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二章一座城市的原罪

改革的步子，走得有條不紊，人們卻總能在空氣中嗅到不一樣的味道。毫無疑問，20世紀80年代的第一年1980年，這個國家正迫切地想要改弦更張。 隔著歷史的塵煙可以觸摸到那個年代的生機勃勃： 第一家民營科技企業成立、第一家合資企業正式營業、第一次發行外匯兌換券、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生產力首位論”、北京有了第一家個體飯店、海南迎來開放元年。 就其意義來說，這些任何的第一次都比不上《人民日報》——這家權威性極強的報紙——第一次大規模、多篇幅地報導個體經濟韻味悠遠。 1月，《人民日報》“從農民怕露富說起”，言辭激動地寫道：“擔負領導的同志一旦有了怕農民富的思想，眼前生財的道路縱有千萬條，也是不敢邁出一步的，這怎能帶領群眾盡快地富起來呢？”

2月，一家居然逃過“文化大革命”浩劫，“僥倖”經營了20年的夫妻客店成為《人民日報》報導的對象。報紙上說，人們需要這樣的“夫妻客店”。 3月，“要把小商品生產搞活”；6月，“為長途販運是否是'投機倒把'辯護”；7月，“怎樣看待城鎮個體經濟的性質”；8月，“上海私營飯館'味美館'生意興隆”；10月，“正確對待城鎮個體經濟”……這是高層試圖借助輿論，消除公眾的顧慮。 《人民日報》刊載的意味深長的文章，對於偏南一隅的溫州是否能夠一葉知秋，我們無法得知。身處底層、讀書少、鮮有讀報習慣的溫州第一代創富者，通過報紙洞察先機，顯得極為困難。很難斷定，領導們體現在媒體上的良苦用心，溫州人能否體會。不過，這群草莽正在發財慾望的左沖右突中，遊走於灰色地帶，建構著民間商業體系，也構成了這座城市的原罪。

“標準石油公司讓祖父發了大財，同時也是最遭人痛恨的人之一。小報抨擊標準石油公司的經營活動，指責它犯下了諸多罪行——包括謀殺，因為它毫不留情地致力於清除所有競爭力量，完善自己在石油行業的壟斷地位。”洛克菲勒孫子戴維，在《洛克菲勒回憶錄》中詮釋他的石油大王祖父。在一個競爭無序的年代，什麼樣的競爭都是合法的，什麼樣的經營活動都是合法的，沒有反不當競爭法的出台，更沒有反壟斷法的問世，洛克菲勒何罪之有？ 原罪之複雜，其實遠非“有”，還是“沒有”。溫州民營企業家的命運可謂一波三折，從特殊年代的“資本主義尾巴”，到改革時代的先行者，以至到今天的經濟增長英雄。 他們身上的正向砝碼不斷增加，從邊緣走向主流，從灰頭土臉到鮮活光亮。光環越大，光環下的陰影也越大。社會不斷質疑溫州人曾經聚斂財富的正當性。原罪浮出水面，成為溫州這座城市頭上拿不下的緊箍咒。

經濟發展，大浪淘沙。人處其中，難免心生迷茫，走錯方向，一失足而成千古恨。與人心態相同，有關創造財富與分配財富的改革，在迷茫中探索發展。每一步前行都是危險的，引發危險的背景卻相當深刻。但是在缺乏善惡感的時代，面對“擺脫貧困”的主題，一切道德的價值評判都顯得蒼白無力。 有人說，溫州人膽子大是因為實在沒什麼好怕。比如泰順就出過這麼個匪夷所思的經濟案件： 當地農民向全國的國營企業投遞信函訂購各種二手機械設備，設備到了後當即被就地倒賣。然後，那些農民在報紙上用假名刊登死亡訃告，等外地企業上門來討債時，有人哭喪著臉把訃告拿給討債人看： 人死了，向誰催債？一個村莊的農民全部參與了這場黑色幽默的詐騙遊戲，當地也因此形成了浙南最大的二手機械設備交易市場。

的確，早期一部分溫州人在經商上表現出來的智慧和狡黠，截然不同於強取豪奪，卻將資本積累過程中沒有倫理底線的狡詐與粗暴，演繹得淋漓盡致。溫州人就像搏命的鯰魚，出現在每個可能盈利的領域。他們販運小商品、炒賣房產、去山西承包小煤礦、在陝西打油田、到新疆倒棉花。他們是最早的商業活動實踐家，也是最早的走私者。國家對外開放，沿海壁壘一除，走私迅速成風。第一波走私潮起點便是溫州和潮汕。 1980年，溫州成為全國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艘又一艘的走私漁船把境外的手錶、服裝、小家電和小五金偷運進來，在樂清、蒼南漁村上岸。膽大包天的溫州商販背著走私商品沿街兜售，甚至走出了溫州，走進了上海。這一批人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走私，完成了最開始且並不光彩的原始積累。

溫州靠近台灣，地緣優勢明顯。與其隔海相望的島嶼之間兩岸人可以自由來往，為走私提供了天然的交易所。走私風大約始於1977和1978年前後，到1980年左右盛行，直到1982年仍然餘風強勁。 一開始，走私行為多為小部分漁民“散兵游勇”之舉。可那時，物質是如此的匱乏，而人們對琳瑯滿目的新鮮外來貨又是如此渴望。以全自動機械表東方表為例。當時中國最有名的手錶是上海牌手錶，每塊120元，普通工人省吃儉用一年才能買得起一塊。走私的東方表售價60元，性能好，外觀更漂亮。 當第一個人違背“禁止捕魚”的指令下水摸魚時，眾人皆觀望，結果下水者安然無恙，於是第二個人隨即下水摸魚。由於開拓者只嚐到甜頭，並未受到懲罰。隨後，眾人跳入水中冒險摸魚。先行者的“模範”作用、法不責眾的僥倖心理讓原罪不斷蔓延，成為經濟中的常態。走私品大受歡迎，走私成為一種暴利的商業行為。愈來愈多的溫州人爭先恐後地加入到走私的行列，形成團伙，進行公司化操作。最瘋狂時，幾乎所有溫州漁民均放棄正業，參與其中。狡猾的他們在漁船上修一個夾層，或用大塑料包密封拖在海水中，讓邊防人員根本防不勝防。不過，在閉關自守的年代，走私盛行的短短幾年裡，聰明的溫州人借助模仿“舶來品”工藝，的確提高了溫州小作坊工業的水平，提升了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當然，這種產品升級方式無疑是歷史給溫州人開的玩笑。

站在今天的角度，經濟學者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溫州走私的故事。或許他們認為這段歷史只是溫州發展的末端小節。可實質上，它卻是日後掀起大事件波瀾的機緣。其間因果關係恰為歷史的重點。 有關原罪有罪否的爭論不絕於耳，有人說“罪”就是“罪”，不可饒恕；有人說“罪”前面有一個前綴——“原”，不追究也罷。悉數原罪履歷，多是人們與貧窮的角力。可溫州的“走私”這樣被道德、法律所不容的野蠻致富行為，無論頭上頂著多大的“原”，又是多大程度的貧窮所驅逐，不可能逃脫被討伐的命運。 果然，走私者們的好日子很快就到了頭，一場打擊走私的運動迫在眉睫。然而，這場立意明確、思路清晰的行動，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卻不知不覺變了味道。雷厲風行的運動被上升到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它不僅打擊了走私，同時也讓溫州私營經濟有了“秋風蕭瑟”的感覺，為“八大王”與“登山鞋廠”事件埋下伏筆。

面對財富的誘惑，為數不少的人利欲熏心、急功近利。他們一夜暴富，大多數卻始終未能逃過整頓，財富如夢，一朝煙消雲散。同樣有數量相當的人選擇腳踏實地、步步為營。他們每一步都是行程彌艱，可步履堅穩。 與走私的商販相比，他們的風向更健康、更積極，活得更長久。而且，溫州人的神話不僅僅是在溫州沸騰的土地上締造。那些走出溫州，在異鄉開出經濟奇葩的商人，更是溫州民營經濟中難以割捨的精彩落筆。 夏天，代課教師楊介生以蒼南一個鄉鎮標牌廠業務員的身份，帶著300元錢，踏上了只是在電影和照片上領略過風采的上海灘。 既然漂泊已經開始，那麼尋求彼岸就已經註定。在地下室旅館昏暗的燈光下，楊介生製訂了一個上海生存計劃： 每天房租1.40元，生活費1.50元，車費0.20元，大約能在上海生存兩個半月。

楊介生這樣回憶他的上海灘第一夜： 我是在閘北區一個地下室旅館裡度過的，這一個夏夜也許是我一生中睡得最不好的一宵。從來沒有一個城市像上海一樣給我這麼強烈的刺激： 不僅是因為林立的高樓和繁華的街市給我以巨大的想像力，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魅力和上海人特有的素質，更給我一種震撼。這一夜，我就暗暗下了決心： 上海是一個廣闊天地，在這裡可以大有作為。楊介生認為“要得到上海人的認同，必須接近上海文化”。在上海的每天早晨，聽了電台的上海新聞後，他會擠到街頭的閱報欄，仔細讀一遍《解放日報》、《文匯報》。隨後，擠上擁擠的公交車，從最北的閘北到城南的龍華，從滬東工業區到滬西文化區，根據企業名錄，一家家登門拜訪。

一般的溫州購銷員，進門都是發一圈香煙，然後乞求般地討要項目訂單。楊介生到一個單位，先不談業務，只聊上海當天新聞，再說天南地北趣事。國有企業人浮於事，看完報紙無所事事的職工遇到楊介生這樣能“侃”的人，自然非常歡迎。聊到盡興，楊介生不僅能接到訂單，更重要的是還能交上上海朋友。 一天奔波，回到地下室，楊介生會執筆伏案，把當天的經歷和感觸記下來，並擬出第二天行程，再找一個地方看上海電視新聞。一個半月以後，他不僅為標牌廠覓到了足夠開工一年的訂單，最大的收穫是交上了幾十位上海朋友。這些素來把上海以外的人都稱為“鄉下人”的上海朋友，居然分別邀請楊介生到家裡做客。而每次接到邀請，他都會用上海話彬彬有禮地回答：“謝謝儂”。

一個堆滿了大石塊的玻璃瓶，看起來似乎已沒有空間，實際上大石塊之間的空隙之間，還可以容納小石子；最後，在石子的縫隙裡，還能繼續填滿細沙。當很多白手起家的人抱怨創業荒涼、四處貧瘠、資源寸草不生時，不妨看看楊介生這位草根民營企業家的心酸積累。 當上海對楊介生不再陌生的時候，他決心創業，在四川北路的白廈賓館，租住了整整三年。 走出溫州的還有年僅20歲的鄭月球。他離開家鄉樂清，輾轉來到地廣人稀的拉薩。 20多天的旅途，換了無數趟汽車，鄭月球踏上了青藏高原，卻出現了高原反應。一連在床上躺了好幾天后，他掙扎著起來上街尋活。 當時的拉薩，都是土房，非常落後。不過，幸虧窮，才有創業的機會。鄭月球憑藉手藝謀生。他做木匠，吃住在藏民家裡，一做就是5年。 西藏環境惡劣，海拔高、溫度低、工程短，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因此農牧民用不上電，只能點酥油燈和蠟燭。於是，鄭月球成立西藏華東水電設備成套有限公司，專為小水電站提供設備和安裝。 建設水電站工程要跑很遠的路程，車在漫山遍野的雪地裡行駛常常會翻車。經過狹窄而傾斜的山路，身邊是懸崖絕壁，透過車窗，甚至可看見山下出事故車子的殘骸。一次，鄭月球去藏北驗收水電站。一個冰面上，他的車陷在冰窟窿中無法動彈。零下十幾攝氏度的環境下，僵持就意味著死亡。一個多小時後，來了一輛大貨車，鄭月球才死裡逃生。 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溫州人聰明，他們即使只是草芥，還不風光，但已學會高瞻遠矚，跨出門檻，把外界資源用得如魚得水。哪裡資源豐富，哪裡商機富足，他們就更願意把創業的坐標原點定格在那裡。 溫州地處偏遠，除海運發達外，多年不通火車，陸路交通極為不便。 1980年3月26日，寧波—溫州—香港海運航線通航，謂之溫州當年大事。航線開通不久，有兩兄弟坐上輪船，順著海路一直往南，到了香港，赤手空拳開闢天地。 在溫州，提及李中方、李中堅兩兄弟幾乎無人不曉。弟弟李中堅個頭不高，一副板寸頭，長相酷似偉人鄧小平，極易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哥哥李中方魁梧高大，高調且愛出風頭，常為媒體焦點。 兄弟倆的父親是一名國營照相館的攝影師。兒時的兩兄弟，對父親崇拜至極，他們最大的理想是做一名像父親一樣的攝影師。 1979年，父親退休，長子李中方子承父業，頂職進入照相館，從事攝影工作。那時的攝影技術相當初級，所謂的攝影師大多也只是為人們拍一些普通照片，離藝術的距離相差很遠。工作枯燥，月工資僅有20元錢。 李中方正值19歲，血氣方剛且野心勃勃。入職不多久，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就讓他產生了掙脫的念頭。恰巧此時，他接到姐姐的消息。其姐姐早年遠赴香港做生意，現在業務擴大，託人帶來口信“想邀請弟弟過去幫忙”。突如其來的機遇給困頓中的李中方一個天大的驚喜。他急急忙忙收拾好行李，帶上弟弟李中堅來到了陌生的花花世界。 香港社會經濟的發達和城市浮華與溫州簡直是天壤之別。兩座城市強烈的反差，直接刺激著兩兄弟的感官神經。他們在為這座城市的繁華嘆為觀止的同時，許下了出人頭地的誓言。然而，制度、語言、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差異成為兩人先生存後發展的考驗。同時，他們姐姐生意的規模與前景遠不如言語中描述的那樣振奮人心。不過，兩人因地域的變遷獲得商機。而他們之所以也有幸成為巨大財富的創造者，就在於他們比別人更早地進入了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 最初，兩兄弟只能靠幫助販賣飲料勉強維持生計。每天住在四五平方米的“貧民窟”，接觸最底層的群體，嚐遍人間冷暖。 這是一場放棄與堅持的意志磨煉，也是一次甘於平庸和勇於突破的心理較量。李中方、李中堅沒有錯過任何一次可能飛黃騰達的機會。整整打拼了六年，他們在香港創辦了一家屬於兄弟倆的貿易公司——香港東方實業。 20世紀80年代初，步入改革開放的中國消費者往往認准了各種各樣的日本品牌： 三洋收音機、雅馬哈電子琴、雙獅手錶、富士膠卷、花王洗滌，當然還有日本品牌的王者： 索尼電器。這些品牌從日常用品到大宗家電，伴隨著動畫片《鐵臂阿童木》的熱潮，席捲中華。李氏兄弟公司最初的業務就是從日本一家公司採購電子產品零件，將其銷往內地，賺取差價。這是一個風險小，利潤可觀的項目。兩年後，逐漸有了第一筆大的資本積累，李氏兄弟在香港投資100萬港幣，將公司更名為東方國際推銷有限公司，做的還是電子貿易。 溫州人散散落落、稀稀拉拉的，卻不拘泥於一隅，把溫州商人的從商智慧、道德及其狡黠帶到中國、世界的許多地方。毫無疑問，這是溫州民間力量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力，儘管這種影響力可能是斷點的、分散的和弱小的。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大潮也不斷向溫州滲透。有進有出，溫州這潭水才活而不死。 孫中山先生說過：“世界大勢，浩浩蕩盪；順之者昌，逆之者亡。”1980年，改革風起雲湧，無一不在預示著嶄新且充滿生機的20世紀80年代的來臨。 溫州之外，一群經濟學家聚集在國家的政治中心北京，參加“我國生產資料所有製結構問題座談會”。會上學者達成共識： 在保持社會主義公有製佔絕對優勢的條件下，允許城鎮個體經濟在一定範圍存在一定程度的發展，對活躍市場、滿足人民生活需要、擴大就業都有好處。他們同時強調：“不能把個體經濟和資本主義等同起來，或者認為它必然產生資本主義。” 同樣是在北京，有關部門提出發展商業服務業的辦法。劉桂仙這位五個孩子的母親在自家31平方米的堂屋中，開出了20多年來北京第一家私人經營的“悅賓飯館”。 重慶，一批“文化大革命”前，被作為“資本主義尾巴”的個體商販重新開業。上海和遼寧，城鎮個體經濟各有1萬多戶。 1980年6月底，光瀋陽、阜新和丹東就發了3300多張個體戶執照。福州，或明或暗地經營的個體戶，只要遵守“五定”： 定點、定價、定質量、定營業額和定業務範圍，就可以“按全市商業網點的總佈局，在有關部門指定的地點，按規定的價格進行營業”。即使遠在新疆的烏魯木齊，也一樣有了民營經濟的萌芽。一個由維吾爾、回、漢三個民族的女知識青年組成的青年工藝美術社，生意興隆。 在這種形勢下，1980年被稱之為“中國個體戶元年”。再回到溫州。這一年，這座城市激情萌動，充滿著未知的新鮮。 溫州人對沉悶的風氣開始反感。愛情電影《廬山戀》上映，五分錢看一場，電影院上座率場場高達95%以上。剛複刊的《大眾電影》雜誌刊登英國電影《水晶鞋與玫瑰花》劇照——青年戀人激情接吻的鏡頭。雜誌傳到溫州，一邊是少數老同志疑問“這樣的東西會不會帶壞年輕人？”一邊是青年人的喜聞樂見，壓倒了質疑的聲音。 羅大佑的和鄧麗君的《甜蜜蜜》伴著“四喇叭”卡帶機，隔岸傳來，植入溫州人的記憶。他們湧進電影院，唱起港台流行曲。有人蒐集磁帶盒上明星時尚髮型，有人研究電影裡的時髦裝束。城鄉街頭巷尾，髮型屋和服裝店悄然走紅，漸漸演變成溫州的“全國標識”…… 春天，平陽基層幹部陳敬練在報紙上傾訴苦惱，全市上下掀起一場解放思想討論。在爭辯與摸索中，“溫州模式”漸有雛形。 28年後再回首，陳敬練感慨萬千。他的一篇現在看來並不“出格”的文章——《一個農村基層幹部的苦惱》，在風氣尚未開放、許多地方都有禁忌的當時，因為敢於如此直言，成為引燃一場空前全民討論的起始點。而爭論最令人回味之處在於，最終為“溫州模式”的蓋棺定論奠定思想基礎。 改革開放儘管確定了社會經濟發展的主曲調，可是，不少干部長期受“左”的思想影響，迂腐不堪、墨守成規。他們看不慣新生事物的成長，不敢傳達高層精神到基層。像平陽城西公社黨委副書記陳敬練這樣的基層幹部夾在上級和市民、農民之間，左右為難，有苦惱，但不敢挑破說。 年初一次會議，陳敬練上台連續提出13個“為什麼？”質問中央精神為什麼不能暢通落實執行，震動全場。在場領導臉色難看，更多人心裡卻強烈共鳴。 《溫州日報》記者意識到事件的新聞價值，邀請陳敬練就此給報社寫一封來信。有些靈感總是一閃而過。做好了應對刊出後可能帶來壓力的準備，陳敬練洋洋灑灑寫下一篇千字文： 政策放寬一點，怎麼放，寬到什麼程度？哪些該放寬？哪些不該放寬？我們基層幹部心裡沒底，請教相當一級的領導幹部，他們也說不出道理。 1980年9月27日，來信在《溫州日報》第一版顯要位置刊出，同時配發編者按，歡迎讀者踴躍討論。 一石激起千層浪。陳敬練的“苦惱”迅速在溫州全市城鄉傳開。各類群體積極來信，各抒己見，暢談看法。一周後，《溫州日報》專門開闢“《一個農村基層幹部的苦惱》引起的討論”專欄。持續三個月，刊出“不能把'苦惱'歸咎於放寬經濟政策”和“'窮'是最大苦惱”等言辭犀利、內容振聾發聵的文章。 改革是個大籃子，裝得進農村聯產承包，也盛得下在小鎮、城市的夾縫裡戰戰兢兢四處突擊的個體經濟。或許，兩者不能齊頭並進，但可以互相推動著跌跌撞撞前進。就像陳敬練提出“城鎮出現'夫妻店'、'兄弟廠'，那麼農村分田到戶，'父子隊'、'兄弟隊'有何不可？”這是城鎮個體經濟帶給的示範效應，給了陳敬練理直氣壯的底氣。而當溫州農村改革因陳敬練一“鬧”時，同樣讓城市裡的個體經濟暗自竊喜。 有的歷史回過頭看不堪入目，有的卻禁得起持久注視。很多溫州人堅定地相信，“大討論是'溫州模式'思想大發動的首個階段”。蔡育麟在《為“溫州模式”鼓與呼》一文中指出：“討論進一步解放溫州幹部群眾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它消除顧慮、糾正錯誤，從而為'溫州模式'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討論讓溫州人搞經濟的思想更活躍，步伐更激進，由此延伸出'包產到戶'、'包乾到戶'、'聯產承包'、'專業承包'乃至'膽大包天'、'無所不包'，道路越走越寬，贏得世人注目。” 政策變得寬容，這是溫州個體經濟日子好過的信號。不過，當時大多數人並沒有明顯感知金融改革變暖的跡象。初夏，中國首次農村金融改革，位列“溫州模式”三大內容之一的浮動利率浮出水面。整個事件驚心動魄，但在溫州政府與民間力量的齊心協力推動下，一步步成就溫州成為中國首個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 蒼南金鄉鎮，明朝曾是抗倭的軍事重鎮，迄今已有600年曆史。中國農村金融改革，就是從這座浙南小鎮拉開帷幕的…… 1978年以前，外面各種政治、經濟運動轟轟烈烈。在金鄉，家家通過製售和外銷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語錄發家致富。 1978年以後，金鄉個體戶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經濟急劇發展，金融政策卻嚴重滯後。 保守的銀行機構不可能給個體戶發放貸款。個體戶從銀行貸款成功，需要等到1983年。那年，人民銀行湖南省各基層單位，發放350多萬元貸款，幫助近2000家個體工商業戶解決了資金不足的困難。 《人民日報》有專題報導： 長沙王曉莉的皮鞋店，缺錢買原材料，銀行貸款300元給予扶植。拿到貸款，她根據顧客需求專門加工商店買不到的異形鞋，產品暢銷全國29個省市，年營業額達2萬餘元。 溫州個體經濟，除了提防陰晴不定的政策之餘，“一分錢難倒英雄漢”的故事時常發生。融資困難導致民間高利貸風行。國家基準利率月息6厘，民間高達兩三分。與此同時，金鄉信用社承擔農業貸款與農民生活貸款，連年虧損。信用社主任陳禮銓思忖破解之策，“以信用社名義提高利率，搶占民間借貸市場”。國家當時嚴格管制利率，浮動需國務院批准。私自調動，觸犯政策紅線，隨時可能丟掉頭頂“烏紗帽”。 中國人從來不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智慧。而恰恰，中國的經濟改革往往又是自上而下，因而製度的變革時常落後於現實的實踐。 於是乎，當政策尚未出台，一些人或企業就已然躍躍欲試，一步跨在改革的前列。就如民營企業，還沒有民營企業之說時，一些企業搭起民營企業的台子，掛國營企業的牌子，繞道而行做自己的買賣。從今天法律的角度來看，很多人在空白處已然犯規，但放在當時或是膽識之舉。 利率浮動是絕對的禁區。試驗之初，除了信用社3個人，陳禮銓連自己老婆都不敢告訴。他唯一的驚人之舉是租下兩間店面，將信用社遷到繁華地段。不敢大肆宣傳浮動利率，一切運作都是私底下、小範圍、偷偷摸摸地進行。大家積極吸納放貸，不出百天，吸收存款12.5萬元。 陳禮銓想方設法地掩蓋信用社“違規之舉”，金鄉浮動利率的消息還是傳到了縣、市一級以及更上面。縣、市行抱著默許的態度，而更高的上級行卻責令停辦： 利率是國家統一的，誰也不准動，誰動就犯錯誤。 無奈之下，陳禮銓只得“陽奉陰違”： 對上說，已停辦；對下說，照樣辦。交通和通信的滯後，反倒成為他與上級“玩太極”最有利的條件。上面了解下面的情況，往往需要相對較長的取證過程。利用時間差，信用社加速擴展業務。當信用社有了一定規模，陳禮銓斗膽聯合另一位利率改革推手陳岳清，聯名向上級申請批准實行浮動利率。他們言辭鑿鑿：“供銷社有議價商品，糧食局有議價糧食，信用社搞議價利率有何不可？” 反問引起了上層的關注。國家農業銀行總行派政策研究室主任丁非皆率隊調研，得出結論： 此事與法規相抵觸，但的確合情合理。臨走之前，丁非皆示意陳禮銓：“先試試。全國放在你們金鄉試點，搞好了全國推廣，搞不好就你們一家。”“丁主任，口說無憑，你要把話記在我的筆記本上。”陳禮銓拿出早準備好的筆和本子。丁提筆寫下：“在國家計劃調節下，引導市場調節融通資金。” 1980年10月1日，金鄉信用社在店面門口張貼公告，宣布實行浮動利率。陳禮銓找來專業戶，開協儲員會議，宣傳信用社的浮動利率。政策不穩，改革開放還沒有完全形成氣候，富裕起來的農民對公開財產大都有所避忌。為此，信用社破例作出決定：“不願到信用社來存款，信用社可派人上門辦理；儲戶不願寫名字，可用代號代替；怕來取息給人看到，信用社可派人按時送上門。” 之後，陳禮銓召集個體戶開會，詢問是否需要一分五利息的貸款，響應積極。如此一來，浮動利率最大限度地吸納民間閒散資金，將之投入到個體經濟，為個體戶在初創階段提供資本借貸。 一場打擦邊球的金融改革，為融資難的個體經濟帶來曙光。據統計，“當年金鄉的金星村，全村產值三年之內從過去的13萬元跳到326萬元，人均收入從70元翻到了672元。”不僅如此，金鄉信用社因賺取利率差價而徹底脫掉虧損帽子，盛行已久的高利貸也得到抑制。 中國金融改革的這場破冰之旅，在國有銀行不向個體經濟借貸的時代，靈活地解決了個體戶面臨的經濟難題，開闢了一個新的金融市場。經歷了太多的質疑，雜音最終在無可辯駁的事實面前逐漸消失殆盡。許多信用社紛至沓來，人頭攢動，接踵摩肩，“連廣東也一批批來人考察取經，有時一天要接待三四撥客人。”一條鎖鏈被打開，溫州經濟改革發生著更全面的解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