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十二章百舸爭流

新年伊始，兩則消息在溫州城裡不脛而走： 某位市權威領導的孩子，因為屢次違紀，被當地一家頗有規模的民營股份合作企業炒了魷魚。說情者要求企業董事會重新表決，最後還是以八票對一票維持了原先的決定。 鰲江鎮的一家私營企業，大模大樣“承包”了縣里最老的國營企業，承包經營期5年。當地人戲稱這是“倒踢紫金冠”。倘若時間再稍微往後數月，邱光和以“個人信用”作擔保從溫州市農行貸款1800萬元，則完全算是驚天動地的一件大事。 類似的事情層出不窮，卻能引起莫名的騷動。激進、大膽的城市基因在每個溫州人跳動的心中，如血脈般噴湧。聒噪之餘，難免發生一些看來出格的事情。許多思考來不及進行，便進入群體性的感慨和驚訝。然而，事後仔細梳理，恍然才覺，定局早已埋下……

若是前幾年，“出格”的鄉鎮企業很可能被戴上各種帽子，成為打壓的對象。但這一年，國家對私營經濟的寬容讓人有種換了人間的驚喜感覺。 偌大的中國，到處氤氳著掙錢的慾望和躁動。就這樣，一個“一掃前幾年的平凡，充滿了一種全新的活躍氣氛”的1992年，不知不覺地在朦朦朧朧的不確定中闖入了溫州人的生活。 大政頻出，豪言連天。可高層一再不遺餘力地強調“重點搞好國營企業”，後者的頹勢之勢依然不可避免。 18家國營企業同時宣布資不抵債，報紙上列出了它們的名單。倘若再沒有人接手，破產是唯一的結局。過去43年來，這些企業既依靠政府，又養活政府。 潮漲潮落，這個微妙的時刻，私營經濟這邊峰迴路轉。 《愛拼才會贏》這樣的口水歌，不經意間成為社會主旋律，映襯著國民的心態。集體行動下，孕育著個人改變命運的萌動。經商，不再是危險的勾當。無論對於官方抑或民間，都是百舸爭流的季節。即便在國家的上層建築中，也有人投身商界，遑論諸多草根。 “下海”，毫無避忌地成為那一年最流行和最時髦的詞彙。

教師馬雲成立杭州第一家翻譯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務員陳東昇放棄公職，搞起拍賣；攝影師羅紅日後將以賣蛋糕為主業；最離譜的還是一名叫馮軍的清華高材生，此人竟然闖進“中關村”，拉起板車倒賣電腦耗材。而哪怕是一年以前，上述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對商人的評價還很尖酸刻薄，幾乎沒有人會把自己與“下海”聯繫起來。 人生豪邁過後，他們之中，有人將大業有成，有人則空空一場。但下海的人絕非等閒之輩。他們目睹眾多紛紜變幻，經歷無數挫折和成功後，早已看破萬事。縱然如此，這一年對於這群人價值觀念的衝擊和影響終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偏偏，中國人特好“文以載道”。 51名鄉鎮企業家名單登上《人民日報》，其中19人被授予“全國農業勞動模範”榮譽稱號。兩天后，來自全國各地的100名鄉鎮企業家受到李鵬總理的接見。國家確定了“團結、幫助、引導、教育”的私營經濟方針。從屬性上來說，鄉鎮企業徘徊於公有製經濟和非公有製經濟之間。從實際演變的過程中看，從“公”到“私”的轉變步伐中，集體經濟總扮演著一個橋樑的作用。這次的表彰就不例外。

平靜的表面下，奮進向前的潛流悄然積蘊。人心所向。也難怪，在許多人的回憶中，這年的春天似乎特別悠長。 過完春節，一個內地人去溫州出差。坐車經過大溪嶺的盤山公路到溫州，還在五馬街逛了逛，這裡讓他“感覺很洋氣”。後來回憶時，他寫道，溫州“跟浙江的其他地方不太相同，猶如當時的廣東跟中國其他地方的關係一樣”。 實際上，當時的廣東正在經歷一場有關未來的大變革。 1992年2月，鄧小平用四天時間先後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談話中，鄧小平指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敢闖”的深圳走在了全國的前面，“南方談話”則把深圳經驗推向更廣闊的前台。廣東儼然成為改革開放的標杆，激盪出陣陣春風。

風從南方來，吹到溫州。儘管彼時的溫州，早晚氣候仍有小股寒流，回暖之勢終究無可阻擋，最終凝聚而成“讓改革來得更猛烈”的呼聲，大氣磅礴。 天氣晴空萬里之時，有人不再小心翼翼地收斂光芒，而變得急迫起來，大膽且露骨地表達著自己的意見。溫州柳市，胡萬地正被媒體追逐。 《中國鄉鎮企業報》等6家媒體聯合採訪，前者“口出狂言”： 目前，國家營業執照改了。 名稱：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定代表人： 中國共產黨；經濟性質： 社會主義，括號，中國特色；經營範圍： 凡符合“三個有利於”的都可以做。 就是說，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個公民手舉五星紅旗，聽從共產黨的領導，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只要符合“三個有利於”，什麼都可以做。

我當然也就可以捨棄鐵飯碗而到民營企業工作。在這裡同樣可以放心大膽地有所作為，同時給眾多有識之士提供施展才華的新天地。溫州的個體戶、小老闆也多了起來，“走在大街上，一頭會撞到5個老闆”。可與胡萬地的高調不同，這些小老闆們仍舊習慣於緘口不言。 的確，記憶裡的陣痛遠未退去，低調的溫州人明白生意與微妙的局勢之間，永遠存在諸多變數。而緘口不言的後果是，越發激起了外界無盡的好奇。溫州人好做生意的名聲吸引著無數市場經濟支持者密切關注。短期內，取經的外地訪客達50萬人次。那個感覺溫州像廣東的北方人也在其中，他的話分明代表了許多人的心聲。 春末，一批京城名記來溫調研。政府大樓裡，大小官員們“不是西裝墨鏡、就是夾克牛仔”，講話乾淨利落，完全沒有官員的樣子，反而像“哪家公司的經理”。迥異於當日中國官場的現象讓京城來的記者倍感新鮮。

當時，溫州全城正大搞基建。包括人民南路在內的12條主要路段的改建工程同時啟動，市民們一邊忙於經商，一邊垂手觀望。大膽的官員們意氣風發。他們好像心中有數，一切盡在掌握中，對來訪者表現著自己的沉穩或激揚。 午飯時間，負責接待記者的溫州市委副書記請客。地點選在市委大院對面一家個體餐館。大紅字的招牌相當顯眼，反而襯托著下面的“市政府禮堂”有些黯淡。 故事的內涵遠不止這些。此時，個體餐館、私家酒樓已在溫州遍地開花。大面積的繁榮帶來大規模的一致，餐館的飯菜、定價、服務，幾乎雷同。可是，頭腦活絡的溫州人很快想出“新點子”： 提供外賣服務。家裡來客人，許多人“一個電話打到餐館叫幾份菜，吃完餐館叫人取盤碗”。私營餐館經營方式靈活多變，服務意識超前，生意好得一塌糊塗。即便是政府官員請客，也常選擇“下館子”，國營飯店“門前冷落”。

餐飲改革，也許是貫穿全國的整場商業復甦中的滄海一粟。溫州人變革的另一個案例是房地產。城市建設大張旗鼓，溫州街頭冒出許多新式樓房。看著這些陌生建築，有人忍不住打聽，才得知叫“商品房”。 這個詞彙之新鮮，讓人浮想聯翩。事實上，1992年之前的溫州人住在聯建房裡，“一座樓房有10來個門洞，每個門洞是一家”。但在這年許多人搬進了商品房。溫州私人的房產開發公司推出9個樓盤，根據房屋情況不同，售價分為每平方米800元、1200元、1500元三檔。當時溫州工薪階層的月收入在一二百元之間，這意味著擁有一套60平方米的住宅，雙職工家庭至少需要不吃不喝攢10年錢。 即便如此，新樓開盤不久還是遭到了瘋搶。也許，溫州最不缺乏的是財富，而金錢總是能領先一步在尚處於計劃體制範疇內的溫州展現出驚人的魅力。正因如此，溫州人才對財富充滿渴求，“只要有一點賺錢的機會，他們便極力尋找”。

然而，浙西南的崇山峻嶺無情地阻隔了溫州人的“渴求”。政府投入資金開通至北京的班車，時常有人買不到車票。溫州更需要一條鐵路。 一個世紀前，孫中山提出在金華和溫州間修建鐵路的構想。 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溫鐵路開工、停工，反復不下七次。到1992年，一切反復是需要有個交代了。 溫州人當然對鐵路遲遲不能落成耿耿於懷。幾乎每年“兩會”，溫州人大代表都會聯名提議，甚至有人放言，“不造金溫鐵路，我們死不瞑目”。疾呼之下，政府部門紛紛表示支持，資金問題卻遲遲不能解決。 “既然政府沒錢，何不請海外溫州人投資？”提議引起共鳴。政府想到溫州老鄉南懷瑾。 南懷瑾早年赴台，顛沛流離半個世紀，門下弟子無數，在海內外擁有相當的影響力。而在南的老家樂清，其高齡老母和原配妻子依然健在。 1988年，溫州市長劉錫榮幾經努力，獲得特批，接通國際電話。電話兩端，南母子聞聲哽咽，感慨萬千。隨後，劉錫榮請髮繡大師魏敬先用南母親落髮製成老人肖像，派人專程送到南懷瑾手中。收到禮物時，後者跪倒在地，泣不成聲。

家鄉誠意感人至深，可投資鐵路不能貿然決定。經過審慎思量，南懷瑾委婉地表達出自己的擔憂：“修建金溫鐵路，不能達成幾個突破性的關鍵做法，恐難辦通”。他所說的關鍵做法，最重要的是如何與地方政府合作，設立擁有獨立經營自主權的鐵路公司。南的憂慮並非空穴來風。在中國，鐵路經營權掌握在政府手中，私人無法涉足。 溫州民營經濟的發展並非行雲流水。其過程中的波譎雲詭，有意無意塑造出溫州政府層持續的敏感且嚴謹——他們知道自己的優勢是什麼，也知道自己的邊界在哪裡。所以，令人讚嘆的不是這些一屆屆上任卸任的地方乾部究竟具備多大的才智，而是他們在實際操作中練就的機敏與灑脫。 政府網開一面，1992年11月12日，浙江金溫鐵路開發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這是一家中外合資公司，南懷瑾以香港聯盈興業有限公司名義參股，佔80%；浙江省佔股20%，由省政府和溫州、麗水、金華一起出資，其中溫州佔大頭，約佔20%投資中的1/3。

一個月內，第一批資金順利到位，各項工作就緒。 1992年12月18日上午，金華到溫州沿途的五個施工點同時響起爆破聲，金溫鐵路正式開工。 兩年後，鐵路如期建成。投入營運之際，正逢“兩會”召開。溫州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乘坐火車到省城赴會。據說，他們臉上洋溢著笑意。 再後來，通過這條鐵路，無數溫州人踏上冒險的旅程。儘管早已蠢蠢欲動的溫州人已經在這一年擠上超載的長途汽車，成群結隊湧入京城，平地掀起萬丈波瀾。 溫州人傳統、講孝心，滿山椅子墳；溫州人又很不傳統，他們挈婦將雛、四海為家。北京有個浙江村，溫州人馬上糾正： 與其說是浙江村，不如說是溫州村。 1992年，政府文件中，北京的溫州人數目是10萬。而他們幾乎集中在天安門廣場南面五公里的地方——浙江村。 村子裡的景象常讓人陷入迷茫。老胡同兩邊到處是臨時搭建的磚棚；“成衣店”、“粉乾店”招牌四處飄搖；小三輪、摩托車和老驢車四處穿梭；背著大包小包的人們不時掏出大哥大嚷些什麼，然後匆匆而過。 浙江村，光怪陸離、形影亂紛。生存其中的絕大多數人灰頭土臉，至少當下暗淡無光。可蔚然成風的氣候下，還是不斷有溫州人趨之若鶩。這一切，始於一次意外。 初始，樂清畢氏兄弟跑到千里之外的包頭賣服裝。雖然款式新奇，價格便宜，包頭保守的人們並不敢突破傳統。兄弟倆支撐不下，收拾行李，準備回家。 火車在北京站短暫停留，“沒有進過京城”的老大忍不住好奇，拉著兄弟下了火車，“想第二天看一眼天安門，也算不枉此生”。 北京街頭巷尾到處可見敞開嗓子叫賣的商販。走在京城大街，兄弟倆發現這裡的管制並不像想像中的嚴厲。他們索性把肩上包裹一抖，找個有人氣場所，“練起攤來”。不曾想，一堆衣服在北京成了搶手貨，一下午兜售一空。 傍晚，兄弟倆到丰台租間民房。第二天，他們買來縫紉機，準備在這個充滿詼諧、嘲諷因子的城市裡，用倔強的酒杯，澆灌命運的壘塊。 小作坊生產的衣服總能在北京找到市場，畢氏兄弟如魚得水。消息四散傳開，更多溫州人聞聲而來。沒多久，南苑鄉大紅門一帶，驟然聚起數万溫州服裝專業戶。 他們通常賃屋而居。一間小平房既當車間又當起居室，屋外的牆壁掛著“批發皮夾克”的牌子，屋內則是一派熱鬧的生產景象。 但是生意不會一帆風順，在京溫商時常遭到種種歧視。就如，北京某展銷會不接收零星個體攤商的申請，數千家浙江村個體戶一籌莫展。但是，在這個封閉的、理想化的小世界裡，溫州人做著自己心目中的大生意，演繹著草根商業及人性的啟示錄。 他們日夜加班，用自己廉價的人力，去挑戰這座城市的商業競爭規則；他們薄利多銷，市場上198元一件的皮夾克，他們賣120元，“仍然有得賺”。他們隱忍、沉默，絲毫不敢張揚與狂放；他們焦慮、掙扎、不斷幻滅，可從不放棄最後的希望。終於，溫州貨充斥大街小巷，浙江村風光無限。 不過，畢竟狹小的村落人來人往，自然藏污納垢，怪相迭出。浙江村的前途注定會在一片模糊與混亂中落下帷幕……風潮起又落，但至少在眼下，還沒有停止的跡象。耳聞目睹著別人波瀾起伏的故事，成千上萬的溫州人依舊爭相湧出。 1992年6月的中國自有另一番熱鬧景象。 一首歌詞簡單，內容直白的歌曲《小芳》突然飄紅於大江南北。曖昧而混沌的氣氛中，人的熱情輕易地被鼓動起來。伴隨輕快的經濟節奏，人們丟掉“鐵飯碗”。 面對寬鬆的創業環境，許多人選擇兼職。一外地記者到溫州採訪。街頭招呼一輛“菲亞特”，坐進去。和司機攀談，得知對方是溫州市政府某局的副處長。記者萬分意外。實際上，溫州街頭，身兼數職者大有人在。有的公職人員每天下班替別人開兩三個小時出租車，收入便是工資的好幾倍。溫州人認為，“一個人能賺錢說明他有能力”，至於錢的“姓氏”誰能顧及。 從政府辦公室到田間地頭，經商創業風氣早就不是盛行一時。而此時，鄭元豹正醞釀一次變革。他找到總經理葉玉森，兩人合夥買下人民低壓電器廠51%的股份。 體制轉變增加了企業活力。鄭元豹推行“新政”。不久，他買下四層柳市鎮電器城，稍加改造成生產車間。人民電器廠生產的低壓電器產銷兩旺。鄭元豹忙著擴大產能，他要把“人民電器”推向新的高度。 這一年，溫州產品出奇平靜。質量有了保障，聲譽在慢慢恢復。報紙上沒有再出現關於溫州假貨的報導，相反多了一些褒揚的信息。 7月，“月兔”空調登上《經濟日報》： 溫州空調器總廠生產的三個系列20個品種規格的“月兔”牌家用空調器，經國家權威部門檢測，各項指標均優於國家標準。目前，該廠產品已行銷全國20多個省市，並遠銷法國、新西蘭、東歐等國家和地區。空調器總廠廠長謝鐵瀾無比自豪。在給溫州市長的信中，他說： 我廠今年在中央電視台贊助“廣而告之”欄目，每天5秒鐘的廣告費就是近1萬元，我們捨得花錢，為了在月兔空調前面加上“溫州”兩個字，情願不加“部優”二字。這不僅是為我的產品打廣告，也是為您這位市長爭口氣。不管承不承認，“爭口氣”已彷彿為溫州人的共同心願。前幾年，關於溫州假貨的報導鋪天蓋地，溫州貨名譽掃地，溫州人也吃到了苦頭。他們關起門搞整頓，決心扭轉外界對溫州貨的成見。那時，鄭元豹被政府從幾百里外的杭州火速召回。擺在他面前的是個爛攤子： 假冒產品層出不窮，產品無人問津，利潤大幅下降，員工人心惶惶。 面對蕭條市場，鄭元豹推出方案： 精簡行政人員，擴充技術人員，狠抓質量、責任到人。 “寧失利益，不失市場；寧失數量，不失質量；寧失面子，不失顧客。”改革成效明顯。質量扭轉，產品受到追捧，“人民電器”名聲漸響。可小作坊式的生產方式限制著企業的發展。鄭元豹趁“股份制改革”東風，再次掀起風暴。他建立廠房擴大規模，還在黃金地段開設經營部，在主要路口豎起路牌廣告。 而同樣從事電器生產的南存輝則更具氣魄。他在樂清建起現代化生產車間。 南存輝的一系列舉止超前且大膽，有人稱讚，而更多人持懷疑與不解的態度。不管怎樣閃展騰挪，當時的樂清低壓電器市場終究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混亂江湖，摻雜其中雖不乏心系鴻鵠之人，然而湧向前台的多是卑微的小角色。 這些人如何能前瞻到一個行業10年，甚至更久的未來走向？ 10多年過去，依然有相當的溫州企業硬傷和困局與10多年前大相徑庭。他們集中在“微笑曲線”的最低位，徘徊在貿、工、技的邏輯裡，沒有建立起品牌價值，更沒有突破性的技術專利。對比之下，正泰日後的前進軌跡，以及最終成為溫州第一家登陸中國主板的上市公司，無疑客觀上驗證了企業之生命與人之經歷，幽深處不可不察，叫人感慨萬千。 人們在各自領域奔忙，牽出大大小小故事。儘管雜亂，也精彩紛呈。 前幾年無比風光的牟其中發表管理論文《99度＋1度》，這或許是中國第一批民營企業家發出自己思考的始端；大洋彼岸，彼得·杜拉克出版了《管理未來》一書，這位管理學泰斗和他的著作日後風靡中國。人世間的煊赫光榮，往往在瞬間注定。風雲莫測，電光火石間，世界早已流轉一新。 城市運轉不停，新舊更替交織。 20世紀90年代初，“溫州髮廊”散佈全國，外來事物也紛湧而來。人們摸不准溫州的脈搏，任它們兀自吐故納新。 手提電話剛進國門沒有幾年，溫州人已迫不及待。當時，人們將這款稱為“大哥大”的手提電話看作是“身份的象徵”。雖然帶有暴發戶色彩，但恰如其分。磚頭大的手持機總是特別顯眼，大街上邊走邊通話，注定招來“不少回頭率”。 溫州街上的“大哥大”清一色是摩托羅拉8900。笨重的塊頭套在專門夾包中，露出顫巍巍的天線，拎在手裡“很風光很灑脫”。雖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這種“風光”和“灑脫”。 因為數額有限，首批移動電話號碼需要“公開拍賣”。 1992年8月2日，第一次放量拍賣38個號碼。五六百名競拍市民將鹿城拍賣行擠得水洩不通。人們顯然是有備而來，過程異常火暴，每次報價都有人舉牌競拍，最後拍得247.55萬元。最高的號碼拍到12.1萬元。 想擁有一部手提電話，光一個號碼費是不夠的，還需繳2.2萬元初裝費（包含“大哥大”），每月繳納150元月租費。市內通話每分鐘0.5元。長途通話則加收長途通話費。一年下來，又是一筆不小的開支。這樣一件耗錢的東西，在溫州卻供不應求。 這就是溫州，彷彿物理學上的黑洞，任何新事物出現，便會受到追捧。手提電話引起的興奮沒有消退，股票又成為街頭巷尾熱議的對象。 1992年9月，溫州第一家證券營業部溫信證券營業。開張第一天，營業部門口排起長隊。不少人“徹夜排隊”，更有人“將人民幣成筐成簍地抬進營業部”。 50張委託單很快在短時間一搶而光。買到股票的人露出勝利者的笑容，沒買到的“搖搖頭走開”。 然而，事後證明，火暴的景象僅僅是曇花一現，股票很快在溫州遭受長期的冷落。 溫州人的群體發家史，從來不缺少對新事物的追捧。某個財富領域出現空白時，龐大紛雜的溫州大軍便會蜂擁而入。炒房、炒煤、炒礦，通過各種“想得到就做得到”的方式，無數溫州人擺脫貧窮，走向暴富。他們對財富的追捧總能激起更大範圍的漣漪。 現在，漣漪有了波及不到的地方。多少年後，中國人對炒股已習以為常，溫州人倔強的“不喜歡炒股票，買基金”， 尤其“那些大款，投入資金炒股的更少”。事事爭先的溫州人“唯獨對股市避而遠之”，《經濟日報》對此大惑不解，稱之為“一種奇特的金融現象”。 然而在狂熱和冷寂交替中，還是有人在股市裡撈到了未來。 開市那天，王建波從證券營業部對面的眼鏡廠下班，看到有人排隊，就下意識跟了進來。就這樣，他戲劇性地成為溫州最早的50個股民之一。牛市時，王建波大發其財，半月時間狂賺1億。而據坊間傳言，同樣是靠著做股票、炒期貨、賣眼鏡的黃偉一夜發跡，如今榮登溫州首富。 黃偉溫州師範學院畢業後分配到瑞安城關一中當老師。沒多久，他辭職下海。當時，杭州名頭最響的商場是國際大廈。黃偉在一樓租下幾個櫃檯賣眼鏡，賺到2萬多元。恰逢股市走牛，他用這筆錢買進800多張認購證。這筆投資為他換來800多萬元人民幣。 認購證出現不久，溫州民間流傳這樣一個段子： 1991年，“票販子”章某以50元一張的價格購買3個認購證。幾天后，認購證暴漲200倍，章某輕鬆賺了3萬塊錢。因此，為限制瘋狂搶購，股票市場需要憑身份證購買認購證。 黃偉大範圍地收集身份證，然後以5元錢的價格瘋狂購進認購證，“轉手能賺到幾倍的利潤”。握著這筆錢，黃偉轉身進期貨市場，做得風生水起，“輸贏都在千萬元以上”。 與多數人不一樣，而和多數溫州人一樣，黃偉最終從變幻莫測的金融市場抽身出來，投身進入實業領域。 1994年，他分別投入1億元資金，先後創立浙江新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新湖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進軍地產業。 黃偉搞房地產很像做股票，“有點投機的味道”，“看好土地升值於是買了很多地”。不到一年，他手中握有不下1000萬平方米的土地儲備，號稱當時土地儲備最多的地產商。 隨後幾年，黃偉在資本市場翻雲覆雨。通過一系列讓人眼花繚亂的股權交易，先後進入地產、金融、礦產、製造四大產業領域，未來財富的空間充滿變數，黃偉不容置疑地一躍成為溫州首富。 財富總是能激起人們的好奇，媒體也試圖製造出更大的轟動。面對詢問，黃偉總是尷尬地笑笑。外界猜測甚囂塵上時，黃偉愈加神秘。他甚至不直接面對記者。 “這輩子黃總都不會接受記者採訪！”旗下公司高層甩下話，起身而去，任憑記者驚得目瞪口呆。龐雜與理智，喧囂和靜謐，就如同一場盛大而又不可思議的隱喻。 冬天，天氣出奇寒冷。福建石獅的風雪衣、夾克衫暢銷全國，一到貨便被搶購一空。周成建當機立斷，生產此類衣服。小作坊生產的衣服量不大，質卻不錯，賣到東北，被一個黑龍江老闆一眼相中，老闆下了數百件的訂單。 工人連續加班幾個晝夜完成任務。質優價廉的衣服很快佔有一部分市場，客戶接踵而來，訂貨量激增到幾千件。過完冬天，周成建錢包鼓了起來。 幾個訂單掙上數百萬，這錢來得容易，可周成建沒感到滿足。服裝市場摸爬滾打幾年，他的眼光老道許多，胃口也膨脹起來。 溫州服裝行業同質競爭到白熱化的程度。個體戶、小作坊散兵游勇般蜂擁著，看到什麼流行就生產什麼，產品大同小異，抄來抄去總是幾種款式。 溫州街上逐漸出現國外的服裝品牌。新奇的款式吸引周成建的注意。這些洋牌子主打休閒，受年輕人歡迎。心頭一陣激動，周成建把手裡的錢全部投進了製衣廠，借鑒外國品牌，給衣服起了頗為繞口的名字：“美特斯邦威”——既新奇又好記，還帶有異國情調。 這年，中國服裝市場掀起休閒風，“美特斯邦威”隨風飄散。再後來，這個已上口的品牌被植入進《變形金剛2》的電影。隨著影片在全球上映，引發熱議無數，有褒有貶。 偉大的創意通常源自碎小的細節。周成建大張旗鼓之時，陳鴻斌還在苦苦尋找靈感。 為尋找設計靈感，陳鴻斌利用各種機會觀察學習。他跟團赴香港旅遊。 10天的旅遊時間，他把其中7天消磨在香港皮鞋街上。返程時，別人帶著香水、玩具，陳鴻斌帶回一大批高檔皮鞋。 深圳一家商城內正在進行一場時裝表演。坐在頭排的陳鴻斌目光被一雙鞋子吸引： 鞋跟造型從來沒有見過，米黃色的鞋底閃閃發光，像鍍了一層什麼材料。他起身走入後門，塞給門衛50元，希望“見見那位穿閃光鞋的模特”。 面對眼前陌生的男子，模特感到詫異。陳鴻斌趕緊解釋，“我專做皮鞋的，能不能看一下你的鞋。”手捧鞋子，他盯了五分鐘： 鞋底材料是改良過的聚氨酯，經過電鍍處理，鞋跟則是細橋跟。弄明白後，陳鴻斌趕回溫州，一頭扎進了新型鞋底的研製。 從溫州到北京，再到紐約、巴黎，溫州人的堅韌和執著成了市場經濟的完美寓言。然而，並不是所有溫州人都一帆風順。 那個年初豪言壯語地解讀大政方針的胡萬地，這一年更像一首有頭無尾的悲歌，儘管開始氣勢昂揚，最後卻草草收場，留下一個無限落寞的身影。 一年前，胡萬地是二輕企業的廠長。他在這個位置上乾了4年，成功挽救半死不活的工廠，還利用一次全國會議的機會，拉到180萬元的項目，“搞出很大的動靜”。 1992年年初，胡萬地辭職，成了私營企業“精益”開關廠的廠長。他意氣風發，成為人們眼中的另類。 《“出格”的胡萬地》，媒體用如此標題將他的形象放大。家人替他緊張，身為機關幹部的哥哥找到他，狠狠地說：“胡萬地，你頭大啊，這樣的話，你都敢說。”胡萬地不為所動，回應說，“你們不看文件，我說得沒錯。” 柳市這個是非之地，姓氏問題依舊模糊不清，人們緊張但無奈，仍舊操持著各自的生意。胡萬地一鳴驚人，“我們說這盆水很髒要倒掉，但總不能把坐在盆裡的胖娃娃也一起倒掉吧”。說這話時，他手裡正拿著《人民日報》，思路卻飄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國。 幾天前，他收到美國一家大型企業的邀請函。如果談判順利，這將是筆大生意！多年的經驗讓胡萬地滿懷信心。 1992年年底，他搭上飛往美國的航班。 談判果真順利。飄雪的紐約街頭，胡萬地手捧漢堡邊走邊吃，儘管凍得發抖，他卻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過幾天就要回國了，回去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只要他的“精益”開關廠算出一筆賬，缺多少，美方出資多少！他甚至追憶起上任第一天簡單“講的幾句話”： 希望大家扭成一根繩，同甘共苦，為“精益”發展做出各自的努力。 生意蒸蒸日上，可大家沒能“扭成一根繩”。從美國回來，胡萬地感覺到了異樣： 辦公室變成了車間，辦公桌椅“不翼而飛”，諸如“企業效益好了獨自跑到美國去逍遙”之類的流言四散。失落之餘，他選擇了離開。 頹廢無可避免。失落的胡萬地要重新崛起，尚需要時日。 猛回頭已是萬年身。對於凡夫俗子，世間一切，皆是背景。 胡萬地默默離開的時候，售價一元的一次性打火機風靡全國，曾經風光的火柴漸漸淡出人們的生活。 絢爛至極，歸於平淡。輝煌的過往在事後看來，總讓人意味深長地嘆息。歲末，溫州火柴廠壽終正寢。 綜觀這年，一個人或一個碎片的失落並不能遮掩溫州的繁忙。陌生並熟悉著的這個城市，正以世人矚目的速度領跑繁榮。更多的溫州人，或出走異鄉、或堅守本地，在激情與戰栗之間小心又大膽地闖關。下一年，溫州人的故事，在揮灑著大紅大紫色調的宏觀背景下，又會演繹出怎樣的悲歡離合？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四處蔓延的商業腳步，已然無法阻擋……“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