，他是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兼總經理，而且還是最大股東。 召開“股東大會”不該由行政部門發文，且事前作為大股東的張朝榮竟然不知內情。他隱約感到不祥。 張朝榮到場時，會議室裡坐了10多個人。 5人是鹿城區工交委工作人員，其餘人員是公司股東。嚴格來講，這稱不上“股東大會”，因為公司的其餘29位股東缺席。 區工交委主任主持會議。而他只宣布了一件事： 罷免張朝榮一切職務。張朝榮無法接受，提前退席，宣洩不滿。事後，張朝榮感覺自己遭受了極大的愚弄。實際上，那天的“最終審判”是場策劃已久的預謀。在這之前，張朝榮的道路可謂一帆風順。 20世紀60年代初，小學未畢業的張獨自謀生杭州。摸爬滾打數十年，帶著所有家底，張朝榮成立安裝隊。幾年下來，賺了幾萬元。後來，他把目光投向交通運輸業，申請開往杭州、金華和長沙的線路。客車運輸業帶來滾滾財源。 1990年，他一次性購買35輛中巴車，準備投入溫州市內交通，未獲批。理由是： 私人無資格經營市內交通，“有關部門明確表示，市內公交只能由國營或集體企業運營。公交運營，除非挂靠國營或者集體企業。” 1995年，儘管《公司法》已經出台，對非公經濟而言其實明朗的天還遠未來到。從事民營企業不但生產經營受到限制，其安全性和穩定性也缺乏保障，基本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與之相比，國營企業相當搶手。有多少人趨之若鶩，削尖腦袋往國營企業裡鑽，又有多少人想背靠國營企業這棵大樹乘涼。黯淡很久的民營企業家們，雖然不必再惶惶不可終日，可終日遊走於政策的邊緣，社會總還是用異樣的眼光打量他們。如果有方式可以與國營企業挂靠，戴上名正言順的“紅帽子”，地位必是新舊兩重天。 “發展在前、政策滯後”，特殊的環境往往造就特殊的對策。民營企業的尷尬處境下，權宜之計悄然誕生： 個人註冊公司，找一個國營單位挂靠。此舉一出，諸多創業有路、註冊無門的人大為叫好。一方面，可以堂而皇之地擁有自己的公司；另一方面，有“紅帽子”保護，為經營者減少了不必要的行政麻煩。民營經濟主動靠攏也可讓地方政府迴避搞“資本主義”的“帽子”。國家工商總局統計數據，1995年中國集體企業數量達到534萬戶高峰；另全國工商聯、私營經濟研究會聯合進行的第四次私營企業調查，全國1/4以上的私營企業戴過“紅帽子”，沿海一些私營經濟發達的地區更是高達95%以上。 “紅帽子”在全國遍地開花，成為中國經濟的別樣風景。而1989年，溫州市發布《關於股份合作企業規範化若干問題的通知》。通知中，溫州政府為保護民營經濟發展進行各種制度安排，許多溫州商人挂靠在政府或集體的名下開辦公司。 張朝榮看到一線生機。他多方運作，1993年終於戴上“紅帽子”，挂靠五馬街道辦事處下的鹿城運輸總公司正式營運。 五馬街街道辦事處下面挂靠企業千家，娛樂場所，做服裝、鞋子、打火機，“千奇百怪，什麼都有”。張朝榮印象最深刻，一旦開會總特別熱鬧，吃飯都是20來桌。如果企業交稅好，還能領到獎金，他最多時領到過5000元。 然而，福禍皆此而生。 但不管怎樣，公交市場總算打開大門。他相繼開通多路班車。公交線路越開越多，國營公交公司生存空間受到擠壓。公私雙方摩擦不斷。 “電視經常報導，車撞了，司機跟司機打架，亂七八糟。”張朝榮說。而公交之戰最後以他被罷免而告終。 幾天后，公司換血，“新班子”上台，隨即更換《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和《稅務登記證》。就這樣，張朝榮徹底出局。前後投入360多萬元的公司被接管，自己無能為力。張朝榮心有不甘，四處奔走維權。 《中華工商時報》刊登了張朝榮的一封信件。緊接著幾天，該報刊登了8篇系列報導。媒體介入讓此事迅速發酵全國，並掀起一股“摘帽”運動，有7000餘家“紅帽子”企業要求變更登記，摘除“紅帽子”。 迫於壓力，溫州政府直接介入。經過詳細核查，溫州經委發現鹿運公司銀行賬戶、註冊碼以及股東身份都是私人背景。 “非常明白，這是一個假集體”，溫州經委對其產權進行鑑定，作出正式報告： 確認鹿運系私營企業。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張朝榮的命運並未因此改變。他求諸法律，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卻一連幾月沒有回音，看來訴訟已被“擱淺”。 抗爭之餘，張朝榮只能徒喚奈何。痛定思痛，他仍鍥而不捨，而巨大的阻力和壓力將他微小的希望一次次擊碎。直至2000年，事態水落石出。那天，被“罷免”五年的張朝榮拿回正本清源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重新當上法人代表。 “鹿運紅帽子”事件就此告一段落，可其影響並沒散去。 4年後，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把國家保護非公有製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寫進憲法。此後，徐文榮、茅理翔等國內一批民營企業家陸續摘掉“紅帽子”，回歸本來面目。 在這一年，台灣歌手齊秦發行了唱片。充滿辯證的歌曲名稱，不經意地成為具有時代意味的流行詞彙。 的確，我們的國家在“痛與快樂”中歷久彌新，整個社會也正經歷著一場蛻變。 在城市，人們出差旅行購買人身意外傷害保險已不是新聞。而廣大的農村，有人用賣糧食的收入投保養老保險，還有人買了獨生子女養老保險後，主動退掉第二胎生育指標。 這年，一個叫金星的男人在北京醫科大學整形外科醫院做完變性手術，成功地變成女人。多年後，此人成為傑出的舞蹈家。當時人們觀念保守，對於變性之類的行為大惑不解。針對金星的批評如潮水般，而金星堅定不移，完成了精神上的重生。 是什麼令一個人作出如此徹底決絕的抗爭，顯示出不妥協的前進力量？如果說有什麼激勵因素的話，那便是開放時代個人意識的覺醒以及對自我理想的追求。金星完成男女轉換的時候，一首來自香港流行樂隊Beyond的歌曲《真的愛你》正在走紅。此後多年，這首歌曲將以超越時空的精神意義影響一代又一代年輕人。 在溫州，一些事情的發生也變得耐人尋味。 幾個月前，一篇《領導幹部的楷模——孔繁森》的長篇通訊登上《人民日報》。文章記錄了西藏阿里地委書記孔繁森的感人故事。 孔繁森的事蹟傳到溫州，大榮電氣總公司總經理朱明煥按捺不住。為孔繁森的精神所感動，他承擔了兩個藏族孤兒的生活、學習費用，直至大學畢業。 朱明煥的舉動傳遍溫州。霸力集團總裁王躍進也找到溫州晚報社，請報社幫助做工作，把兩個孤兒“讓” 一個給他。 一番爭執，朱明煥得以資助形式參與撫養曲印和貢桑。王躍進則直接向孔繁森家屬捐助。 塵埃落定，事情餘波卻未平息。溫州企業家爭養孤兒的事蹟傳為佳話。類似的事件通常都能激起人們的好奇和議論，而故事也常常會從側面折射出趨勢的變化——經過歲月的忍辱負重，溫州人的形象悄悄地發生著變化。 1995年10月，章烈成投資5800萬元，成立南麂島開發有限公司，買下南麂島1750畝土地使用權和10098畝海域的開發使用權，成為中國“包海”第一人。 彼時，溫州市場上流行著“天上開價，地下還價”的生意經。店裡明確註明“不二價”，很氣派但也很有“技巧”，但只要會討價還價，標價2680元的西裝也能便宜300塊錢。 而一位京城記者特地來溫州考察，不料受到一番“冷遇”。負責接待的單位甚至都沒有去迎接，直接告知：“下飛機你直接去飯店大堂找服務台就行”。他感慨萬千，“機場接待單位不露面的，還真是找不出先例來”。採訪調研的四天時間，他沒坐過一次專車。除了步行，便是乘坐出租車。有一次，市委書記秘書老曾直接推來自己的摩托車，帶著他去了採訪單位。 溫州在公務接待上厲行節儉，其他方面卻捨得花錢。溫州市體育館落成並投入使用，從此偌大的市區有了“一處像樣的體育場館”。 潮流奔湧，順勢者生。眾說紛紜的評議中，溫州人不為所動，決意執著。各種怪異舉止，外人看來當時恍若隔世、懵懵懂懂，事後往往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