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三章光明行

1981年7月25日，烈日當空、驕陽似火，這或許又是普通而酷熱的一天。 下午三點，風雲突變，颱風夾著大潮席捲而來。暴雨成災，海水高潮位頂托，內河和水庫的水位均超過警戒線。大半個溫州城在狂風與瓢潑大雨的肆虐下損失慘重。 這是一場毫無預示的颱風。而與天氣一樣捉摸不透的還有這個國家的時勢。誰也未能想到，改革的局勢在年初就急轉而下。 在算不上是個吉利的1981年，外國媒體似乎並不看好中國的經濟狀況。路透社北京1981年2月18日電中有這樣的判斷： 中國試行比較放寬的經濟政策，這些政策的目的在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時必然帶來像通貨膨脹和嚴重的預算赤字這樣一些過去所不熟悉的問題。 民營經濟的生存狀況也不理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建立的企業幾乎無一例外地遭遇寒流。大環境的初步解凍與小環境依然處於冰冷狀態的深層次矛盾，埋下了私營經濟危機的種子。 1981年1月，國務院兩次發出緊急文件“打擊投機倒把”。文件口氣嚴厲，措施細密，均被要求在各大媒體的頭版頭條進行刊登報導。

文件對於國營企業鳳毛麟角、個體戶俯拾皆是的溫州顯然不是一個好兆頭。更為不幸的則是，決策層做出打擊“投機倒把”的決定，竟然出於這樣一種判斷： 一個物資短缺的時代，新興的私營經濟正以無孔不入的姿態，與國營企業爭奪有限的資源。 由此，原本出於維護經濟秩序的行動最終演變成了對私營經濟的打擊。眾多在改革開放前3年事業小成的私營經濟業主們被“紛紛錯殺，並引發樁樁公案”。相反，與私營經濟舉步維艱對應的是，投資數百億、正在建設的上海寶鋼項目即使承擔著來自各方面的指責，卻也自然不會因為非議停下建設的節奏。 尼采說：“一個更富於陽剛之氣的，再度把勇敢視為榮譽的時代亟需大批做好準備的、勇於任事的人。他們將是沉默、孤獨、果決、不求聞達、堅持到底的人；他們具有爽朗、忍耐、簡樸、蔑視虛榮的個性。”

氣候陰晴不定。也許正是溫州人與生俱來的樂觀精神支撐著他們不斷在跌倒中爬起，在挫折中努力奮進，哪怕途程中碰到頑石堅硬的棱角和攔路的荊棘。緊張的空氣瀰漫在整個國家上空，報紙每天連篇累牘地報導各地整治“投機倒把”的新聞。溫州人依然興致勃勃，嘗試著通過各種方式表達自己對未來的感受。 文工團一位年輕劇作家創作了話劇《光明行》。劇情簡單卻寓意深刻，講述了三位女知青面對苛刻境遇，自謀生路而成為個體老闆的故事。而後，文工團拿出3000元經費，請來導演帶領一群年輕人排練上演。 話劇在溫州及浙江各地上演後，萬人空巷、一票難求。 大潮風起雲湧，難免不令人心生茫然。中國經濟的前途明明是光明的，出路也著實很多，可為什麼偏偏被人為地搞得錯綜複雜，讓人理不出頭緒？

中國問題研究專家費正清在這年出版《美國與中國》一書。 這位才華橫溢的美國人根據對中國國情的判斷，在書中大膽揣測：“中國可能選擇的道路，各種事件必須流經的渠道，比我們能夠輕易想像到的更窄。”事實上，費正清明顯低估了中國人扭轉自己命運的決心。形勢無法左右，個人命運卻可以挑戰。冰與火的兩極，溫州人並未被撕裂。私營經濟仍然潮起潮湧，彰顯著頑強的生命力與無孔不入的生存法則。 精彩的經濟改革史是一個連續的畫面，這是前赴後繼的企業傳遞經濟接力棒的結果。儘管從該年開始，一些剛有起色的小企業在政策突變中掙扎，但還是有人逆勢上揚，激情燃燒。年僅15歲的王均瑤就此踏上了改變人生的“光明行”。 蒼南大漁鎮漁嶴村，一面臨海、三面環山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成為天然避風港。每次颱風來臨，四面八方的船隻都會在此得到庇護。 42年前，均瑤集團董事長王均瑤出生於此。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與眾多從“草根”崛起的溫州民營企業家一樣，王均瑤身上帶有明顯的“溫商印記”： 大膽而敢於創新、心思縝密且注重實踐、吃苦耐勞又意志堅定。但略有不同的是，他踏實卻不低調，務實又不失張揚，並不排斥與媒體接觸，因其“另類”而被冠之“最開放的浙商”稱號。 生存的慾望再加上成長的希望，構成起跑的原動力，但圓滿的句號並不等於精彩的起跑。 1981年，王均瑤被母親送到鄰居肖玉寶處拜師學藝。提著裝滿不干膠的手提箱，跟著師傅走南闖北“討生活”，王均瑤年紀輕輕嚐遍生活的冷暖百味。 啟蒙者的夢想，總是由被啟蒙者來完成。轉眼一年，王均瑤“單飛”。他離開家鄉，在湖南長沙一帶推銷五金和印刷製品，至此與肖玉寶基本失去聯繫。但傳聞卻不斷通過老鄉傳來，“就听說他要包飛機回來了，而且他真的就這麼做了。”

1989年春節前夕，疲於奔忙業務的王均瑤沒能買上回家的火車票。無奈之下，與同鄉商量後，大家以兩倍的價格包一輛大巴回家。汽車顛簸在1200公里的蜿蜒山路上，大家都產生筋疲力盡之感。王均瑤隨口感嘆一句：“汽車太慢了！”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旁邊一個老鄉略帶嘲諷地回應道：“飛機快，你包飛機回家好了。”“土地可以承包，汽車可以承包，為什麼飛機不能承包？”王均瑤提出疑問，不料立即招來譏笑。分析當時客觀形勢，王均瑤確實是癡人說夢： 坐飛機是個奢侈的夢，因為機票的購買需要縣級以上政府部門的證明。事實上，這個“膽大包天”且心細如發的溫州人，兩年後用實際行動創造了所有人都認為不可能的奇蹟。 1990年，溫州機場正式通航，讓原本只想爭口氣的王均瑤，覺察到民航市場不可估量的前景。在同鄉的不解和質疑聲中，他迅速行動，進行客戶走訪、市場調查，以及與有關部門的溝通工作。歷時9個月的工作為王均瑤的信心埋下了鋪墊。最終，這位長著娃娃臉的24歲溫州青年，怀揣著身份證和溫州市政府開具的證明，邁進湖南省民航局的大門。

可以想像，從未向民營企業開啟過的中國民航系統大門，是多麼壁壘森嚴。王均瑤在蓋完100多個圖章後，通過這扇緊閉的大門，開啟了人生財富之旅。一架從湖南飛來的“安24”銀鷹降落在溫州永強機場，王均瑤首開中國民航史上私人包機先河。那確實是王均瑤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 “我的個人形象、人生道路都改變了！如果說人生是個大舞台，那一天，作為一名演員，我面試合格，被允許登上舞台。接下來，我要努力的是把戲演得更好……”每次提及包機，王均瑤總是難掩內心的激動。 當不可能變成可能，當可能變成奇蹟，這樣的經歷是否有訓示？第一年包機為王均瑤帶來20萬元的利潤。他一口氣承包下全國400多個航班，成立全國第一家私人包機公司——溫州天龍包機有限公司。

由此，他的名字與曝光率極高的民航業聯繫起來，國外新聞媒體稱此舉為“中國民航擴大對外開放邁出的可喜的一步，中國的私營企業將得到更健康的發展”。美國《紐約時報》更是做出極高評價：“王均瑤超人的膽識、魄力和中國其他具有開拓和創業精神的企業家，可以引發中國民營經濟的騰飛。” 1981年7月颱風過後，溫州持續高溫一個月有餘。但是，個私經濟存活的環境彷彿有了好轉的跡象。同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遵守國家的政策和法律、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不剝削他人勞動的個體經濟，是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的必要補充。從事個體經營的公民，是自食其力的獨立勞動者……對個體經濟的任何歧視、亂加干涉或者採取消極態度，都是不利於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都是錯誤的。”

《規定》如同空氣清新劑，蕩滌了個體戶合法身份周圍的污濁空氣——“自食其力的獨立勞動者”。日後，在政策不斷左右搖擺中生存並發展的個體戶們，不斷刺激著中國，直至促成溫州的民營企業力量的甦醒，並最終以非公經濟的身份佔據了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邱光和正是在這樣一個不確定的時期浮出了水面。 在溫州，邱光和也算是一位富於傳奇色彩的人物。他父親早年患病喪失勞動能力，養家的重任由母親和大他四歲的姐姐承擔。家境貧寒，但父母堅持要求他讀完初中和高中。 高中畢業，面對掙扎在貧困邊緣的家庭，心中內疚的邱光和最終放棄高考，報名參軍。他希望通過軍營的磨煉闖出一條人生新路，為家庭做些什麼。 4年後，他退伍回鄉，成了人民公社半脫產乾部，負責過宣傳、民兵、共青團工作，受公社委派擔任社隊企業的廠長和書記。可是，40元的月工資根本無法改變家庭的困境。不甘受窮，要出人頭地，廠長邱光和燃起了闖蕩商海的激情。

一次在國內跑供銷時，邱光和偶然發現： 溫州本地最緊缺、需求量最大的彩電、電扇等商品，外地多滯銷；當地供大於求的鞋和旅行席等，外地多緊俏。於是，1981年，邱光和與兩個朋友一起創建了甌海婁橋家電公司。因為三人決策意見常發生衝突，他乾脆借錢買下朋友手上的股份。 邱光和做家電生意極其註重口碑，一件小事即可說明全部： 一位教師購買彩電，討價還價。邱光和告訴她： 一台彩電利潤50元不到，不要還價。這位教師接受了價格，順便說了一句：“我們夫妻倆都是教師，經濟困難，價格是低一點好一點”。邱光和聽後，只收了彩電的成本價，還負責送貨上門。不久，這位教師稱彩電無法看到圖像。邱光和就派人上門維修，發現顯像管被燒壞了。為此，邱光和打報告給廠方，要求解決。廠方查明是使用不當引起，拒不賠償。邱光和做廠方工作，希望按成本價560元提供顯像管，自己負責安排人免費維修。可是，由於家庭拮据，這位教師卻付不起這560元。邱光和覺得作為教師辛辛苦苦教書育人，於是幫忙墊付了這筆錢。

事後，教師夫婦寫了一封感謝信投遞到市消協表揚邱光和。感謝信無意間推波助瀾，給邱光和做了最好的廣告宣傳，他很快成為溫州城內口碑最好的彩電銷售商。從這時開始，邱光和陸續在溫州開設了80多家銷售網點，家底達到千萬餘元，直至一場突如其來的颱風席捲了他的門市部和倉庫上千萬存貨。僅僅一夜之間，邱光和就損失了200萬元。面對一片狼藉的門店，他欲哭無淚…… 這一年，這個國家還是先進與落後共存，未來與傳統爭奪。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不斷呈現，當了五年文藝兵，李濤終於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抉擇。此後，在有限的時空中，他將自導自演一部百感交集的人生悲喜劇，折射溫州30多年的時代變遷。 溫州民營經濟開創時期的那些可稱之為傑出人物中，李濤在許多方面獨一無二。他從小體弱多病，剛出生時居然不會說話，在保溫箱內放置8小時後，才被醫生“拍”出聲音。 3歲患上麻疹，注射強心針無效，醫生髮出死亡通知書。在用毯子和草蓆包裹著送往太平間的途中，保姆感覺到一絲動靜，從而將李濤從死亡線上救回。 另外，與溫州大多創業者出身草根不同，李濤出身於軍人家庭，母親一家在新中國成立前曾是上海的民族資本家。他出生於20世紀50年代後期。他那個年齡的人擁有差不多的命運：“長在飢荒時期，上學在動亂歲月”。用一句既感傷又難忘的話總結，他們是“被毀掉的一代”。李濤就屬於這一代。 幸運的是，李濤沒有被毀掉。 “文化大革命”中，批鬥別人或被別人批鬥，實屬常態。但是，軍人父親捍衛了這個家庭的平安，母親祖上的家風底蘊則讓李濤在更多人肆無忌憚揮霍青春，或者為溫飽背井離鄉的時候，能夠靜下心來讀書。家裡豐富的藏書讓少年李濤受益無窮。文學的種子埋在心裡，並影響一生。 1981年，憑藉父親在軍隊的聲望，李濤進入大學。畢業後，他被分配到文化局《園柳》雜誌社做編輯。滿腦子浪漫主義且熱血沸騰的他一邊編雜誌，一邊自組詩社，積極探討詩歌，自費印刷詩刊《匆匆》，辦起“美學研討班”，不定期討論美學問題。 距離“解禁”並不長的20世紀80年代初，仍處處敏感。因《匆匆》裡發表的《國庫券》一詩中“蔡倫發明的紙張，大量印過紅寶書，又在印著國庫券”的詩句，被指責屬精神污染，李濤被迫做出檢討，前途成了問題。不過，寫作改寫了李濤的命運。他與人合作的長篇報告文學《溫州形象》出版。 寫《溫州形象》一書時，李濤採訪了大量溫州上流人物，包括各級官員。此時，他的一位國外朋友準備回溫州投資3億元，建四星級賓館——王朝大酒店。這位朋友看中了他在溫州的社會關係資源，李濤就這樣走上“一入商門深似海”的人生道路。 大酒店完工後，由於一些人事矛盾和經濟利益，李濤沒有成為王朝的職業經理人。當付出和回報不成比例時，他選擇了離開。 溫州人說，他們是財富的崇拜者。無論是王均瑤、鄭勝濤、邱光和抑或是李濤，他們都為追逐財富不斷改變自己的軌跡。 “藏富於民”是時代的呼聲，就是這些堅韌而活躍的溫州人以不同的方式回應著這個呼聲。 每一個時間的節點，都會有明星湧現。人如是，企業如是，城市亦如是。 1981年的溫州遠沒有如今這般大紅大紫，以蘇州為代表的一干蘇南城市才是當年媒體大張旗鼓宣揚的重點。 1981年10月，費孝通第三次訪問蘇南的開弦弓村。他發現： 20世紀30年代曾見到過的養羊和養兔，如今已是家家戶戶經營的副業，且加起來占到了人均總收入的一半。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新革命，勢必受到觀念、體制等一系列接踵而來的阻撓。因此，並非每個人邁向革命的腳步都是那麼義無反顧。有人躍躍欲試，有人左顧右盼。終究，蘇南那些，幾乎是一夜之間湧現出來，因陋就簡的小作坊形成了所謂的“蘇南模式”。經過調查，費老先生寫下《三訪江村》，對蘇南自發出現的“草根工業”給予高度評價。蘇南由此進入了公眾的視線，雖引發諸多爭議，但得到更多的是讚賞。 而溫州的知名度與蘇南旗鼓相當還要等到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一批政界、理論界和新聞界人士爭先恐後地對溫州模式、蘇南模式、珠江模式進行比較研究，炒熱了蘇南，更炒火了溫州。不過，1981年的溫州也絕非沒有亮點，交通破冰，序幕次第拉開……翻開溫州市交通局本年檔案，一組數字呈現眼前： 全市載客汽車為37輛，包括三輪汽車和簡易機動車在內的其他機動車為38輛，運輸用拖拉機97輛；公路建設竣工里程為3.4公里，竣工公路橋為5座，公路通車里程為1887公里，年客運量為345.85萬人次。全市115家市、縣運輸企業中，只有52家盈利，年利潤總額為32.14萬元；虧損企業63家，虧損總額達到113.33萬元，盈虧相抵後，溫州運輸企業當年還虧損81.19萬元。數字濃縮出溫州交通內外交困的辛酸。 10萬銷售大軍走南闖北，沒有鐵路，沒有航空，縱橫的河流，“死路一條”的窘境羈絆著熱血沸騰、尋求命運突破的溫州人闖蕩世界的步伐。對胡成中、周成建這一批甚至更早的民營企業家來說，每次出行都是對他們體力與精神的雙重折磨。一名玻利維亞華僑忍無可忍，乾脆提筆寫信給市政府領導，稱坐客車簡直如同運豬，車窗外塵土飛揚，車廂裡黃塵瀰漫。 現實不堪回首。運力與需求間的衝突尖銳到一觸即發。國家公路客運國營獨營的政策沒有一絲鬆動的跡象，制約交通發展的禁令尚未廢止。但是，堅冰之下，暗流早已湧動。溫州人醞釀著一個石破天驚的舉動： 引入社會力量，籌備民營運輸企業——金麗溫客運聯合公司。此舉風險極大。一封檢舉信隨即寄到省交通廳。廳長親自帶隊走訪，臨走時留下“好自為之”。 “好自為之”四個字留下無窮的遐想空間。既然沒有直接否定，那麼索性放手一搏。短時間內，凡具備經營客運線路、能力和條件的單位和個人，不約而同地投入運輸市場。一張桌子、一個電話、幾個人，便可以僱傭車輛運輸。他們長途短途齊上，甚至有人又盯上了夜間營運。 當時，夜間不得行車禁令仍在實施。為此，市交通局連續向省廳打報告，要求增開夜班車。省廳沒有回音，對此溫州人有自己的獨特理解： 沉默等於默認。於是，市交通局下發文件：“根據本市的交通運輸情況，允許客運車輛24小時發車。”在沒有官方說法的情況下，省級媒體對此進行正面報導。隨後，浙江省內各地及廣東、福建等仿效溫州，夜班車開始全國流行。 三十幾年來，溫州民資屢闖“禁區”、北伐西進、左沖右突，在溫州市道路運輸業界已雄踞九分天下。可以說，溫州道路運輸業就是民營的道路運輸業，民營規模和貢獻率佔據99.9%。 1981年8月15日，一則關於溫州的報導出現在《人民日報》。在這篇名為《活躍的溫州市場》的文章中，作者萬分激動地寫道： 到過溫州的人，都感到溫州的農副產品市場和飲食服務行業非常興旺。點心從早晨四時到深夜零點，隨時可以買到；誰家如有賓客臨門，生熟菜餚也隨時可購；一年四季做衣不成問題；理髮、修配也不犯難。 過去由於受“左”的思想影響，市場冷冷清清，群眾吃了苦頭。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溫州有關部門清理了“左”的影響，局面逐漸發生了變化……允許多種經濟並存，流通渠道暢通了，商業網點增加了，市場活躍了……在我們國家，還有什麼輿論像《人民日報》那般能真切地反映上層的態度和國家的情緒。文章的意義顯而易見。這恰好說明主流媒體對溫州，這個向來“惹是生非”的城市正在轟轟烈烈探尋市場經濟的行為開始持“曖昧”的默許。 輿論的支持，似乎應該對商業形態處於懵懂狀態的溫州推進多種經濟有事半功倍的效用。但是，溫州，又尤其是當地私營經濟的參與者在很長時間內都承受著非議的壓力，發展跌宕起伏。這其中除了社會陳舊保守的觀念“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功”外，其參與者經營與管理的不規範甚至闖紅燈才是外界否定他們的主要依據。 正如一扇小小天窗，在帶進了清新的空氣的同時，也放進了蒼蠅。 《活躍的溫州市場》刊出不到一個月，《人民日報》撰文《溫州地區不少社隊企業大肆騙錢》，揭示部分溫州人所謂的“工廠”和他們的騙人手法： 1.訂合同、出廣告就憑書包裡的一個假印章。 “書包工廠”偽造溫州市各部門的印章，以及各種對他們有用的印章。憑這樣的假印章，騙了全國各地許多單位與個人。刻假印章招搖撞騙，在溫州已成為某些人的職業。所以，按讀者揭發的廠名去找，好多都是查無此廠。樂清縣清北公社農副產品加工廠，經縣有關部門批准後，刻了印章，但至今沒有資金、廠房、設備和固定人員；印章放在書包和抽屜裡，作為投機騙錢的合法招牌。 2.最近，溫州市有兩個人騙了7萬元。起初，這兩個人向工商行政管理局打報告，說他們現辦廠的廠房、設備、技術力量都有一定規模，請予批准。為了慎重，工商局人員到廠里察看，果真如報告中說的那樣。於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就批准了他們的要求。不久，他們騙錢的事情暴露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才知道受了騙。原來，騙人者事先與那個廠的領導拉好了關係，該廠同意騙人者利用他們的廠。像這樣借廠行騙的事在溫州並非罕見。 3.騙錢發工資。有些社隊企業由於沒有正式生產計劃，時停、時開。開不出工人工資，就想歪門邪道。有一工廠用發假訂貨單的手段，騙了黑龍江省一單位的幾十萬元，幾年不還貨款。這個單位派人到溫州法院申訴。經法院一查，騙錢工廠的財產早已被分光吃淨，騙來的錢也分光了，無力償還。 …… 溫州好些地方製造假黃連素成風。瑞安的一個公社就有30多個這樣的廠。這些假藥廠是未經批准的非法生產單位。他們製成的假藥，以3倍、甚至5倍、8倍的利潤，通過各種渠道，大搞不正之風，直接遠銷省外醫藥公司或醫療單位。瑞安縣封了52個假藥廠，把其中騙錢多的一個廠的負責人拘留，法院依法判了刑。處理前，有人為犯罪分子開脫：“這藥不是假的，因為有成本，雖治不好病，但也治不死人。”有的領導同志還替他們求情說：“社隊企業沒飯吃，望你們高抬貴手。”世景變遷往往讓人恍若隔世。回頭來審視上述文章的要義，事實上溫州私營企業很長一段時間是在非規範化的環境中成長起來。 市場經濟的閘門如“潘多拉魔盒”被小心翼翼地打開，自由的水流勢不可擋地滲透進來，無法逆轉。初始，水流很小，卻相當肆意；隨後，它在妥協中積蓄力量，集涓為流、轟然成勢；最終，水濁水清，集建設和破壞於大成，推倒舊的秩序，新的天地以混亂無度的面貌呈現出來。在這天地之中，溫州數以百萬計的企業在體制外拼命呼吸，在資源、市場、人才、政策與地理區位都毫無優勢的背景下高速成長。這樣的地位決定了這個企業群落的草莽和灰色，使其在有些時候為了可以游刃有餘的存活而不擇手段。 經濟學家中鐘朋榮曾經談及溫州模式：“溫州模式的背後，隱藏著溫州人思維的無模式。”自從踏上改革開放的節奏，溫州形成了一個民間力量與改革勇氣井噴的經濟活躍地帶。推陳出新、唯利是圖、自強自立的精神，注定其是草根經濟崛起的典型，少有國有企業，但家庭式作坊和私人工廠已成燎原之勢，怎一個“活”字了得，又怎一個“亂”字了得。溫州成為浙江乃至全國經濟發展中的“異端”。 因此，正是《人民日報》那篇分量十足且針對性極強的文章，理所當然地給了一些以嚴肅自居、看不慣溫州發展模式的領導予以整頓的口舌與把柄。 幾乎與此同時，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長袁芳烈受命擔任溫州市委書記。袁芳烈一下車就直奔溫州最繁華的五馬街口，感覺一腳陷入了“敵占區”——到處是雜牌的小作坊和灰頭土臉的農民推銷員。他感覺溫州已經到了非“治亂不可”的地步。 大風起於青萍之末。 年底，頗具聲勢的檢查在溫州迅速開展。檢查本應只是維護經濟秩序的行為，可是一場經濟整風的暴風雨毫無徵兆地悄然開始。山雨欲來風滿樓。 “興師問罪”的氛圍愈加濃厚，1982年的溫州注定無法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