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九章寒流

改革似乎遇到了問題。 1989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社論： 在改革的第十年，我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問題，最突出的就是經濟生活中明顯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幅度過大，黨政機關和社會上的某些消極腐敗現像也使人觸目驚心。那天，有些淒涼。細雨夾著小雪，淅淅瀝瀝，瀰漫在北方大部分地區。 社論的語調如此陰鬱，如此沮喪，在前十幾年中前所未見。自從1988年以來，這個國家變得越來越陌生。只有理智的人才能清楚地意識到，改革沒有理想化的方案，沒有對真理的蓋棺定論，過程不可能一帆風順，不可能一改就靈。障礙更具有放大效應，而這恰恰需要改革者不容置疑的腳步，掃除傳統、制度等因素所引發的寒流。 有人指天罵地，有人緬懷過去，有人歇斯底里，有人把諷刺社會種種現象的段子編得好笑又犀利，有人劍拔弩張地批評改革開放將中國帶往資產階級的方向。還有人說：“改革開放該收一收了，階級鬥爭要抓抓了。”更有人說：“私營經濟是不正之風的來源，經營機制是資本主義。”甚至“中央要取締個體戶了”的荒唐傳言都能一次次撕裂著企業家的神經。

思維與實踐的斷裂，精神與物質的脫鉤，偶然和混沌中不自覺地使中國陷入到一種病態的境界，難以自拔。身處其中的溫州又豈能獨善其身？ 政策具有層層傳遞的效應，站在經濟前沿的區域往往首當其衝。 民營經濟發展最迅猛的溫州，應該是中國政治風向最敏感的晴雨表。每當政策走向出現變動的時候，在這裡往往可以嗅出最初的跡象。 1988年，溫州進入了最艱難的時期。溫州人不得不在驚惶中度日，在焦灼中等待中央給出的說法。 5月14日，《人民日報》撰文《溫州的畸形消費》，揭露溫州種種在當時的人看來深惡痛絕的現象。要知道就在一年前，這份同樣的報紙還立場鮮明地指出1987年1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與溫州的實踐》的文章。 ： 溫州商品經濟發展的實踐證明，黨的十三大報告中闡述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完全正確的，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導意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經濟上必然存在一些自己的特點。這在溫州的實踐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那篇《溫州的畸形消費》的文章中，作者以厭惡和說教的口吻寫道： 近幾年，許多現象曾像幽靈一樣光顧這塊土地，畸形消費現象成為青年人的時髦話題。

…… 向任何人都開放的街頭“卡拉OK”舞廳，門票每張15元。但你若認為人們來這兒是為比舞弄姿，那就錯了。人們聚攏於此，穿金戴銀，你穿100美元以上的毛衫，我必得千元人民幣買來與你相陪，你戴5顆金鎦子，我有3兩黃金的手鐲，珠光寶氣，交相輝映。要說興趣，比闊才是他們真正的興趣。 溫州人不管錢多錢少，必辦兩件大事： 蓋房造墳。很多方面，消費的競爭日趨激烈，“比學趕幫超”，花樣迭出。不講花多少錢，但求一鳴驚人；人可以累倒，揮金不能手軟。 …… 對溫州青年來說，消費就是目的。姑娘用香水，必須是法國、德國、美國的。她們不管腳下的爛泥臭街，不在乎哪種香型對國人的黃皮膚是否合適。錢花到了數就成，就快樂，生活就充滿陽光。一位腰纏萬貫的個體戶坦率地告訴我，他第一信錢，第二信花錢……除了媒體，社會上不利於溫州的傳言四處流傳。激憤而又充滿創意的批評者們不憚於用最刻薄的言辭來質問與奚落曾經“光環滿身”的溫州。國務院也不斷收到一些人反映溫州問題的信函。溫州市副市長去外地參加研討會，與會的人聽說溫州就搖頭，且毫不猶豫地斷言“溫州就是中國的東歐”。一位很有來頭的老幹部到溫州轉了幾天，受到好酒好菜的款待後，回到北京發表觀感： 溫州除了市委、市政府大門上的國徽是社會主義的，其他都不是社會主義。

6月，全國政協七屆二次會議上，一位浙江省政協委員的提案說：“溫州市自開闢為試驗區以來，物價高漲，走私偷稅現象嚴重，一切向錢看，以錢開路、投機倒把、貪污受賄、不正之風橫行，造成民間貧富懸殊……”言語強硬，措辭強烈，溫州被認作罪惡的淵藪。 8月，國務院研究室主任袁木指派武樹幟等4人到溫州調查。 回京後，調查組向中央提交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私營經濟需要進一步明確的幾個問題》等三個專題材料。針對“溫州模式”，調查組認為：“溫州試驗區的改革試驗工作要繼續下去。溫州有溫州的實際，溫州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只要是符合十三大精神，因地制宜，有利生產、利國利民的，就要繼續向前走。溫州的十年改革，成績是主要的，任何時候也否定不了。”

爭議彷彿到此結束，一夜之間溫州恢復了表面的平靜。然而，一位“溫州老百姓”的來信，再一次將溫州推向風口浪尖。 一個以“吳金侯”署名的“溫州老百姓”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澤民、李瑞環和宋平。在普通方格紙上，這位“老百姓”描述說：“溫州模式實為資本主義模式，某些方面比資本主義還無法無天——賭博到處有，妓女滿街走，流氓打警察，共產黨員信菩薩。請中央領導同志派得力要員，把溫州重新引導到正常的軌道上來。” 李瑞環將原件摘要轉送李鵬，後者親自批示： 請袁木同志組織調查。聞訊的溫州又“緊張”起來，好多私有企業變得畏畏縮縮。為此，溫州大學老師馬津龍寫了《溫州個體、私營企業主的經濟狀況和政治態度》，並通過相關渠道被推薦給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國務院的兩次調查對溫州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股份合作經濟在溫州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也還是作了積極而明確的肯定。但對溫州的爭議並沒有完全結束，1991年有了第三次調查。調查的起因是： 1991年5月18日《人民日報》社編髮的每日總彙刊登署名溫州市某醫院主治醫師、離休幹部許某的文章《當前溫州老闆和僱工的一些情況——一位離休幹部寫給本報的信》，信裡反映溫州個體、私營企業製造假、冒、偽、劣產品，偷稅漏稅、投機、剝削僱工和生活荒淫的情況，描繪溫州老闆騎的本田王(摩托車)、穿的A底王(高級鞋)、睡的彈簧床、抱的花兒王(高級妓女)。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王震看了這封信後十分嚴肅地作了批示。李鵬總理也作了批示，要國務院研究室再派人調查。這次調查作出了與前兩次基本相似的結論。

斗轉星移，似乎換了人間。隨著漸進式的變革，宏觀環境的格調陡然發生變化。 在這突如其來的劇變中，永遠有人在悲觀時更悲觀，在狂熱中更狂熱，冷靜看世界者則少之又少。但不管如何，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家，無一例外都是這場宏觀劇變中的主角。溫州的官員們在疲於應對來自中央的調查，第一批進入私營經濟的企業家則多少產生了這樣與那樣的顧慮。 他們的顧慮不是沒有道理。越發好轉的創業環境突然拐向，“密集的連珠炮似的批判文章滿天飛。這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十分罕見的現象”。那是因為文章的作者們“擔心民營經濟的膨脹會造成社會主義中國的'變色'”。 就連香港《星島日報》都將治理的重點歸結為鄉鎮和民營企業。文章寫道： 經濟改革開放以後，有幾百萬乃至上千萬農民丟掉農事，紛紛開辦企業，其中以浙江、江蘇等沿海省份為最多。本來，大陸經濟在三方面困難甚大，一是能源不足，二是原材料缺乏，三是交通運輸困難（先天后天的原因都有）。加上近些年企業如雨後春筍，紛紛冒了出來，佔用了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運輸設備，治理整頓，當然包括這些企業在內。文章由此得出結論： 如果認真清理，大量企業非關門不可。曾經鄧小平跟前的紅人年廣九都風光不再。他提前進入了人生的冬季，第三次蹲進大獄。 《蕪湖日報》對逮捕理由作了詳細詮釋： 貪污挪用公款6萬餘元。有人質疑： 看不懂賬本的年廣九如何挪用公款？

同一時期，溫州民營經濟發展的速度也降到了冰點，進入了誠惶誠恐、驚悸不安的歷史性低潮和曲折徘徊期，顯得異常脆弱。一年間，許多企業無端蒸發。全國數十條“溫州街”、數十個“溫州村”店鋪被封，貨物被充沒，上萬溫州人逃回故鄉。 1989年至1990年，溫州經濟增長僅為1%至2%。經濟專家卻說，實際可能是負值。 企業家既要“埋頭種地”，還要學會“抬頭看天”。報紙長篇累牘地出現嚇人的論調，留心大勢的潘挺宇一看就心驚膽戰，“把我搞成資本家怎麼辦？”這是一場真實版的“倖存者”遊戲。狀況還在變糟，聰明人開始明哲保身而各顯神通。 當過去的一切成為歷史時，也許就如黑格爾所說的“回過頭看，都是理性的狡詐”。一種無可掩飾的社會現實逼迫著每個人都必須在“正視”與“逃避”間做出選擇。

高天樂與朋友飛抵香港創辦電器貿易公司。在朋友幫忙之下，陳金明來到匈牙利，成為最早一批到東歐的溫州人。 國內政治形勢不明朗，經商環境不樂觀，繞道而行率先縱橫四海的民營企業家則更有可能享受到國外制度完善、市場開放帶來的優惠。因此，無論是進出香港、還是遠赴歐洲的高天樂與陳金明都因地域的變遷有幸成為巨大財富的創造者。 陳金明家住溫州東門，是溫州最早的個體戶之一。他自立門戶創辦小五金製釘廠，很早就積累了萬元資金。初到異鄉，他一切從頭開始，其中的艱難困苦簡直難以用語言描述。每天凌晨4點，陳金明就背著販來的小百貨日用品到小商品市場佔位設攤，飽嚐酷暑嚴寒、狂風暴雨，還經常遭到吉普賽人的哄搶。有一定規模後，他開始用麵包車裝滿貨物，夜裡趕路白天賣貨，餓了啃麵包，困了睡車上，專找別人不願去的邊遠城鎮。

通過“流動攤販”的方式，陳金明了解到匈牙利南部居民的需求。在靠近羅馬尼亞邊境的小城久洛，他開辦當地第一家商場。以滾雪球的速度，短短幾年時間，陳金明從一家起步繼而陸續開出30多家連鎖商場，遍布匈牙利東南部各個城市。 主動的蛻變才能防止被動的滅亡。宏觀的力量，無論能不能看懂，永遠無關喜好，不以個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改革中出現反复甚至迴轉，是反思中的矯枉過正。今天看來，的確讓人啼笑皆非，但在1989年卻是正兒八經的針砭時弊。如果硬充好漢，只能是雞蛋碰石頭。倒不如索性隨岸賦形，尋找寒流的盲點，尋求棲身。 所以說，有路子的是能跑多遠就跑多遠，但沒路子的也不願意束手就擒。當時有種說法，叫做“深圳打雷，溫州下雨”。同樣的事，同性質的社會現像或經濟運行方式，如果有領導認為不妥，在深圳吼叫幾聲就過去了，不會作處理，那裡畢竟是特區。在溫州卻會下大雨，澆得人灰頭土臉，一身污水。春天，陳道荣不得已踏上了南下的征途，來到中國經濟最活躍的經濟特區，與幾位台灣商人辦起合資公司，自己出任總經理。

1989年，在新一代世界體系理論研究領軍人物阿瑞吉的判斷下是“20世紀的終點，現代世界體係由此進入混亂、過渡和重組時期。”他集中研究近200年的歷史演變後，進一步地指出，西方主宰的現代世界體系目前正陷入危機，走向終結和沒落，東亞能否為世界開拓出一條全新發展道路則尚在疑問當中。 這的確是一個疑問。 這一年，日本索尼公司買下哥倫比亞影業公司。 《新聞周刊》專門設計了一個封面——穿上了日本和服的自由女神。可一年後，東京股市崩盤，樓市泡沫破裂，日本經濟從此陷入長達17年的漫長低迷，未能代表東亞“為世界開拓出一條全新發展道路”。 這一年，因為物質主義的瘋狂，外媒少有地以揭短的眼光審視中國社會種種畸形的現象。改革產生層出不窮的陣痛，商品意識過分的無孔不入，讓道德捍衛者痛心疾首。

中國的未來會走出一條怎樣全新的道路？一切都似乎取決於人們的心態和理智。對於這樣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來說，激情飛揚的時代需要一場理性的跋涉。然而，在1989年的中國，對於理性的把握又是多麼的艱難。 意識形態的迷霧、政經語境和政企生態使先富起來的人膽戰心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和平演變”是媒體出現頻率最高的話語。經濟特區被上線為和平演變的溫床，股份制改革試點被詰難為私有化潛行，企業承包被指責為瓦解公有製經濟，引進外資被批判為甘願作外國資產階級的附庸。 “改革開放究竟是拯救中國還是危害中國”，是分歧的焦點，連其合法性都遭到質疑。就拿溫州來說，圍繞著溫州是否是“資本主義大本營”的疑問，範圍也還在不斷擴大。 1989年10月，浙江省主要領導來溫州視察，在事先沒有打招呼的情況下，公開提出要撤銷“溫州試驗區”，令董朝才十分吃驚。董朝才當即明確表示反對，理由是： 溫州改革試驗區是黨中央、國務院定的；省委確定的“溫州試驗區領導小組成員”都是省裡的領導，溫州沒有人進入這個班子；改革試驗區成績明顯，也沒有什麼問題；撤銷改革試驗區，溫州老百姓接受不了，他們會以為改革方向錯了。當然，公開與省委“對著幹”的董朝才，其“下場”是明明白白的事情。 是啊，溫州從來都是矛盾的綜合體，盛名之下是詭秘，榮譽背後是焦慮，以至於連當政的一把手都前途未卜。那麼溫州的民營經濟將何以為繼？溫州人曾經走過煉獄到達榮譽的巔峰，難道只是一次偉大的奠基？ 英國戲劇家戴維·勞倫斯曾說：“我們的時代說到底是一個悲劇性的時代，所以我們才不願意悲劇性地對待它。”這句話用在那時的溫州人身上，似乎再恰當不過。寒流中，他們經歷著社會評介的輪迴——從妖魔化到改革榜樣再到新一輪被妖魔化的可能——展望著未來的商業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