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六章溫州年

細心的人總能發現，在中國大多數變故的前奏始於媒體。 中國人對政治的把握敏感且脆弱。當白紙黑字堂而皇之出現在報紙上時，政府支持或反對的態度一目了然。消息出現的媒體分量越大、級別越高，這意味著事件背後暗含的政治力量就越強，理所當然能對搖擺不定的徬徨者，要么警示告誡，要么壯膽定心。 我們國家的人還喜歡對一種規律性的經濟行為定性總結，以數學方式對經濟問題過程進行描述。 1985年以前，集體經濟的代表“蘇南模式”紅遍大江南北，叫好聲一片。而溫州模式在“靜悄悄的革命”中始終提不上桌面。 對此，溫州人似乎不以為然。 然而，在中國，只有免除政治恐懼，才能保全創新因子。即使對於英雄來說，也要有用武之地。沒有良好的製度空間與經濟氛圍，個人再大的抱負也只是南柯一夢，難以實現鴻鵠之志。長時間以來，以袁芳烈為首的溫州市委領導苦心造詣、忍辱負重，他們一直在試圖為溫州發展找准一個清晰的原點，以此證明溫州的前行並未偏離國家道路的主旋律。

中國經濟是一壺溫吞水，總需要敢干的人作為典型來加熱，溫州人的行為契合改革的需求，受到刻意凸顯只是早晚的問題。就在他們一面風風火火地開赴各地尋找訂單，一面如火如荼地從事家庭工業生產時，不知不覺還是被嗅覺敏銳的媒體捕捉到了踪影。 1983年底到次年年初，《人民日報》圍繞溫州農村商品生產問題，先後比較系統地組織報導和發表評論文章。從那時起，溫州步入了專家學者的視野，關於溫州經濟問題的理論研究文章逐漸增多，引起了中央的關注。 1985年3月18日，林業部部長楊鍾、國務院農業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像以及參與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的杜潤生等一行專程來到溫州。視察結束後，他們評價：“溫州商品經濟搞得活躍、有特色”。

3月下旬，國務院副總理萬里，本想從上海赴溫州考察，但卻病倒在了上海。袁芳烈得知此事，立即委派農委副主任李仁續，帶了一盤《溫州農村商品產銷基地》的錄像帶，趕往上海匯報。萬里看了錄像後很高興，對李仁續說：“我今天在這裡什麼人也不見，但你是例外。這麼遠趕來，成績這麼大。你們的錄像我看了，我不還了，我準備送給小平同志看一看。你回去帶話，叫大家繼續大膽幹。只要革命，只要前進，工作中總會有不可避免的缺點。但總得走出來才對啊，這裡不許走，那裡不許闖，哪能走到四個現代化。”據說，這是中央高層領導最早聽取溫州匯報，並最早對溫州給予肯定的評價。 4月，《人民日報》登出文章《溫州的謎——浙江農村採訪札記》。記者用大量篇幅記載溫州私營經濟的成就，感言“溫州是個謎，不少到過那裡的人都有這種感覺： 這裡不像蘇南、浙北，有較雄厚的鄉鎮企業的底子，而是很不相同的另一種模式——異軍突起的家庭工業挑大樑。”

在可以搜尋到的當年對“溫州模式”的報導，這一篇算是意識較早的文章。不過，由於體裁限制，文章重描述輕評論，作者對溫州模式僅僅點到為止。而僅僅20天后，《解放日報》才給“溫州的迷”找准了答案。文章把謎底精確地濃縮到四個字——“溫州模式”： 地處浙南的溫州廣大鄉鎮，這幾年走出了一條發展經濟、治窮致富的新路子，這條路子的獨特方式，就是鄉村家庭工業的蓬勃發展和各種專業市場的興起。它同鄉鎮工業發達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相比，具有鮮明的不同特色，被一些經濟學家稱為“溫州模式”。 4月，《解放日報》新聞部主任張也平帶著記者桑晉泉來到溫州。他們此行主要是想通過對溫州對外開放委員會以及溫州市主要領導的採訪，全面報導該地對外開放的面貌。實地的調查採訪中，他們卻發現了另外一些驚天的素材，導致采寫改變了原定的思路和方向。

在張也平對市委書記袁芳烈的採訪中，後者隻字不離家庭工業和商品市場。而副市長方善足提供的10個專業市場名單，讓張也平興奮不已。張也平和桑晉泉到了瑞安塘下鎮、蒼南宜山鎮、樂清柳市鎮。面對眼前千家萬戶投入商品經濟熱潮的蓬勃景象，兩人瞠目結舌——溫州人所做的一切，無一不是在闖禁區。 歷時10多天的採訪，張也平和桑晉泉竭力觀察與聆聽最真實的溫州。他們所見所聞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既不缺高歌頌德，也不乏斥責反感。 對於龐雜而翔實的一手資料，張也平感到為難，其中很多材料既可以公開報導，也可作為內參。當兩人為確定主題猶豫不決時，溫州市委辦副主任王運正告訴他們，最近一些經濟學家考察溫州，有專家提出，溫州發展經濟的道路，是不是可以成為“溫州模式”？這番話讓張也平茅塞頓開。

為避開“雷區”，張也平和桑晉泉在新聞導語的最後和評論第一段裡，十分客觀地在“溫州模式”前加上斟酌已久的定語“被一些經濟學家稱為”，並在標題中迴避了“溫州模式”。總編輯助理周瑞金周瑞金曾應邀赴溫州參加懇談會，考察過蒼南、平陽、瑞安等地的家庭工業，對溫州感受極深。看完後決定作為重大新聞，上一版頭條。周瑞金的想法，得到總編輯陳念雲的肯定。 《解放日報》的開明和勇敢，最終促成了“溫州模式”在媒體上公開亮相。 一種改革模式的價值，並不在產生效果的迫切性上，而在於可持續性、公平性和對社會資源的最小的破壞性。溫州的改革，沒有進程表、沒有預謀、甚至沒有計劃。所以，現實的境況造成變革的壓力。 “溫州模式”的文字見報尚且經歷曲折，作為實踐者的溫州人又該擔負怎樣的果敢與堅忍？

溫州人的價值理念及所謂經濟模式的選擇，雖說更多是源自本性衝動的天然釋放，是一種淵源的自由流向。但若從經濟理論中找依據，“溫州模式”的出世顯然毫無爭議。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庫茲涅茨指出，經濟發展引起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主要表現為“產品來源和資源的去處從農業活動轉向非農業活動，即工業化過程”，以及“城市和鄉村之間的人口分佈發生變化，即城市化過程”。基於以上觀點，“溫州模式”正是“典型的、利用民營化和市場化來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 然而，經濟理論認為行得通的事物，不一定能在政治上順利行進。在意識形態主導社會的年代，對經濟的區分，更多來自政治的視角。寥寥數字的文章理所當然地引發鋪天蓋地的喜惡紛爭，討論實際上脫離了經濟本體的主旨，成為意識形態層面的泛化爭論。當時主流的觀點認為，“即使在農村發展非農產業也必須以發展集體經濟為主，只能讓民營經濟起補充作用，這樣才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毫無疑問，“溫州模式”被認為是私有化的樣板，遠不如“蘇南模式”風光逼人。

慶幸的是，對於“溫州模式”的看法並非一邊倒，少數學者理性地站到了支持“溫州模式”這一邊。已辭世的董輔乃指出：“'蘇南模式'必向'溫州模式'轉變。”從事農業研究工作的杜潤生也顯示了對溫州的關愛：“溫州經濟，民辦、民營、民有、民享。它是自發的，又是穩定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秩序。”經濟學家鐘朋榮則說：“'溫州模式'之後，隱藏著更重要的模式，即溫州人的思維無模式——不從教條出發，而從實際出發；敢闖敢試。” 叔本華說：“一棵大樹想要到達天空就必須進入最深的土壤，根必須進入地獄，深深地進入，這樣樹頂才能達到天空。樹必須接觸到兩者： 地獄和天堂。”改革大潮潮起潮落，社會進程起伏跌宕。總之，不論褒貶與否，不論是地獄還是天堂，一個不可迴避的事實是，“溫州模式”從此聲名鵲起。

“溫州模式”的熱議既是經濟學家們的思想撞擊，也是理論界和政治家們意識形態的交鋒。但是對於更多的普通溫州人來說，他們關心的或許上升不到政治和理論的高度，而只是與自己切身相關的雞毛蒜皮的小事： 日子有沒有過得更好？袋子裡的錢是不是更多？ 他們的日子當然過得更好，錢也越來越多： 永嘉橋頭鎮“萬元戶”占到80％；溫州農村每百戶自行車擁有量近60輛。年輕人追求品牌高檔的自行車，還掀起“摩托熱”；宜山、金鄉、龍港、柳市的農民紛紛蓋上新房，大理石、抽水馬桶等現代家具設備成為新房必有之物；少有問津的呢絨、綢緞等高檔衣料和服裝普遍進入人家；西裝、連衣裙、風雪衣、健美褲開始流行。 當時初中三年代培費1000元，高中三年2000元。費用高得令人咋舌。可富起來的農民企業家還是不惜代價地把子女送往上海、杭州學習。致富光榮的意識深入到包括趙章光、伍溫榮在內的溫州人的心。

春天，潦倒了快半輩子的趙章光前途忽然出現曙光。 趙章光前半生可謂一波多折、諸事不順，甚至某一時期內幾乎窮途末路。 1943年，他出生於樂清象東鄉普通的農民家庭。他的父親是專攻皮膚科的鄉村醫生。初中畢業後，趙章光跟隨父親學習中草藥，20歲就成了粗通醫道的赤腳醫生，方圓數十里名氣很大。 專治皮膚病的趙章光研究生髮實屬偶然。數月內，三位被脫髮折磨得痛不欲生的女病人不約而同上門求醫。第一位女孩曾有一頭人人羨慕的長發，但2個月間脫得一干二淨。這對年僅16歲的女孩來說，不啻為晴天霹靂。她不願出門見人，一度想輕生。第二位女孩一夜之間頭上缺了一片頭髮，未婚夫為此與她解除了婚約。最後是一位女教師，一到講台上，總有孩子指著她的假髮摀嘴竊笑。

女病人的遭遇促使趙章光作出承諾。這樣的夢想在很多“治國安邦”的鴻鵠之志面前顯得十分卑微，然透出些許正面光輝。或許，連趙章光自己也沒想到，他孤身一人打破了“貧窮是催生溫州民營企業崛起的原動力”的固定模式。這不為吃飯、不為穿衣，裹挾“為人民服務”色彩的創業動機，成為溫州經濟一道別樣風采。 不過，生髮研究異常艱難，第一他沒有錢，因此他沒有試驗的工具和材料。 那是一段非常清苦而寂寞的日子。他鑽研書籍，上至晉代術士的《肘後方》，下至李時珍的以及清代太醫編選的《慈禧光緒醫方選議》，積累心得。而後趙章光到處借錢，1000元、2000元……借到5000元時，研究仍然毫無頭緒，試驗、失敗，改變配方，再試驗、再失敗……他在自己的身上試驗，在妻子、5個孩子、母親、父親的皮膚上試驗。究竟試驗了多少回，失敗了多少次，他沒有詳細記錄。 101次只是一個大概的數字，也是章光101牌子的由來。 趙章光最終賣掉了妻子唯一的戒指。家裡的床賣了，加起來不到50平方米的三間祖屋，也被賣掉了一間。剩下兩間房，父母親住一間，他和妻兒7口人擠在另一間。這間擁擠的房子，同時兼作試驗室，凡能放藥水的地方，都堆放著各種形狀、顏色和味道奇怪的瓶瓶罐罐。一次次地試驗，一次一次地失敗，6年後，趙章光得償所願。 難以想像輝煌背後的臥薪嘗膽。似乎是命運的錘煉，“101”研製出來後的10年，趙章光並沒有苦盡甘來。相反，他在“非法庸醫”的責罵中戰戰兢兢。 藥水研製出來，趙章光來到樂清衛生局，請求批准行醫。意想不到的是，衛生局早已把趙章光和“假藥”、“騙子”、“江湖郎中”等同起來。負責人用懷疑和冷淡的口氣警告他，“以後不准再行醫騙人，否則取締法辦”。 這種狀況又持續了6年。 1980年夏天，感覺在樂清前途無望的趙章光帶上藥箱來到溫州城區，尋覓當地醫院合辦脫髮診室。他不厭其煩地介紹“101”功效。遺憾的是，總是被一口回絕，甚至得不到對方拒絕的理由。 第二年，幻想著能在寧波施展抱負，趙章光北上寧波，一邊“非法”行醫，一邊聯繫醫院。寧波依然沒能給他帶來好運。生活所迫，他不得不返回溫州。 3年後，通過不懈努力，他在鹿城獲得行醫許可證。然而，樂清衛生局負責人很快得到消息，一紙公函發到鹿城相關部門： 趙章光是庸醫，樂清不批，你們為什麼批准行醫？結果，行醫證被吊銷。趙章光再次來到寧波，公函卻隨之發到寧波。此後，他行醫到哪，公函就跟到哪。 夢想被蹂躪，甚至是粉碎，再回首已是無語凝噎。無論多麼堅強的心在屢次打擊下，也不堪重負，趙章光心灰意冷。 1985年，彷彿換了人間。命運的垂青讓趙章光幸福得有些措手不及。 一天下午，趙章光不經意看到《浙江日報》上的一則廣告。廣告只有簡單兩句：“本店有護髮水零售批發，請廣大用戶購買、洽談。” 刊登者來自千里之外的河南鄭州市亞美商店。他立刻寫信寄給對方，就此建立聯繫。不久，鄭州管城中西醫結合醫院改名為脫髮專科醫院。亞美推薦趙章光當上名譽院長。醫院為他開設了診室，當年在鄭州治療13000多人。 在鄭州，趙章光破天荒地享受到專家待遇。醫院每天補貼5元的生活費，派專人給他做浙江口味的飯菜。借助醫院的上下斡旋，河南省科委主持召集全國著名皮膚病專家、教授、藥理學專家進行鑑定，確認“'101'生髮真正是有效”。 1986年，脫髮病研究所宣告成立，趙章光任所長。緊接著，鄭州市“101”毛髮再生精廠順利建立。 趙章光和“101”產生的口碑一次又一次傳到北京。北京市民政局負責人盧積存按捺不住內心激動，三番五次派人邀請趙章光到首都安家落戶，合作辦廠。得到應許後，北京有關部門以最快的速度辦起“101”毛髮再生精廠，趙章光出任廠長。 同樣改頭換面的還有泥水工伍溫榮。 拍掉沾滿泥星的衣服，籌來2000元，他在柳市團結東路開起一家五金店。工商所的人來問有沒有許可證。伍溫榮大大咧咧地說自己只聽過“衛生許可證”，不知道賣個電器還要什麼證。 泥水工出身的伍溫榮哪有什麼文化。電器貨號用英文字母和數字組成，第一次看到這些字母，他只覺得跟撲克牌上的差不多： 把J念成丁，把Q念成皮蛋，X實在不認識，想了半天，原來念乘。 如今，伍溫榮已是利爾德繼電器有限公司的董事長。他不僅會說幾句英語，還和韓國人合作做生意。 溫家寶總理在哈佛大學講演時，將改革總結為“民眾基於自由的創造”。在溫州，總有像趙章光、伍溫榮這樣的人物，一旦把他們放進整個如火如荼的創業大軍中，很難從成千上萬個忙碌又不乏激情的疲憊背影中將其分辨出來。他們大多缺乏學院訓練，談論經商之道時少言寡語。他們的故事幾分心酸，幾分詼諧。可正是這些人物，以超乎尋常的魄力與毅力，匯成滾滾洪流，衝破制度上、輿論上的種種藩籬，在溫州這塊相對自由的土地進行著自由創造，成為溫州經濟的脊梁。 溫州人終究還是低調的，即使他們的城市正當炙手可熱。 他們不善表達、不善理論、不善總結，他們總是用自己的實踐為別人的理論創新提供最佳的佐證。事實上，當飽嚐創業初期艱辛的溫州人受到“集中火力的表揚”時，他們依然選擇一心一意地埋頭掙錢。 所以，各類媒體不吝筆墨地大肆宣揚“溫州模式”，但一些頗具典型性的事情卻在毫不張揚地默然推行，若干年後才浮出水面。 第一所民辦全日制學校——樂清七里港高級中學開學，從此社會各界將投資目光聚焦民間辦學。溫州政府以“保中間，放兩頭，活全局”的辦學思路，推進民辦教育的改革試驗，形成市場需求主導、投資主體多元、辦學形式多樣和學校管理規範的民間辦學特色，成為國內四種最富代表性的民辦教育模式之一。 股份合作企業在溫州的踐行是另一個秘而不宣的故事。 1985年3月11日，《人民日報》頭版轉載《河南日報》消息： 有據可考的歷史可以上溯到清朝。甌海區澤雅紙山一塊清雍正四年（1726）楷書紀年題刻上，詳細地記載著山民湊股份興造碓坊造紙及如何分擔費用。而在澤雅塘宅村一古老碓坊旁發掘出的一塊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石碑上，則清楚地寫明潘子玉等7人合股建造一座碓坊，為明確相互間的權責，特立碑為證。 若讀出這樣一段淵源，那麼日後股份合作在溫州歷史上的數次演練便不那麼突兀和難解了。就在“溫州模式”被大張旗鼓地宣揚的1985年，溫州人依著這低調的個性，開動馬力，在原始的股份制模式下去掙取更多的鈔票。 20世紀80年代初期，伴隨著家庭工業的發展，股份合作經濟的雛形在溫州農村逐漸形成。中國第一個股份合作企業在這裡誕生。 在橋墩這個貧困的小地方，牙醫吳祖宗在橋墩衛生院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工作，生活波瀾不驚。這一年，幾個做啤酒批發生意的朋友找到吳祖宗。他們看中了當地豐富優質的泉水，想創辦一家投資35萬元的啤酒廠。由於國家投資和銀行貸款依舊對私營企業緊閉大門，朋友們來找吳祖宗籌措辦廠費用。 朋友們對啤酒廠未來宏偉藍圖的激情描述，令吳祖宗怦然心動。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吳祖宗被推選為廠長。可是，35萬元豈是小數目。啤酒廠發起人陳紹準與人合夥賣水產，一個月收入是100多塊錢。野生大黃魚時價0.8元一斤，35萬元對於普通農戶是一筆巨大的資產。 為解決資金問題，吳祖宗帶頭以5000元一股入股，並廣招股東，81個農民籌集到了37.5萬元啟動資金。這種股份合作方式與清末民初溫州人陳虯在《救時要議》中建議提出的“願入股份者，先將貨物按時酌值，計數給予股票”，待出口銷售後，“所贏子錢若干，照數派還”不謀而合。 資金的問題迎刃而解。而按照不成文的習慣，辦廠需要找挂靠單位。合股創辦的企業到底是姓“資”還是姓“社”？既不屬於國營，也不屬於集體，啤酒廠的定性成了難題。沒有單位敢讓啤酒廠挂靠，吳祖宗幾次三番領取工商營業執照也沒有成功。最後，還是橋墩工商局“欺上瞞下”，給啤酒廠辦了一張臨時營業執照。沒有挂靠單位的啤酒廠卻因禍得福。擺脫了束縛與掣肘，啤酒廠毫無顧忌地大膽推行所有權、決策權和經營權分離，在此基礎上正確劃分股東、董事會和廠長的權利與義務。 初生的啤酒廠並不順遂。資金估計嚴重不足，股東們不得不再次籌集資金；企業性質終究未定，要抓吳祖宗的傳言甚囂塵上，他的兒子痛哭著求父親不要冒險；啤酒釀造出來，南北兩面的國營閩東啤酒廠和平陽啤酒廠虎視眈眈，行夾擊之勢；銷路難打開，有股東見勢不妙，鬧著退股。以下的故事在當地流傳甚廣： 一個春夜，吳祖宗和13位核心股東在小溪邊，按古老習俗燒香盟誓。赤膊的吳祖宗吼著問大家：“有沒有信心？”眾人齊聲回答：“有！” 真正讓啤酒廠血脈暢通的轉機出現在1987年。 市委書記董朝才帶隊在甌海、蒼南考察時，常有人們問，“我們到底算什麼企業？”就在從蒼南靈溪到龍港調研路上的一輛麵包車裡，董朝才提出，對這些“非驢非馬”的企業，要定一個名。他對調研組的人說，過去有股份企業，有合作企業，我們把“股份”和“合作”合在一起，叫“股份合作企業”，把集體企業的利益給它，把私人企業的利益也給它。在董朝才提議下，溫州出台《關於農村股份合作企業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 文件一出，橋墩上上下下都在說，“上頭認可了啤酒廠的做法”。同時，個體私營企業在貸款、徵地等方面有苛刻的限制條件。沒有集體性質的橋墩門啤酒廠根本無法和國營企業競爭。股份合作制的定性，讓啤酒廠享受到政府的扶持，受益匪淺。 1990年前後，5000元的一股就能分到1000元的紅利。 啤酒廠的柳暗花明，成為中國式經濟的一個縮影。無論是處於主流、游離還是被邊緣化的企業，都割不斷與政治的千絲萬縷。政府是遊戲規則制定者、關鍵資源配置者，企業為遵循遊戲規則和資源配置的市場主體。能夠得到政府的庇護，對於企業無疑是得到了一張免死金牌。因此，溫州首創的股份合作制恰恰體現了中國改革的“中庸”特色。就是這種“非驢非馬”的產權制度，因角色尷尬反而避免了被捲入利益衝突的格局，在體制外獲得了存活的氧氣，並出乎意料地完成了改革的目標。 另一方面，“溫州模式”難懂，某種程度上源於外界對溫州的認識始終流於表面。 很多人能親眼目睹溫州街巷充滿的火熱奇景，能親身深入“戶戶聞機聲、家家辦工廠”的生產現場。但無論是投資教育、涉足出租車私營化，還是首創股份合作，很多展現溫州人積極、開拓和創造性的舉措卻難以被挖掘發現。本來只關乎一個區域經濟發展的問題卻引來沸沸揚揚、毀譽參半的各種評論。從姓資姓社到姓公姓私，從資本外流到模式生死，溫州被層層貼上黑白迥異的標籤。支持者將其描述得天花亂墜，批駁者把它批判得臭氣熏天。結果便是，“溫州模式”在“神化”和“妖魔化”間左右搖擺，持續好多年。 先跳出民營經濟發展的圈子來審視整個中國社會，柏楊的在1985年出版應該值得關注。書中提出的“龍蟲說”：“一個中國人一條龍，三個中國人一條蟲……中國人窩裡鬥天下聞名，中國人打仗打不過日本人，做生意做不過日本人，中國人永遠不團結，似乎中國人缺少團結的細胞”，一針見血。刺痛了許多中國人的心，也刺激了許多中國人的反省。 在溫州，柏楊的觀點既靈驗又失真。南存輝和胡成中源於彼此迥異的價值理念與商業個性而造成的和平分手無人不曉。 “永嘉二傑”王振滔與錢金波的分家故事儘管鮮為人知，畢竟也是一段無法抹去的歷史事實。 然而，透過事實的另一面，基於鄉情基礎之上所形成的小型群體社會，對於溫州商人的重要性更加不言而喻。那些遍布世界各地的“溫州村”、“溫州街”，正是溫州人義薄雲天、抱團作戰的最好明證。 追根溯源，溫州群體的形成，要從歐洲找答案。據說由於某些特殊的原因，溫州人偷渡到歐洲以後，由於身份的非法性，使他們少有機會正大光明地參與社交，對外交流往往只能局限於自己的親戚和朋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個小的社會圈。在這個圈子裡，他們相互鼓勵，從在不見天日的小黑屋裡替人加工皮包，到靠低價擠走猶太人，巴黎的廟街儼然一條溫州街，似乎形成某種無法改變的路徑依賴。 溫州人的抱團有歷史的原因，不僅僅局限於此。從深層次來說，鄉情是他們義結四海的根基所在。有這樣一個故事： 一天，巴黎十三區的溫州餐館，陸陸續續來了8個溫州老鄉，坐到了一起。原來，其中一個朋友的一筆20多萬元的皮件給一個猶太富商拿去了一直不付款。這個猶太富商在塞納河光遊艇就有三艘。 由於處在地下加工的特殊情況，大家無奈決定選擇自己私了。行動前，大家收買了這個猶太富商的一個伊朗保鏢，掌握了猶太富商的住宅線路。當9個穿著李小龍功夫服的人齊刷刷地把9支槍對準這個猶太富商時，這個猶太富商驚詫地大叫“強盜”，同時也有4把槍對準這9個溫州人。這時，其中的一位溫州人不緊不慢，用流利的法語說明了催款的來意，聽完道理後的伊朗保鏢慢慢地放下了槍，而這位猶太人還大聲嚷叫著“不是不還你們，是因為最近手頭沒錢。” 話音剛落，一聲子彈就從他的腋下穿過，保險箱也被打開了。兩個同去的人就迅速從已打開的保險箱裡拿了厚厚的20萬法郎。猶太富商看到此情景，臉也嚇白了，急忙地又拿出5000法郎，說這點費用算是今晚的酒水錢。領頭的溫州人說道：“我們只想拿回我們想要的”，直接把5000法郎擲還給了猶太人。躊躇滿志的馬雲這樣表示：“中國企業未來的全球化發展可能是螞蟻雄兵，以中小型企業帶隊，在全世界各地'悄悄進村'，迅速佔領市場。” 螞蟻雄兵的故事早已滲入溫州人的血脈。數以百萬計的個體戶、倒爺、小作坊、集體工廠，前赴後繼，無孔不入地團結起來，鑽入體制的縫隙，衝破舊體制的提防，以卓越的創業者精神與生存勇氣不斷壯大。 其實，無論是溫州之外，還是溫州之內，倘若為這些企業家們賦予經濟角色，他們都是改革的產物。一樣的改革環境，產生了千秋各異的經濟作品。這，恰恰印證了改革開放所帶給社會的跌宕起伏。 《中國企業家》1985年創刊，或許稱得上是該年度中國企業界的一件大事。這本關注“一個階層生意與生活”的財經雜誌，將不同領域各領風騷的企業家們納入公眾的視野。從此，中國有了企業家的概念。日後包括南存輝、周成建在內的許多溫州傑出民營企業家都上過雜誌的封面。這意味著溫州民營企業家的群體性崛起，影響力跨越地界。 1985年，溫州以外，大多數《中國企業家》陸續報導過的中國腕儿級企業家的經歷境遇與這批溫州創業者大相徑庭。 28歲的李東生剛出任TCL通訊設備有限公司總經理。 11月份，他帶隊參加全國郵電系統訂貨會。當時TCL剛生產出自己的電話機，用擺攤的方式，低聲下氣地向與會者推薦。最後簽下10張訂單，還不夠此行的差旅費。 張茵，一個女人，隻身闖蕩香港。 16歲的黃光裕則跟著年長三歲的大哥黃俊欽遠走他鄉。兩人不約而同，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彼此的人生創業路。 機載火控雷達專家倪潤峰入主長虹。若干年後此人發動國內彩電內戰，被稱為“價格屠夫”。內耗後，包括長虹在內、元氣大傷的中國彩電業，在與國外品牌抗爭中一敗塗地。 倪潤峰家鄉山東，張瑞敏任職青島電冰箱總廠(海爾前身)廠長。上任伊始，他做出驚世之舉： 召集全廠職工把76台不合格的電冰箱全部砸毀。北京，中科院下海一年的科技工作者柳傳志出現在IBM公司PC代理商的招標會上，坐在最後一排的他表現得誠惶誠恐。 新疆，心存高遠的唐萬新第二次中途退學，徹底終結了自己的學生時代，“一入商門深似海”。他賺到60萬元，因為義氣與莽撞，又負債累累。 …… 夢想沒有高低貴賤，只有大小。就在這麼矢志逐夢、意氣風發的時代，溫州人在相同的改革浪潮的驅動下，奏出別樣樂章。他們厚積薄發，乃至一鳴驚人。 耳目一新的變化中，更多的人看到了溫州人發光、發亮的一面。 1985年10月，溫州產品展銷北京，6萬多顧客光臨。遐邇聞名的正宗海味、地方小吃、系列配套的“擒雕”奶品、韌度均勻的“隆山”松花彩蛋、味美醇厚的甘露醬油、氣味芳鬱的“老酒汗”酒，價廉質高的溫州鞋，受到首都人的歡迎。展銷期間，專櫃前水洩不通。展銷結束次日，八天時間，零售額達100萬元，批量額700萬元。 另一方面，經濟向高位運行畢竟良莠不齊，有人就找到了黑暗的角落。經濟的弊病與違反市場規則的現象同樣被納入“溫州模式”。 比如，樂清的柳市、北白象、翁牆因此上了《經濟日報》。報紙上說，三個小鎮集中了五金電器門市部1300多家，小百貨店1000多家。密集的同類商品經營，競爭異常激烈。為賺錢，不惜行賄、詐騙。競爭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成了赤裸裸的金錢關係，骨肉相殘，殺人害命。經濟糾紛之外，民事、刑事案件不可忽視。一些人富了之後受金錢萬能和封建宗族觀念的影響，目無法紀。獨霸一方的“大戶”出錢僱打手打架鬥毆，重婚案件屢有發生。於是，有人提出責問： 如果都像溫州那樣，中國不就亂套了嗎？ 問題相當尖銳，像武林高手點穴，直接點中了溫州的命脈，問得人啞口無言。 接近年終的時候，香港經濟學者張五常的兩本著作《中國的前途》和《再論中國的前途》輾轉傳到大陸，並很快在一小群人中傳播開來。 這是兩本明顯的盜印書： 版面小，紙質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顯痕跡；封皮上沒有字，裡面印有“內部讀物”的字樣。但並不妨礙兩本書誘發的共鳴。書中，張五常看問題高屋建瓴，站在國家的高度，思考中國的未來。 而在1985年的這個溫州年，溫州以所向披靡的勢頭在中國崛起。在新舊體制的斷層中，一群不屈不撓曾被邊緣化的經濟群體與製度時不時擦出火花，留下些許把柄，由此承擔著更大的壓力。但是，他們帶給整個社會的變革的意義，讓時代銘記。 費正清在《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卷》中斷言：“在中國這部歷史長劇的發展中，中國商人階級，沒有佔據顯要位置。它只是一個配角——也許有幾句台詞——聽命於帝王、官僚、外交官、將軍、宣傳家和黨魁的擺佈。” 現在，溫州的經歷正努力證明中國這部歷史長劇的曲調風格正潛移默化地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