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十章柳市之殤

20世紀80年代的轟轟烈烈以一種極端的方式終結，蕭索落寞的氣息氤氳在中國內地，經濟的萎靡不振已經進入第二年，國民經濟發展速度一直在5%上下。 國務院仍舊忙著“治理整頓”，物價逐步平穩，但社會需求被抑制，倉庫積壓到了驚人的程度。市場疲軟到那些永遠有理的經濟學家都不知道如何出來打圓場。那些在上個10年風光無限的企業家們終於回過神來，那個物資緊缺，賣什麼賺什麼、愁買不愁賣的年代結束，曾經井噴式釋放出來的民眾消費熱情已經蕩然無存。現在，把產品賣出去是最難的環節。下崗成為描述工業現狀的流行語，也是消費抑制的一個前兆。鄧小平指出：“和世界上特別是同東亞、東南亞國家地區比，這叫滑坡。”而一位西方經濟學家則說：“沒有必要繼續將經濟壓製到完全死亡的境地。”

一家頗有影響的雜誌——《當代思潮》，在第一期發表《用四項基本原則指導和規範改革開放》的文章說： 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任其自由發展，就會衝擊社會主義經濟”。 《人民日報》《誰說社會主義“講不清”》的文章，矛頭竟然直接對準頗為流行的鄧小平語錄——“摸著石頭過河”和“黑貓白貓”。一篇署名“聞迪”的《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文章，洋洋灑灑地在《人民日報》上連續轉載。 這類文章鋪天蓋地，表面上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實際阻礙改革開放，阻礙民營經濟的發展。這個時候，世界上發生了一件大事，柏林牆倒塌。有人說中國應該挑頭充當世界革命中心。改革開放沒人提了，誰要是提，就有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嫌。政治的天平看不清該向何處搖擺，局面讓人心寒。就這樣，姓“社”姓“資”的爭論上，“左”傾勢力甚囂塵上。思想上的混亂必然帶來生產上的停滯和經濟上的下滑。

春節過後的幾週內，壞消息接踵而至。國內，農業部部長說，糧食減產，形勢嚴峻。外經貿部官員為出口下降憤憤不平。統計局公告寫著，工業產值再創新低，全中國經濟都在疲軟。據說，一位退休的原高級將領指著刊登統計局公告的報紙罵娘，說：“疲軟？什麼疲軟？就是完蛋。” 國外，西方人經過1989年的分崩離析，一夜之間空前團結，至少20個國家聯合起來“經濟制裁”、排斥中國。錢其琛用一句詩形容說是“黑雲壓城城欲摧”。 大環境，黑雲壓城，小環境卻不是暗無天日。 斯威夫特說過：“如果某人能使隻長一根草的地方長出兩根草，他就有理由成為比沉思默想的哲學家或形而上學體系的締造者更為有用的人。” 社會不只是“左與右”的爭論和“社與資”的爭吵。當政治家們為路線方針殫精竭慮的時候，普普通通的溫州人沒有放棄，與那些在方寸紙片上爭得面紅耳赤的評論家相比，他們的生活顯得更為實際。溫州的氛圍反而要比1989年更加輕鬆。

潘挺宇從歐洲歸來，當選為浙江省政協委員。葉子建敢下血本，花6萬元買來自動切割鏡片的設備，大張旗鼓地擴展眼鏡廠規模。 下海的官員逐漸有了規模。在市委任職的王建輝組織聖誕禮品出國銷售，只可惜運輸延期錯過聖誕節，大大虧本。王建輝氣得胃出血住進醫院。 娛樂方式是精神狀態嬗變的具體表達形式。 先創音響總經理陳良春在1990年，正當朝氣蓬勃。作為樂隊一名鼓手的他和溫州大部分痴迷音樂的年輕人一樣，實踐著自己“卑微”的音樂夢。溫州華聯商廈的開業則給眾多溫州人帶來了無限驚喜，當天以至於街頭巷尾都在談論這件盛事。 然而，轟動一時的溫州華聯最終曇花一現。 但是，商廈雖失敗，卻培養了溫州人一種嶄新的商業理念： 百貨公司可以由個人經營，買東西可以自選商品而不是由售貨員遞到手裡。 20世紀90年代初，溫州零售市場出現本質性的變化，以人本、民豐、木子為代表的民營連鎖超市迅速崛起。

跌入谷底的民營經濟正在復蘇，溫州呈現一片欣欣向榮之景象。唯獨柳市例外，其正經歷著一場切膚之痛。 1990年5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史無前例地為柳市一個鎮“單獨發文”——《關於溫州樂清縣生產和銷售無證偽劣產品的調查情況及處理建議的通知》。國家七部委（局）、省市縣三級政府聯合組織了近200人的工作組、督查隊開進柳市，進行了溫州歷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對假冒偽劣的圍剿。 中國的版圖上，柳市這個背山面海的東南古鎮難以尋覓，然其聲名早已遠播。據稱，寄往柳市的信件，即使忘了郵編，漏寫“溫州樂清市”，照樣不會寄丟。柳市名聲在外就靠低壓電器。不足50平方公里的旮旯之地，聚集著2000多家上規模的工業電器企業、數千家加工企業，密度之大在全國屈指可數。此時的柳市，恰是經濟學家鐘朋榮筆下的“小狗經濟”的雛形，出現了用市場交易關係代替企業內部的產權合作關係和內部管理關係的端倪。不起眼的“小狗經濟”產生了巨大的經濟力量，不過這些單個群體組織的經濟實體必然難以接受市場與道德的考量。

一份報紙曾如此描述柳市的繁榮： 人潮車流，南腔北調，數不清的電器商店和地攤一家挨一家，各式電閘電錶、開關應有盡有，大街小巷湧動著商流，慕名前來的客商扔進票子，帶走電器，柳市扮演著“電器大都會”的角色。在這個大都會裡，南存輝、胡成中、高天樂、鄭元豹、鄭元孟、陳成曼等一批溫州民營大佬崛起其間，風雲際會。 亞當·斯密在《道德的情操論》中認為：“追求金錢名利超出對智慧和道德的追求，整個社會便會產生道德和情操的墮落，結果便是公正性原則被踐踏，市場經濟趨於混亂。”市場混沌初開，經濟主體的趨利行為沒有法制的規範和道德的約束。不健全的經濟機制下，產生了不健康的利益導向，最初的柳市淪喪為“假冒偽劣品”的氾濫之地。

事實上，柳市原本是一批收起農具的農民創造的奇蹟，一開始就面臨著資金、技術與道德的挑戰。新華社記者在當地採訪時目睹： 剛放下鋤把的莊稼漢在斑駁陸離的機床前，肢解廢舊交流接觸器。他們用稻糠換下熔斷器的石英砂，用砂紙和鞋油將鏽跡斑斑的電器擦得發光發亮。鍋灶旁，太婆們一邊煮飯，一邊慢悠悠地搖著漆包線。河邊擠滿了村婦，她們清洗著一筐筐電器，然後分別鋪開晾乾。 低壓電器觸頭必須用白銀，柳市人以白銅相代。兩者產品質量、壽命和安全性能相差甚遠。國家規定低壓電器必須憑證生產，柳市上千家企業中有證企業不到1%，有證產品不到0.1%。明明是本地產品，出廠地卻全部標著北京、上海，製作相當精緻，不明底細難辨真假。這一切無怪乎都是為了追逐那30%~50%的暴利。

“假名遠揚”的柳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尷尬困境。樂清市供銷員協會副會長黃忠平見客戶只能假冒上海人。對方說口音不對，黃忠平就謊稱自己是插隊到上海的，“把自己的人格都賣了”。周海雷的包裡也會裝上七八個單位的假證件，一會打上海的牌子，一會打杭州的牌子，“說來自柳市，人家連門都不讓進”。 蒼白的信譽大大增加了柳市產品在市場中實現價值的成本。然而，精明的溫州人巧妙地找到了解決問題的對策。只用國營企業20%的費用，就可生產出同樣的低壓電器產品。所以，柳市出售的劣質電器，一般會給買方高達20%~30%的回扣。 北京一家國營企業買了大批質量不合格的柳市低壓電器，堆放倉庫。之後，柳市人主動找上門用廢品的價格買回堆積品，然後擦得光亮，以正品價格再賣給這家國營企業。哈爾濱一家生產低壓電器的國營企業，生產成本高，效益不佳。後來該廠有了降低成本的“訣竅”——從柳市低價買進低壓電器，貼上自己的商標高價銷出去，企業利潤猛增。此類現像不勝枚舉。儘管有行業專門下文件禁止購買柳市偽劣電器；有的地方貼出告示： 誰買柳市假貨，誰自負其責。可是，文件和告示形同廢紙，採購人員瘋了似地湧往柳市。即使在國務院工作組前往溫州的同一架飛機上，都有不少來催貨的採購人員。

人命關天，偽劣電器產品帶來的事故隱患勢必將這場瘋狂的假冒行動導入滅亡。河南某鋼廠建成剪彩時一包鋼水吊在空中正要傾倒時突然卡殼，解放軍某重要國防建設因電器是廢品而受影響，新疆一名電工因劣質空氣開關起火被嚴重燒傷致殘……年初，黑龍江一煤礦發生瓦斯爆炸多人死亡，驚動高層。而最具黑色幽默的一幕則是，打假中工作組的一位成員病了，在樂清人民醫院看病。醫院院長得知此人來查處低壓電器問題，便訴起苦來： 醫院從哈爾濱買回一台X光機，在一次連續透視時機器突然失靈，低壓開關出了問題。沒想到開關正產自樂清柳市。劣質產品轉了一圈，又回到產地。 不賺錢的企業是不道德的，為了賺錢而超越道德底線、在產品質量上做手腳更是不人道的，必將受到懲罰。打假治劣，刻不容緩，史無前例的舉措預示著山雨欲來。工商、財稅、銀行、邊防、技術監督部門聯合行動，沿路沿海處處設防。

迅即之間，許多昔日門庭若市的電器商店和地攤門面被貼上封條。公開的報導披露： 1267家低壓電器門市部關閉，1544家家庭生產工業戶歇業，359個舊貨電器經營執照被吊銷。當時的浙江省工作組組長翁禮華將治理整頓形容為“風雷激盪”。柳市確實元氣大傷。 激蕩之後，柳市街上行人稀少，經濟發展速度一落千丈。有人開始擔心： 柳市會不會從此一蹶不振，衰落蕭條？ 整頓就是一次改革，沉浮期間無論有多少陰霾，也總有暖風吹過。整頓過程中，政府當時有言在先： 無證企業全部取締，但只要產品達標，就能申領許可證。所以，如此轟轟烈烈的治理，從結果上看，並沒有讓柳市的低壓電器走上毀滅之路。相反，家庭小作坊亂世紛起的時代一去不返，而一批有實力的企業顯山露水，開始脫穎而出。因為，允許申領許可證，無異於給個私企業打開一條門縫。

最先擠進“門縫”的有鄭元孟與陳成曼。前者是“八大王”鄭元忠的哥哥，曾經是一名赤腳醫生。 1986年，鄭元孟放棄在杭州年盈利300多萬元的企業，應邀到虧損32萬元的樂清新華開關廠擔任廠長，進行了第一次產權制度改革，企業當年即扭虧為盈。而後者，為了拿到許可證，從上海請來專家。驗收之前，陳成曼偏偏發生了車禍。但他顧不上可能殘疾的危險，躺在擔架上趕回了公司。市場變得純淨，無良的競爭對手被清理出局，此兩人都成為打假後理所當然的受益者。 拿到許可證的企業中，有一家叫求精開關廠。開關廠的兩位創始人南存輝與胡成中此時正經歷著輪流坐莊的七年之“癢”。 求精開關廠建立時，南存輝與胡成中最初的合作，無疑是有益的互補。南存輝合作之前對企業的內部管理、生產調配等比較熟悉；胡成中以跑碼頭、搞推銷起家，對外銷很有一套。 有民營企業家說： 民營企業難過但必須過的三關是分銀餉、排座次、輪榮辱。 “求精廠”逐漸有了知名度，地方政府常給企業領導人評先進。榮譽到底給誰？南存輝和胡成中想出折中的辦法——“廠長輪流做”。但當開關廠產值做到1000多萬元，雙方各有親戚、朋友進入管理層時，兩人在經營決策上就有了爭議。分家成為必然。 關於兩人的分家細節，《走近南存輝》一書的記載依稀可辨當時的情景： 樂清縣委書記和南存輝、胡成中關係都很好。他很關心求精廠的發展，對企業情況瞭如指掌。有一天，書記打電話告訴南存輝“晚上我到你家吃飯”。晚上，書記來了，和他一起來的還有胡成中。席間，書記說：“你們既然談不到一起，不如分開試試。讓我做'娘舅'，分家！” 南存輝和胡成中分道揚鑣，“正泰”與“德力西”由此問世。 處在十字路口的南存輝和美商黃李益合資，弟弟南存飛、外甥朱信敏、妹夫吳炳池相繼加入，他100%的股權被稀釋到60%。 不過，南存輝個人命運的真正轉折還是政治小環境的使然。 199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李瑞環來到柳市考察，南存輝被安排在電器總廠接見。李瑞環說了很多勉勵的話，忽然問南存輝：“你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對問題沒有準備的他猶豫了好久，才吞吞吐吐地回答：“幾萬塊吧。”李瑞環聽後哈哈一笑：“你不要怕露富嘛。” 在民營企業主南存輝看來，那幾年民營企業的大氣候遠不如今天樂觀。爭議、衝突與社會對這一群體所持的複雜心理，南存輝的猶豫和擔心可以理解。李瑞環視察後，南存輝的底氣陡然增強。在李瑞環走後一個月，他投入1000萬元，更新原求精廠全部生產和檢測設備，開通生產、銷售、財務和人事等方面19個終端微機管理網絡。他註冊了正泰。關於正泰的由來，那是一次偶然機會南存輝發現一張從香港購買設備時開的發票，商店名字叫“豐泰”。南存輝覺得“做人要正直，處事要泰然，把兩個字合起來就叫'正泰'”。 南存輝作為一個典型溫商的魅力將在正泰註冊兩年後散發出來。某日，正泰定好船期，準備出口一批產品到希臘。這是正泰產品第一次出口歐洲，發貨前南存輝最後一次到倉庫查看。 一切如常，大部分產品裝箱上車，正準備運往港口。南存輝讓質檢員隨機打開包裝箱，拿出產品細細察看，果然發現了產品的瑕疵。他厲聲質問在場的質量工程師。後者解釋：“根據慣例，產品是合格的。”南存輝沒有了平常的笑容，口氣強硬地一聲令下：“這批貨不能發，全部開箱重驗。” 一箱箱產品重新卸下運回倉庫。負責運輸的經理跑過來提醒南存輝： 這樣會延誤船期，如不能按時交貨，對方會提出索賠。南存輝面不改色地說了兩個字：“空運。”海運改空運，運輸費需要增加80萬元。在場的正泰職員全都覺得不可思議。南存輝則堅定地說：“正泰的牌子和信譽不只值80萬。今天損失80萬，但保住了公司的信譽。有了信譽，我們能賺回十個80萬，一百個80萬，一千個80萬。”這是一個“魯冠球把40萬次品當廢品賣”的溫州版故事，也與“張瑞敏砸冰箱”如出一轍，細細品味，三者意蘊一以貫之，無不表明民營企業家自我蛻變和質量意識的覺醒。 南存輝的品牌保衛戰為很多陷入品牌缺失之殤的企業敲醒了警鐘。有些企業卻把品牌的早期積累視為浪費，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只看到眼前利益，疏於為企業品牌鍍金甚至貼牌生產，即使企業在不斷做大仍是籍籍無名。一旦天氣突變，此類不知名企業往往難以找到金剛罩。對於南存輝來說，品牌才是正泰做強的通行證。 正泰的規模與現代化引起歐洲一家跨國電器公司的注意。這家公司開出很有誘惑力的條件，徵詢南存輝是否願意成為其在中國的子公司。 跨國企業在中國快速擴張的策略一般不外乎有兩種方式： 其一，以合資的名義招安本土企業；其二，“如果不能打敗它，那就收購它”這是國際跨國公司在中國面臨本土公司激烈競爭時所奉行的經典策略。 當時，中國低壓電器市場，能夠撐門面的幾家國有企業都與外商合資，換了洋牌子。與胡成中迥異，南存輝是一個有血性的溫州商人。他精明、現實且又極具理想主義。與一些打著“民族主義”與“實業報國”的商人不同，在正泰創立的17年間，尤其是在與法國電氣巨頭施耐德的較量中，他的決心與果敢表達得淋漓盡致。 總之，南存輝放棄了合資的機會，再次“孤單的忍耐”。他說：“正泰要多跟外商合作，但決不會拋棄屬於中國的民族品牌。”這些話今天讀來平淡無奇，17年前卻讓人眼球一亮。南存輝更加“變本加厲”，召集30家企業成員，組織企業聯盟。結果發現自己做了冤大頭。抓了五年管理，聯盟下屬仍有成員將不是指定的產品貼上“正泰”標籤以次充好，有的干脆做假賬騙利潤。 危急中，南存輝找到吳敬璉和周其仁。兩位德高望重的經濟學家建議他把多級法人消滅在萌芽狀態。他把成員企業主拉到雁蕩山開會，討論“合好還是不合好”。吵吵鬧鬧了三天三夜，南存輝拍板“統統合併”。 柳市風雲激蕩的時候，也是高天樂思想鬥爭最激烈的時刻。 香港九龍永安大廈的一間寫字樓裡，高天樂心中隱隱作痛。他久佇窗前，思考著是否重回溫州。他的想法遭到朋友的極力勸阻。但就在一群群人從柳市搬往溫州之外試圖苟延殘喘時，高天樂出其不意地選擇了回歸。 投資5萬元錢，僱傭6個工人，高天樂邁出了創業第一步。他買了一本《電工手冊》，把別的企業產品買過來，拆了裝，裝了拆，分析每個產品的外表、性能，最後生產自認為性價比最高的低壓電器。但要與已經發展到一定規模的正泰和德力西搶占市場，如此規模的企業無疑是螻蟻撼樹。於是，錯開犬牙交錯的城市，高天樂將產品目標市場集中在了農村。剛創辦企業不久的他做起了廣告。 他把產品廣告刷到農村各個農宅的牆面上，專挑那些在公路上能看到的農宅，最貴的不過200元錢，花了不到1萬元錢就把柳市附近幾十個村子塗滿了廣告。後來，人們津津樂道於高天樂的神奇崛起，最關注的正是其獨闢新徑的營銷策略。後來者紛紛仿效，但往往難以望其項背。高天樂在典型的“農村包圍城市”模式下，奉行“以點帶面，點面結合”的前進原則，從農村向城市突進，步步為“贏”。 他要求廠里工人上班時全部穿白大褂，戴白帽子。當時，別人的產品包裝大多用馬糞紙，高天樂則加了一層銅版紙；別人用銅版紙時，他套紅印刷；別人用兩色印刷時，他已經開始採用四色印刷，“我們產品的外表一定要比別人漂亮”。 當大家一再抱怨市場行為是大企業的霸權主義，小企業根本沒有話語權時，不妨考慮高天樂“麻雀變鳳凰”的神話。差異化成為他把企業做大的最暢銷手段。他的企業掀起一陣旋風，第一年實現銷售收入30多萬元；第二年，銷售收入猛然增長到500多萬元；到了1994年，銷售收入突破1億元。 高天樂的奇蹟只是動盪中的故事一角，還有很多小廠辦大事的案例，值得思索。 “柳市假貨”，這一邊倒的呼聲，事實上對柳市人而言並不夠公平。質量並不像傳言的那麼可怕，有些產品其實相當不錯。潤滑設備廠試製成功的JRB腳踏潤滑泵被冶金部在全國推廣，且能取代從德國進口的同類型產品。銘東開關廠生產的空氣熔斷器，開國內生產先河，為數百家企業使用。相似的企業在柳市不乏其例，可惜大多名不見經傳。畢竟像樂清銅管件廠，因為助力衛星發射上天，登上國家級報刊（1990年8月9日《經濟日報》《小廠辦大事——樂清銅管件廠艱苦創業記》）的民營小廠少之又少。 1990年2月20日，樂清銅管件廠廠長柳知春忽然接到通知，“600只衛星空調淨化器系統配套用的銅管接頭必須在當月底運達北京”。除去送貨時間，從工藝論證、模具設計開製到產品出廠只有五天時間。 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按照計劃“長征二號”火箭應該在1990年7月把衛星運載上天，但斷了銅管接頭貨源。時間緊迫，計劃不可更改。 1990年2月，擔負發射裝置配套設備生產任務的北京冷凍機廠獲知柳市一家小廠能夠生產這種高質量的接頭，當即發出急信：“軍工'長征二號'火箭發射裝置配套設備急用，請立即安排生產，以保證任務按時完成。” 用戶對產品要求極為嚴格，時間也沒有拖延的餘地。銅管件廠38名職工日夜鏖戰，1990年2月26日晚制足多於訂貨量的產品連夜發貨，終於在2月28日下午接頭送到北京。五個月後，“長征二號”運載火箭發射成功。 1990年8月，銅管件廠事蹟被《經濟日報》報導。而真正引人關注的消息是： 銅管接頭首創者只是3位僅僅上過小學或初中的溫州青年。 6年前，低壓電器小作坊生產者柳知春在杭州展覽會上發現外國造的銅管接頭。經過打聽，他得知“這樣的接頭國內居然沒人做得出來”。那時的柳市，電器市場已然飽和，模仿者依然恥於人後。柳市早陷入慘烈血腥競爭的“紅海”。 開拓思維，不必對舊市場、舊產業緊抱不放，不必再寸土必爭，死守固有市場；跳出傳統的“紅色血腥”競爭，尋找新的商機，大膽開闢新的“藍海”，才是發展之道。一切偉大的成功者都是優秀的學習者，善於學習和借鑒的溫州人柳知春發現了自己的“藍海”。他躍躍欲試，聯合兩個要好的朋友，迅速停止低壓電器生產，專攻接頭成形工藝。 研製接頭國內一無工藝參照，二無數據可查，只能憑國外的樣品揣摩分析。同伴有了疑慮： 國營大廠工程師都沒做成，我們行嗎？柳知春卻認定：“外國人能搞出來，中國人也一定能。”三個家有老小妻兒的青年孤注一擲，租借祠堂，傾盡幾十萬積蓄買下3台舊機床，邊請教邊自學。他們負債一身，失敗上百次，歷經500多個日夜，接頭一次成形。按上海中華造船廠常溫液壓破壞性試驗要求，接頭超過實際承受壓力4~5倍後破裂才算合格，而柳知春們的接頭承壓竟大於7~15倍。 之後，柳知春興沖衝帶上接頭，闖進上海推銷。國營廠推託不要他的產品。柳知春提出： 白送給用。國營廠試用後發現接頭壁薄體輕，使用效果趕上進口貨。鑑定認為： 這種新型接頭“安全係數餘量很大，強度足夠，貨真價實”。 赫爾曼·西蒙在《隱性冠軍》裡講：“這個世界上，有這樣一群數量龐大的企業，他們的成功總能用卓越或者輝煌來形容，但他們的事蹟和經驗卻鮮為人知——哪怕是那些號稱無所不知的商業媒體，無所不通的商學院教授，或者無所不能的諮詢專家。這是一群'隱性冠軍'。”未來的時間裡，低壓電器仍舊吸引著相當多的柳市人趨之若鶩時，“隱性冠軍”柳知春們將發展目標鎖定銅管接頭。 1990年乏善可陳。除了北京亞運會，幾乎沒有什麼能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 不過，接下來的90年代是另一個世界。而亞運會也帶給了中國人更多的自信。它留給這個國家的還有一首叫《亞洲雄風》的主題曲。歌詞“亞洲風乍起，亞洲雄風震天吼”唱響整個國家，是為本年度最流行的歌曲。 在20世紀過去的90年裡，這個國家的人背負了太多的苦難與悲痛。亞運會的承辦的確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與其說它宣告著一個大洲的世界地位，不如說其更多地表達出一個國家與民族對崛起、融入，並被世界接納的渴望。 “雄風震天吼”，這是改革開放的主題，也是溫州人乃至中國人自強不息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