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第十三章交鋒

1994年，對外開放一下子加大了力度。 中央在全國批准建立一大批經濟技術開發區和保稅區，開放沿邊、沿江和省會城市。沿海、沿江、沿邊和內陸地區全方位、多層次、有重點、梯度推進的對外開放格局初現雛形。然而，隨之而來的是，夾雜著意識形態爭論，以及中外間交鋒的故事不斷上演。 新事物層出不窮，舊事物終將被雨打風吹去。 奧拓開始在街道上拋頭露面，菲亞特顯得寒酸過時。當時，一部名為《餵，菲亞特》故事講述20世紀80年代，溫州青年丁志方借高利貸購置菲亞特汽車，成為全市第一個個體出租車司機，幾經挫折，終於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走出低谷。菲亞特不僅是溫州人的謀生手段，也成為蓬勃發展的溫州民營經濟的象徵之一。的電視片正在溫州城熱播，卻也阻擋不了菲亞特被淘汰的命運。

1994年年初開始，菲亞特陸續退市。 10月，市政府發布通告，限定市區菲亞特在1996年12月26日前全部報廢更新。就這樣，在大街小巷中穿梭數年的菲亞特以這種戲劇化結局收場。 歷史滾滾而來，一切障礙終被碾成碎渣，和時間一起，飄散在記憶深處。多年後，行走在溫州的街道，或許還能聽到一些老人這樣攔出租車：“餵，菲亞特！”個中滋味，百轉千迴。 奧拓對菲亞特的勝利顯然是新老事物更替的一個罕見側面，更多的危機和挑戰，正由外部而來。是年，中國引進奧斯卡影片《亡命天涯》。 40歲的哈里森福特亡命逃生的經歷，悄悄地在中國的電影市場上創造了2500萬元的票房紀錄，讓國人第一次驚呼“狼來了”。 優勝劣汰的自然規律顯示出堅硬無情的一面。人們懷著對舊事物的留戀，投身於新事物引起的躁動之中，歡欣雀躍之情溢於言表。

事物潛滋暗長，風暴開始在角落裡悄悄醞釀。 潮起潮落，興衰更替綿綿不絕。 製造產品—物慾吸引—消費渴求—市場擴張—新品上市。按照這樣的流程，經濟循環往復，生生不息。市場經濟蘊藏的力量潛移默化，中國人在消費和滿足中張望，進而製造出更大的空間。沒有絲毫懸念，新空間將被新產品佔領。 對外國公司來說，這無疑是個好消息。 1994年，福特汽車公司在中國建立若干汽車零部件的轉包廠。而此前，德國大眾已在上海和長春兩地設立合資企業。 變化不僅僅是這些，美國飲料巨頭也盯上了中國市場這塊大蛋糕。 2月，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分別與中國輕工業部簽署合同。前者計劃兩年內把對中國的投資追加到5億美元。後者表示，今後7年將在中國投資3.5億美元，將中國銷售額增加一倍。

中國的年輕人中間刮起“可樂”風暴。一種普遍觀點認為，可口可樂是前衛時尚的象徵，更“派”一些。北京著名商城“藍鳥大廈”的冷飲機旁，常常會排起購買可口可樂的長隊。 一聽可口可樂價格為3.6元，帶有蜂蜜味的健力寶價格為3.5元。可價格顯然不是主要因素。一位“每天吃飯時都喝可口可樂”的小伙子認為，冰鎮可樂很提神，“任何國產飲料都無法與之匹敵”。 最引人注目的事情發生在1993年。重慶“天府可樂”公司被“百事可樂”正式收編。這個曾登上人民大會堂國宴席的飲料公司一度被作為中國飲料業的希望，它的沒落讓人欷歔不已。這年，兩大可樂巨頭在中國大肆擴張，先後收購8家飲料公司，銷售量達到創紀錄的70萬噸，佔中國碳酸飲料市場的20%。

外國公司大行其道，步步緊逼，中國本土企業面臨挑戰。 《中國經濟新聞》一篇報導中用悲觀的語調寫道：“能與外國公司競爭的中國飲料公司的數目十分令人失望。除了出類拔萃的健力寶外，餘下的只有一家新的'海南椰子汁'公司。” 然而，健力寶也逐漸感到力不從心。公司總經理李經緯不止一次呼籲：“我們需要政府提供優惠貸款，以便擴大生產、改良技術和開拓新的市場。政府還必須對外國公司適當控制。” 李經緯的想法代表了大多數本土企業家的心聲。隨著國際資本大舉進入，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發力，各個行業的本土公司都面臨空前挑戰。然而，政府急於進入關貿總協定，顯然不會制定限制性政策。 當然，政府也不會坐視不管。 1994年初，國務院作出《關於進一步深化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目標是： 統一政策、開放經營、平等競爭、自負盈虧、工貿結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適應國際經濟通行規則的運行機制。

李經緯們憂心忡忡，可貿易壁壘性政策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在對外貿易交流中，中國公司需要學習的仍有很多，政府更願意本土企業在競爭中成長，而非一味地提供溫室。 有前瞻的企業人其實早已開始自我充實。北京，北大工商管理學院更名為光華管理學院，1995年迎來首批MBA學員。青島，帶領海爾走到第10個年頭的張瑞敏提出“OEC”（日清日高）管理方法。如今看來，這當屬“中國式管理”的最原始結晶。 中央政府在為建立鞏固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而忙碌，外來者則跑馬圈地。世界融合大勢所趨，競爭與交鋒不可避免。除了奮起反抗，中國的企業家們別無選擇。 中外企業的競爭自然會波及溫州。溫州人，在交鋒中吃盡苦頭。 冬天漸行漸遠，人們心中的寒意並未散去。莫名的壓力撲面而來，所有人繃起神經。命運無法逾越，可結果敲定之前，無人輕言放棄。

過完春節，一位個體戶到民航售票處購買去廣州的機票。售票員告知票已售完，他不假思索地說，“那我買到杭州再轉”。 “杭州機票也沒了。”“那乾脆買到北京吧。”售票小姐吃驚了：“你到廣州為何要繞這麼大的圈子，經濟上合算嗎？”個體戶說：“我們做生意圖的就是快，快就能賺錢。買機票多花幾個錢無所謂。” 大背景下的小插曲總是能凸顯鮮明的意義。溫州民營企業的異軍突起曾經製造出無限榮光，但正如肆無忌憚的野草，瘋長之後總會被無情摧殘。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溫州民營企業家草根式的崛起引起了國外競爭對手的恐慌。 太平洋浩瀚縹緲，彼岸正在密謀。 溫州個體戶仍舊奔波不已，只是在冰冷的國家意志面前，所有奔勞都注定徒勞。他們像撲向懸崖峭壁的海浪，一次次積攢起力量，猛烈地衝擊過後，總會灑下粉身碎骨的希望。一波接一波，收效甚微，但慷慨激昂不減，反而多出些許悲壯。

前幾年，質優價廉的溫州打火機在美國的市場佔有率節節上升。以著名打火機廠商ZIPPO為首的美國企業多次掀起針對性的反傾銷訴訟，都無果而終。但1994年這一年，溫州打火機業將遭遇一場蓄謀已久的伏擊。美國政府悍然推出旨在維護本國打火機生產商利益的CR法案，試圖將在美國市場攻城略地的溫州打火機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每年因兒童玩耍一次性打火機而引發火災，造成數千萬美元損失。美國市場上95%的一次性打火機出自溫州。 ZIPPO以此為契機，積極遊說國內相關立法機構，最終促成CR法案的出台。 CR法案全稱為“Child Resistance Law”，意為“防止兒童開啟法案”。該法案以保護兒童為由，要求凡進口價格低於2美元的打火機必須通過安全裝置、標籤、測試、認證、貨物儲藏等一系列檢驗才能進入美國市場，以防5周歲以下的孩童開啟。

溫州出口到美國的打火機的價格多在1美元左右，未設任何安全裝置。美國人意圖明顯，就是要將風頭日盛的溫州打火機永遠擋在大洋彼岸。 法案一經通過，溫州人措手不及。由於不了解該法規的具體要求，一些企業盲目闖關，致使貨櫃被美國海關扣押、退貨或沒收，甚至被處罰款。以黃發靜的公司為例，其對美銷量轉瞬下降七成，而更多的打火機生產商因此一蹶不振，只留得心中一片孤寂。 災難中，有人倒下，有人崛起。 CR法案擊碎了無數溫州打火機生產商的雄心，並不能泯滅溫州人的壯志。昔日風光四下飄零，踏著同鄉們支離破碎的夢想，一部分溫州人走上復興之路。 他們姿態萬千，熠熠生輝。悲情，可不傷感；細碎，卻足以震撼人心。 遊走在飛揚與落寞之間，習慣了浴火重生的溫州人，再一次重整旗鼓，鏗鏘前行。而林光的故事則是其中最不能錯過的一節。

9年前的1985年，林光的身份是溫州市某醫院的一名中醫，他隻身赴美，做了兩年醫生後在餐館打工。沒過多久，他托朋友從溫州進小商品，在街邊擺攤謀生。攤位上最搶手的商品便是溫州打火機。 等到小有積蓄，林光成立美國幸運貿易公司，專營溫州打火機。物美價廉的溫州打火機深受美國普通消費者歡迎。林光因此被稱為“第一個把溫州打火機賣到美國的人”。 CR法案頒布後，林光的生意同樣遭受重創。但他迎接挑戰，“國際貿易自有一定的遊戲規則，如果誰要參加並想取勝，就得創造條件遵守和適應這個規則，否則只能被市場淘汰出局”。此後3年，林光投身於新技術的研發當中，經過反复實驗，終於發明“加重型防兒童開啟裝置”，獲美國專利保護。

然而，林光並未靠此謀取個人私利，而是與溫州打火機企業無償共享。從此，溫州打火機生產商跨越CR法案的障礙，重新佔領美國打火機市場半壁江山。 迷茫一晃而過，繁榮與沒落此起彼伏。日後，儘管遊戲規則變幻無窮，溫州人逐漸在初始的被動中，變得游刃有餘。 國外，打火機製造者們魚躍龍門，這是溫州人在中外貿易戰中獲得的最寶貴財富。溫州本土，一位“下海”公務員偶然間悟得“真金不怕火煉”，開始創業，且意氣風發。 1994年4月8日上午，市人民中路翡翠大樓106號張燈結彩。 “安信”實木地板商店開業，主人名叫盧偉光。幾天前，他還是市漁船檢驗局的一名公務員。在那裡，他當差六年。後來回憶，他說，簡直是“誤入歧途”。 盧的父親經營遊戲機生意。 14年前首次把日本任天堂遊戲機引入國內，盧家一夜致富。但盧父不願兒子重走老路。盧偉光卻相當執拗。偶然的機會，他聽見父親與香港客商討論建材生意，便產生經營地板的想法。 1994年，地板價格不低於每平方米200元人民幣，最高能達到每平方米1200元。盧偉光頂著家人壓力，辭職出來，借了30萬元，租下一間28平方米的店面，進來第一批地板。開業當天上午10點，盧偉光迎來第一位客人。年輕人進店逛來逛去，又看又摸，“你的地板到底好不好啊，以前有沒有人買過？” 急於開張的盧偉光脫口而出：“耐磨不怕燙。”小伙子較起真來：“我正裝修房子，你拿塊板讓我燙兩分鐘，如果不壞，我就買。” 進貨時，廠家說過地板不怕燙之類的話，盧偉光並沒有親自嘗試。 “不試的話我就沒機會”。他遞上一塊地板，“燙吧！” 年輕人燃起一支香煙，耐心地在地板上燙起來。 10厘米左右的香煙一點點地變短。兩分鐘後，地板安然無恙。最後，盧偉光以每平方米270元的價格賣出18平方米地板，淨賺1000多元。從此，盧偉光“整個人精神起來”，對地板行業充滿信心。全國5000多家木地板經銷商，“安信”不過是其中普通一員。不過，盧偉光最終把“安信”培育成中國地板業的老大。 2009年8月25日，《溫州商報》刊出一篇名為《安信地板15倍重金尋找第一位顧客》的文章。盧偉光解釋：“我們做出行動，尋找第一單客戶，把以前他買地板花的錢，經過15年，以15倍返給他，表示對客戶的尊重和感激。” 志在必得的後繼者盧偉光已經突破重重阻隔，在國際地板市場上呼風喚雨，儼然一方人物。今後他將做出什麼樣的成績，必然和偶然之間，引人入勝。 即使為人熟知的成就與1994相距甚遠，可所有後來的故事都在這年埋下伏筆。 這一年，南存輝不再為在美國市場受阻而發愁。就在幾個月前，他剛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把38家企業收入麾下。正泰集團橫空出世，強力進入美國市場，瞬間艷惊四座。 然而，正泰與外商施奈德的交鋒才拉開序幕，將在更長的時間段內延續不止。 年中，全球最大的電力與控制企業施奈德派商務代表訪問正泰。南存輝派專車到永強機場，以最高規格禮遇迎接不速之客。參觀完正泰總部和公司生產線，施奈德商務代表鄭重提出，以現金方式收購正泰80%的股權。 南存輝不容權力旁落，嚴詞拒絕對方提議。此後數十年，施奈德和正泰上演“蝶戀花”。奈何“落花有情、流水無意”，合資談判都以正泰拒絕告終。每次談判破裂，施奈德便會以正泰產品侵權為名發起訴訟，藉機索要巨額賠償。 12年間，施奈德起訴正泰多達24次。南存輝始終隱忍不發。 “談歸談，打歸打”，在和施奈德的糾纏中，正泰和南存輝都在成長。 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南存輝也越發感到人才的重要性。家族企業的局限性嚴重限制了人才才能的發揮。 1998年，南存輝在正泰集團內部掀起股份制改革。 通過推行股權配送制度，南存輝一方面弱化家族控股權，另一方面把空出來的股份配送給最優秀的人才。幾乎一夜之間，陡然生出數十位百萬富翁，多是南氏家族外的企業員工。正泰面貌煥然一新。股東由原來的10個增加到100多個，南存輝個人股份驟降至20%。但“正泰”活力大增，發展迅猛。南存輝坦陳：“分享不是慷慨，對創業者來說，分享是一種明智。” 1994年7月1日，《公司法》出世。這部醞釀5年之久的法律對公司設立、組織結構以及權利和義務作出明確規定，旨在建立中國現代企業製度，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4個月後，國務院在京召開全國建立現代企業製度試點工作會議。朱鎔基總理指出，現代企業可以有多種組織形式，我們要在公有製為主的前提下，進行各種形式的探索，不是要把所有的企業都辦成股份制公司，更不是要把所有的企業都辦成上市公司。 朱總理的這番話很自然地讓人聯想起1994年年初《日本工業新聞》上刊登的一篇針對中國經濟形勢的評論。那篇文章用前瞻性的眼光預測：“中國將迎來重大轉機的1994年”。當時即有人斷言，《公司法》和“現代企業製度”的提出將成為中國企業史上的一個分水嶺。 變化聲名昭著，首先發生在企業名稱上。之前，中國企業多以“廠”命名，生產味十足而商業化不足。 《公司法》頒布實施，新成立的企業統稱“公司”，企業法人代表為“經理”。 從廠到公司，從廠長到經理，名稱的改變只是宏大轉機的直觀化表現。伴隨著種種細微變化，中國企業的名稱、組織結構、功能以及權利和義務，發生一系列實質性的提升。無可否認，《公司法》的出台，打開了中國企業現代化進程的大門。 變化透徹肌理，事情的發端卻起始於細微。 1994年下半年，公司以龐大紛雜的姿態出現。新生事物歡欣雀躍，彷彿未來無限美好。人們看不到出路，可時刻感受著激勵，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於公司的運作當中。有正確、有錯誤，有激進、有落伍，大河奔流，人們在各自的領域奔忙，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 周成建籌集400萬元，在國內外10多個國家和地區註冊商標美特斯·邦威。他以20萬元的年薪，聘請職業經理人洪偉擔任公司副總經理。兩人策劃製作了一件10米長的巨大風衣，引來新聞媒體瘋狂追逐。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欄目組把這件風衣和周成建雙雙搬上銀屏，亮相達8分鐘之久。 與此同時，溫州服裝市場經歷著行業重組。 為追求規模效益，許多生產商結盟，組建規模較大的企業集團，打造自有品牌。溫州1000多家西裝廠中，年輕的“威麗斯”西服公司脫穎而出。幾個月前，該公司生產的“威麗斯”牌西服剛剛在國際優質商品博覽會上拿到金獎。 這家公司的老闆正是兩年前到溫州大學自費深造的鄭元忠。在溫大求學期間，他與本書第一作者結為“要好的朋友”。在前者邀請下，本書第一作者辭去教職，擔任“威麗斯”公司首任總經理。年底，“威麗斯”實現利潤1500萬元。 西裝市場競爭加劇，看不到希望的鄭興濤則轉行賣起內衣。他投入10萬元啟動資金，在五馬街高公橋開設了溫州第一家品牌內衣專賣店，經銷台灣“百利安”內衣。生意並不好做，但鄭興濤“對這個行業充滿信心”。他註冊成立安安內衣貿易公司，投入重金，在廣場路開設第二家內衣專賣店，不時在溫州電視台投入廣告，“希望能增加品牌影響力”。 其他行業，同樣幾多歡喜幾多愁。 月兔空調廠順風順水，乃至溫州市委書記張友餘親自為他們做廣告，在自己專車後擋風玻璃上打上醒目的“溫州月兔空調”廣告字樣。 月兔空調聲名鵲起，溫州家具市場也顯山露水。許多溫州家具廠商都和“富得寶”家具董事長林潘武有相同感覺：“訂單多得根本做不完”。 而小有名氣的奧康則步入家族企業的固有困境。王家人與錢家人矛盾重重、摩擦不斷，王振滔、錢金波最終分開單幹。雙方親戚一片叫好，王振滔卻高興不起來。分家之後，皮鞋廠元氣大傷，“幾乎是半做半停”，前後持續三四個月。那段時間，王振滔常常感到喘不過氣來，他迫切希望建立現代企業製度。 事實上，種種利好消息總是表面與膚淺。外來商業勢力的入侵，支撐溫州的鄉鎮企業十餘年發展的草根模式已不足以提供長久動力。缺少資金、技術以及人力資源等現代企業生產要素，溫州民營經濟的“夾縫工業”其實面臨著被淘汰的威脅。 不只是溫州，在中外經濟的交鋒下，整個中國經濟都需要作出調整。早在1994年年初《人民日報》的社論中再次強調：“中國經濟增長率保持高速增長，但整體形勢不容樂觀。”而法國《費加羅報》認為：“經過幾年的高增長，北京政府試圖把經濟增長速度降到10％，中國也因此成為世界上力圖放慢其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速度的唯一國家。 除此之外，中國應該效仿日本、韓國以及其他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保護很多效率不高的農民和城市產業，直至現代工業吸收掉這部分勞動力。”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記者諾曼麥克雷認為：“這才是中國的未來”。 實際上，溫州市政府正在如此行事。 新公司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也隨即展開。這項名為“一村一品”的活動中，溫州市政府提出： 每個村都集中生產一種產品，在每個村形成一種專業市場。 口號一經提出，響應者云集影從，頃刻間，溫州鄉間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專業市場約500處。為打開銷路，10萬溫州人遍布全國各地，推銷溫州小商品。這些離開溫州的人是幸運的，也是痛苦的。他們躲過一劫，卻為死難的同鄉親朋欲哭無淚。 1994年8月21日晚10點半，颱風登陸溫州龍灣區海城街道。當遠在玉環的坎門站陣風突破50m/s時，狂風早夾雜著暴雨傾瀉進浙南大地。 “FRED攜帶著茫茫海潮將萬物吞噬的時候，一切皆成枉然”。颱風造成的損失駭人聽聞： 損壞房屋84萬間，倒塌17萬間；淹沒農田9.8萬公頃， 4.6萬公頃稻禾顆粒無收；沖毀堤塘760公里；工礦企業停產6萬多家，直接經濟損失達95億元。特別令人痛心的是，颱風中死亡千餘人。整個溫州城一片汪洋。 災難像則寓言，如同整個時代，裹挾著急躁的情緒轟隆而過，許多人來不及看清方向便投身進去，激盪出更大的波瀾。日後追憶過往，妄自感慨。 所有人都急不可待，理智變得如此稀缺。大環境如此，25歲的溫州青年吳偉選擇了一條不歸路。今後6年，他將徘徊於猶豫中，苦苦奮進。 前一年，經營機電生意的父親被騙千萬，公司一蹶不振。吳家上下沉浸在陰雲當中。一天，吳偉在一本叫做《太陽月亮》的香港雜誌上看到中國首家性用品商店在北京開張。國人觀念逐漸開放，對性的好奇轉化成巨大的市場。保健品行業蘊藏巨大潛力，但政策限制，性產品經營處於灰色地帶。 這不是交鋒卻勝似交鋒，一場思想與意識、新與舊的交鋒。 出於生意人的敏感，吳偉決定赴京考察，其父親吳振旺、二弟吳輝及其女友隨行。 北京白塔寺附近，四人轉了許久，終於找到那家商店。嚴格意義上，它還不能算作商店： 不過是一家藥店在一個櫃檯裡擺放了幾個沒有廠牌、沒有批文的自慰器。儘管如此，這些產品很暢銷，每月能給藥店帶來4000元的收益。 1994年底，“亞當夏娃”保健品公司成立。專賣店開張第一天引起轟動，作為溫州首家性用品商店，生意紅火。一年後，吳偉開設多家分店，申請得到國家藥監局的生產批文和銷售批文，可謂名正言順。 吳偉春風得意，準備把產品鋪到全國藥店，找到中國醫藥集團尋求合作。 “我們非常看好國藥的銷售網絡，那麼龐大，效果一定不錯。”結果出乎意料，“貨舖下去後，一點動靜也沒有”。吳偉隱約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幾經調查，找到原因： 性觀念保守，買賣雙方都羞於啟齒。 市場巨大，產品卻陷入滯銷困境。一年下來，吳偉損失慘重。為了找到市場突破口，他一度想出很多辦法。但是按照政策規定，性保健品既不能做廣告，也不能搞促銷。吳偉手段頻出，都收效甚微。 6年間，“亞當夏娃”保健品公司處於半死不活的狀態。好幾次，吳偉想關門了事，最終還是沒有放棄。當初為一紙批文，他曾耗費無數心血，何況批文全國祇此兩張，丟棄了實在可惜。 中國與外界心照不宣地互動著，而在這喧囂與嘩動的商業場中，吳偉是這一年最孤獨的一個。但他一直在想，再忍兩年，說不定就會春暖花開。 到了秋天，《報刊文摘》注意到發生在溫州校園的一個細節： 從溫州市區的幾所小學校了解到，一些家庭比較富裕的學生，在同學之間的交往上已使用上名片，而且種類繁多。瓦市小學一位林姓學生，名片上除標有校名、姓名、住址、班級以外，還把家裡的電話號碼、父親的手提機、傳呼機號碼和父親的職務標上。一部分溫州人變得熱切而急躁。財富的鼓動下，他們不再含蓄，而是以正大光明甚至驕傲自得的面貌示人。這，或許並不是一件好事情。 發生在三亞的一樁殺人劫財案件證實了這點。 某個傍晚，32歲溫州老闆程某駕駛本田2.0小轎車外出辦事。行駛到鳳凰鎮後遭遇歹徒劫持。被搶走身上3000多元現金、一枚金戒指和一部BP機等財物後，程某最終被歹徒用尼龍繩勒死，其屍體被丟棄在鳳凰鎮海坡工地海灘上的草叢內。 視角切回年初。 1994年3月份，八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李鵬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是全黨和全國工作的大局。我們在各項工作中都要服從和服務於這個大局，認真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之間的關係。經濟建設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改革開放是推動發展的動力，發展與改革是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而保持社會穩定則是發展經濟和順利進行改革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誠如斯言，經濟發展需要一個相得益彰的社會環境。而市場經濟大潮下的社會如同“校園名片”一樣，早已聒噪絮煩。在這樣的環境下，穩定理所當然應該成為主題。 這年，中國城市的電影院中熱播一部名為的影片。電影讓人無所顧忌地大笑或流淚，“可大喜大悲過後，總覺得活著真是不容易”。個人命運隨波逐流，被歷史牽引。命如螻蟻般的個人，只能產生枉自興嘆的生命之痛。 歲末，作家葉永烈回故鄉溫州探親。 “溫州這幾年已經大大地改變了”，葉永烈感到一絲陌生，除市中心舊城區之外，他已“不識故鄉路”！變化就在交鋒中迅速發生，身處其中的溫州人感覺不到，只是更大的變化還將席捲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