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五章勢不可擋的力量

改革中的精彩坐標，很多源於時間與空間的碰撞。 如果說，之前15年，注定某些年份是具有地域屬性的，那麼1984年當之無愧地屬於北京中關村與浙江溫州。在這兩個彈丸之地，寂寥的勇士與無畏的先驅們壯志凌雲。 中關村，激盪著浮華悲涼的歷史。偶然與必然交織的故事，上演著壯闊的經濟革命。柳傳志、段永基、萬潤南、張旋龍……悉數登場，或明目張膽，或掩人耳目，進行著有聲的吶喊、無聲的前行。 溫州，則有了些風雲際會的味道，滲透著個人英雄主義的氣息，充斥著亢奮的無度與少有的氣勢磅礴。創富主義盛行，無限的落寞者和英雄齊聚一起，一批勢不可擋的力量乘勢而出，得到了市場的錘煉。他們創辦的企業後來居上，如日中天。 2008年1月12日，10位當今中國頂尖的經濟學家在北大百年講堂開講，思考中國改革30年成為講壇上最熱門的話題。現場，民間經濟學家茅于軾感慨：“中國今天的財富增加跟30年前相比，就好像是做了一場夢，如果一個人一覺睡了30年，今天醒過來一看，不會認為還是在中國，好像到了外國。”茅于軾的話說得既有無窮意味，而又滴水不漏。

夢的起始應該追溯於1984，發生的轉變是撥開計劃經濟的迷霧，“從計劃到市場”。 那幾年，有這樣一首流傳甚廣的歌曲《黃土高原》：“我家住在黃土高坡，大風從坡上刮過。不管是西北風還是東南風，都是我的歌我的歌。”豪邁的詞風、自由奔放的旋律恰恰代表了改革之風的強悍與勢不可擋。合眾社選出1984年十大國際新聞，中國宣布經濟改革赫然列於第五。 在這年，用日本《國際貿易》一篇文章的話說“中國進入真正的商品經濟時代”。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決定》裡的很多話在今天看來屬於不言而喻的道理，那時卻石破天驚。關於為商品經濟“翻案”，吳敬璉的女兒在《我和爸爸吳敬璉》一書中回憶道： 1984年7月，吳敬璉和夫人一起從美國回到北京。

…… 他筋疲力盡地從美國回到北京，本打算好好休息一下，然後開始學術研究。不想他前腳剛進門，中國社科院院長馬洪後腳就來訪，動員吳敬璉跟他去出差。一開始吳夫人還出來擋駕，說才從國外回來需要休息，但馬洪說此去就是到東北幾座城市開開會，還可以邊走邊休息，另外一起修改一篇文章。 …… 一行人到達東北瀋陽，要改的文章拿出來了。吳敬璉一看，題目是《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再思考》，稿上的筆跡他熟悉，一部分是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周叔蓮的；另一部分是財貿所所長張卓元的。他覺得事情有點蹊蹺，詢問之下才知道，文章是當時國務院領導建議寫的，目的是為“商品經濟”翻案。由於進入了商品經濟的時代，各個方面都出現了變化。無論是媒體的評論員還是官員都把話說得高屋建瓴。

思想意識的變化就很明顯，“勤儉節約是美德”變成“提倡消費”。 《人民日報》讚許地報導某縣政府建立“消費指導協會”，幫助年輕人“改變在花錢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好幾家黨報發表文章批評衣服“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傳統觀念。田紀云副總理也用經濟觀點批評說：“如果每個人都是一件衣服穿九年，我們還怎麼發展我們的紡織工業呢？”宣傳產生了影響，一位出租汽車司機對採訪他的美國《波士頓郵報》記者說：“這是一個好政策。” 北京，養雞工商戶孫桂英受到獎賞——政府允許她成為北京第一個有小轎車的工商戶。 《北京日報》頭版刊登了她和轎車合影的照片。從西藏到廣州，在討論中共中央1984年一號文件時都把孫桂英作為典型。中國政府要藉孫桂英的事蹟，表達“從現在起，個人辦企業有政策的鼓勵，他們絕不會因走過去所謂的'資本主義道路'而遭殃”。前景明亮，南存輝們藉勢騰空而出。

夏天，把自家房屋折價5萬元，南存輝與朋友在一間破屋子裡建起了一個作坊式的求精開關廠，開始了在電氣事業裡的艱難跋涉。 德魯克把熊彼特建立的發展模型落實到管理實踐層面，力主有創新精神的人該“不斷搜尋變化，回應變化，把變化當作潛在的機會”，並且斷言：“未曾遇見的情況往往是啟動革新的良機”。而對於南存輝，我們更願意看作是貧困的抗爭者。他腳踏貧困線，面對政策的感召，為脫下貧困的帽子而勇於創業。 據傳，在溫州，碰到姓南的當地人，只要回溯三代以上，就會發現他們大都來自一個地方： 樂清黃華鎮叫做南宅的古村，南姓為當地望族。碎石片壘牆、茅草蓋頂的住房，半飢半飽的日子，遭人歧視的感受刻骨銘心，歷盡艱辛與磨難，南存輝的童年和少年與望族無關。 6歲時，他挑著米糠，提著雞蛋沿街叫賣。 13歲那年，初中剛畢業，父親在勞動中腳被水泵砸傷，造成粉碎性骨折，一躺就是兩年。作為長子，南存輝輟學養家。

寒冷的冬天，補鞋的錐子扎入手中，咬牙拔出錐子，用破紙包上傷口，堅持為客人補好鞋——這是南存輝一段不堪回首的記憶。他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怕同學看見後沒面子。終於，他遇到了同學的母親。她關切地問：“怎麼是你？你怎麼在這裡補鞋？難道你不上學了？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也一定要讀好書。” 幾句關心話衝破了南存輝的心理承受極限。他當即收攤回家，對躺在床上的父親大聲喊道：“這事沒有前途，拿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干了。”他父親耐心地勸說：“靠自己雙手養活一家很光榮。如果弟妹們將來成才，那就是你的成功。”就這樣，生活的無奈讓南存輝不得不重新背起工具箱，早出晚歸，一晃就是三年。 南存輝補鞋這三年，溫州低壓電器生產醞釀著一場革命。

1984年的某一天，南存輝低頭補鞋，聽到有人叫自己，抬起頭一看，是胡成中。胡成中是他小學同班同學。上小學時，他倆一個是班長，一個是體育委員。後來，此兩人事業不分伯仲，但形同水火。從性情上看，南存輝心高氣盛、壯志雄心；胡成中則穩重老練、城府如海。在當時兩人關係頗為親密。 胡成中告訴南存輝，自己不再做裁縫，改行推銷電器，一趟生意能賺1000元。胡成中的話讓後者既羨慕又嫉妒： 補多少雙鞋才能賺1000？南存輝動心了。他有兩種選擇，建廠或當推銷員。無論哪種選擇，困難均難以估量： 自己建廠，沒有技術；當推銷員，沒有離開過溫州，對外面的情況絲毫不熟悉。 左右權衡，南存輝覺得自己建廠難度稍小。於是，求精開關廠橫空出世，即正泰和德力西電氣的前身。第一個月，開關廠賺了35塊錢。有人沮喪了，而南存輝興奮異常： 很高興，賺到錢了，沒有虧本。

那時的柳市，低壓電器市場良莠不齊，許多人以次充好、偷工減料生產偽劣產品。南存輝沒有被誘惑，踏踏實實地經營“求精廠”。合夥人試探地問他：“如果要發財，你不會比別人差。如果要創牌子，就要耐得住寂寞。”南存輝選擇了“忍耐”。 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溫州交通閉塞，去一趟上海要坐24小時的船。南存輝前後三次到上海聘請人民電器廠退休工程師王中江。柳市電器聲名狼藉，溫州與上海生活環境相差何止太多，而且國家的政策遠不如現在明朗，王中江兩次拒絕了邀請。直到第三次，南存輝在王中江家中的地板上一連睡了幾天，終於感動了工程師。 如果只是活躍、蠻力、勇氣，溫州的經濟遠不會發展到今天這般川流不息與繁榮。對於很多有遠見的溫州商人來說，創業的目的不僅僅是財富。他們高瞻遠矚，注重品牌的塑造，在產品質量上苦下工夫，這才是溫州經濟的主動脈。秉承如此信念，溫州經濟才得以在數次洗牌中屹立不倒。

事實證明了南存輝的遠見。幾年後，柳市低壓電器生產因質量問題聲譽跌入低谷，但“求精廠”的產品卻暢銷全國，一年的產值達到100多萬元。在有關部門進行的三次拉網式的清理整頓中，“求精廠”每次都因質量過硬而免於被清洗。尤其是國務院六部委聯合大規模打假後，“求精廠”成為政府重點扶持的企業。 一位被清洗出低壓電器行業的老闆不無感慨：“產品好壞都有人要，我只圖眼前利益，沒想到是條末路。南存輝看得清，他勝我衰，這是關鍵。” 在華貽芳的眼中，“1984年大氣候好，中氣候好，小氣候好。”大氣候是國家政策支持，中氣候是地方積極配合，小氣候是個人有強烈的爭口氣的願望。氣候轉暖，天氣晴朗，“八大王”昭雪理當在即。

時年，黨中央下發了一號文件，提倡農村發展商品經濟，提出要搞活流通。稍微有些政治嗅覺的人無不認為，溫州的轉機出現了。 不過，這一年的開端，溫州仍然在惶惶中似乎裹挾著未知的希望，兩年前那場突如其來的風波所帶來的思想驚悸並未完全消除。也因此，依靠個體經濟發展的溫州儘管經過上一年的發展，但“八大王”不平反，極度壓抑下的溫州私營經濟陰霾不散。 一號文件下發不久，洞頭出了一樁“蝦米案”： 一些農民收購漁村的蝦米運到外地販賣，被當作投機倒把。事情立即被制止。也藉由這個案例，溫州市委開始對還關在獄中的“八大王”展開討論。明確的中央文件與客觀的事實擺在眼前，促使大家對這一問題達成一致： 案子，非平反不可。在袁芳烈授意下，市政法委會同公檢法三家組成聯合調查組，複查“八大王”全案。調查結果除了發現一些輕微的偷漏稅，“八大王”所作所為符合中央精神。之後，市委召開鄉鎮幹部以上參加的全市電話會議，宣布“八大王”全部無罪釋放，收繳的財物將從國庫撥出如數歸還。

對於浩瀚大國來說，平反事件不過是歷史中一個毫不起眼的變奏。但是，就“八大王”們而言，這無疑是一場有驚無險的人生浩劫。重獲新生的“大王”們，卻在這場大起大落的人生中，多了幾分憂慮，少了幾分膽魄。數年過去後，與那些在1984年後快速成長起來的新興企業家相比，“大王”們曾經的光環不再，了然遁世： “目錄大王”葉建華與兒子一同出國，先後在法國、意大利、美國居住。 1992年，創辦長城汽修廠；1995年，汽修廠倒閉，後開設廣告公司，不久又倒閉。 “線圈大王”鄭祥青獲釋之後辦過小廠，經營不盡如人意。現賦閒在家。 “膠木大王”陳銀松釋放後休整多年。 1987年開設一家模具廠，後因右腿受傷停業。現在柳市經營雜貨店。 “舊貨大王”王邁仟出獄後重操舊業，後改直接經營電器。 1995年，因肝癌去世。 “合同大王”李方平僑居加拿大。近幾年，他回到國內做起了房地產生意。 “翻砂大王”吳師濂重操舊業，經營小廠，使其發展成為註冊資金2000萬元的浙江紅光金具有限公司。 2001年，退居二線，賦閒在家。 “礦燈大王”程步青1986年赴上海開店經營電器。 1998年，租下上海黃浦區北京東路面積最大的低壓電器商場，經營電器批發。 2003年，接手德力西上海總經銷業務。 “五金大王”胡金林平反後沒多久，當時的浙江省副省長吳敏達看望了他，希望他繼續努力經營。胡金林回答：“我現在只希望'比好的差得多，比差的好一點'。”時隔24年，胡金林面對記者採訪說：“1982年，對我的人生是很大轉折。沒有這個打擊，現在就不是正泰的天下了。” “八大王”的人生遭遇，是對他們所處不同時期商業狀態的精確描繪。而在為他們的境遇嘆惋時，“電器大王”鄭元忠則呈上了一個值得欣慰的故事——故事的主題叫東山再起。 1984年3月27日，被關押了186天的鄭元忠無罪釋放。 鄭元忠，濃眉大眼，常戴一副金絲半框眼鏡。他聲音洪亮，中氣十足。 小時候，鄭元忠一度對紅色政權滿懷熱情，14歲時帶領11個小伙伴去北京大串聯。在天安門廣場如海的人潮裡，遠遠看著毛澤東的身影，年幼的他激動得熱淚盈眶。讀完初中，他開始自立，曾經到過湖北、江西的工地修路蓋房，也到過大山險嶺修水閘打隧道。底層生活的歷練讓他躊躇滿志。不甘就此一輩子靠力氣過活的他回到村里，當供銷員，把柳市低壓電器產品推銷到外地。辛辛苦苦兩年，不多不少，掙了足足1萬元。 世面和眼界變得開闊和活絡。鄭元忠拿出積攢，辦起開關廠。一隻開關國營廠賣10元，他用台灣走私來的白銀做拉線開關，只賣3元，還有2元的利潤。鄭元忠據此積累資本，幾年下來，資產翻了幾倍，是柳市僅次於胡金林的“二富”。 農村有蓋新房子的習慣，賺了錢的鄭元忠蓋起一幢佔地一畝的3層小洋樓。他萬萬沒想到，小洋樓被《人民日報》說成院子裡可以停12輛小轎車和摩托車的豪華庭院，成了“投機倒把”的“罪證”。 一個茫茫黑夜，鄭元忠遠走他鄉。 1982年初夏到1983年中秋，他逃亡在外，對他的通緝令撒往全國。一年後，以為風聲已過的鄭元忠悄然潛返。 1983年9月15日凌晨1點30分，柳市派出所、工商局30多人，帶著手槍、手銬衝進鄭元忠家，把他從床上拉下來，關進了樂清看守所，和一批重大嫌疑犯關押在一起。 鄭元忠想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麼錯。顯然，仔細思量，任何人都會覺得這是一場荒謬的運動。 “八大王”事件平反後，連《人民日報》都稱其為“歷史上的大玩笑”、“法律上的大玩笑”，足見其不可思議之處。在當時，“左”傾思想之嚴重程度不容樂觀，這也是所有人都無法迴避和拒絕的現實背景。 獄中艱難度日的鄭元忠，靠在牆上寫了一封3萬字的信，“如果我是投機倒把，柳市七八萬生意人應該全關起來。”他一連寫了數十封信，寄給有關部門，均石沉大海……未來變得晦澀。那期間，他徬徨、無助、意志消沉，直到被無罪釋放。 走出陰暗的牢房，和其他“大王”不同，鄭元忠並不是趕著和家人團聚。他先去理髮店理了發、刮了鬍子，後跑到柳市鎮工商所，細細研讀一號文件。從文件中，鄭元忠讀出端倪，全然沒了入獄時的苦悶和怨憤。只不過，當他回家發現那個被稱為“可以停12輛小轎車”的院子，已經被挖成了一片水汪汪的水田時，還是難過了好一陣子。 出獄後“大王”們第一次聚在一起，討論發展問題。幾乎所有人都達成共識： 急流勇退，輕輕鬆松過小康。唯有鄭元忠，這個強烈感受到政府對個體民營經濟鬆綁信號的“大王”，決定繼續打拼廝殺。填平了院子裡的水田，他辦起樂清第一家股份制合作企業——樂清精益開關廠。 一個人有意識地進入到歷史洪流的主流時，每一個奮勇向前的動作也就自然帶有了重大的責任和意義。站在鄭元忠之外的“大王”們的角度看，1984年最不平靜而又最平靜。做好最壞的打算，卻九死一生的他們，怎能平靜？所以，出獄後對政策變化的心有餘悸，令他們開始追求極度平靜，即使生活淡定有如一潭死水。 不過對於陳敏、吳邦東這些20世紀60年代出生的人而言，他們則顯得輕鬆許多。 “八大王”事件平反以後，溫州城鄉的活力被極大地激發起來。吳邦東坐上一輛灰濛蒙的長途汽車，從柳市一路顛簸到金華，獨自一人闖天下。陳敏此時有了一份很體面的工作——溫州市工藝美術研究所研究員。他們雖與鄭元忠在空間上錯開，可並不影響數年後三人的相聚，並成就一段傳奇。 朦朦朧朧地到了金華，密密麻麻的人群，大大小小的行李，混混亂亂的場面令吳邦東心慌。買到一張站票，他擠上開往東北的火車。在旅客座位底下、腳底旁邊，疲憊不堪的他鋪上報紙，側身鑽進去，伴隨晃動的火車和車廂裡的濁氣昏然睡去，一路向北。 初到東北的吳邦東，不知氣溫已是攝氏零下40多度。下了火車，他張嘴吸了幾口冷空氣，喉嚨突然嗆起來，不停咳嗽。多年後，吳邦東幾經磨煉，成為鄭元忠創辦的精益集團總經理，意氣風發。但喉嚨的毛病，一到秋天就受涼發作，連續咳嗽兩個月，晝夜不安。人生奮鬥過程中的代價，竟然如此沉重。 在研究所工作的陳敏則逐漸不安於這份輕鬆但無所事事的工作。他總覺得現實與理想間存在一道深不可測的鴻溝，一邊是一眼到頭的困惑，另一邊是一望無際的未知。直到有一天他突發奇想，買來面料，請人加工了5件風衣拿到市場去銷售。 7天后，5件風衣全部賣出，每件賺20元，共賺了100元。 數著100元，陳敏認准服裝業有前途。他與同學各出500元，從膠鞋廠購買了一捆帆布，自己動手染成藍色做牛仔褲，將其銷往市場，錢賺得不亦樂乎。 1986年市場突變，大批牛仔褲積壓。陳敏另闢渠道，背著大包牛仔褲，跑到青島、大連，一路賤賣。有過這樣的經歷，自稱見識了市場風浪的他乾脆辭掉工作，創辦華聯服裝廠，生產男式西服。次年身家過萬。 當今天溫州企業界幾乎所有重要角色還都籍籍無名時，因為溫州市委的一次任命與《人民日報》的報導，葉文貴顯赫一時。 1984年5月，《人民日報》頭版刊登消息： 浙江省溫州蒼南金鄉家庭工業專業戶葉文貴被政府破格提拔為金鄉區副區長。私營業主成為正經八百的父母官，這又是溫州人一個石破天驚的舉措。 蒼南金鄉，相距柳市大約100多公里的一個小鎮，明清以來就是遠近聞名的討飯村。葉家善於經商在當地卻有口皆碑。他的祖父早年在上海開銀樓，是著名鄉紳。二伯父為上海自行車三廠的創始人，鳳凰自行車就出產於三廠。葉文貴14歲便學會組裝半導體收音機，而這時收音機才剛剛上市。 1969年，4000溫州知青之一的葉文貴來到黑龍江，落戶只有50戶人家的偏僻山村。他勞動一天掙到8角錢，一年只能吃三次豬肉。不久，山村通電。供電局工人裝好變壓器，村民們特意殺豬宰羊表示感謝。知青們聞著肉香酒香，饞得要死，卻沒份。然而，電工一走，燈竟然熄了。村民罵聲一片，堵住村長家討說法，亂作一團。 葉文貴學過電工，斷定是變壓器在運輸途中接頭脫焊。他找到村長，說自己能修好，但有條件： 第一，殺一頭豬款待眾溫州知青；第二，需要幾天時間，隊裡不能減工分。心急如焚的村長完全答應了條件。葉文貴故意圍著實際上幾分鐘就能修好的變壓器轉了幾天——修變壓器比參加勞動輕鬆。 葉文貴會電工的消息傳到附近礦務局。礦上和礦工經常請他上門幫忙。時間一久，他發現礦務局挖礦用的鐵鍬需安木柄，但礦裡購回的鐵鍬都不帶柄。他知道，東北本身有大量林木，如果生產鍬柄，價格絕對是優勢。 找來8位知青，葉文貴說服他們每人出資2元。他自己請礦務局負責人吃了一餐飯，談定鍬柄合同，公司預付600元定金。利用這600元錢，葉文貴開起了鍬柄廠。一開始用木工車床，運轉太慢，一天只能生產100多根鍬柄。於是，他進行技術革新，聯想到鉛筆刀和生產木鍬柄原理相近，設計出了一台機器，每分鐘轉速3000餘次，一分鐘能生產鍬柄14根。當地林區，伐木工人們伐取大圓木，一些小雜木通常被扔在林場任其腐爛。葉文貴和林場聯繫，付很少的一筆錢獲得這類木材。原料供應輕鬆解決，生產規模隨即不斷擴大，幾年後鍬柄廠產品從關外銷到關內。 1978年，金鄉新任書記到任當天，金鄉人貼出海報以示“歡迎”： 今晚召開要飯吃、要工作大會，敬請書記蒞臨指導。同年，大批溫州知青返城，99%的人是落魄而歸，葉文貴卻是帶著一筆可觀的財富回到金鄉。第二年，他召集親戚集資，生產鋁板。 金鄉銘牌徽章生產史悠久。恢復高考後，各大高校正因難以區別本校學生和社會閒雜人員而犯愁，金鄉人抓住機會，集中於學校推銷校徽。其後幾年8萬人口的小鎮湧現700多家商標廠，從業人員1萬多。生意興旺，難題隨之而來，生產必需的大量鋁板需從外地採購，成本倍增。現在金鄉有了軋鋁機，眾多徽章廠自然歡迎。僅4個月，葉文貴們的投資全部收回，到年底淨賺20多萬元。投資不過400元，一年增長25倍，回報率實在可觀。但是葉文貴卻憂心忡忡： 鋁板機結構簡單，容易仿造，要領跑市場只有提高行業門檻。其他股東理由充分，“現在有錢可賺”，斷然拒絕提議。 工廠最紅火的時候葉文貴選擇退出股份。他先後投資高頻熱合機廠、壓延薄膜廠等，每一家廠都利潤滾滾。他創建金鄉第一個企業集團，或者說是整個溫州的第一個企業集團。葉文貴經營思路獨到，行事風格也極具個人特色。他致力於培養後備人才，選送職工去同濟大學、浙江大學培訓深造；企業內部開辦電大班、閱覽室，組織職工知識更新和升級。當國人還在為百萬富翁瞠目結舌時，葉文貴的個人資產已悄然上千萬，成為蒼南首富。 葉文貴富甲一方。費孝通在他廠裡轉了三圈說： 了不起的新型企業家。地方政府也注意上了他，領導幾次登門，告訴他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就是中國的傳統，任何人在任何行業取得成功後，最終將走入仕途。 長期邊緣化的地位和所有製甄別，使溫州私營業主們惶恐和苦惱。他們渴望認同、渴望融入。葉文貴的伺機出現無疑提升士氣，振奮人心。然而，區長一職，對於葉文貴來說，是有形的榮譽，更是無形的壓力。他或許經營企業游刃有餘，絕不等同於在官場中也如魚得水。 短暫的亢奮消逝後，葉文貴不勝其煩，無所適從。他厭倦開會，繁瑣冗長的會整天沒完沒了；他厭煩寫報告，報告中誇張的數據在做企業出身的葉文貴眼裡顯得十分可笑。沒有任何政治經驗的他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 將苦惱透露給新華社常駐溫州記者張和平。後者寫了題為《葉文貴當副區長的煩惱》的內參。緊接著，領導批示，他副區長職務悄無聲息地被免去了。 差不多過了兩年，浙江召開全省首屆家庭工業會議。葉文貴成為預備成立的省家庭工業協會會長的唯一候選人。他斷然拒絕這份多少人求之不得的職務。他有更雄心勃勃的抱負： 造電動轎車。 在溫州，不少人一直在嘗試改寫整車製造的歷史，他們收穫的多是失敗的苦澀。造車，溫州人最深的痛，也是心底最真的夢。葉文貴要造混合動力電動車。站在今天的角度，這是何等的有遠見——汽油逐漸緊缺，環保和新能源開發勢在必行，而研發電動轎車無疑是縮短中國轎車業與世界差距的最好途徑。他摒棄一切俗務，淡出人們視線，專心營造“轎車夢”。與此同時，政府對葉文貴的熱情消退，他身上的光環逐漸暗淡。 轉型是企業成長過程的應有之義，可惜很多企業像無頭的蒼蠅，轉來轉去，將自己轉向絕路。葉文貴投入全部身家。幾年後，叮叮噹當的榔頭和不算先進的機床竟掀開夢的一角——電動轎車充滿電最高時速為每小時80公里，一夜電能跑上百十公里。 值得一提，該車95%以上的配件來自溫州本地。當時溫州所有的汽配廠家都盯著葉文貴，等待他的成功。然而，他失敗了。 這幾乎是一開始就注定將以悲劇結尾的故事。孑然一身，光環是一個人的、讚譽是一個人的，可跌倒時的黯淡和嘆息也是一個人的。一張無形的網中，葉文貴經歷著一場一個人的戰爭。電動轎車從構思到商品，需要完善的技術、巨額的資金。耗盡了千萬家財，背上沉重的債務時，他發現了自己的孤獨，也意識到一己之力根本走不通這條路。作為普通的農民商人，他的力量微不足道。他點燃的中國農民的轎車夢，最終演變為“一個中國農民和一個中國農民的轎車夢”。沉舟側畔千帆過，醒悟代價實在太大。新一代溫州企業家層出不窮，葉文貴卻從溫州企業家的名單上黯然消失。 13年後，兩位新華社記者通過朋友再三聯絡，找到不接受任何採訪的葉文貴。偌大的廠區寂寥無聲。廠區一角，荒草叢中躺著鏽跡斑斑的鋼鐵軀殼。一輛玻璃鋼車身的紅色小轎車車身陳舊，但仍能開動，車頭“Y”字形的車標，源於葉文貴的葉姓。 “現在可能時機到了……”採訪中，葉文貴感慨嘆息。事實上，在他偃旗息鼓的十來年，離溫州不算遠的台州，“汽車瘋子”李書福製造出第一輛完全由民營資本投資的轎車。而另一位民營企業家王傳福則搭上陝西省政府，投資20億元組建生產線，生產葉文貴朝思暮想的電動汽車。當然最令人意味深長的一個細節是，後來葉的兒子在大學讀的專業正是汽車製造。 經濟的高速發展仍然掩蓋不住中國商業傳統底蘊的蒼白。市場經濟無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市場競爭的經濟規律和執政黨的政治規律，一併構成了中國企業特殊的遊戲規則。民營企業家如果想要在遊戲中取勝，就必須處理好與政治的關係。採訪結束，兩位記者在分析葉文貴失敗的原因時如此寫道： 發展目標的鎖定上過於羅曼蒂克，在具體運作上脫離實際……除此之外，有一點是不能不提及，他一腳踏進了堂吉訶德般獨鬥風車的黑胡同，近似於閉門造車，沒有充分動員與整合社會資源。政府與政治，是動員、整合社會資源的最強大的力量。依靠這一強大力量，葉文貴不是沒有可能。機會，從手指縫間無聲滑落……所謂梟雄，是那些在前進路途上過早倒下的英雄；所謂英雄，是那些達到目的後抹去了身後痕蹟的梟雄。葉文貴想單槍匹馬創造一個市場，但他根本難以克服既有的重重障礙。個人英雄主義過度膨脹，寄希望於一個人的戰爭，最終孤立無援。 因為理想過早倒下的葉文貴，他的故事已然成為1984年溫州民營經濟發展的一段註腳。而這段事實也許能告訴我們，溫州的民營企業遇到難題時，通常是孤軍奮戰、舉目無親。這是一個局部問題，也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經濟和政治難題，至今仍然未能得以解決。 長期夾縫中成長的溫州草根資本，早就習慣了靠“嗅覺”捕捉機會。於是便有了新中國成立後，大陸第一家由私人掛牌營業的金融機構；也就是只見過一天陽光的地上錢莊。 錢莊老闆、在公立醫院當收發室工人的青年方培林開辦錢莊前，曾四處翻尋中央文件，尋找政策依據。細心的他竟然在中共中央［1984］1號文件中發現這樣一句話：“鼓勵農民集資興辦各種事業，尤其是興辦開發性事業……”他立即大膽解讀： 集資如果合法，那麼與股息性質相同的私人利息理應合法。 為長遠發展，方培林在經營管理中採取當時十分罕見的董事會制。錢莊投股集資，每股金額1000元，個人入股不限，總股為100股，計10萬元。由股東選出董事會和董事長，董事長委任經理主持日常工作。年終結算，董事會研究作出合理分紅。他同時採取財產法人承保制，凡將現金存入錢莊，借貸雙方都要有法人資格，嚴格借貸手續，到期不能償還者，按政府有關條例處理。 1984年9月19日，方培林拿著材料申請。鎮政府專門召開鎮委擴大會議討論方案。兩天后，鎮委書記黃德餘反饋說：“不要搞股份制，萬一股東思想不統一，容易出問題。就你一個人去辦，不要叫什麼金融服務社，乾脆就叫方興錢莊。”為求穩妥，黃德餘覺得應該有上級“批文”，但考慮讓上級“用批文對辦私人錢莊這種出格的事給予肯定，恐怕為時尚早。”黃決定由鎮裡發文件——為改革經濟體制，適應商品生產的迅速發展，狠剎社會高利貸活動歪風，經鎮委研究，同意方培林同志試辦方興錢莊。 9月30日，蒼南錢庫，白底紅字的木質招牌“方興錢莊”，豎立在橫街29號方家老宅。按原人行溫州分行副行長應健雄的說法，這比人行溫州分行的開業足足早了一個月。開張當天，方培林把幾沓手寫的借貸利率表張貼在錢庫的大街小巷，不足3萬人口的小鎮一天之內都知道了方興錢莊。 錢莊的掛牌，絕對沖擊力十足，引起的震動之大，可想而知。而因其有悖於國家金融管理的相關條例。以至於《溫州日報》記者撰寫的《錢庫方培林試辦錢莊》一文，沒能刊登，只能以轉為內參的形式保留下來。文章稱： 錢庫經濟繁榮，商店發展到134家，全鎮從事商業活動的就有659戶，佔總戶數60%；企業也發展到240家。社會上對流動資金的需求量很大，自由借貸月利率達到2%～4%。鎮上的方培林從《溫州日報》刊登的“市區可辦信用社融通資金”一文中受到啟發，決定創辦錢莊，解決社會資金融通問題。他深入調查，了解到鎮周圍5個大隊流動資金需要1000萬元，現約缺200萬元，而農民手頭有大量閒散資金。因此他確信，辦錢莊能夠彌補信用社不足之處，起補充作用。錢莊開張當日，方培林貼出比銀行更優惠的存貸表。 長期存款：月息1.2%，3個月以上結算。 臨時存款：月息1%，隨時存取。 貸出款項：月息2%，視情況而定。當時銀行、信用社的月息是： 活期存款0.24%；5年長期存款為0.78%；貸款利率為1.5%。而民間高利貸高達3%～5%。中間利率對存、貸客戶都充滿吸引力。 錢莊經營靈活自主，彌補了銀行因各種制約造成的不便。比如，銀行、信用社服務時間為法定8小時工作制，而方培林的錢莊24小時不間斷提供服務。手頭現金不足，方培林會以信譽臨時向社會調劑，或不惜以高利向民間借貸。他不停地奔走於客戶間，了解各家企業運行情況及現金餘缺，判斷貸款額度。他還專門在信用社存款5萬元，根據信用社存一貸三的規定，一旦需要，能有15萬現金解燃眉之急。錢莊因此生意興隆，開張不到1年，存、貸2400多人次，資金周轉總額達500多萬元。 經營沒有問題，也得到當地政府公開支持，但上級部門卻橫加干涉。掛牌第二天，市農業銀行上門抗議，方培林不得不摘下招牌，轉入地下。儘管轉入地下，錢莊頑強地生存了近5年之久。而在錢莊存在的這5年不長的時間裡，無時無刻不伴隨著質疑和刁難。錢莊的定性，金融界爭論不休，大多數權威人士乾脆直接否定。本該持有由管理機構簽發的《經營金融業務許可證》，在幾年經營活動中，一直無證經營。 應健雄曾試探性地給國家總行寫過要求批准簽發方興錢莊“金融許可證”的報告。中國人民銀行回复姍姍來遲，一年後才發來由行長劉鴻儒簽字的電傳： 為擠掉錢莊，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率先批准溫州施行利率改革。溫州由此成為中國利率改革的“晴雨表”。在變通後的銀行包夾中，方興錢莊未能成功突圍，出於經營原因自行關閉。由於業務額不大，且都是短期存貸，加上方培林對客戶認真負責，錢莊關閉後的掃尾工作相當順利，沒留下任何糾紛。 錢莊雖然停業，但這股外圍力量勢不可擋，促使金融業體制內改革的步伐再也無法抑制。而變革來臨之前，身處其中的人們往往只能感觸到冰山一角。方培林的“中國第一私人錢莊”躲躲閃閃地蹣跚前行，其實某種程度上就意味著溫州民間資本力量湧向地面的不可遏制。他們躲在方培林醒目的身影背後，以極端和激烈的方式進行著貪婪的金錢遊戲。方興錢莊開張一年後，溫州全境爆發了讓人不寒而栗的“金融抬會災難”。不過，這已是發生在1985年秋天到1987年冬天的故事。 有時一年猶如人生百年。 1984年，奧林匹克大逆轉，洛杉磯奧運會一改奧運會長期虧損的歷史，為加利福尼亞南部地區帶來了32.9億美元的收益。 1984年，中國企業史上的公司元年，万科、聯想、海爾、科龍與健力寶……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舒展開夢想的翅膀。 中國的改革開放每每是以經濟的破冰推動政治的前行，以政治的前行保護經濟的破冰。而在兩者滾動式行進的1984年溫州，有人沉冤昭雪、意氣風發；有人心灰意冷、自甘沉默；有人銷聲匿跡，有人聲名鵲起。 但是更多舞台上的角色，則擺脫了意識形態的糾纏，充滿著激情、狂熱、亢奮、躁動和叛逆——過去100年中，只有1911年、1945年和1978年這三年裡他們有過這樣的感覺。他們自述胸襟懷抱，慷慨真切，做起事來自然暢快淋漓。 1984年，溫州民營經濟發展史上的黃金分割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