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二篇升騰（1982-1985）

颶風將要刮起之時，溫州私營經濟迎來了蕭瑟冬季。 這場猝不及防的暴風雨風眼在地處浙江東南的溫州，首當其衝的便是這些年名聲遠赫的“八大王”。昔日威風八面的“大王”們，頓時倉皇而逃，甚至鋃鐺入獄，恍惚之間竟不分今夕何夕。 倘若能夠稍微改善物質生活只是那個時候溫州人卑微的奢望，可是“八大王”與“登山鞋廠”成為殺氣騰騰的1982年，擺在他們面前的沉重榜樣。經濟整頓攪動得大半個溫州城噤若寒蟬。個體戶與私營老闆，人人提心吊膽，無不擔心陳甌江與廖冒疇陳甌江，一個為人俠義的供銷員，他和廖冒疇於1977年因“投機倒把”罪被槍斃，為自己比別人先行一步付出了血淋淋的代價。的悲劇重演。 如此受挫、動盪、喘息的時期，畢竟還是有膽大無畏且心細如發之人。意識形態的“紅與黑”禁錮不了他們如地火奔突的勇氣。他們爭先恐後地涉足商業，在走過了常人難以想像的艱難之路後，曾經羸弱不堪的生命而今變得無比強大。

春節剛過，儘管很想過完元宵節再出門，但錢金波還是嘆息著對母親說：“我18歲了，家裡生活困難，我不能再在家里白吃飯，我要出去打工。”於是，這個神態謙和的小伙子背上簡單的行李走出了山村。 溪水、草地、紅蜻蜓，山村生活的18年，雖絕非十全十美，但錢金波的日子卻過得如行雲流水，少有憂慮。他印象最深的便是漫天飛舞的紅蜻蜓，一種無憂無慮的精靈。來到外面的世界，一切都發生了變化。生命不再安詳，空氣中到處傳遞著創業的躁動，力爭上游的氣氛壓迫著每一個不甘平庸的溫州人去嘗試著做點什麼。 錢金波激動萬分，乃至他想都未想就一頭扎進了表面平靜實則暗湧的商海。他哪裡知道，其實1982年並不是一個創業的好年份。 在溫州城區，錢金波開門面做木匠活接到第一筆生意時，因為太激動，鑿子一偏，刺傷了大腿，鮮血湧出來，鑽心的痛。他用手緊緊摀住傷口，血從指縫溢出，慢慢溢出。但他覺得自己應該是男子漢，有淚不輕彈。就是如此一位男子漢在遭遇經濟整頓時，無奈之下只能悄悄關了店門，跑到了湖北，一呆就是兩年。

周成建的創業生涯，就像自己產品的廣告語一樣：“不走尋常路”。 周成建的人生是在一片模糊與混亂中展開的。他出生於石坑嶺，一個在溫州地圖上都不顯眼的小村落，地處偏僻。以至於功成名就後，他偶爾開車回家，也需不停詢問才能找到返鄉之路。 為擺脫貧窮，周成建從小就學會裁縫手藝。 1981年，他借了20萬元錢，辦起一家服裝企業。沒有經商經驗，中了別人精心設計的圈套，企業倒閉，他血本無歸。即使放到現在，20多萬也不是一個小的數字，何況在當時。債款給周成建和他的家人帶來了巨大壓力。 溫州商人，與其說他們天賦經商才氣，不如說他們勇於挑戰、敢於吃苦。無奈之下，到妙果寺服裝市場練攤成為周成建翻身的唯一機會。他什麼重活、累活都乾，火車上三天三夜站過，一天只吃一頓熬過。白天賣衣服，晚上做衣服，一天勞動強度在16小時以上。他想法簡單： 一分一分地攢錢，盡快把20萬元債款還掉。

體力的透支最終釀成大禍。周成建在操作機器時，因為實在太困，一批西裝的袖子被裁短了一截。客戶要求賠錢，一賠又是十幾萬元。沒錢的他，不得不將西裝袖子改成夾克袖子，花800元在當地報紙上刊出一則廣告：“我給出成本價，你隨便加點錢衣服就拿走”。 出乎意料，這批夾克居然暢銷。賣衣服的錢，支付了給客戶的賠款後，還有剩餘。從此，周成建做起了前店後廠的生意，還清了所有債款，也伺機等候下一個商機。 1982年，溫州私營經濟步履蹣跚，錢金波與周成建則恰恰扮演了頂風上行的角色。倘若此時把諸如民族大義、經濟崛起這樣的帽子蓋在他們頭上未免有些誇大其詞。而把“貧窮”與“勇氣”銜接起來，才是他們破土而出的真正原動力。這雖比那些浪漫主義的柏拉圖理想國要粗糙和野蠻，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就是這股被溫州商業文化熏陶出來的原生態力量，造就了一大批底層精英。毫無疑問，他們形成推動溫州乃至整個中國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鼎足之勢。

改革開放到了第4年，國民經濟總量比開放之前增加了近一倍。全國上下一切跡像都表明這應該是振臂高呼、放手大干的一年。 除夕，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用一組畫面展示各地過節的氣氛： 首都北京長安街旁所有建築物彩燈閃耀；花城廣州已有春天的氣息，每年一度的迎春花上市，市民們在除夕夜走上街頭，購買鮮花點綴居室；冰城哈爾濱，第三屆冰燈藝術節中，冰燈的數量和規模遠遠多於從前；改革開放的窗口深圳，國際貿易中心大樓以三天一層的速度搭建。到1982年3月底，深圳特區招商引資600多項，總投資額達到22億港幣。 人民大會堂內，正在舉行由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主持的首都各界新春團拜會，每個人面前僅有清茶一杯——從1981年開始，團拜會只提供清茶。

在廣西貴港的一個農村，年夜飯的豐盛給只有7歲的徐強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長大後當上報社記者的他在《那年春節，大塊吃肉》一文中回憶： 我興奮地發現餐桌上居然有四道肉菜。它們真實地擺在桌子上，一塊一塊地，向我發出誘惑的光芒。我只要一伸手，就能摸到那些熱氣騰騰、油水橫溢的“柔韌的物質”。直到現在，我仍然找不出恰當的詞語來形容當年大塊吃肉的那一種暢快淋漓、奇妙無比的感覺。在那個時代，商品種類、數目的多少，成為經濟是否繁榮的一個重要指標。餐桌上的四道肉菜，恰恰成為改革以來中國經濟的微觀縮影。 中國經濟的開場白，彷彿足以令國人增添幾分樂觀的情緒。但是，政策變幻不定，讓人霧裡看花。當時的溫州因自發的經濟行為游離於當時的準則之外而風聲鶴唳。上下對比，真可謂“冰火兩重天”。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老子的辯證法更能在溫州凸顯它的踐行性。一邊溫州模式受到衝擊，經濟整頓愈演愈烈，絲毫看不到偃旗息鼓的跡象；可一邊則是創業的火焰熊熊燃燒。英雄輩出的年代，帶著光榮與夢想，鄭榮德這樣的溫州人憑藉激情和對“中國特色”的深切把握，迅速成長。同時，雖然他們事業小有成就，但因遠不如“八大王”們起眼，幸運地成了打擊中的“漏網之魚”。 “樹大必然招風，船小卻好掉頭”。鄭榮德們從容地在政策夾縫中游走，反而為以後的長足發展留得了青山。 出生於小海島上的鄭榮德，為家中長子，上有4個姐姐，下有兩弟一妹。一家十口人靠父親打魚的微薄收入勉強度日，常常一鍋稀粥可以照見人影。小學畢業，鄭榮德不得不像祖輩們一樣下海打魚。浩渺大海的波濤駭浪中危機起伏。在大風大浪中經歷過數次生與死的考驗，更堅定了鄭榮德“人定勝天”的意志。從此，他的命運，像是在歷史的戲劇性跌宕中，苦苦掙扎、不斷幻滅，卻始終不放棄最後的希望。

17歲以前，鄭榮德從未離開過海島，連城區都沒去過。海島之外的精彩世界對於他而言顯得陌生且遙不可及。直到有一天，一個中學同學去上海遊玩後，回來描述大上海是怎樣一個繁華世界，他才知道外面還有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同學走後，在記憶中還沒有流過淚的鄭榮德，獨自跑到海邊，面對大海大哭一場。一種對看不到希望的未來的恐懼強烈刺激著他離開這個封閉的小島，“如果留在這個島上的話，就只能像父親那樣一輩子當漁民。”不甘命運擺佈，“要出去”便成為他急切的願望。 零是虛無，也是一個擁有無窮可能的起點。除了300元錢，一無所有的鄭榮德走出海島，目的地——柳市。在那裡，他買了150張產品照片和一本價格表，開始了沒有目標的推銷之路。他一路走到金華，在火車站隨意買了一張去湖南郴州的車票。

郴州出站口，他買了一張當地地圖。按照地圖標示，他一家家修理廠上門推銷。 35天后，當口袋裡只剩下三塊四毛錢時，他簽訂了第一份合同，賺到了1000多塊錢。隨後，鄭榮德越走越遠，千里迢迢跑去東北的牡丹江。北方晝夜溫差之大，讓他猝不及防。早上八點，他租了一輛自行車出門推銷。下午一點回旅社，氣溫從零下七度降到零下二十幾度。自行車按鐘點計費，溫度再低也要騎回去。一路上，鄭榮德摔了兩跤，圍巾全部凍得粘在嘴上。 溫州個體戶們的命運也是“冰火兩重天”。 經濟整頓目標旗幟鮮明，不幸的“小商小販”，礙了當權者的眼，被“開涮”也就不足為怪。可仍然有幸運的個體戶，瞞天過海，小心翼翼地做自己的小買賣。 相對於鄭榮德的激進與大膽，柳上淡謹慎了許多。作為溫州第一批個體戶，柳上淡本人幾乎見證了溫州民營經濟成長的每一個過程。但是，在這位不修邊幅、習慣穿拖鞋的企業家記憶裡，念念不忘的是1982年的尷尬。

17歲，柳上淡當上五六十人的鎮辦機電廠的學徒工，月工資12元。工廠業務不景氣，10多元的工資也經常發不出。柳上淡的唯一收穫是，學得一身精湛技藝，為日後在機械製造領域馳騁風雲奠定基礎。 從學徒到工人，一干就是10年。 27歲時，柳上淡感悟“這樣下去連老婆也娶不到”。於是他與幾位朋友一起開辦了地下工廠。上海、南京、西安到新疆，他走遍大江南北，拿到大批電焊機、捲揚機的業務訂單。接到業務後，沒有圖紙，柳上淡花100多元買海蜇皮、蝦乾等土特產跑到上海“等價交換”一大捆捲揚機的圖紙。那年月，溫州人缺技術，上海人則想吃海產品。在朋友的配合下，一間公社化留下來的農機修配小廠裡，柳上淡生產的捲揚機質量達到部委頒布的設計要求，受到各省建委技術部門的認可。

至1982年，柳上淡已經腰纏萬貫。具體到有多少錢，一則故事可以說明。他從上海回家過年準備買幾支別直參。南京路外灘一家藥店，因為柳上淡穿著舊大衣，營業員操一口上海腔對他說，“儂不用看，不用看了，這種東西不是儂這種人買的。” 柳上淡反問：“多少錢一支？” 對方說：“120元一支，儂買不起的！” “我買，你裡面還有多少支？” “還有11支。” 柳上淡拿出兩捆人民幣說：“我全買，全都給我。” 就是這麼有錢的柳上淡，怀揣著大把鈔票卻花不出去。他想投入80萬元，聯絡十幾位有技術和業務的朋友，徵地3畝，合股擴大生產規模。一腔熱情的他來到鰲江鎮政府，請求一位副書記支持。話沒能講完，副書記一臉嚴肅地說：“這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嗎？我告訴你，你搞資本主義的檢舉材料早已經到了陳書記手裡。” 聽完這位副書記的話，柳上淡拔腿往家跑。他立即將已湊起來的股金重新退還，把自己的32萬元錢深深地埋在地板之下。 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溫州人中間一直有這麼一說： 春天怕一號文件風，秋天怕颱風。 就拿這一年打擊嚴重經濟犯罪來說，國家發的都是一號文件。文件標題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看似針對文化宣傳部門的，最終在溫州的執行卻無一例外地落到個體戶的頭上。 當然，無論是政治風，還是自然風，溫州人哪有那麼容易被吹倒的。殺掉幾個，抓捕一批，地下工廠、“投機倒把分子”照樣前仆後繼，“春風吹又生”。吃盡苦頭，飽受爭議，依然創造出“全國第一”的紀錄——轉包糧田第一人朱炳新創辦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家庭農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堅冰突破。 盛夏，永嘉甌北鎮和二村東邊村頭，運砂石工程車在土地上進出作業，塵土飛揚，身材精幹的朱炳新站在土地邊上凝望。 五年前，有經商和手工業製造傳統的永嘉甌北和二大隊開辦閥門廠。全村160戶，近80戶人家在隊辦企業當工人。加之做小買賣的和其他手工業的，到1981年，村里10戶人家中有7戶不再種地。 上一年春天，一個親戚找到朱炳新，想把家裡的承包田給他，收成時只需交200斤穀子。僵化滯後的體制遺留下來的思維慣性對人的影響在短期內難以消除。該年，中央1號文件正式將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推廣，只是政策規定不許轉包土地。突破限制，可能面臨危險，也可能獲得成功。敗，則大敗；成，則大成。這是打政策擦邊球的成敗法則。朱炳新答應了親戚的請求。而那一年，親戚交給他耕種的土地獲得了不錯的收成。 1982年，四鄰八舍見朱炳新田種得好，不約而同地將承包的口糧田交於朱炳新。他一鼓作氣轉包口糧田28.2畝，為轉包農田掛牌“甌北炳新農場”，當年向國家交售糧食10989公斤，向轉包戶提供口糧5500公斤，商品率達到70%。年底，永嘉縣政府獎勵給朱炳新一台14英寸的彩色電視機。村里人天天到朱炳新家裡看電視，因為人太多，有一次坐塌了床板。有人看到朱炳新風頭之勁，緊張萬分地提醒他：“你不怕將來成為地主？不怕批鬥？” “地主”、“批鬥”，敏感的詞被拿上了桌面。慶幸的是，沒有人要霸道地給朱炳新蓋棺定論為“地主”。因為，對於經濟上的新興事物，溫州當權者袁芳烈們已經開始表達出包容與支持。於是，才有了12月的“兩戶會議”。 溫州的冰火兩重天，是政策與企業、企業家共同導演的一場大戲。 不同的是，政策的著眼點在宏觀與基業長青，小心翼翼，趨於保守；企業、企業家的著眼點在微觀與爭取生存，一往無前，肆無忌憚。兩股不同的時代流碰撞時，難免出現分歧，甚至背道而馳。不過，經過歲月的洗禮，他們總會混為一體，共同勾勒經濟的壯闊藍圖。 應該說，“八大王”和“登山鞋廠”事件只是溫州經濟整肅運動的冰山一角。到1982年年末，溫州揭出並立案審查的各類經濟犯罪案件有16.4萬多件，近3萬人被判刑。對私營經濟的高調討伐，的確令溫州民營企業再不敢公然與國營企業搶原料和擾亂市場秩序。也就在“大王”們逃的逃、被抓的抓；支持登山鞋廠主政領導職務被免的免、撤的撤的同時，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自稱是“割資本主義尾巴高手”的袁芳烈進行了兩次深入調研。 袁芳烈是帶著在省委立下的“軍令狀”——一年內，解決溫州所有製問題——和對個體經濟的偏見，履任溫州市委書記。到溫州後，他自我感覺像是進入了一個不是由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城市： 沒有熟悉的國營企業和人民公社，沒有政治覺悟高的人民群眾，一切烏七八糟。官員們冷冷觀望。看得出他們並不歡迎袁芳烈的到來，有的製造輿論，放言“袁芳烈3個月就會捲鋪蓋走人”。 最初，袁芳烈著力扶持國有經濟。儘管有三分之一的國營廠徹底破產，剩餘的也僅僅只是苟延殘喘，但他還是不遺餘力地幫助這些國營工廠跑貸款。袁芳烈努力的實際作用至為微薄，乃至最終無濟於事。與此，幾十萬溫州人在國營企業體制之外，輾轉於全國，彈棉花、補鞋、在上海車站碼頭幫人站隊、倒賣車船票和推銷家庭作坊生產的小商品。他們背負流言與指責，遭受冷眼和唾棄，仍然激情四溢，彷彿無時無刻都充滿著對未來的期望。 正是這些“黑工廠”、家庭工業和“不務正業”的人支撐著溫州經濟的大半個“江山”，並積聚成為一股無法抗拒且正在蓬勃向上的自發生命力。不過，當時袁芳烈的工作重心是割掉私有化的毒瘤，將這些“大逆不道”的人圈回溫州。他雷厲風行開展的一系列打擊私營經濟的組合拳，在讓其勢頭偃旗息鼓的同時，整個溫州經濟形勢也黯淡下來。 將民間經濟與中央宏觀政策嫁接起來的橋樑，就是地方官員。他們不但上傳下達，更明白融會貫通、活學活用。如果他們具備足夠的魄力與智慧，經濟史勢必會被改寫，當然可能並不都是大刀闊斧。 局勢不容樂觀，可也不是那麼悲觀。即使政府習慣於以行政手段和思路解決經濟問題，改革仍舊是整個國家的主流。民間的經濟洪流滾滾，政策、行政的大壩可以抵擋到幾時？到底是疏還是堵，這的確是個問題。 1982年下半年兩次調研後，袁芳烈的心態就在不動聲色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瑞安調研路途中，袁芳烈驚訝地見到上百頭牛，個個膘肥體壯。多年的基層工作，袁芳烈見過的牛，大多缺乏照料，瘦的瘦，死的死。他向牛倌請教。牛倌告訴他： 牛是一家一戶養的，所有權歸集體，收益歸個人。瑞安人把水牛叫“三五牌幹部”，一頭水牛畜力年值500元，奶水由煉乳廠收購值500元，每年產犢一隻500元，1500元正好相當於一個有30年工齡的干部的年收入。 瑞安塘下鎮，袁芳烈鑽進燈光昏暗的地下工場。半間房子，5台簡單機器，主人兼工人是帶著孫子的一位老太太。她早晨領料，晚上將成品鬆緊帶交給小販。 5台機器投入500元，年淨6000元收入。老太太的收入讓副省級的袁芳烈自嘆弗如。他算了一筆賬： 100個這樣的老太太，年利潤60萬元；1000個，600萬元。在當時的溫州，袁芳烈竭力幫助而純利超過60萬元的國營企業不過3家。 沒有比擺脫貧窮的渴望，更讓人敢於衝破體制的樊籬。 “吃飯”問題壓倒了僵化的意識形態，走訪讓袁芳烈轉變了對溫州個體私營經濟的判斷： 由主動打擊到被動接受再到自覺保護。這一心態變化似乎暗合了張維迎的觀點： 從地方保護出發，民營化的進程不可避免。但是，如何消除溫州人普遍存在的心懷餘悸，尤其是“八大王”與“登山鞋”事件後，大多數人想動不敢動、想富不敢富、富了怕冒富，而等待觀望的疑慮，是擺在袁芳烈面前的一個難題。也正由此，一場“兩戶”（重點戶、專業戶）代表會悄然醞釀。 1982年12月16日至19日，在袁芳烈提議下，溫州市委、市政府決定召開“兩戶大會”，請“兩戶”代表現身說法。 當會議通知分別告之參加會議的代表後，許多人捉摸不透其中緣由而不敢參加會議。 “八大王”的遭遇讓他們心生懷疑：“是不是政府搞'鴻門宴'把我們一網打盡？”據說，一個專業戶，帶著棉被和衣服去開會，交代老婆，這次去開會，可能回不來了。 為了會議順利召開，袁芳烈親自給各縣縣委書記打電話，要各級領導幹部親自上門做工作。市領導分赴樂清、瑞安、甌海、永嘉，走進田間地頭訪問專業戶和重點戶，同他們親切交談，請他們放心參會。市區機關、工廠、商店、大街小巷掛出大幅標語，熱烈歡迎“兩戶”代表。最終，1200來位“兩戶”代表參會，34位在大會上作典型介紹，70多位披紅戴花坐上主席台。全體代表群情振奮，他們別無要求，只提出希望市委將袁芳烈的講話每人發一本，作為憑據。 並不溫暖的冬日，會議猶如烈火，點燃了溫州人發展私營經濟的熱情。瑞安一個挂靠學校的校辦工廠，“兩戶”會議後總共100多名員工中突然有四五十人辭職獨立辦廠。會議也許更是一個暗示——更加開明的溫州，開始擁有了更加開放的視野。在此之後，每當溫州經濟體制改革模式遭遇質問的時候，政府與民間經濟力量總是站在了一起。雙方在時而劇烈、時而微妙的博弈中，取得了一種巧妙的平衡。 在政府庇護下，溫州民營經濟得到近乎狂放甚至百無禁忌的發展。不過，改革帶來的政治風險最後常為改革者所擔承。袁芳烈、繼任者董朝才以及後來者，一直籠罩在意識形態的詰問中，時不時會被拎出來“示眾”質問。 袁芳烈，主政4年，溫州全市經濟實際增長率估計在20%以上，政府財政收入同時翻了一番多。但他從來沒有獲得過上級一句公開的評價。平調回杭州很久，他才知道，上級對他的繼任者特別囑咐：“要搞活國有企業，凍結原來的干部。”此時，袁芳烈才明白，這是對他4年工作的否定。 現在還不敢肯定“兩戶”會議後，溫州是否將雨過天晴。或者說，私營業主們心中存在的重重疑雲能否就此煙消雲散。可是總結大會，最風光的人物必然要數林業專業戶週人正。 1979年起，週人正投資38000元，僱工50人，承包2000畝荒山。 “兩戶”會議上，他作為典型發言。 《溫州日報》在頭版發表一條400字的新聞，在第二版發整版長篇通訊，配合宣傳。消息見報，轟動溫州，人們稱之為“爆炸性”新聞。 理論界關於“僱工人數能否超過八人”，爭得面紅耳赤。高層領導間產生了爭論和分歧。有人引述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論斷：“僱工到八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按馬克思的計算，19世紀中葉，僱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樣直接參加生產過程的，是“介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就是小業主；超過8人，則“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是資本家。爭論前後持續6年，連風雲一時的“傻子”年廣久也被牽扯其中，差點深陷牢獄。因年廣久名氣實在太大，才逃過一劫。所以，袁芳烈與《溫州日報》推出週人正這個典型，確實是冒著極大的風險。 僱傭8人以上不是罪，創造財富更不是罪。但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將僱工人數達到50人的人物報導出來，“處理不好，就是犯嚴重的政治錯誤”。難題擺在袁芳烈和報社編輯部面前。 有人建議慎重對待週人正，不一定打擊壓制，也不能樹成典型。面對不同的聲音，袁芳烈沒有退縮。當天晚上，報社編輯部把版面大樣送到市裡審閱時，他明確表態，堅定地予以讚賞。而值班編委、農村組組長蔡育林，認真細緻地推敲稿件內容後，把僱工問題隱蔽，決定見報。 18日上午，在周人正作大會介紹之前，代表們一進會場，和讀者一樣，拿到了一份有周人正突出報導的《溫州日報》。 燦爛的太陽終於鑽出雲層。榜樣的力量，掀起了一陣陣強烈的改革衝擊波，溫州私營經濟衝破牢籠，出現繁榮局面。據了解，會議後發展起來的專業戶、重點戶，大都成為有溫州特色的私營企業的老闆。對他們的扶持、鼓勵，為“溫州模式”形成奠定基礎。 臨近年終，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憑藉輕快的曲調和積極的歌詞，唱響全國。 “我們的家鄉，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煙在新建的住房上飄蕩……”在歌聲中回顧1982年，冰火兩重天，真是奇妙無比。 政策走勢變化萬端，整風運動給溫州經濟人為地設定了一個“拐點”。其間起承轉合，進退微妙，不光外人難以體會，即使對於經歷這一過程的溫州人來說，亦是一言難盡。 “八大王”與“登山鞋廠”事件演繹出一個區域民營商人與企業沉浮的生態樣本。不知道這樣的悲劇是中國民營企業崛起的“原罪”還是必然經歷的“淬礪”？ 未來如迷宮。 1983年，究竟嚴冬落幕，還是回暖的春天在望？ 這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只有一點毋庸置疑，敏銳的商業神經從來不會停止跳動，只要有機會，溫州人還會掀起波瀾，直至揚眉吐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