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四篇激盪（1991-1994）

元旦剛過，一股久違的清新撲面而來。 1991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獻詞《為進一步穩定發展而奮鬥》：“在新的一年裡，我們要繼續專心致志抓好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不論世界上發生什麼事情，我們都不能放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一切工作都要為經濟建設服務。” 隨後，一個署名皇甫平的文章皇甫平，從1991年2月15日開始，《解放日報》評論部主任凌河、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處長施芝鴻、《解放日報》記者周瑞金三人以“皇甫平”為筆名，先後發表《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干部》等四篇文章，呼籲加深改革開放，引起廣泛討論和熱烈反響。對辛未羊年前溯後瞻，提出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新的交替與轉折點上。

端倪若隱若現，事態的變化微妙而明確。儘管在這一年還只是私下百轉千迴。然而，民營經濟卻呈沉浮逆轉之勢，豁然湧出而成大潮，且已然定勢。 過完春節，鄧小平在浦東發表講話，“閉關自守不行，開放不堅決不行”，“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話是講給上海聽的，300公里外的溫州卻率先領會了精神。至於其他的地區，要到一年後才能領會話語包含的意義。而事實上，思想早已解放得“過火”的溫州人，這一次將玩得更大…… 海風裹挾著大洋彼岸的氣息在甌江口激盪，讓人徒生嚮往。 年初，某位一無所有的溫州人，為了逃票混上了一艘悶熱的貨輪。整整顛簸了七個月，貨輪終於停靠在巴西的一個港口。邁著浮腫的雙腿，他抵達這片無親無故，甚至一無所知的國度。在未來十數年內，這位溫州人將扮演一位孤膽英雄，嘗盡辛酸冷暖。他嘗試了許多當地人眼中很卑微的職業，受了無數的委屈，最終靠著“提包”（用大書包裝著賒來的小商品、小禮品挨家挨戶推銷小商品，巴西華人稱為“提包”）生存下來。

故事的開頭毫不起眼，可結局的確豪邁得震撼人心。輾轉騰挪15年，這位溫州人已為里約熱內盧四大華商之一。故事主角的名字叫季岳仁。 這種穿透時空、令人激越的事件不是小說，而是溫州人帶來的真實撼動。 1991年，有太多類似於季岳仁的溫州人走出國門，在“自我救贖”中尋找“脫胎換骨的更新”。 1991年，30出頭的陳九松終究也沒能耐住寂寞，告別家人，遠赴13000多公里外的西班牙，開始一段天馬行空的人生旅程。 異國謀生免不了五味雜陳。剛開始，語言不暢的陳久松只能在一家餐館的後廚做幫工。為攢錢，六年沒有回家探親。之後，他輾轉波蘭，擺地攤賣服裝。小有積蓄後，重回西班牙，和一群溫州老鄉抱團做鞋類生意。

那段時間，價廉的溫州鞋在市場上表現得相當“剽悍”，陳九松們的生意自然風生水起。然而，因為過低的價格，破壞了當地的商業生態，不知不覺中，隱患悄然埋下。多年後一個秋天，矛盾終於爆發，西班牙埃爾切市一把大火把價值百萬歐元的溫州鞋毀於一旦。 未來充滿變數，被動地等待曙光乍現，是最省力也是最頹廢的生存方式。命運怎麼扭轉？走出去，成為該年度溫州人給出的答案。 而試圖通過“走出去”改變命運的溫州人中有一個叫林秋蘭的女人。反复幾次考慮終於下決心後，她隻身飛往巴黎。在那裡，她租了一間小閣樓，買來縫紉機，晝夜加工皮包。 幾乎在林秋蘭到達法國的同時，比她小17歲的陳錢康選擇去了美國。他先在一家服裝廠打工，利用業餘時間到語言學校學英語。一年後，他通過語言關，開辦了自己的第一家服裝廠。隨後，生意越做越大，在香港地區以及法國、意大利等國家都設立了分公司。

當然，所有出去的人中，張碎唐的決心則似乎更大一些。他把四層樓和一份殷實的家業交給親戚看管，帶著妻子孩子去了尚且少有華人，其父親甚至懷疑“地球上沒有這個地方，擔心兒子被騙”的阿根廷。 曾經一位新華社記者撰寫張碎唐報導時說，“看名字就知道他是平民出身的溫州人”。張碎唐確實“平民出身”。張氏兄弟三個，全靠父親賣柴養大。因為經濟拮据，小學畢業後張碎唐成了“甌江上的挖沙人”。 挖沙既辛苦又不掙錢，張碎唐努力挖掘新的商機。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溫州民營草根經濟波瀾壯闊，但與外界的交流卻僅靠一條公路維繫。於是，張碎唐購置四輛大貨車成立運輸社。幾年間，運輸隊不斷壯大，成為溫州地區五大運輸公司之一。期間，一位旅居巴西的朋友回鄉探親。酒席間，兩人聊“合計想搞信用社”。可信用社的批條遲遲不下，朋友不得已返回巴西，臨行前建議張碎唐“出國看看，兩三萬美元就可開一個店，乾脆在國外開創事業”。

1991年6月下旬，飛行了36個小時，張家四口踏上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土地。朋友把他們安頓在一個家庭旅館，每天50美金的住宿費讓有點“小錢”的張碎唐心疼不已。六天后，他乾脆把家搬進市郊的一所道教廟宇。家人一時不能適應，妻子竟流淚抱怨：“家里四層樓房不住，來這鬼地方！” 當時，布宜諾斯艾利斯華人做的都是苦差事，開超市的台灣同胞就算混得不錯。張碎唐把孩子送到台灣人的超市，“兩個孩子白替你幹，不要工錢，吃也自己帶”。他則帶個麵包和一瓶礦泉水，每天步行出去考察市場。半年時間，張碎唐做出決定，從事禮品業。 阿根廷曾為西班牙殖民地，居民多是西班牙後裔，保有互贈禮品的傳統。張碎唐選中禮品街上的門面，打出“溫州禮品行”招牌，經營溫州小商品。

早開張、晚打烊，節假日不休息，“溫州禮品行”很快搏出位： 一家四人忙不過來，“雇來一對台灣夫婦幫忙”。一年後，張碎唐把禮品店交給孩子打理，自己則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最繁華的地段籌備餐館，取名“金州餐廳”，經營中、西自助餐。依托禮品店名氣，餐館開業後，客人往往排隊等候才有座位。再後來，他和朋友投入30萬美金，同樣於布市黃金地段開了一家可同時容納300人就餐的“大世界酒家”。充滿東方情調的酒家吸引了大批客流，甚至連阿根廷國家政要、各界名流也經常慕名光顧。 走出去，這些林林總總的溫州人某種程度上看就像是身不由己、可頑強地尋找自己軌蹟的小石子。他們是經濟大潮下芸芸眾生的縮影——人生充滿挫折卻自強不息，出身卑微但敢於追求財富。他們重構、建構甚至解構著中國傳統的精神世界，正彷彿葉康松，不斷地挑戰著世俗的神經。

這一年，把公司開到美國的葉康松再次成為溫州城的名人。距離他的上一次聲名鵲起，已然五年。 熊彼特的經濟史價值譜系裡，企業家是世界的英雄。然而在中國，商業在社會習慣的壓力下仰人鼻息，並未獲得真正的主動。於這樣的氛圍下，經商本就不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情。因此，當“覺得人生總要做點什麼”的永嘉上塘鎮黨委書記葉康松提交辭呈，搭上一輛手扶拖拉機回家，並用政府發放的910元退職金承包零星荒山、興辦水果試驗場後，他理所當然地成為鎂光燈下的焦點。 《溫州日報》頭版報導葉康松辭官下海的事蹟。 文章中，葉辭職的幾個細節被描述得栩栩如生： 永嘉縣委書記提議系個“保險帶”——編制、戶糧關係保留在縣農科所，不成功也有後路。 “但葉康松堅決要求要下就下得徹底，不留尾巴”；辭職前他發現患糖尿病，治病的醫生特地來勸說“葉書記，下海後再沒有公費醫療”，那天醫生開夠了一個月的中草藥。隨後，《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相繼跟進。一系列媒體的視角中，葉康松被刻畫為“棄官下海第一人”和“改革開放的弄潮兒”。

1989年1月18日，全國私營經濟系列研討會在溫州召開，溫州市人大常委葉康鬆發表講話。當時，溫州之外的安徽，“傻子瓜子”創始人年廣久僱傭工人數突破八人限制，引發全國一片喧囂。葉康松卻在發言中乾脆地認為，“僱工越多貢獻越大！”兩個月後，《報刊文摘》把葉的話延伸成了頭版標題： 一個共產黨員說，僱工越多貢獻越大。 文章見報，葉康松所受壓力可想而知。他當然也在僱傭工人，只是沒有年廣久如此好運。投資20多萬元搞對蝦養殖，僱傭當地人。可收穫之季，一場水潮沖毀蝦塘，“投資和一場心血片刻間蕩然無存”。 下海後的第一次沉重打擊讓葉康松感到尋找新路的緊迫性。一位負責外貿的官員建議他到國外搞農產品經營，於是，葉康松產生了赴美的念頭。

1991年8月，經過重重審批和多方洽談，康龍農業在洛杉磯註冊成立，作為新中國成立後國外開辦的首家私營股份合作企業。 《溫州日報》在顯著位置刊登了這則新聞。 然而，事態的發展並非如意。下半年，洛杉磯白人警察毆打黑人事件導致十幾萬黑人抗議暴動。社會動亂、市面蕭條，康龍公司處於停業狀態。再後來，先是養魚，失敗；空運香菇，失敗；合股辦種菇場，再次失敗……難以接受重重打擊的葉康松萌生自殺的念頭，“甚至想到採取什麼方式自殺”。 命懸一線之際，葉康松用殘存的希望，從事“中國貨美國賣”，經營打火機；和“美國貨中國賣”，在溫州開設西洋參專賣店。他的事業終於漸現曙光。 命運著實奧妙無窮。明明到了絕境，小小的打火機卻幫助葉康松找到了迴旋的餘地。

其實，打火機成就的何止葉康松。自從溫州人手工製作出第一隻叫“貓眼”的打火機，不到一年，信河街就聚集起500多家廠商。再有幾年，來勢兇猛的“打火機配件一條街”，以摧枯拉朽之勢佔領了90%的世界市場，日韓廠家紛紛關門歇業。 這其中，李中堅和周大虎風頭最勁。 1991年，互不認識的李中堅和周大虎不約而同地選擇做打火機。承平的歲月，兩人既是對手，更是朋友。而11年後，他們將共同面對歐盟打火機生產商聯合會提出的反傾銷訴訟。但是，這一年，李中堅才剛剛走出高中校門。他先在一家街道企業跑供銷，接著開廠生產電磁爐，沒多久趕上打火機熱潮。這個因飾演鄧小平一夜成名的小個子拿出所有積蓄，開了家東方打火機廠。一年後，兄長攜21萬美元加入，引入進口設備。僅僅兩年，李中堅的生意迎來“鼎盛時期”——每三隻出口的溫州打火機，有一隻產自“東方”。 青春細節與個人遭遇兩相重疊，難解難分，李中堅這邊的風景獨好，卻襯托出周大虎的苦悶不堪——熟練工遭遇“挖牆腳”，公司面臨停產困境。更蹊蹺的是，一個星期內，周大虎騎摩托車出了三次車禍。事後，他解釋說，“當時壓力真的很大”。最終，周大虎決定招聘一批新的普通工進行培訓。而他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創業的起點。 周大虎出身溫州一個乾部家庭。 “文化大革命”中，父親被打成反革命，母親下放到鄉郵電所，初中畢業的他不得已插隊農村。 “鄉下生活根本沒有辦法維持”，在同鄉帶領下，他悄悄去了西安郊區一個工廠做鈑金工。 這群年輕人還是被抓回了溫州。帶頭同鄉以“黑包工頭”的罪名被槍決，周大虎也進了監獄一個月。關押結束，他開始到處流浪，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頂替母親進入郵電局。流浪的經歷讓他分外在意工作，即使扛郵包，“也要扛得比別人多，比別人好”。所以，若不是妻子意外下崗，他極有可能在郵局工作一輩子。 這年5月，周大虎妻子失去工作。一個人的收入顯然不夠維持一家三口的生計。他騰出兒子的房間，置辦一些工具，招來三五個工人，製作技術含量顯然不高的打火機。 9元的配件，裝配好10元錢賣出去，賺取差價。 錢，掙得相當辛苦，可畢竟是一份穩定的收入。思慮再三，周大虎辭去郵電局勞務公司經理職務，專門去工商局註冊“虎”牌商標，“全心全意地要幹出個名堂”。 不過，當信河街上排滿了手提現金等待提貨的外國人時，溫州打火機市場瘋狂起來了。粗製濫造的事件層出不窮，有人在箱子裡放上塊磚頭就讓老外提走。惡性競爭驟然成為常態，周大虎的100多個熟練工人被輕易“挖”個精光。因為，按他的質量標準，工人一天最多只能做150個打火機，生產劣質打火機的廠家可以做到500個。工人薪水按件計算，在周大虎廠里工作，薪水少，沒有吸引力。 這樣魚龍混雜、光怪陸離的市場裡，不諳規則的人得道升天，而堅守信念的周大虎卻瀕臨破產。幸運的是，市場規律總會主持正義。隨著時間的沉澱，3000多家打火機生產廠家只剩數十幾家。品質最終還是讓“退到創業起點”的周大虎贏回市場。 那時候，他一天能收到接近10萬隻打火機的訂單。而若干年後，由於李中堅、周大虎為代表的先行者的領跑效應，溫州打火機已發展為“小商品，大市場”的產業集群。有位溫州老闆這樣自豪地說：“我想做德隆那麼大，177個子公司，搞幾十個產業，可幾百萬不夠。我就做打火機彈簧，有300萬足矣，我一點都不小。”在市場上單槍匹馬難以生存的中小企業，正是在這個被市場經濟催生的草根模式的庇護下，有了披荊斬棘的韌性與力量。 過頰即空。在一個被無限拉伸的經濟變革背後，其豐富的底蘊遠遠不是經濟與政治的裂變乃至突變那麼簡單。而周大虎所經歷的種種看似荒誕不經的事實，其實都有時代的痕跡。 一位浙江籍記者外出開會。會議閉幕後東道主招待就餐，奉上56度高粱酒助興。不勝酒力的記者以“雪碧”代替。一位客人多次詢問記者籍貫，記者答曰紹興。有人接話說，“以為你是溫州人”。記者不解，另一人解釋：“君之府上既然不在溫州，又不在溫州謀事，何以如此善於搞假冒騙。” 無獨有偶。同年，《經濟日報》的一篇《溫州買煙記》，無疑是給溫州人並不算好的口碑雪上加霜： 出差溫州，正巧兜里沒煙，順道路過小煙攤旁，攤主熱情招呼：“先生要盒煙？中華、雲煙、阿詩瑪……” “阿詩瑪什麼價？” “三塊二一包，多要可便宜一點。” 三塊二，不貴，我心嘀咕了一下，決定：“來一盒阿詩瑪。”拿過煙，看看包裝，原封未動，裝潢也精緻，正宗“阿詩瑪”。 付款，點上一支，吸兩口，不對勁，這煙怎麼不是個味，再抽出一支看看，菸絲也不對，黃菸絲中不但夾有焦黃的硬梗，還摻雜一些黃綠色的菸絲，怎麼回事？轉身問攤主：“你的煙不對勁啊，不是阿詩瑪吧！” 攤主笑一笑，直言不諱。 ……最後，這位吃了溫州人“虧”的記者感慨地說： 像這種產品在溫州還不僅是香煙。 競爭的激烈和政策的空白，必然造成經營的無序。源自草根的溫州民營企業主們，從誕生之日便自覺不自覺地陷入野蠻中生長的狀態。他們面臨著經濟環境的雙重性： 政策陰晴不定，政府主管部門冷熱不明，伸展拳腳的空間忽大忽小。一切不確定的因素，讓許多人成驚弓之鳥，猶豫、觀望、徘徊，自始至終心有餘悸。 於是，他們在政策轉變的時空交錯的幻覺中，體驗痛苦，也感受刺激。為了生存，他們學會了不文明的商業手段，並樂在其中。可是，政策日趨完善，市場日益成熟，消費者需求日漸理性，新商業文明需要約束野蠻生長甚至為發展不惜越軌的企業行為，使其逐漸步入有序生長的軌跡。而同時，層出不窮的假貨曾經讓溫州人顏面盡失。清醒過來的溫州人已然明了： 質量，才是商品世界的主宰。 當然，人無完人，在溫州的發展中也有不少“插曲”，但這些“插曲”並非主調。也不是所有的溫州人都熱衷於投機取巧： 1991年1月，溫州電刷鍍設備真空包裝機廠登上《經濟日報》，這個廠推出的不少產品在國內外連續獲得金獎。 5月，鹿城印刷機械廠受到港商的青睞，香港漢強公司、立信公司訂購了多種包裝機械。廠長鄭勝濤表示，到年底“與港商合資興辦一家印刷機械公司”。 緊接著，紐約國際發明展覽會上，趙章光“101生髮精”榮獲金獎。與此同時，黃作興江南閥門摘取了國際表面技術與防腐技術博覽會金獎。隨後幾年，黃作興獲獎成為常態。 初中畢業，黃作興應徵入伍，在鐵道兵某部做機械兵。 軍旅生涯，他熟練掌握了一套車、刨、銑、切的鉗工技術。四年後，帶著技術退伍回家的黃作興，被安置進溫州市永中製冰廠。黃天生性格內斂，搞供銷不是他的特長。沒過幾年，黃作興放棄了這個人們都“十分羨慕的好工作”。 辭職回家的黃作興把房間一角收拾成工作間，買了工具，研究閥門。一年後，閥門生產出來，他背著一麻袋閥門去了上海。白天跑供銷，晚上做改進。他幾乎跑遍上海大街小巷，畫圖紙用掉的草稿紙足有三尺厚。花光積蓄，生意無太大進展。黃作興只能把家裡唯一的店面賣了3萬元，繼續投入研究。反複試驗，他研製出世界上第一台高性能中壓調節型蝶閥，獲得世界科技發明最高獎尤里卡金獎。 其後，黃作興再次背上編織袋去尋求合作。又逢溫州貨“聲名狼藉”，降到谷底。他四處碰壁，了然無希望。最後，江南造船廠看上了黃的這項發明。雙方合作創辦上海江南造船閥門有限公司，他的事業才從此走上了正軌。 1997年秋天，黃作興發明的防火型三合一多功能閥再次榮獲尤里卡金獎。此時的溫州經濟業正在逐步擺脫粗放型的發展模式，高附加值的科技企業正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如黃作興所言：“以前，一火車皮的閥門拉出去才賣100萬元，現在我們賣出去兩個閥門就值100萬元。” 只是命運捉摸不透。明明都是同樣的努力付出，有人一帆風順，有人則苦苦掙扎；有人翻雲覆雨，有人卻需要長久忍耐孤獨。 奢華的外表下，每一個暴富者的身後，都有一段灰色、隱忍的故事。夏天，償清債務，孤獨的林立人選擇南下深圳。巴丁街2號，朋友簡陋的出租屋內，他開始了睡水泥地板的日子。極短的時間內，林立人找准了二次創業的方向，做房屋中介。內地政策限制，他特意到香港註冊一家名為“立業”的房地產開發公司。 彼時的深圳，吸引著大批心比天高的人蜂擁而至。房屋中介無疑是個一本萬利、以小搏大的買賣。生意火暴的林立人“一不小心，就成了民營租房中介公司的祖師爺”。而“祖師爺”林立人又發現樓花比房產中介更賺錢——一套樓花能賺5000~10000元。 房地產開發蔚然成風，林立人顯然趕對了時機。他用做房屋中介賺的錢，“按揭”買下東樂花園的30多套商品房，拉開職業炒樓序幕。 “潘多拉魔盒”就此打開。今後數年，一個以溫州人為代表的炒房團將掀起波瀾，其間引發喧囂爭議無數。 一年內，林立人資產翻倍上漲。錢掙得太容易，他的心態開始膨脹起來。 1993年，深圳推出“買房子送戶口”政策。林立人覺得政策對溫州人會很有吸引力，於是在《溫州日報》刊登“買深圳房子，送深圳戶口”的廣告。廣告登出，買房人絡繹不絕。但不久，深圳買房入戶政策突然取消，林立人“溫州小區”項目沒開工就已經結束。 “你錯過了深圳，你還要錯過大亞灣嗎？”大亞灣很快轉移了並未吸取教訓的林立人的視線。惠陽一家房地產公司準備和他合作開發房地產，利潤七三分。然而，地基剛打好，國家宏觀調控開始，銀根緊縮，林立人貸不到一分錢，“溫州大廈”成了爛尾樓。 順應市場需求橫空出世，卻未能一路堅持不懈走下來。某種程度，林立人就是一個時代、一群溫州人的表徵： 張揚與狂放，模糊與混亂，即使山窮水盡，卻不死心。 看到一張溫州三輪車牌照被炒到五六萬，惠陽一帶沒有動靜，他借錢購進100多輛三輪車，準備在惠陽申請牌照，然後“坐地分錢”。希望仍舊沒有來得及實現。三輪車剛到惠陽就遭沒收，身在深圳的林立人被告知，“拿10萬元贖車”。 作為一名商人，大都走不出這樣的輪迴： 可以戰勝強大，可以戰勝弱小；可以戰勝成功，卻少能戰勝“失敗”的宿命。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萬念俱灰的林立人“心都在滴血”。 林立人涉水房地產的兩年，正值中國第一次房地產泡沫時期。但世界並沒有跌入深淵。假若他能冷靜一點分析政策，斷然不會經歷那麼多失敗。 政策如一道壁壘，橫亙在所有人面前。它能製造失敗，同樣也能造就成功。 浙江官場長期流傳如此的一個段子： 話說，浙江官員向北京領導介紹成功經驗，總結一靠“警察”、二靠“妓女”。領導嚇了一跳。原來，浙江很多地方的方言，“政策、機遇”的發音很接近“警察、妓女”。在相當的時間裡，這個段子成為各路官員宴席上佐餐的佳品。有調侃的成分，卻點出事實。一位溫州官員不無感慨地說：“改革從違規開始。”誰都聽得出話中揮散著的清醒、無奈和決然。不過，必須意識到，溫州民營經濟走投無路或者面臨抉擇時，溫州政府恰如其分的政策，無疑幫助溫州人從條條框框中找到生存的空間，最大程度上使得溫州出現“藏富於民”這樣的生態。不過，“藏富於民”並不意味著制定或執行利好政策的官員能夠“漁翁得利”。市委書記劉錫榮的兩袖清風，恰恰證明了這一點。 經濟變幻莫測，有時需要左右回環於多重政策之間，甚至背道而馳。而個體命運與經濟改革兩個層面跌宕起伏。那麼，有多少官員甘願冒著丟烏紗帽的風險，去嘗試這種激活經濟的實驗？除非他們知道參與其中將會締造出偉大的成果。這麼做，犧牲個人之利；可不做，背上的或許就是歷史的罪名。所以說，史上所有人物都是僥倖留名。這句話洞悉了世事的一半真相。 1991年6月28日，市委書記劉錫榮的照片登上了《經濟日報》。 一份聚焦經濟的權威大報很少會把地方官員作為採訪對象，劉錫榮是個例外。過去幾年，溫州修鐵路、建機場。經濟一路扶搖，無數草根享受其中並發家致富，而劉錫榮的家沒有多大變化，依舊住在那條不起眼的胡同。 這位出身革命家庭——抗戰中犧牲的中共第一任浙江省委書記劉英的遺腹子——的溫州當權者，給溫州人留下了太多值得尊敬和追憶的故事。 他為人低調，不事張揚。在記者的筆下，書記劉錫榮的家：“一套三間單元房，住著5口人。水泥地、白灰牆面，床邊貼牆處糊著報紙。沒有錄像機、電冰箱、洗衣機，唯一家電是台日本松下彩電……窗外陣陣刺鼻藥味，胡同之隔的對面，正好是醫院病房，窗戶對著窗戶。”記者感嘆說：“這樣的擺設，這樣的環境，難道就是一位省委常委的家？難道這就是一個'富名滿天下'的溫州市委書記的家？不必與溫州那些耗資10萬元、20萬元營造的華麗私人住宅相比，即使與冰箱、彩電、錄像機、新式家具滿堂燦然的溫州中等水平的居室相較，劉錫榮的家也實在差得太遠。” 1981年12月，劉錫榮配合的第一任溫州一把手是袁芳烈，隨後輔佐董朝才。他幾乎全程經歷溫州民營經濟的驚心動魄，其間目睹無數大起大落和大悲大喜。對溫州人來說，幸運的是，漫天風雲中，劉錫榮認定了前兩任堅持的路子。 1989年到1991年，溫州經濟發展面臨諸多困難，汪洋一片。劉錫榮忍辱負重，試圖恢復民營經濟。他宣布“市委、市政府三年內不買車、不建房”。為爭取海外投資，他了解到國學大師南懷瑾祖籍樂清，其在海內外有不少功成名就的弟子。他以極具人情味的政治智慧，感動了南懷瑾，籌資到約5億元人民幣。 溫州請客送禮之風盛行。然而劉錫榮任職多年，收禮僅破戒一次： 泰順一位革命前輩臨終留下兩隻瓷瓶，囑託老伴一定要交給劉錫榮。瓶中盛滿泰順氡泉水，願黨的干部廉潔為民，像泉水純潔溫暖。 1991年春天開始，電視劇《渴望》風靡大江南北。黃金時間，全國觀眾聚在電視機前收看這檔寫實色彩濃重的電視片。 一遍遍觀看中，人們好像從劇中人身上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大環境的變化始終讓人無奈，從而催生出酸甜苦辣的諸種情緒。倘若將錯綜複雜的情緒帶到1991年的溫州，用心挖掘，稀奇古怪的事情總也不斷。 這些屬於溫州人的花絮，倒相當讓人百感交集。 人人皆知“溫州模式”，溫州人自己並不認為“模式”萬古不朽。他們試圖不斷延伸溫州的商業軌跡，幸運的是其間並沒有政府行政的預先設計。 1991年2月，一批農民個體工商業主，以資金、實物、技術等自願投股組合，建立農民股份合作企業。 在新華社記者眼中，“這種新型企業組織形式繼承了家庭工業產權明確、利益直接等優點”，同時，在家庭作坊基礎上，“擁有明顯的規模效益，為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凌志軍說：“溫州繁榮所給予中國的啟示，不在於它企業所獨有的組織形式和所有製關係，在於它在自己發展中真正把生產力放在第一的和支配的位置。前者因地因時變化，後者成為溫州千變萬化的經濟背後不變的線索。”而我們則能肯定，當這些溫州農民、個體工商戶懵懵懂懂地“把生產力放在第一的和支配的位置”時，他們根本上升不到記者們高屋建瓴的高度。但股份合作的確成為日後風雲一時的溫州企業家們在初生年代的催生劑： 當時的奧康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作坊。王振滔說服了一些親屬及小企業主，以股份合作形式開始了第一次生產擴建，當年產值突破100萬元。 蒼南以塑料生產聞名。幾年前，蒼南從事塑料編織業的作坊達上萬家。規模小，同質競爭，作坊死亡率奇高。 11個個體戶聯合起來，籌股132萬元辦起塑料六廠，引進先進的全自動圓織機，機械化生產，頭半年創產值200多萬元，稅利22.5萬元。 國家工商總局統計，僅一季度，溫州共有企業44757戶，股份合作企業佔41.17%。 1991年4月，市民集資，政府配套服務，18萬溫州人搬進新房。中國房屋建設開發公司提供的房價統計資料表明，溫州商品房價格僅為全國42個大中城市商品房平均售價的一半左右。 8月，一項溫州史上規模最大的舊城改造計劃全面鋪開，整個工程投資3.6億元。市政府通過房地產業開發，籌措資金。國務院清理基本建設小組到溫州考察後結論基調是：“不依賴國家投資，靠吸收社會資金改造舊城，路子對頭，政策合理，做法新鮮。” 別的地方，有些應該做而很難做的事情，到了溫州，卻做得出人意料的簡單自然。 沒有一板一眼的行走規則，在自發秩序下，溫州人以摸索前行的心態，創造著市場經濟的實踐樣板。他們會覺得學院派裡的經濟理論深不可測，甚至就乾脆無暇打聽他們的經濟形式是否符合他人的經濟理論。但他們有著最原始的生存渴望——為簡單的生存或創富慾望驅使，不管是自覺的還是為政策提倡的，他們都以最徹底的草根姿態，衝破藩籬。 走出溫州，將目光放置於中國乃至世界，大洋之外的德國《商報》正在用驚奇的眼光記錄下本年度中國一掃沉悶，而蔚為壯觀的驚喜變化： 生活水平明顯提高…… 牛仔服、時裝和出口轉內銷產品在人行道上的“時裝店”裡都有出售。 晚上夜市，類似於香港或台北，用霓虹燈吸引顧客。商販們手持擴音器推銷自己的特價商品。 出現了數以千計的小飯店。花幾塊錢就可嘗好幾種四川的辣味菜餚。在它們的附近有美食殿堂，大多是香港企業搞的合資項目。海魚、對蝦、小蝦等從南部空運到內地，供應美食家的殿堂。幾年前，不論是地方上的還是北京的國營餐館，晚上7時30分後就不賣東西了。現在就是凌晨2時，在成都也能毫無問題地在外面吃到飯。 …… 許多城市中房子翻修一新……美髮店到處都是。俱樂部、迪斯科舞廳和卡拉OK酒吧，使原來單調無聊的夜生活活躍了起來。 一個新的商人階層正在形成，他們像東京或香港的同行一樣穿深色西服。而像徵這個階層的地位的是便攜電話。 ……還是溫州人，彷彿總能在宏大的“社會敘事”中，通過細枝末節而嗅到新商業的價值。儘管有人把這叫做投機，有人也稱之為眼光。總之，他們穿插於城市變化的每一個故事中，成為眾人嫉妒且羨慕的對象。 這年歲末，破落不堪的上海浦東楊高路，溫州陳氏兄弟在此已遊蕩五天。 傍晚，灰頭土臉的兩人拎著蛇皮袋叩開了一個又一個大門。他們相中了路旁閒置不用的破房子，打算改建成鋪面來銷售溫州小商品，願意把營業額的20%作為地租。精明的上海人這次卻沒有思考太久，一份五年的合同順利簽訂。 次年春天，鄧小平視察浦東，在楊高路上走了幾步。這條路身價馬上見漲。上海市將其改造列為重點工程，市政府一擲千金。數月之間，陳氏兄弟選中的地塊變為黃金地段，店舖租金直線攀升。五年時間，他倆淨賺300萬元。 諸如此類的插曲總是揮之不去，沉澱於嚴肅冗長的溫州私營經濟浩蕩的歷史歲月中，勾起人們關於財富和人生的種種遐想。許多人聽完後，心潮澎湃，似乎置身其中，自己倒成了故事的主角。 年終的一天，有感於溫州以及整個國家較之頭年的日新月異，英國權威的財經雜誌《經濟學家》稱，這是“中國大放光彩的一年”。 如同海德格爾那句：“人人各奔前程，卻又都在林中。”中國經濟的態勢雖然參差不齊，但畢竟已是五彩繽紛。假如《經濟學家》雜誌的編輯稍微大膽一點： 和往後中國的10多年相比，1991年的光彩又能算得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