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三篇紅與黑（1986-1990）

1986年2月，乍暖還寒，全國政協副主席費孝通來到溫州。 同自然氣候相仿，溫州正遭遇有些寒冷的“早春二月”： 同樣是人多地少，也同樣是由貧變富，為什麼人們對蘇南肯定得較多，而對溫州的看法卻有大分歧？ 改革是全國性的，更是地域性的。溫州經濟活躍，百姓亦安居樂業，欣欣向榮中私營經濟已有落地生根之勢。然而，此種蓬勃的生機卻被推上姓資姓社爭議的風口浪尖。思想的禁錮和理論的貧困，仍然使許多人對溫州諱莫如深，甚至非常反感。現在，“溫州模式”被拿出來公開討論，質疑聲難免會掀起些許微瀾。 “是致富楷模還是經濟犯罪的淵藪？是闖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新路還是資本主義全面復辟？”帶著疑問與不解，費孝通到了溫州。在四周窗玻璃殘缺不全、冷風絲絲吹進的鄉政府接待室，76歲的費孝通安之若素。他把一件短大衣的領子豎起，雙手攏袖管，不時抽手做記錄。溫州新鮮的事物觸動了費孝通的學術靈感。

日後，費孝通每每談起這次“溫州行”時，無不對所見所聞津津樂道。有這麼一件事，雖然在《小商品大市場》裡找不到記述，不過全程陪同的一名溫州領導卻記得相當清楚： 費孝通聽說一名81歲的老太婆自食其力，在家生產鬆緊帶，一天可賺1元多錢。他不顧勸阻，登門拜訪。這位健朗的老太婆在閣樓上，嫻熟地操控著電動織帶機，一天可以編出三四十米鬆緊帶，產品全部被服裝廠家訂購。費孝通關切地問：“有沒有累著？”老太婆笑著說：“這活輕鬆，活動活動筋骨，比閒著沒事還舒服。”費孝通感嘆說：“這就是家庭工業的活力所在啊。” 作為此行的成果，費孝通在《瞭望》上發表了15000字的《小商品大市場》，為溫州正名。文中激情澎湃地寫道：“無論是'蘇南模式'、'溫州模式'或其他群眾創造的模式，評價的唯一標準應當是視其是否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提高人民大眾的生活水平。這些模式在中國歷史上乃至人類發展史上都曠古無師……”

文章為溫州爭取的空間是實質性的。 當時蘇南、珠江、溫州都有爭議，但前兩個畢竟是社會主義的東西。溫州比較特殊，資本主義、假冒偽劣都打上了溫州“烙印”。所以，在溫州人的眼裡，費孝通這篇文章的發表被視作高層公開的支持。 那三期《瞭望》是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爭相傳閱的必修材料。研究室因此專門整理了一本綠封皮的小冊子，在內部發行。小冊子成為第一本“溫州模式”解讀本，《小商品大市場》是其中最有分量的一篇。 “原來心裡沒底的事情，費老開口像給我們築了道防線。”研究室副主任馬津龍如是說。費孝通前後三次考察溫州。 1986年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8年後的1994年。他走訪了市區、瑞安、蒼南等地，以《家底實創新業》為題寫了再訪溫州的調查文章，連續發表於《瞭望》周刊。文章中，他得出結論：“正在溫州發生的歷史事實說明，市場經濟是可以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發展生產力的。”1998年10月，費孝通第三次來到溫州。當年全國“兩會”期間，市長錢興中帶著南存輝登門拜訪費孝通。錢興中介紹了溫州的變化，費孝通十分高興，表示要再寫一篇反映溫州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文章，當場敲定題目為： 《築碼頭闖天下》。而在文章的推波助瀾之下，考察取經的各地黨政代表團蜂擁而至。 “溫州的土地差點被踏沉了。”負責接待的領導回憶情景時如是說。

溫州市、縣兩級政府派出相關部門所有人員，也根本無法應付，只能將代表團從車站接到賓館就再無法顧及。至於1986年到底來了多少人，誰也無法準確統計。而到頭來因為接待不周“得罪”了不少客人，卻是不爭的事實。來的客人實在太多，凡是行政級別在13級以下的干部，不得不委屈地被安排在招待所集體澡堂過夜。 人流如潮，溫州告急；取經的車輛堵塞了浙南的山間小路，車禍頻頻，以至於國務院辦公廳專門下發文件，通知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嚴格控製到溫州市參觀的人數和批次。 熱鬧的溫州被熙攘的參觀者搞得吵吵鬧鬧。可是溫州之外，一群人舒服地借助溫州日益響亮的名頭而脫穎而出。 一名在雲南大理經銷草編制品的蒼南靈溪人，在大理街頭轉悠了半年也沒賣出幾張草蓆。眼看連吃飯都成了問題，情急之下，此人來到大理州政府表明處境。

接待的官員一聽他來自溫州，握著他的手說：“我們剛從溫州回來，你們溫州人就是會做生意。”說罷，就給廣播電台打電話，要求播放溫州人在大理銷售草編制品一事。結果這位蒼南人將積壓已久的草編制品搬到政府門口，幾天內銷售一空。回家後，他特地到市政府，激動地講述了這次終生難忘的經歷。 溫州，一座在政治的驚濤駭浪與政策的夾縫中生存發展起來的城市，能給人留下日新月異的印象，也總是讓人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但有一點事實毋庸置疑： 溫州的官僚體系和政府，因著改革而擁有較高的社會認同。 有人為此歸結原因為，溫州政府內部的精英與知識分子實現了真誠的銜接，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存在於政府內部，他們擁有雙重身份。溫州經濟的現實，使這些人堅信，中國的改革從經濟到政府體制，都可以通過溫和漸進的方式進行，對現有秩序的摧毀，無益於所有階層的利益。正如，即使無法得知看到費孝通的文章後，董朝才心裡會有怎樣的滋味，但無可辯駁的是，這位原本對私營經濟心懷質疑的新任溫州一把手此時的心態正在轉變。

講述溫州的民營經濟傳奇，董朝才是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任溫州市委書記的5年裡，他用自己的行為方式贏得了尊重，也給人生增添了另一種色彩。上一年（1985年）12月24日，西方平安夜，袁芳烈有些落寞地平調回杭州。 4年的成就並沒能得到上級的認可，他在任時搭建的班子也遭遇冷落。而接替者董朝才臨到溫州前，省里高層再三囑咐的一句話是：“你去要搞活國有企業，把溫州的做法全面改變過來。” 這場政壇的人事變動吸引了溫州人的關注： 董朝才有前任那麼開明嗎？溫州的私營經濟又將走向何方？敏感的溫州人覺得“天變了”，大批資金不敢貿然投資擴大再生產，而轉向消費，豪宅成片，賭博盛行。 董朝才上任3個月，把袁芳烈的“幕僚們”丟在一邊，跑國有企業，搞調研。他要求銀行50萬、100萬地貸款給國營廠。但結果痛心疾首，國營廠依舊雜草叢生，人浮於事。他一共跑了7家國營企業，結局不出左右。最後，董朝才算了一筆賬，國營企業每投入10元，產生的效益最多為1元；私營企業10元的投入，產生的效益可達8元。

經濟勢力在國營企業、民營企業的博弈中悄然改變，聰明的董朝才明白順勢而行的道理。終於，被“凍結”的袁芳烈選用的干部重新上任。 1986年6月，這位性格內向、不善辯論的書記在幹部會上，坦率地表達了想法： 一種經濟形式佔支配地位，當然要達到一定比例，但並不意味著這種經濟形式非要達到比重上佔多數的地步不可。 “董書記變調了！”溫州人振奮地奔走相告。遠在杭州的袁芳烈拊掌而笑：“溫州除此之外，無路可走。老董繞了幾個月彎子，上道了。”但也有人痛惜地搥胸頓足，他們把董朝才的言論寄到北京，稱之為《溫州的資本主義宣言》。 敵意和攻擊隨之而來。 馬津龍說：“董朝才任上5年，風風雨雨就沒有停過，民間有句話：'打雷在深圳，下雨在溫州。'溫州的問題，哪怕是芝麻粒大，都可能跟意識形態掛鉤。”但董朝才頂住四面八方的壓力，力圖給溫州民營經濟創造一個寬鬆的政策環境。

中國第一家股份制城市信用社，因為有董朝才的“同意試點”而不至於“胎死腹中”。方培林的私人錢莊一度停業，又是董朝才手寫批條，讓工商部門“違規”發展民間金融，才重新開業。他領導草擬了8個地方性行政法規，保證私營企業的合法經營。他為溫州爭取到“實驗區”的批复。即使在整個國家民營經濟發展舉步維艱的1990年，董朝才也頂住省裡要求“寫報告請求中央撤銷溫州實驗區”的壓力。董的回答是：“要不要撤，由中央定；要寫報告，你寫。” 1990年1月，任期未滿的董朝才突然離任，被調到省體改委。 董朝才離開溫州那天，是個下雨的夜晚。晚上10點，他去了溫州蒲鞋市小商品市場，那裡依然燈火輝煌。他的臉上有了笑容，喃喃地對前來送行的官員說：“要是中國到處都有這樣的市場，該多好。”而離職後的10年裡，董朝才也一直想不明白，自己究竟錯在哪裡？

2006年2月20日凌晨，董朝才悄無聲息地走完了74歲的人生里程。上海《解放日報》發表紀念文章稱，這位為溫州的改革開放“把官帽子放在桌子上隨時等候上級來摘取”的市委書記贏得了溫州人的衷心愛戴和懷念。 2月22日9時起，細雨濛蒙，杭州之江飯店大堂裡，聚集了眾多開夜車從溫州自發趕來參加告別會的人，他們之中既有和董朝才並肩工作過的政府官員，也有在他扶持下成長起來的民營企業家。 時代真的變了，整個國家都在巴望著能有更多的突破。 國際上，《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也許是最關注中國改革開放的一份美國報紙，它總是會在合適的時間登出恰當的評論，比如1986年1月9日的《中國悄悄的革命》： 毛去世才八年，鄧小平已使中國重新恢復活力並改變了面貌。

鄧小平先生似乎是施政方面的最大務實派。他採用行之有效的辦法，摒棄毫無成效的方法。根據這種觀念，他正耐心地一步一步地悄悄改造中國。 …… 改革從那裡自然地擴散開去。用農業所得創辦輕工業，從鄉村擴大到市鎮及城市。 鄧先生上台後，工業產量也急劇增長。重工業仍由國家經營。但是私人開辦輕工業受到鼓勵。 革命已經發生。它使中國得到了新的活力。它正在為共產主義重下定義……它進行得那樣靜悄悄，以致遙遠的世界的另一邊幾乎沒有註意到。革命的中心應該是在江浙一帶，尤其以溫州為甚，那裡跳動著太多“不安分”的因子。 兩年前，楊嘉興還是一家街辦企業廠長。那年夏天他運氣不錯，從太原重型機器總廠訂到很多業務。可是工廠資金不足無法組織生產。當他向溫州幾家銀行申請幾萬元貸款時，這個地位低微的街辦小廠廠長一次次被斷然拒絕。理由簡單明了： 國家銀行沒有向街道企業發放貸款的義務。

為了履行合同，楊嘉興只能以高息向社會舉債，而賺得利潤大部分貼補了利息。之後的兩年，他不停地思考： 能否辦一家面向街辦小企業、個體戶，沒有門檻的“民間銀行”？他的想法得到鹿城區委書記王思愛的肯定。王是位思想開放的領導，他表態說：“這有利於區街企業發展，你們大膽去試，需要我支持，一定盡力。” 1986年新年剛過，楊嘉興興致勃勃地趕到溫州市人民銀行諮詢。沒等話說完，對方明確表示： 辦私人銀行完全不可能。 被潑了冷水的楊嘉興並不死心。他租下三層樓的臨街店面，聯絡了8位股東，籌集31.8萬元資金，向鹿城區工商局申報執照。在王思愛的支持下，楊嘉興領到了臨時工商營業執照。然而開業在即的前兩天，人民銀行態度強硬地下了最後通牒： 不准開業，否則後果自負。他們，沒有半點可以通融的餘地。 楊嘉興的搭檔心懷岌岌，連忙抽回資金。一位請來的銀行退休會計，看到人民銀行措辭如此嚴厲，告訴楊嘉興：“我不干了，再搞下去會坐牢的。金融不比其他，你也要小心點。”楊嘉興一時陷入絕境，進退兩難。他又找到王思愛。後者的態度沒有變，但這已超出職權範圍。王思愛建議楊嘉興去找官更大的市委書記。 楊嘉興並不認識董朝才，只在電視新聞中知道董住在市政府招待所。 1986年10月29日清晨，楊嘉興來到市政府招待所苦等，一直到晚上，才等到董朝才。在二樓董的房間，近50分鐘的時間裡，董朝才耐心地聽完楊嘉興關於信用社的規劃後，給人民銀行主管領導打了電話：“溫州金融體制改革，就讓楊嘉興先來試點。” 1986年11月1日信用社開業，市民成群結隊排隊存款，當天吸收存款30多萬元。溫州老百姓還給信用社送了個富有詩意的名字，叫做“雪中送炭”銀行。不過，當時董朝才的苦澀為人所不知——“抬會”風潮餘波未平，作為書記的他承擔著極大的政治風險。 無獨有偶，6天之後，中國第一家私人獨資控股的城市信用社——東風信用社正式掛牌。信用社創立者蘇方中，一夜走紅，若干年後還被某些媒體和機構選入《共和國之最》予以廣泛宣傳。 蘇方中一副儒雅、清癯、為人謙和的樣子，與他接觸的人會認為他更像一個書生，而非企業家。當時他是東風家具廠廠長。 20世紀80年代的溫州，家具業尚未形成氣候，一家獨大的東風家具廠賺得缽滿盆滿。而與當時大部分冒出來的企業家不同，蘇方中絕非小富即安之人。書生氣質的他其實野心勃勃。在溫州農業部門以及市體改辦的鼎力支持下，蘇方中繼楊嘉興之後也創造出一個全國第一。 事實上，對於信用社的建立，國家的控制仍然十分嚴格。口子的鬆動並不意味著無的放矢，政策門檻依舊以國家、集體為主要導向。比如政策規定城市信用社必須以機構為主，個人投資不能超過10%等。 這些嚴格而規範的規定，在精明的蘇方中看來並非無機可乘： 東風信用社依託於他的東風家具廠。這是一家企業——即使全部由企業控股，他個人不佔任何股份，也和他個人控股並沒有太大區別。 蘇方中異常珍視這難得的機會，肆意地享受著財富製造的快感。東風信用社的發展速度也遠遠快於當地的官辦金融服務機構。原因其實很好理解： 第一，溫州人有做生意的傳統，大多數農民沒有存錢的習慣，擔心國家政策有什麼變化，錢存在銀行里就露富了。第二，國家金融機構官本位，手續繁雜，常常吃拿卡要。民營機構服務周到熱情，彼此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信譽。第三，民營金融機構還有一個與生俱來的優勢，他們對周邊情況輕車熟路，甚至清楚到誰家裡的2萬元錢有4個小時的閒置。 在這種背景下，東風信用社剛開張便火了起來，蘇方中更無異於得到了一棵“搖錢樹”。 1988年，財大氣粗的蘇方中兼併了3家國營企業，創辦了溫州市第一家民營股份企業——東方企業集團，自任總裁。事業達到了頂峰。 1991年，蘇方中在溫州銷聲匿跡，讓人諸多揣測，最為流行的版本說他裹挾巨資漂洋過海。後來，人們才知道，蘇方中南下深圳隱姓埋名，過起了“打工”的漂泊日子。打工之餘，他在深圳鬧市區寶安路和紅桂路交叉處看上一塊地皮，準備投資近1億元建一幢26層高的摩天大樓——中南大廈。 他包飛機，把溫州的頭頭腦腦以及新聞界等100多人請到深圳，參加中南大廈新聞發布會。儀式場面之大、耗資之大，至今都讓參與者記憶猶新。 如此大張旗鼓的作秀活動，既是蘇方中在為自己製造輝煌，也是他自我毀滅的開始。因為“很有錢”的他事實上並沒有太多的錢。所以，在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的情況下，他以“無風險、高利息、信用好”為誘餌，提供“認購券”——到期還本，利息每三個月發還一次，本金到期一次性償還——向社會公眾吸收資金。 畢竟，蘇方中在溫州也是風雲一時的人物，他的話博取了不少溫州人的信任。何況他又是那麼會抓住人的弱點以及利用媒體造勢。 債權人張某到深圳找蘇方中調查大樓施工情況。在賓館會議室，張某看見會議室裡擺著鋼絲床，桌上攤滿圖紙，旁邊放著方便麵，蘇方中則穿著拖鞋，完全是一副廢寢忘食的模樣。張某回到溫州逢人便誇蘇是個“實干家”。 蠱惑人心還只是蘇方中的小伎倆，他的“大手筆”是花費大量集資請媒體採訪報導、吹捧貼金。曾經9天時間，三家報刊、雜誌連續9次圖文並茂地報導蘇方中：“深圳傳奇”、“明日宏圖”及“乘風破浪正當時”。這些媒體寫道：“人們完全有理由相信，蘇方中一定會在深圳走出一條金光閃閃的大道。”越是在資金周轉不靈時，就越是有媒體連續轟炸性地報導。於是，債權人放鬆了警惕，蘇方中得以苟延殘喘。 1999年4月，異想天開的蘇方中花6.8萬元買了一塊人造水晶鑽石，起名“東方海鷗1號”。鑽石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確認為“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水晶鑽石”，先在上海世貿中心亮相，後移至上海某處警戒保護，再運到溫州展出，為蘇方中掙足面子。同年7月，蘇方中承辦了規格相當高的理論研討會，邀請國內知名度頗高的經濟學家參與研討。 “鑽石秀”與研討會的“盛況”經權威媒體宣傳，再次提升了蘇方中的“可信度”。 不幸的是，中南大廈並沒有帶來預期的利潤。再加上生活糜爛，2億多元公眾存款、銀行貸款，幾億元私人借款，都讓蘇方中回天乏力。 1999年8月，東方企業集團這艘曾經享有“航空母艦”之譽的巨輪擱淺，一向如期兌現的“償還股”停止兌現。 2001年2月12日，鹿城區法院門前聚集了一大群人。他們手裡拿著巨幅標語：“槍斃蘇方中！”“還我血汗錢！”昨天默默無聞，今天搖身變得人人皆知，轉瞬間又為千夫所指。眼花繚亂中，蘇方中身陷囹圄18年。 案件造成經濟損失2.8億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溫州經濟犯罪數額之最。認購“償還股”的溫州人多達2000名，清退工作不得不按姓氏順序分17天陸續進行。而那顆宣稱價值3000萬元人民幣的“世界第一大人工鑽石”，只拍出了1.5萬元人民幣，中南大廈則一再流拍。 溫州幾十年的傳奇，因大起大落引人入勝。大起是時勢造英雄般的華麗，大落則是遭遇十面埋伏般的悲壯。蘇方中只是這大起大落中看得見的冰山一角，溫州地下金融違規操作早已如野草燎原之勢，無孔不入。這些資本遊走於法律邊緣，一不小心就踏入了雷區。 無限的能力加上無限的慾望，其結果不是一場大勝利，就是一場大災難。兩年前，短命的方興錢莊只開張了一天便由地上轉向地下。但溫州人歷來膽大，既有明中勇也有暗中謀。禁令並未威懾到活躍的民間金融。在明令禁止下，一場金錢遊戲悄然發生，最終瘋狂地演變為一場人為的金融大災難。 大災難後，一個名叫鄭樂芬的女人，一個死刑犯，38歲痛苦離世，連一張照片都沒有留下。作為災難主角之一，鄭樂芬不幸成為政府決力整治的靶心。這位溫州婦人在潛逃百天后被捕，5年後被判執行死刑。其丈夫蔡勝南潛逃一個月後主動自首，被判無期徒刑，總算是保住了一條小命。 這奪人性命的金融遊戲，當地人稱為“抬會”，實際上是對溫州一帶民間融資活動的籠統稱呼。所謂的“抬會”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便流行於樂清城鄉。那時作為民間互助籌資融資方式，資金投向主要用於滿足生活消費。隨著規模擴大，以及資金投向生產經營資金的墊支，久而久之，便產生出一些食利階層：“抬會”會主。許多災難後，負債累累的家庭，都或多或少源於鄭樂芬，或者和鄭樂芬一樣擔當會主的溫州婦人。 如今仍有不少人對會主抱有復雜的怨恨與偏見。若客觀追論金融風波的始作俑者，與其將全部責任歸咎於這些會主，倒不如說這場本不該發生的錯誤源於當年溫州民營企業的迫切融資與國家尚未對私營經濟開放的金融政策之間的張力——這種張力成為“抬會”快速發展的內在動因。 長期在夾縫中成長的溫州民間資本，早已習慣了靠嗅覺“逮”機會。村長玩錢的故事，講的就是一位村長在一天之內，輕車熟路地玩轉好幾萬元： 一早開門，迎來愁容滿面的小老闆。這位老兄希望村長借他1萬元進貨。講好了利息，村會計還沒來。村長微笑地應承了下來。他知道，他家隔壁的鄰居手頭有一筆2萬元的現金。這個時候是上午的9點。 9點5分，村長找到了鄰居借錢。鄰居說這筆錢動不得，在武漢跑供銷的兒子還要拿這筆錢買材料，下午2點匯出。村長講好用這筆錢，只需要周轉到午休後的銀行營業，並且強調了這次不超過4小時的周轉，他支付利息。 9點35分，經營日雜的老闆拿到錢，高興地到了市區進桂圓乾等乾貨去了。 10點，有人給了村長2萬元，讓他周轉出去生息。此時，村長並不打算把錢還給鄰居。他把其中的1萬元放貸給了一位求貸者。 這樣這筆2萬元的錢在幾個小時之內，被有效地利用了幾次。 2點之前，要匯款給武漢做生意的兒子的鄰居準時拿到了現金，也拿到了利息。 倒騰的奧秘在於利潤。國有的銀行、信用社貸款的月利率是： 活期0.24%，5年存款為0.78%，貸款利率是1.5%，在溫州民間高利貸的利息基準是3%~5%。利潤正是利率的差價。不知名的村長憑藉簡便的手續，靈活的利率，承借人的償還信用盤活了資金。故事表現出溫州人的精明與靈活。也正如“抬會”通過以高於銀行存款利率的優惠吸收存款，再以一個合理的貸款利率放出貸款，通過利率差賺取費用，這本身無可厚非。同時，也不能抹殺“抬會”對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給艱難發展的溫州私營企業提供的幫助： 1985年前後的溫州，以這種方式進行流通的民間資金超過3億元，成為私人企業發展最重要的資金動力。幾乎所有的業主都從“抬會”中藉貸或出貸過資金。因替美軍陸戰隊製造軍徽而名噪一時的陳加樞回憶：“工廠要發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藉到1000萬元。” 然而“抬會”以信用作基礎，其在法律保護上的缺失將成為其短板，制約著這種信用金融的未來發展。若遭遇信用危機，大規模的群體事件將成為不可避免的註腳。 1985年，人們沉浸在“抬會”高回報的片刻喜悅。更多的人帶著更多的錢湧入會主家中，或許用“瘋狂”來形容都不足以表達當時的情境。 機關幹部、中學老師，乃至拾荒者，不用別人遊說，只要一有閒錢就會將錢放在籮筐里，上面蓋著菜葉，趁天黑時挑著一擔一擔的錢往會主家里送。經歷事件的人描述： 錢收進來，先在牆兩頭放著，很快兩頭的錢連在一起，一上午整面牆堆滿了，到晚上一間房子全部是錢，腳都插不進，封門派民兵舉刺刀看門，人群不肯散去，高呼著要入會，把大疊的錢扔進來，民兵只有用刺刀逼他們後退。 人們之所以如此狂熱，那是由於他們被承諾的收益幾乎和高利貸相差無幾。按當時最流行的“抬會”規矩： 一個會員入會交1.16萬元，第二個月開始，會主每月付給會員9000元，連續12個月，計10.8萬元；第十三個月起，會員再付給會主3000元，連續付88個月，計26.4萬元，會主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環滾動，一個會期為100個月。最大的風險在第一年，會主要把1.16萬元變成10.8萬元。有人計算過，一個1.16萬元的會員要維持下去，到第6個月必鬚髮展22個會員，到第12個月要發展691個會員，到第18個月就要發展2.0883萬個會員。 誘人的投資，高額的回報，一個“不可能的遊戲”在僥倖、病態的集體驅使下燃燒起來。 30萬人捲入其中，會款發生額達12億元之巨。 丘吉爾說過：“我們正處於一個有因必有果的年代。”瘋狂之下，1986年的溫州注定無法平靜。春天，“抬會”鏈條出現斷裂崩盤的跡象，恐慌如瘟疫般在各個鄉鎮飛散開來。大小會主逃的逃，跑的跑，自殺的自殺。村民家裡哭聲一片。多少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同樣因為“抬會”，石礬鎮一位婦人走投無路，喝下一瓶農藥。臨終前她安慰子女：“不要難過，我如果不死，債就會利滾利，子孫三代也還不完的。我死了對你們也是解脫。” 病態的“抬會”體系集體性地瞬間雪崩，所帶來的血與淚的教訓並未就此打住。成千上萬的討債者瘋了似地沖向會主的家，一幕幕不堪目睹的悲劇不斷上演： 蒼南幾十個討債的人拿著炸藥包趕到一個會主家，逼迫他交出錢來，否則同歸於盡；平陽兩個會主被討債者抓住，吊綁在柱子上，用竹籤釘入會主手指，用鐵鉗燒其胸肉，折磨三天三夜導致受刑人死亡；上百所小學被迫停課，原因是學生常常在路上被討債的當作人質抓走；平陽縣鄉下數百名婦女步行數十里趕到縣城遊行，要求政府幫助討回被騙去的錢。 短短3個月，溫州全市有63人自殺、200多人潛逃、900多人被非法關押。這一段血腥而可怕的災難，成為中國民間金融演進史中一個令人心悸和警醒的片斷，讓經歷者難以忘懷。 在金錢膨脹起來的無窮慾望面前，人的意志力簡直不堪一擊。太多的人幻想著一夜暴富。他們無所顧慮，從而中了自己的埋伏。當然也有與眾不同之人。為了夢想實現，他們會玩些小聰明；為了資本積累，也會表現出商人的狡黠。但是面對誘惑，他們又總能保持著少有的理性和出奇的冷靜。 張文榮的發家史就是典型的“投機”史。他總是善於利用各種不對稱的信息，捕捉商機。 當時，夢特嬌服飾在溫州非常流行。一件普通的夢特嬌T卹也能賣上百元。張文榮偶然得知福建沿海有個地方夢特嬌批發特別便宜。他就帶著錢跑到福建，做起服裝倒賣生意。一進一出，賺到的差價讓人目瞪口呆： 3個月淨賺10多萬元。還有一次，日本廠家停止本田摩托車供貨，摩托車在溫州暴漲1萬元。正在黑龍江做生意的張文榮發現黑龍江還有本田摩托車在賣，只是數量不多。他收集到市面上所有能買的摩托車，然後拿著現金在黑龍江馬路上逛。只要碰到本田摩托車他就攔下，原價買進。張文榮在馬路上買的車有600多輛。他把舊車修整一新後賣到溫州，平均每輛車贏利1萬元。 1986年，很多人建議張文榮加入抬會。可21歲的他眼光明顯放得更遠——決定到上海發展。在上海，他看到廢銅被滿街丟放，可在溫州，銅極其缺少。於是，張文榮做起廢銅生意，且事業越做越大。 較之於張文榮，王振滔算是一個相當老實的商人。 讀初三時，他幫助家裡做點小生意，把稻穀磨成米賣。別人100斤稻穀磨80斤米，他卻磨68斤米。這樣王振滔磨出來的米非常光亮，糠的營養也好。 在王振滔的記憶中，一位長者的話令他終身難忘。村里一戶人家蓋房，王振滔極不情願地被叫去幫忙遞磚瓦。看著他懶散的樣子，一位長者說：“這孩子長大了乾不了什麼事的。”王振滔當時就懵了。他遞完最後一片瓦，馬上離開。就這樣，17歲的王振滔走出家門，到外地闖蕩。他坐船到武漢，跟隨堂舅學木匠手藝，走家串戶給人做家具。 對年輕的王振滔來說，居無定所的“遊方木匠”生活艱苦且賺不到大錢。不想滿足於成為一個手藝人的他投奔遠在福建的舅舅。 1986年，從武漢回溫州過春節，王振滔路經南昌，隨朋友參觀了一個展銷會。他注意到皮鞋賣得最好。老鄉告訴他，推銷皮鞋比較穩定，利潤較高，可以嘗試。 機遇需要變通，這是溫州人的生存方式。心動的王振滔春節一過，帶著溫州5家皮鞋廠的產品回到武漢，走進一家家大大小小的國營商場。國營體制、供銷方式的種種局限，再加上王振滔小販遊商的背景，國營商場通通拒絕接納這些主動上門的溫州鞋。 無奈之下，王振滔做出決定，提前交納承租費，不讓商場承擔風險，租借國營商場的櫃檯。終於有商場負責人同意租半個櫃檯給他。面對辛苦爭取到的半個櫃檯，王振滔細心地記下顧客對皮鞋款式、尺碼、顏色、質量的意見。顧客要什麼樣的鞋，他就打電話給溫州的廠要什麼樣的。他半個櫃檯的銷售額，比商場10個櫃檯的銷售額還高。 仍是在1986年，發生的一件事成為成名後的王振滔願意與人分享的一段經歷： 他背著裝有2000元現金和一些衣物的皮包，跟車從溫州往福州運貨。貨車路過蒼南，一名老人坐進駕駛室，搭便車去福建。到達福州已是晚上，道別後，王振滔住進旅社。他打開包，頓時驚呆了： 裡面竟有厚厚的一沓錢，整整11萬元。他明白過來： 乘便車的老人拿錯了包。從沒見過這麼多的錢的王振滔拉上司機到各旅館一家一家地找老人。欲哭無淚的老人看到王振滔出現時，一時哽咽，拿出1000元表示感謝。王振滔謝絕了，“我想要你的錢，就不會來找你。我只想取回自己的2000塊錢和皮包。” 每一天的變化都是天翻地覆。 變化同樣印證著盛衰交錯的生存法則，就好像該年民營企業所經歷的震盪，前所未有。經濟生活中發生的一系列重大變動，使企業遭遇嚴峻挑戰： 資金吃緊，“大路貨”飽和，原材料、能源漲價，稅收和各種社會性開支增多……四面八方的衝擊波，使得像蘇南、溫州這樣的鄉鎮、民營企業發達地區，墜入谷底。 產品積壓，資金匱乏，利潤率大幅度下降。佔蘇州市民營企業產值一半以上的紡織行業只能開工50％；無錫市花費數億元建立起來的汽車改裝業，開工之日便“斷炊”；常州市民營企業的支柱——電子行業，疲軟地垂落。不少人懷疑民營企業的“青春時期”是不是已經過去？ 抑或正是如此，國家領導人不遺餘力地表達著對“私營業主或是個體戶的關懷”。全國個體勞動者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中國個體勞動者協會正式成立。國務院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個體工商業戶所得稅暫行條例》。 《條例》共十七條，自該年度起施行。 一批企業家紛紛登上了《人民日報》。先有魯冠球，並且是在頭版，標題為“鄉土奇葩——記農民企業家魯冠球”： 西子湖畔的春天，竹筍在沒人注意的地方破土而出。魯冠球從他那偏僻的家鄉走上杭州人民大會堂的講台，給全市機關黨員幹部講授黨課。這個農民“萬元戶”、企業家黨員，用他的創業史和思想的果實，把“通向共產主義的路就在腳下”這個大主題講得有聲有色……我們清楚地看到，在開放和改革的土壤上，魯冠球創造了“一步登天”的業績，他的精神世界也燦然昇華，坦蕩潔淨。 《人民日報》另一個頭版給了國務院總理和個體戶何詠梅，“當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握住重慶市個體縫紉戶何詠梅的手時，這位35歲的婦女不知說什麼好，半天才說出三個字來：'總理好'”。 《人民日報》的表揚文章，其實還有這麼一篇： 《奮力拼搏，再創奇蹟——記溫州玻璃鋼建材廠廠長滕增壽》： 奇蹟，與滕增壽緊密相連。 兩年前，溫州玻璃鋼建材廠瀕臨倒閉，人們想起了被排擠走了多年的滕增壽。 為救活溫州玻璃鋼建材廠，黨委書記王家凌“三顧茅廬”。滕增壽很爽快，謝絕了幾千元的補發工資。 …… 他在職工大會上說：“我回來了，有人開心，有人擔心。打開窗戶說亮話，我的原則是： 換思想，不換人。為國家、為企業謀利，我就用誰，不管他過去擁護我還是反對我；否則，就是親兄弟也不用。” 老滕女兒身體不大好。廠裡其他領導瞞著老滕，把她從車間調出來搞管理。老滕知道後，毅然把女兒送回了車間。 為試制新產品，老滕自費外出考察。在廠裡，他頂班連軸幹，不准時吃飯，睡不了整宿覺是常事。人們眼看著廠長眼腫了，腮癟了…… 一位在外單位工作的中年知識分子放棄原來的優越條件，投到了老滕的“麾下”。建材廠的人沒換，但人變了，變好了，變強了。 …… 老滕並沒有陶醉在勝利的喜悅中，他要實踐自己的誓言： 為中國的玻璃鋼事業，奮力拼搏，再創奇蹟！這是篇主旋律味道很濃的文章，滿足打造一個時代偶像的所有標準。只是當時的魯冠球名氣實在太大，且溫州這年發生的事情確實太多，文章並沒有引起多少人的關注。滕增壽真正引起國內外關注，成為溫州經濟的形象代言人，還要再等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