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八章夏天裡的一把火

每當人類看不清前路時，往往喜歡回溯歷史，在時間縱軸上定位當下的處境。 2001年2月18日，溫州人興致盎然地帶著溫州鞋走進中央電視台大名鼎鼎的《實話實說》。本期節目的話題叫：“新鞋子舊鞋子”。 這該是溫州鞋名揚中國的一次最好的契機。殘酷的是，當著千萬電視觀眾，溫州人像是坐在了“被告席”。他們得到的不是主持人崔永元的褒獎，而是話裡藏針的諷刺： 崔永元： 我最近聽到了一個數字不太相信，說溫州產的皮鞋每年有10億隻。我算了算，如果有10億隻的話我們每一個人腳下都應該有一隻鞋是溫州出產的。那我就在現場做個調查好不好？ 觀眾甲：我原來買過溫州的鞋，可是穿了也就沒有幾天吧，20來天就沒了，就壞了。

崔永元：天天穿著它爬香山是吧？ 觀眾甲：不是，因為我喜歡活動。我喜歡跳舞，我覺得那鞋樣子挺好看的。結果跳了幾場舞就完了。 崔永元：我跟您說，您是幸運的。我聽說過這樣的事，下著雨，穿著溫州鞋走，後來，人還在繼續走，鞋底不走了。您好，是哪兒的鞋？ 觀眾乙：我這鞋是上海的。溫州鞋我沒穿過。聽說溫州鞋不好，我就從來不穿。 崔永元：問問這位小伙子，穿過溫州鞋嗎？ 觀眾丙：穿過。就是不好，穿穿就壞了，斷底開膠。 崔永元：那以後還會不會再買溫州鞋？ 觀眾丙：再買就傻了。 …… 到現場的溫州人有王振滔，面對主持人的“挑釁”和觀眾的指責他尷尬而欲言又止。 節目播出，面對汗顏、震驚、且耿耿於懷的溫州人，崔永元說：“我去過溫州，也穿過溫州的壞鞋。十幾家單位組成中央記者團到溫州採訪，每人發一雙鞋，特好看。我的鞋是第3天壞的，其他人沒多久也都壞了，沒一個穿出溫州。直到做節目前，我對溫州鞋還是這個想法，就是差。除了鞋差，溫州也沒其他什麼好東西。”事後，中國消費者協會主席武高漢概括了兩句話：“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請神容易送神難。”武高漢說：“溫州不得不為自己當年的放縱付出長久的代價。”

這次溫州鞋的危機是史無前例的嗎？ 假如記憶足夠深刻，14年前的夏天，那把火帶給溫州人的觸目驚心理應陰雲未散。 溫州製鞋自古皆有傳統。明清時期，“溫州靴鞋即為貢品，進奉朝廷”。新中國成立以後，全國第一雙豬革皮鞋，第一雙硫化、壓模、黏膠皮，第一雙高跟女鞋的製造者均為溫州人。 20世紀80年代中期，溫州全市皮鞋產量2400萬雙，佔全國一成。 只要是非政府主導的市場熱點從來都有溫州的參與。而價格低廉、款式新穎，溫州鞋沒有道理不所向披靡。 1986年，溫州來福門從幾家鞋店快速發展為全國最大的皮鞋專業市場。四面八方的商人小販雲集此地，長期包住旅館，各大小皮鞋作坊生產的皮鞋都被他們收購。從來福門出發，收購的溫州鞋被肩挑背扛，運往全國各地。

看到身邊的親戚朋友個個賺得缽滿盆滿，每個溫州人都想擠進隊伍。這也是英雄輩出的時期，吉爾達鞋業已故董事長余阿壽、康奈集團董事長鄭秀康、東藝鞋業董事長陳國榮、浙江萊麗斯鞋業董事長諸建平等企業家騰籠換鳥，迅速壯大。 低層次的價格血拼、無技術含量的簡單複制，把單純盈利當作經營目的，溫州鞋如脫韁野馬般源源不斷地流向全國過後，泡沫終被“吹炸”。很快有人發現上了溫州鞋的當。投訴的聲音愈來愈高，討伐者無不義憤填膺。 溫州市長三天兩頭會收到莫名其妙的郵包，裡面是一雙雙溫州產的破皮鞋。 《經濟日報》也不知用多少版面刊登讀者來信，幾乎全是指責溫州鞋“是糨糊黏起來的，所謂的真皮也是仿牛皮的合成革”。晨昏鞋、禮拜鞋、偽劣商品、粗製濫造的責罵鋪天蓋地。各城市開始驅逐溫州鞋。無數商場掛出“提高警惕，勿買溫州鞋”或“本店無溫州貨”的招牌。東北一些大商場門口甚至貼出這樣的告示： 對溫州鞋質量投訴，本地消費者協會不予受理。

事情的高潮出現在1987年8月8日。 杭州武林門廣場，一場大火將5000多雙從南京、上海、湖北等地查抄的溫州鞋燒成灰燼。導火索，據說源自商業部部長胡平的女兒在武漢商場買了一雙新皮鞋。一天后鞋底脫膠。女兒的抱怨讓主管商業的部長胡平大發雷霆。新華社記者報導此事，商業系統的打假活動拉開序幕。 這是一次地震般的襲擊，事態的嚴重性遠不止如此。武林門火燒溫州鞋直接導致溫州製造危機蔓延，信譽崩潰。八月之後，柳市的劣質低壓電器、蒼南的假商標、永嘉的假廣告和殘次手錶……紛紛在鎂光燈下原形畢露。永嘉甌北一個小鎮，甚至因假冒偽劣問題被各地媒體曝光5000多次。 溫州人累積的聲譽須臾間被打得七零八落，溫州貨聲名狼藉。以至於多年後，朱鎔基考察山西太原商貿城，當陪同人員告之商貿城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是由溫州人操辦的，跨出車門的朱總理脫口而出：“溫州的假冒偽劣商品很出名。”

緊接著，饒有興致的朱鎔基向眾人講述了一則插曲： 他率團訪問日本。隆重的國宴上，隨同的一位中方高級官員肚子一脹，“啪”的一聲撐斷了皮帶。皮帶上面赫然印著“浙江溫州”。那位官員驚出一身冷汗。 溫州鞋臭名遠揚，而為之辯護者也不在少數，海螺集團的邵奇星便是其中一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考察溫州時，這位死不認輸的溫州人當著李瑞環的面闡釋他的理論邏輯。 那天，李瑞環來到海螺集團樣品室，拿起一雙皮鞋里外摁摁、擰擰： 我這次是帶著一個怎麼看溫州皮鞋質量的疑問來的。現在社會上有兩種觀點，有的說溫州皮鞋穿半年就壞，是坑人。也有的說溫州皮鞋價格便宜，更新換代快，壞了就買新的。我想听聽你們的意見。 邵奇星應聲作答：“產品質量肯定要保證。不過這裡有一個價格和價值對等的問題。溫州皮鞋才20來元一雙，如果上海皮鞋也是這個價格，會不會也做出像溫州這樣的皮鞋？溫州皮鞋本身價格比較低，至於中間商拿到北京賣六七十元一雙，那是另一回事了。”聽完邵的回答，李瑞環沉吟片刻：“我大概聽懂了你的意思。”然後，再也不語。

邵奇星的理論彷彿道出事實而能自圓其說，可那終歸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經歷。 與之前搖擺不定的政策傾斜相比，這場事關質量的拷問所造成的衝擊顯得更為沈重和深遠。在質量上栽了跟頭，對每個溫州人都是難以在短時間內洗刷的恥辱。溫州經濟，迎來了政策之外的致命挑戰。溫州鞋四面楚歌，如過街老鼠。許多製鞋企業應聲倒閉，勉強存活的，則改換門庭打出上海牌、廣東牌，做貼牌銷售。 武漢電視台一則報導——《武漢市民腳踏30萬溫州紙皮鞋》，拉開了湖北省大清洗溫州鞋的序幕。一天傍晚，工商局執法隊員突如其來，沒有任何理由，查抄了王振滔櫃檯裡價值20多萬元的貨。他根本阻止不了，即使不斷聲稱“皮鞋是真材實料”。 讓王振滔憤慨的是，有關部門竟然在長江邊租了條船，以5元一雙的低價，限量人均一雙處理他代理的溫州鞋。銷售現場，武漢市民的隊伍從碼頭一直延伸到市區的公路上，場面幾近失控。痛心不已的他怨氣難平： 我的鞋是假冒偽劣，那麼可以集中銷毀，但公開銷售，說明鞋沒有問題。他與工商部門打起了“民告官”的官司。經過半年的行政訴訟，王振滔獲得2000元的賠償，相當於損失總額的1％。

無妄之災讓王振滔兩年的積累損失殆盡。 從頭再來，溫州鞋人人喊打，偌大的市場已無立錐之地。他萌生了自建皮鞋廠的想法。籌集3萬元資金，以住房為廠房，請了幾位手藝不錯的製鞋師傅，精心做鞋。 當時全國正在申辦奧運會，王振滔將企業命名為“永嘉縣奧林皮鞋廠”，意為： 發揚奧林匹克精神，艱苦創業。他註冊商標時，被告知“奧林”屬國際公有，不能作為企業商標進行註冊。工商人員提出建議： 不如將“奧林”改為“奧康”，即發揚奧運精神，促進企業健康發展。 第一批皮鞋問世，王振滔帶著皮鞋重返武漢。一連半個月，皮鞋無人問津。王振滔急中生智，在櫃檯前貼出告示稱，奧康皮鞋經久耐穿，在保質期6個月內出現質量問題，以一賠二。一位男顧客試探性地買了一雙。王振滔立刻要求他留下姓名和通訊地址，並告訴他，他將是奧康皮鞋永遠的榮譽顧客。奧康將來做大，他將永遠免費穿奧康皮鞋。

溫州鞋在“假冒偽劣皮鞋”的清理門戶聲中被圍得水洩不通，王振滔卻用奧康為溫州皮鞋重見天日鑿開了一條細縫。這樁離奇的新聞，傳播出去後引來武漢媒體爭相報導，奧康無意間名聲大振，4000雙皮鞋，10天內被聞訊而來的市民一購而空。 溫州，這扇無法躲避八面來風的窗口，總會帶來錯綜複雜的思考。透過大火，是溫州製造在金錢的煉獄中翻滾重鑄，在陣痛中洗禮、召喚、蛻變與塑就。這也便是溫州鞋先抑後揚的路徑。後來，在與崔永元對話中，王振滔說了這麼一句話：“沒有這把火，就沒有最初的逆風起航。” 不管怎麼辯解，武林廣場的那把火都是溫州人心中的刺痛。每每談及此，他們目光躲閃，聲調都會降低半截。 一片噓聲中，溫州各界加入了“質量”興溫州的臥薪嘗膽。市委、市政府對假冒偽劣實行了嚴厲的釜底抽薪。他們在全國最先樹起以“質量立市”為支點的二次創業大旗，制定出全國第一部有關質量立市的地方性法規。他們強調： 各級政府所轄行政區如出現面大量廣的質量問題，將追究各級政府、有關部門和企業三個層次主要負責人的共同責任；製售假冒偽劣產品被查獲者，一次重罰，再次則逐出業主隊伍，只准打工，不准在溫州註冊任何企業。

大火也推動了“溫州製造”從雜亂無章的綠林軍向正規軍邁進。有一大堆資料證明溫州人知恥而後勇的成效，最醒目的當屬鄭秀康的“康奈”入選中國馳名商標。 有據可考，鄭秀康是最早萌發商標意識的溫州商人之一。就在大火燃燒那天，距離他成立鴻盛皮鞋廠、註冊鴻盛商標已經整整三年。鴻盛皮鞋很快打進了杭州、上海皮鞋市場。 大火過後，上海商場都撤下鴻盛皮鞋。一家商場的負責人告訴鄭秀康：“不是你的鞋不好，而是你的出身不好，現在誰還敢要溫州鞋？”鴻盛皮鞋陷入山窮水盡的地步。痛定思痛，鄭秀康第一次奮力抬頭尋找方向。 “什麼時候溫州鞋敢打'溫州製造'，溫州鞋就徹底翻身。”鄭秀康開始走訪調研全國的市場。然而，一抬頭，他看到了溫州鞋的差距。他找人托關係，來到意大利，親眼看著一雙雙工藝精湛的皮鞋在流水線上製造出來，他震驚了。

在溫州鞋處於最低谷時，鄭秀康“自尋死路”，決定創立自己的品牌，醞釀機械化生產皮鞋。他和公司副總經理周金淼，把商標名稱定為“康奈”，取意為“健康發展，其奈我何”——只要我們好好做生意，別人對我們也就無可奈何。兩人共同設計了一個人頭像商標，希望溫州人將頭抬起來。 依靠手工作坊積累的原始資金，在一條100多萬元的機械化生產流水線前顯得杯水車薪。鄭秀康說動親朋好友。他們沒有現金，只有將家裡的房產、地契交到了鄭秀康手裡，“摞起來足足有一尺厚”。 這是一群人破釜沉舟的舉動，而舉動的回報是： 1993年，鄭秀康在央視上打廣告： 穿康奈，好氣派。溫州人多不理解。結果，競爭者的孩子回家都念康奈的廣告。這些老闆氣得打孩子的耳光。到這時，大家才意識到廣告在創牌中的作用。 同年下半年，北京王府井、西單商場，上海第一百貨等打出橫幅，歡迎中國十大鞋王進店。康奈成為第一家進駐全國商場的溫州皮鞋； 1996年，康奈為溫州鞋獲取了第一個“真皮鞋王”的桂冠； 1999年，康奈獲得浙江鞋業第一塊“中國馳名商標”的金牌； 2001年，康奈在世界時尚之都巴黎開專賣店。 《經濟日報》發表專題報導： 康奈品牌在法國巴黎叫響； 2001年6月，鄭秀康親赴意大利羅馬為康奈專賣店剪彩…… 大火燒盡了一些人的信心，也點燃了一些人的勇氣。事件之後，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溫州人除了王振滔與鄭秀康，還有想找回溫州製造輝煌的吳志澤。 溫州諸多民營企業家創業的經歷驚人雷同。不知純屬巧合還是定律使然？儘管如此，那種幾乎來自複制的記憶與感受依然讓人感慨不已。而吳志澤最初的創業故事就與溫州最常見的版本如出一轍。 吳志澤高中畢業，同大多數溫州人一起，靠著推銷發卡、錶殼、鈕扣等小商品走上經商之路。 1980年，溫州湧現出幾萬家服裝個體戶和服裝作坊，全國服裝商人都奔向溫州。吳志澤和做服裝出身的弟弟趁勢加入服裝大軍。溫州服裝企業密密麻麻，每個家庭都是一個作坊。兄弟兩人邊累積財富，邊招收工人，小作坊逐步變成工廠。 與溫州其他服裝作坊和工廠不同，吳志澤起步就高人一等。他並不局限於將眼光放在簡單的成衣製作上，而是品出了服裝的品牌力量。 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商標概念模糊而微弱。哪怕是在溫州，幾乎所有的服裝企業都是自己生產，仿或者直接盜用外國人的商標。因為自己沒有商標，什麼流行溫州人就掛什麼服裝的牌子。於是，大家都生產夢特嬌、啄木鳥、鱷魚。他們對這些品牌的理解僅僅停留在，比如知道夢特嬌就是一朵花而已的地步。 1987年，國家成立工商局，對知識產權市場進行規範。這觸動了吳志澤的神經。他下意識覺得也應該有自己的商標，“人家可以做我為什麼不可以做，我也註冊一個”。出於本能的想法，吳志澤在溫州工商局登記註冊了當地第一個服裝商標——嘉利士。 商標註冊的效果立竿見影。 在武漢，由於“武林門大火”，對溫州產品管理嚴格起來。但凡沒有商標的服裝全被清理出了武漢，嘉利士“因禍得福”佔據了武漢整個屬於溫州服裝的市場份額。 “屬虎的上山，屬龍的下海”，這是1987年初流行於湖北的一句口號；“八閩齊念'山海經'，向綠（山）藍（海）兩大'銀行'要財富”，這是年中福建提出的戰略；“當晚劃定，半夜就乾”，這是1987年廣東人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罕有的快節奏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一種對空間的開拓渴望，成為全國民營企業大潮湧起的推動力。但是，源於簡單空間佔有慾望的推動，帶著濃重的自然經濟色彩。恰在這時，市場介入了。它以巧妙的拉力，把興辦民營企業的浪潮帶動起來，一經與市場結合，便由一般的空間擴張，轉向目的性極強的商品性生產。這種新的趨勢，在市場開放得較早、發育較為充分的東南部沿海和江浙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 可惜，一場大火給了蓄勢待發的溫州致命的打擊，尤其給那些想要尋求突破的溫州人平白增添了無形而厚重的障礙。很多人隱姓埋名，刻意淡化溫州痕跡，遠走他鄉。這是無奈之舉，也是求生的策略。 羅雲遠去了武漢，計劃賣鞋和服裝的他不得不臨時做起了五金生意。他依靠溫州貨源優勢，從親戚朋友那裡賒貨批發。可他不敢打出溫州貨的招牌，而且進來的貨，羅雲遠總是低於進價賣。進價7毛的燈泡，賣6毛8，從而招攬了一批客源。 一年下來，羅雲遠賠了兩三萬元，但客戶卻增長很快。同時，他先從廠家拿貨，然後再付錢給廠家，資金周轉也非常靈活。大火的負面影響也逐漸消除，羅雲遠調整了策略，說服了老客戶，把價格提到正常水平。 離開溫州的還有黃良明，目的地是重慶。 為了立足重慶，做眼鏡生意的黃良明出門一般都揣著兩包煙，一包是4塊多的紅塔山，用來招待他人；另一包是自己抽的1塊多的山城。正是藉助這4元一包的紅塔山，他疏通了人脈，也佔領了市場。 溫州人自豪地說：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溫州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溫州人。羅雲遠、黃良明異鄉謀生，折射出溫州人“隨岸賦形”的靈動與韌性。大火讓溫州的財源元氣大傷，與其拘泥於方寸之間，留下來束手束腳，不如走出去換種方式為溫州正名。 假如沒有這場大火，1987年理應是溫州私營經濟動力強勁、突飛猛進的一年。在勢如破竹的官方力量及堅忍不拔的民間勢力的推動下，中國民營經濟環境越來越趨向坦途。天堂的大門正徐徐打開。 最可笑的事情同樣也在這年發生。 溫州小五金市場，硝煙四起。烽火連天時，有人標新立異。甌海婁橋個體企業曙光五金廠，為了提高身價，擅自更名為“溫州市婁橋曙光五金廠”。有意思的是，五金廠印了2000份《告客戶書》，詳細開列了“有獎訂貨”名目，陸續發給北京、河北、山東等省市的紡織、機械行業的一些小廠，拉攏客戶，推銷產品。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有獎促銷簡直司空見慣。倒霉的是，那時人的思想是多麼的保守、迂腐與呆板，就連一向腦袋活絡的溫州人也跳不出思維局限的圈子。 曙光五金廠的“創新之舉”未能得到外界認可。 《經濟日報》聞風而動，一篇批評文章標題醒目：“靠金錢拉客戶終非正道憑信譽辦企業才是根本”。甌海縣長陳榮看到公開稿後，當天召集有關部門開會，組織調查組進行調查，宣布： 吊銷該廠的營業執照，全縣通報，加強對個體工商企業的管理工作，堅決取締非法經營，引導他們走健康發展的道路。在此之後，《經濟日報》又登文表示： 本報2月18日批評浙江甌海縣婁橋曙光五金廠搞“有獎訂貨”後，各地反應強烈。不少讀者給本報寫信肯定這一報導，有的還寄來材料，希望報紙對那些經營思想不端正的企業繼續予以揭露和批評。不符合社會主義經營原則的做法，在我們國家是不許可的。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企業只有端正經營思想，努力提高產品質量，搞好售後服務，才能獲得發展，歪門邪道是走不通的。希望有關領導部門，能像甌海區人民政府那樣，對經營思想不端正的企業進行嚴肅處理。溫州每一寸進步、每一個衝破即有藩籬的嘗試，即使只是營銷上的小小變通，在特殊時代也會被拔高到意識形態的高度。第一個邁出變革步伐的人，總是承受著更大的壓力，接受更為殘酷的生存考驗。但無論成敗，先行者都為打破思想的牢籠鑿開了一條縫。一旦裂縫開了，就會放進滿屋子的陽光。 從最初的起點到而今的落點，如果我們跳躍式地掃視溫州民營經濟的昨天和今天，就會發現最值得還原與審視的，應當是中間那段跋涉的歷程。而之所以說這一年的溫州的天要比以往明朗，完全在於掛戶經營政策的出台。 放在今天，也許根本無法領略到當初決策者的英明。而在那時，這項政策是多麼的偉大。 經商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可民營企業不但生產經營受種種限制，安全性和穩定性也缺乏保障，基本上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溫州家庭作坊風起雲湧時，具體而迫切的困難擺在他們的面前，概括起來有四難： 第一難，供銷員走遍全國，出門必須攜帶證件，但他們不是任何機關、企業的工作人員，到哪領取證件？第二難，走到外地住旅店，既無介紹信，又沒工作證，如何住店？第三難，做成生意不能不開發票，發票從哪來？公章由誰蓋？第四難，做成生意之後，對方匯款，銀行賬號哪來？ 與之相比，國營與集體企業相當搶手。有多少人趨之若鶩，削尖腦袋往國營企業裡鑽，又有多少人想背靠大樹乘涼！黯淡很久的民營企業家們，雖不至於再徬徨不可終日，但終日遊走於政策的邊緣，社會總還是用異樣的眼光打量他們。如有方式可以與國營企業、集體企業挂靠，戴上名正言順的“紅帽子”，地位必是新舊兩重天。 特殊的環境往往造就特殊的對策。權宜之計悄然在溫州誕生： 私營企業找國營或集體單位挂靠。此舉一出，為經營者減少了大量不必要的麻煩。然而，當端端正正的“紅帽子”戴在頭上，福禍由此而生。管理學家艾學蛟在《生死劫》一書中是這樣評價此舉的：“好看好用的紅帽子是燒紅的炭火，在民營企業不受認可的漫漫長冬，它雪中送炭；但炭架得併不牢固，稍有不慎，就會火盆傾倒，燙熱的火炭會滾落到取暖者身上，後果不堪設想。” 1987年，柳市發生了一件經濟案件案件來龍去脈、前因後果《經濟日報》1987年11月19日《一起引人注目的貪污案——溫州地區樂清縣胡金春、包秀餘貪污案庭審實錄》有詳盡記錄。 。一家“紅帽子企業”的兩個合夥人分掉了8.6萬元利潤。他們因此被刑事拘留，以貪污罪判刑。名為集體，實為私人合夥。這樣掛戶經營的企業在溫州約有10萬。當時國家法律規定，只有國家、集體、個人三種企業性質。顯然，溫州人的“企業製度創新”超越了法律的界限。 矛盾交到董朝才手裡，他的一舉一動將決定溫州脆弱的新經濟組織的前景。好在他態度鮮明： 個人合夥企業不能被當作傳統意義上的集體企業處理。旋即，法院宣告涉案人無罪釋放。 1987年8月18日，在董朝才的決策下，一份中國首創，合法、合情、合理的地方法規《溫州市掛戶經營管理暫行規定》應運而生。規定指出： 掛戶經營是家庭工業戶和購銷員，因不具有企業法人資格和不具備在銀行開戶立賬條件，為開拓其銷售業務渠道，挂靠集體企業或國營企業的戶頭，以該企業的名義從事多方經營活動的特殊的經營方式……挂靠企業要支持和幫助掛戶者疏通、開拓生產經營渠道，推銷產品，採購原材料，提供經濟信息和技術諮詢服務，並對其生產經營活動進行指導或者監督，切實履行經濟合同。規定從制度的角度有力地保護了溫州私營經濟的合法性。 “紅帽子”戴得有理有據，經營者由此有了合法的身份和地位。就在全國其他地方因為“紅帽子”造成的刑事案件層出不窮，讓國家領導人極為關注時，下一年溫州民營企業註冊戶比1987年增加了3倍，“股份合作”這種企業形式在瑞安、樂清等地達到一半以上的比例。 參差多態的經濟激浪雜影斑駁。溫州模式先抑後揚，溫州製造先揚後抑，這依舊是一波三折、褒貶不一的一年。 1987年11月，中國賣出的第一台移動手機來自NEC，廣東中海集團董事長徐峰成為第一位消費者，號碼是吉利的901088。這個需要用一輛豐田農夫車的價格才能換來的“磚頭”機，價值為2萬元人民幣，很長時間裡是金錢、地位和特權的象徵。時間長了，人們將“磚頭”機叫做“大哥大”。 這實在是貼切的名字，屬於躁動的暴發年代，對財富的追求和炫耀達到鼎盛的年代。兩手七八個金戒指的人比比皆是。但這根本不算什麼，因為還有做得更出色的溫州人。在那裡，有派頭的人請客，必上兩道湯，一道海鮮大盆中飄浮一隻由百元美鈔折成的小船，是為“一帆風順”；另一道海鮮大盆中再浮一小盆，上面有規則地擺了10只進口手錶，在座各位一人一表，是為“表表心意”。 溫州人，就用這樣原始的方式表達著對財富的炫耀。所以，無需遮掩，溫州矛盾交疊、令人困惑的現像還有很多，多樣化經濟中並非全是一片瑰色： 一些私營企業無法再簡陋的廠房，密密麻麻擠滿了人和機器，粉塵迷眼，怪味刺鼻。 一些12至16歲的學齡兒童，為賺錢終日從事著緊張、單調和機械的手工勞動。 一艘舟山漁輪在東海翻沉，33名漁民喪生，原因是船上黏接板縫所用的桐油是假的，假桐油產於瑞安家庭作坊。 市區一幢“敬老樓”，一層開商店，二層為文化娛樂室，三層放菩薩供人們燒香拜佛。 24輛摩托車開道、上百人披麻戴孝，身穿白制服的管樂隊吹奏著與哀樂大相徑庭的樂曲： 《十五的月亮》、《媽媽的吻》……棺材由馬車拉著，上面放著基督教的十字架。 蒼南兩戶毗鄰家庭，各自大門對聯高懸，一邊：“致富全靠三中全會，幸福不忘一號文件”；橫批：“知識萬能”。另一邊：“錢如東海浩大無邊，利如潮頭滾滾而來”；橫批：“上帝賜福”。 新興的“農民城”龍港，人們集資建學校、遊藝場、電影院，同時也建廟宇，而更多地方“最好的房子是神廟，最差的房子是學校”。 金權交易雖查無實據，但“錢能通神”卻是不爭的事實。樂清一位專業大戶對《人民日報》記者說：“這不奇怪，我們私下互惠互利，天知地知。” 先富起來的人互相競爭，內容越來越豐富，最後竟然比起誰家祖墳和陰宅壯觀。 《中國青年報》記者麥天樞記載： 船行甌江，迎面撲來的是成百上千的墳墓……這些堂而皇之、居高臨下、傲視天地的椅子墳包藏著的，不只是溫州人祖先的骨血，這是來自傳統的精神的流向，這也是來自市場的新財富的流向，一個地方的富裕程度往往可以從觀察椅子墳輕易得出結論： 哪個村鎮最富有，那裡的墳墓就最氣派。這場造墳運動甚至成為《華爾街日報》和合眾國際社報導的話題。 《華爾街日報》的美國記者說： 中國農民在富裕起來後花在建墓立碑和燒香拜佛方面的錢增加了。溫州的青山由於堆起了一座座墳頭正在變成白色。造一座新墳所花的費用可能相當於2700美元，這在中國來說是相當大的一筆錢。合眾國際社則報導： 溫州四周的山坡上現在佈滿了白色的馬蹄形墳頭。這是宗教和封建迷信復活的佐證，受到北京的嚴厲批評。 透過非驢非馬、紛亂駁雜的經濟現象，隱喻的現實似乎在告訴我們： 先進與落後共生，富裕與貧窮同存，文明與愚昧結伴；不同信仰交織，多種需求重疊。先富起來的私營業主成為一切現實的始作俑者。而這，就是溫州現狀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