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篇開局（1978-1981）
歷史總是在欲揚先抑中前行，尤其是當新事物以試探的角色擠進舊傳統的生存空間中時，總有陣痛，甚至中途擱淺。這是時代進步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相當一段時期內，溫州就被一種神經質的質疑與爭論壓抑著。整個經濟局勢在爭議中於積極和消極中飄搖不定、左右搖擺。局勢不明朗，各方都在沉默中博弈、抗衡。幾乎每個私營經營者都小心翼翼，謹慎地防止自己的財富外洩，從而成為眾矢之的。
寧靜只是短暫的，該來的終究要來。那是1982年一個焦躁難安的夏天，緊張的氛圍籠罩著整個溫州，所有先知先覺的人不約而同地嗅到了空氣中的變化，只是沒有人料到變化會來得那麼突然和迅猛。尤其是個體私營者，站在最前沿，往往更具備敏感的觸覺感知局勢的冷暖。從年初開始，溫州柳市的“八大王”們隱隱約約地預感到將要大禍臨頭。
沒有一項偉大的社會試驗可以在暮氣沉沉中完成，更沒有一項改革能夠在四平八穩中成功。溫州民營經濟波瀾壯闊的進程史上，溫州人以年輕而不無魯莽、激越而不無尖銳、感性卻不少理性的創業基因，充當著開拓者的角色。 “八大王”即為典型。
“文化大革命”期間，溫州“頂風作案”，柳市負責人石錦寬為解決支邊青年就業，以居委會名義成立了一家街道企業——通用電器廠。 32個門市部獨立經營組成電器廠，經營各種業務，每月只需向廠方繳納30元管理費。一批除了僅有勇氣、別無所有的農民，開始滲透商貿領域，做起五金配件、原材料、機電、貿易合同、目錄生意。
一直如履薄冰的“八大王”們在起步時，無意間抓住了中國計劃經濟的軟肋——五金產品供求渠道不暢通——快馬揚鞭，一路奔跑。到1978年，電器廠產值達到1個億。事實上，“大王”們的“出格”只是被詮釋為生存使然，在他們創業之初注定不顯山不露水，少為人知。而同一年，日後蘇南模式的代表江陰華西村，在吳仁寶的帶領下，理直氣壯地登上了《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成為改革宣傳的範本，風光無出其右。
“八大王”其實有10人。電器廠每年都會表彰營業額最好的10個門市部。 10位負責人按從事的行當冠以“大王”稱號：“五金大王”胡金林、“礦燈大王”程步青、“螺絲大王”劉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舊貨大王”王邁仟、“目錄大王”葉建華、“翻砂大王”吳師濂、“線圈大王”鄭祥青、“膠木大王”陳銀松和“電器大王”鄭元忠。
憑著激進的性格和冒險的精神，這10人撣掉身上的塵土，洗盡滿臉的污垢，迅速積累起個人財富。
33歲的劉大源家裡裝上了柳市第一部電話，區長辦公室的電話都不及他家的好用。他心情的好壞，甚至可以直接決定這天區長能不能撥通長途電話。他還購買了柳市第一輛摩托車。多年以後，回想起當年的風光，他情不自禁地淚流滿面：“騎著摩托車呼嘯穿過柳市大街，警察都傻眼了，以為是大人物的子弟。”李方平造價7萬多元的房子，被人斥責為“將軍也沒能住上這樣好的房子”。而胡金林的生意大到“要電器，找金林”成為一時的流行語。
所謂巔峰，就是當人一個轉身，無論走哪個方向，就開始了下坡路。過去幾年，當生意鼎盛時，“大王”們是整個城市最忙碌的活躍分子。突然，好時光不再，一場變故驟然降臨。
改革剛綻萌芽，遠未如火如荼，匱乏的市場處處冒著商機，只要敢扛起經濟大旗，給點陽光就能燦爛。從經濟學角度，“八大王”的財富積累顯得易如反掌。不過，對領跑者造成致命衝擊，掌握著生殺大權的不是市場規律，卻是陰晴不定的政策。 “大王”們身不由己地捲入一場風波之中，遭遇嚴重挫折。
1982年1月11日和4月13日，國務院兩次下發文件：“對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不管是什麼人，不管他屬於哪個單位，不論他的職務高低，都要鐵面無私，執法如山，不允許有絲毫例外，更不允許任何人袒護、說情、包庇。如有違反，一律要追究責任。”風聲鶴唳，在這場全國性的鬥爭中，因私營經濟而備受爭議的溫州成為重災區。
當時浙江省最年輕的副省長袁芳烈出任溫州市委書記，受命到溫州治“亂”。袁芳烈雷厲風行，決心割掉溫州的“資本主義尾巴”。他認定經濟領域犯罪活動最嚴重的在柳市。很快聯合工作組進駐柳市，一場轟轟烈烈全市範圍內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活動”正式展開。像“大王”們這樣的出頭鳥自然首當其衝，被列為重要打擊對象。時稱“八大王事件”。
這些溫州“名人”，經營企業本就是摸著石頭過河，應付這場來勢洶洶、措辭嚴厲的打擊“經濟犯罪”運動更無經驗可談。他們慌了頭腦，“各顯神通”，可結局大都黯淡。
面對突如其來的詰難，胡金林第一個做出反應。他扛上一袋六萬元現鈔，主動找到工作組，補繳了17個月的稅款。他以為這樣做就給工作組一個交代了。可是事情的發展遠遠超出胡金林的想像。大街上掛著“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行為”的橫幅，有三四年沒有響過的大喇叭整個白天不停息地用強硬口吻宣傳政府的大政方針。看到苗頭不對，胡金林乾脆關了門市部的捲閘門，帶上新婚妻子去全國旅遊散心。
兩週後胡金林回到柳市，發現稅務部門在他的門市部水泥柱貼上一張白紙紅章的文件，通知營業稅從0.35%連補帶罰上調增加到6%。再過了一個月，工作組告知他：“從現在起不得外出，必須隨叫隨到，等候處理。”各種渠道傳來的消息都直接或間接表明，胡金林將是下一個整頓對象。此時，其他的“大王”們已經陸續被叫到工作組，且進去就沒有再出來。
日子變得動盪不安，胡金林每天托關係打聽上面的動靜。某日黃昏，一要好的干部騎著自行車路過他家門口，停下來小聲說：“不行，要下大雨啦！”，然後迅速騎開。胡金林轉身奔回屋子，從抽屜裡拿出準備好的500斤糧票、2000元現金和各種證件，連妻子也來不及告別就倉皇出逃，開始了兩年“沒有目的地的旅遊”。當夜凌晨，警車浩浩蕩盪地停在他家門口，胡金林早已逃出柳市。兩個月後，公安部全國通緝胡金林，罪名是“投機倒把”、“嚴重擾亂經濟秩序”。
胡金林從上海、北京流竄到東北，甚至在曾經是土匪猖獗、小說《林海雪原》中座山雕的老巢夾皮溝躲了一段時間。兩年後，他結束流亡生活溜回柳市，當夜被捕獲。警察告訴他說：“通緝令還在，必須抓你。”第二天，樂清廣播站報導：“全國經濟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被抓獲歸案。”在監獄，胡金林被關在重刑犯單間，他徹底絕望，甚至做好判重刑乃至死刑的準備。誰知道66天后，他先取保候審，然後案件撤銷。
潛逃的還有鄭祥青、李方平和王邁仟與鄭元忠。出逃前，柳市工商所多次“傳訊”鄭元忠，要他寫如何投機倒把發家的檢查材料。寫到第29天，實在憤懣難當，鄭元忠抓起墨水瓶扔向隔離審查室的牆上。之後抓住上廁所的機會，他跳上村後小河的一條小船，開始長達20個月，歷經幾十個省、市的流亡漂泊。可最終的結局仍是以“投機倒把”的罪行鋃鐺入獄，牢一坐就是186天。而另外三人的命運也殊途同歸，相繼落網判刑。
在全國公安協力嚴辦下，其他幾個“大王”的前途各有乖舛，但大抵相似。轉眼之間，他們從人生頂峰跌落到生命的谷底。在歷史的洪流中，他們的命運不是逆流而上，而是不得已隨波逐流，淹沒於紅塵滾滾。
最早被逮捕的是最年輕的程步青。樂清專門為此召開公審大會，他被五花大綁押上台，接受批鬥和唾罵。葉建華則是在家給孩子洗腳時，被通知到旅館談話。一進門，手銬就銬住他的雙手。回憶當初，葉建華眼神迷離，眼眶泛紅。
唯一逃脫懲罰的是劉大源。關於此人，有文字記載如下： 1967年夏，劉大源弱冠之年，溫州大旱。前後131天，柳市未降滴水，十夾河乾涸見底，整個虹柳平原哀鴻遍野。樂清水庫枯竭，不能發電，劉大源做煤油燈來提供照明，一天內能做100多個，全部熱賣一空。他後來做了一個鐵箱，把做煤油燈生意換來的5000塊錢放進去。四年後，這個靈活的年輕人成了遠近聞名的打小鐵師傅。一晃十多年，他被稱為柳市八大王。在這期間，柳市經歷了個體經濟緩步覺醒的過程。 1971年，一社隊企業生產煤油鑽開關，急需1萬件3×25螺絲，尋遍各商店沒有著落，便求助於劉大源。神通廣大的他四處購齊所需螺絲，賺了一筆豐厚的差價。自此，劉大源擺起螺絲攤。儘管他得到一個國營企業招工指標，可他敏銳地感覺到商品氣息正逐漸滲透著柳市，便毅然選擇了放棄。
1978年，柳市五金電器風生水起，大批量的螺絲需求催生市場。劉大源趕到上海，一周內收集到300公斤螺絲。碼頭到輪船有500米距離，他將螺絲分成四擔，來回搬運。當把螺絲全部裝到船上，他早已汗流浹背。口渴難忍，想進船上餐廳喝水，服務員見到他的寒酸樣子，直接當著眾人的面將他拒之門外。不過，劉大源的螺絲種類越來越多，達到17000多種，無論怎樣少見的螺絲都能在他這裡找到。 《人民日報》兩位記者聽到“螺絲大王”的名聲，決定調查是否貨真價實，想方設法找了兩種極為罕見的螺絲要求配。劉大源看到螺絲，馬上說：“有！”記者驚奇不已。
1982年9月，劉大源早起上街，牆上張貼的“狠狠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大幅標語觸目驚心。他暗自膽戰，作出生平最快速的決定，趁人不備鑽進小巷，回家取出7萬元錢後，亡命天涯。之後整整三年，像老鼠一樣，他四處躲藏，山窮水盡時淪落到與乞丐爭搶垃圾箱裡食物的境地。後來聽說形勢變了，他才在農曆大年三十回家團圓，但人枯形瘦，相熟親朋大半不敢相認。
重新回到溫州，劉大源成了唯一未坐牢的“大王”。儘管難免心有不甘，但他對生意心灰意冷。歇業幾年後，他重操舊業，經營螺絲店至今，可已非彼時。 “大王”頭銜雖成過去但畢竟曾戴在身，他為此嚴格要求自己，寧可生意清淡，也一定避免留人口舌。
回過頭來，審視整個事件中溫州市政府扮演的角色，不難發現政府行為有時就是這樣難以理解。憑藉一腔熱情的“整頓”和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引導規範一地的經濟，反而扼殺了經濟的活力；用計劃經濟來指揮新生的經濟力量，無法企及的調度能力卻演變為鬧哄哄的逞能。
哈耶克在中有如此文字：“國家這一強制性力量與過去的部落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沒有必要再為整個共同體制定統一的目標並集中財富去實現這一目標，而只需把自己的功能限制在提供公共安全和保障產權與公正規則的實施上……”“溫州的改革被稱為是一次'自費改革'，它在沒有取得正式的'改革授權'、'政策資源'條件下，自發自覺、從下而上變革經濟。”所以，“八大王事件”之所以有價值，就正是因為它將拉開我們正要描述的溫州民營經濟發展史中政府觀念轉變的序幕。也就是因為政府態度的趨於明朗，民間經濟力量在與地方行政力量衝突了幾個回合之後，雙方終於達成某種無言的妥協。
打擊“八大王”之後，事件高調處理的副作用與活生生的現實刺激著以袁芳烈袁芳烈（1929—2009），山東沂南人。袁芳烈擔任溫州市委第一書記、書記後，在當時溫州情況比較複雜，歷史遺留問題較多，工作比較艱鉅、困難的情況下，團結帶領廣大干部群眾，在政治上大刀闊斧平反“八大王”冤假錯案，扭轉了溫州派性嚴重、治安混亂、幹部群眾信心不足等狀況；在經濟上結合溫州實際，提出大力發展民辦工商業，引導人民群眾創業致富，在全省首先推行包產到戶，為“溫州模式”的創立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為首的溫州市政府官員的神經。數字證明了事實： 打擊個私經濟，低壓電器生產和銷售步入低谷，主要經濟指標一路下滑。 1980年，溫州第二產業發展速度為31.5％，1981年為7.0％，1982年為-1.7％。工人失業、街市冷落，老百姓生活更加無所適從。
袁芳烈等人開始反思。政府對自發私營經濟態度也由無所適從、時緊時鬆，到“無為而治”，直至頂住壓力極力保護民營企業。從此以往，歷屆政府一直用抽象規則，以此保護個人自由領域不受侵犯，為民營經濟保駕護航。正是由於政府的放手，溫州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方式，私營企業從此再未受到致命的衝擊。
解凍的形勢，開放、蓬勃、昂揚向上成為主格調，一切都充滿著希望。人心亦如奔騰的河流，民營經濟破土而出，呼吸著逐漸鬆綁的自由空氣，煥發出勃勃生機。而溫州，這個名稱本身，也藉助本地民營經濟的激揚超越了地理的局限，放射光芒。
溫州市區著名風景點江心寺門口有一副對聯：
歲月，如潮似雲。歷史上，數十年乃至千年，溫州曾是一個極易被人“遺忘”的地方。在中國浩瀚版圖上，這裡是蠻荒而不起眼的角落，置身於中原經濟發展和文化主流之外。而溫州人描述自己的生存環境，喜歡用“浩浩東海，巍巍雁蕩”來形容。東海、雁蕩作為大海名山，名氣確實遠蓋溫州。但是，東海的狂風惡浪，日夜不停地歷練出溫州人不屈的求生存的意志；雁蕩山的駭人眼目，磨礪出溫州人為生存搏鬥的堅強性格。
溫州三面環山，一面向海，如所云：“甌居海中”。建城史應追溯到公元323年。晉明帝臨海立郡，統永寧、安固、松陽、橫陽四縣。當地人請出寓居永嘉，以精通卜筮之術聞名於世的學者郭璞“為卜建郡”。郭璞過江登山，眺群山錯立，似北斗星座，提議跨山建城。相傳建郡時，有白鹿銜花騰空跨城而過，所到之處鳥語花香、祥雲騰飛。人們認為是祥瑞之兆，故溫州又名“白鹿城”。時光流逝，白駒過隙。永嘉建郡，至今日1680年有餘。經無數兵戈災變，城址位置及範圍始終未變，“溫州”名沿用至今。
大唐天朝，四海昇平，國力強盛。溫州和海外的交流逐漸頻繁。因慕溫州風土，李白留有《孤嶼詩》：“康樂上官去，永嘉游石門。江亭有孤嶼，千載跡猶存。”但溫州真正的繁榮始於宋朝。宋室南遷，偏安東南之隅，雖被後人所不齒，可因此機緣，給溫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燦爛——宋商品貿易和對外交往大都依賴海上。商品經濟氣息濃郁的永嘉學派在那個時代異軍突起，不妨視為溫州商品意識天然濃郁的極好佐證。不過，這個宋元之間的“六朝繁華地”，明、清以來卻凋零冷落。兩朝政府實行海禁政策，溫州沿海全線內遷。從此，溫州魚鹽之利盡失，海上貿易處於停滯狀態。
1892年8月31日，有關溫州工商概貌的報告第一次出現在歐洲人的辦公桌上。一位英國人煞費苦心地在報告中寫道：“溫州擁有許多有利的條件，使之有希望成為外國人在中國的居住地。氣候溫和有利健康，靠海空氣清新……”但在倫敦英國海關總部堆積如山的文件裡，這份關於溫州的報告並沒能引起歐洲人的興趣——那裡的貿易業績一直很不出彩，令人失望。
00社會大環境的閉塞造成溫州衰落，一個商賈雲集之地，曇花一現，消失在歷史的蒼茫中，沉悶數百年。新中國成立後，“50年代是前線，60年代是火線，70年代是資本主義黑線”20世紀50年代，國民黨將溫州作為反攻大陸的橋頭堡。政府決定“放進來，關門打狗”，將溫州定為反帝反蔣的前線。隨著國民黨派遣的武裝人員一次次登陸、空降，溫州政治之弦，繃得比任何地方都緊。 20世紀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溫州發生過大規模武鬥，當時全國武鬥最厲害的地方是武漢和溫州。與武漢不同，溫州武鬥戰火猛烈，死傷不計其數。武鬥使溫州糧食、水、煤、電全面緊缺，人心惶惶，所以流行民謠：“日晝無米，黃昏無被；工總、聯總，有飯吃就讓你總；日晝靠天光，黃昏靠月光。”20世紀70年代，溫州人一把刀、一把剪、一個彈棉弓，以四海為家闖天下，本是以防餓死的下下策，無意間挑釁了政治神經——全國人民都在朝八晚五、老老實實地上班，唯有溫州人東流西竄地去賺錢，這就是資本主義的黑線。 ，一句頗具詼諧的順口溜道出了溫州的尷尬與溫州人的鬱悶。溫州人飽嚐的苦難，可謂冷暖自知。
據權威部門統計，新中國成立後到1978年，國家對溫州累計投入5.95億元。以溫州700多萬人口計1953年到1962年的10年間，台州與麗水地區大部分縣屬溫州。 ，平均每人每年僅為人民幣2.83元。因此，改革前的溫州也是國有經濟比重最低的城市之一。 1978年，溫州國有工業總產值佔全市工業總產值的1/3，遠低於全國80％左右的比重。加之交通不便，距離其他發達城市距離較遠，溫州農村難以得到城市經濟有效輻射，鄉鎮企業工業總產值只佔全市工業總產值的11%。這些客觀現狀作為日後“溫州模式”形成條件，日積月累，積澱下來。
可以想見，惡劣的生存環境必然使民間“反叛”的衝動由一種可能性演化成一種必然性。歷史的機緣終於再次垂青溫州。一批在規則的“邊際”，若即若離地保持著適度靈活性的個體迸發出不可限量的潛力。溫州也在徬徨中找到一條似有似無的起跑線，一個不偏不倚的歷史位置。長此以往，溫州揚眉吐氣，備受矚目，以嘆為觀止的節奏走向繁榮。
1978年，正是溫州打破舊制度的剛性約束，衝破種種阻礙，掀起這場經濟新革命的起點。
不管文字描述得怎樣天花亂墜，溫州畢竟只是個彈丸之地。 1978年以前，在這個國家經歷著大動盪、大遷徙，其近代史前所未有的複雜、曲折；許多人的生活大起大落、悲歡離合時，溫州與國家相互間的前途卻拉開了巨大落差。它默默無聞，甚至幾乎不為外界所知。可除去一段浮華且值得渲染的歷史，偶然交織著必然也能產生出閃光瞬間。有些人就意志堅定地相信，在1978年之前接近30年的時間內，溫州絕對有可歌可泣之處。
與城市相比，中國改革開放的破冰之旅始於農村這塊希望的田野上。城市處於權力的中心，它的肌體更為複雜，利益犬牙交錯，改革步子始終難以邁開。所謂，大變革的機遇，小村莊的現實。所處的基層位置給予農村幹部更多相對的自由和可實現抱負的空間，身上的政治屬性也讓這群人時刻留心並揣摩著權力最高層領導人的每一句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論。
正如此，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秘密簽訂契約，集體耕地承包到戶，才會十分風光地記錄進中國的改革史。但從更長的時間範圍內看，1956年5月，溫州永嘉就已出現包產到戶的端倪。當時，26歲的永嘉縣委副書記李雲河目睹農業合作化過程中的矛盾和弊端后，與戴潔天一起悄悄試驗中國農村第一次包產到戶。
農民的積極性被空前調動，經驗在溫州地區得到推廣。現在看來，李雲河的做法不足為奇，但當時卻是“大逆不道”。有些人公開發難。溫州地委機關報指名道姓批評李雲河主導的包產到戶是“打退堂鼓”。不服氣的李雲河撰寫長達5500字的專題報告發表在浙江省委機關報《浙江日報》上，作為反擊。
“左”傾思潮恣意奔流，這場意義深遠的有益實踐和頑強探索終究在不到兩年後被打入“冷宮”，匆忙地被打上苦澀的印記。而兩張批判李雲河的大字報，則極具創意。
第一張大字報“言簡意賅”，省人代會期間，張貼在杭州紅樓招待所：
第二張大字報出現於“文化大革命”時期，立場“鮮明”，文字“精彩”： 李雲河在農村搞包產到戶，在工廠搞包工到人，在家庭包娘教子！自己討個老婆姓包，李家三兄弟討的老婆都是包、包、包。
李雲河靠“包”起家，靠“包”成家，日夜出入“包”府大門，簡直被“包”迷住了心竅！新華社和《人民日報》也公開評論，四次點名李雲河，指責其“做法錯誤”。最終，李雲河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劃為“右派分子”，勞動改造。之後每次運動，他都被當作“包產到戶的罪魁禍首”接受批判。而包產到戶的“始作俑者”永嘉縣委書記李桂茂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行政13級降為16級。永嘉縣委常委韓洪昌，撤銷職務，被當作“漏網大右派”批判。永嘉縣委農工部秘書長潘長平，開除黨籍、公職，送去勞動教養，最終家破人散。
最悲慘的是戴潔天。他被戴上“右派”和“反革命”兩項帽子，送回原籍管制勞動，其子女的戶糧關係全部遷往農村。當年法院的刑事判決書如此寫道： 被告混入革命隊伍，利用職權上之便利，首創包產到戶，醜化集體生產，積極推廣單幹，使全縣42%合作社受影響。同時被告污衊糧食政策，“農村混亂是糧食問題”等等。正是“包產到戶”在土地嚴重缺乏而觀念轉為領先的沿海地區，將大量閒散人口從土地束縛中解放出來。他們自然地進入工業製造領域尋找生存的機會，從而直接誘發社隊企業的意外崛起。所以，有人說，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民間公司的龐然生長，邏輯根源上可以從小崗村開始追尋。那麼，如今唯一能告慰李雲河等幾位當事人的是，他們先知先覺的改革嘗試比安徽小崗村農民驚天動地的“包產到戶”實踐，整整早了22年。
李雲河“農村試驗田”中途夭折，可未“殺雞儆猴”，斬斷溫州人革新的基因。那時，中國更多的區域隨波逐流，並未依靠自身的力量嘗試去扭轉命運，從而在關鍵時刻錯過了一趟車，後來趟趟被落下。只有溫州等少數地方，以生存的慾望再加上成長的希望，構成起跑的原動力，儘管結局壯志未酬。但在此種意義上，如果濃縮單個溫州個人的奮鬥史，或許可以窺見一群社會底層人物的成功史。
有人說，溫州民營經濟的萌芽是一場意外，或者說是預料中的意外事件。當市場大閘被小心翼翼打開後，自由的水流滲透了進來，一切就已經變得不可逆轉。所以，計劃經濟的裂縫萌生了溫州私營經濟最原始的市場主體： 離土的農民、鄉鎮企業的分離人員和國營企業的退休人員。他們在時代的感召下，以懵懂的姿態，茫然或有意識地走上個體工商戶的道路，積攢原始資本，為今後的從商之路埋下伏筆。
1978年5月，《光明日報》刊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評論員文章。文章引發全國上下一場聲勢浩大、曠日持久的爭論。儘管如此，溫州那些草根創業者們似乎根本不知道整個國家發生著怎樣石破天驚的大事。不過，不知是否是歷史的巧合，當“真理大討論”逐漸走向高潮時，柳市最熱鬧的後街水果店中，悄然出現了一家低壓電器門市部。
柳市自古有經商傳統，諸如前文所言的“大王”們無一例外來自溫州柳市。北宋王存《元豐九域志》記載：“樂清有柳市、封市兩鎮。”柳市地處獨龍崗，水邊岸頭楊柳成蔭，鎮上有武橋、龍首橋，兩橋之間有一棵千年大柳樹，如一團綠色的雲，遮蓋了一方天地。鄉人多聚此樹下交易經商，年長日久，逐漸形成了固定的市場，從而成為自然集鎮。
20世紀60年代末，柳市最好的勞動力，一天只能從生產大隊掙到0.57元。最差的收入還不到4分錢。人人都清楚無誤，不論做什麼，活下去才是第一要務。由此，十六七歲的女孩子毫不害羞地坐在馬路邊補鞋。不知不覺，一片民間創業汪洋中，泥瓦匠、木匠、彈棉花、補鞋等做勞力的群體竟然發展到10萬人有餘，簡直蔚為壯觀。
再後來，農民陳維松、陳慶瑤等兄弟11人，集資2200元，購置沖床、台鑽等簡易器材，創辦五金電器製造廠，獲利甚豐。終於，一筆天文數字——淮北礦務局匯給陳家兄弟廠35萬元匯款，震驚了當地政府。投機倒把辦公室強制該廠全體職工集中參加“學習班”，半警告半威脅地告訴：“賺1000元壞分子，賺5000元坐牢子，賺10000元殺頭子。”學習班結束，陳家兄弟只得遣散人員，工廠也就倒閉了。時至今日，陳氏已為當地第一家族，但有關這段驚心動魄、事關生死的創業典故，連家族中的長者都漸漸淡忘了。
個體經商實在算不上是件體面的事情，相反只要在國營廠，無論什麼樣的職位，全家與有榮焉。時任柳市工商所所長的胡萬昌有這樣一段經歷，他一天去國營商店買東西： “餓了，有饅頭嗎？”
“沒有！”
“這不是饅頭嗎？”
“這不是饅頭是麵包！”銷售人員非常粗暴。正是如此，當柳市第一家電器門市部在一片水果店的包圍中出現時，就顯得扎眼而突兀。負責人吳迎春，36歲。此後，以門市部結合家庭作坊，這種溫州式“前店後廠”逐漸由1家增加到300多家，從業人員超過5萬人。只是“八大王”事件後，它們一度元氣大傷。
這些無依無靠的柳市個體戶們勢單力薄，委婉懇切。他們既刻意維持自己低微的尊嚴，又因面對悲愴的現實而選擇低聲下氣；他們不遺餘力地想盡辦法追求溫飽的生活，而環境的殘酷總讓其無奈。但是，他們要如螻蟻般頑強地活下去。於是，大多數沒有本錢的人選擇了為五金電器業務跑供銷： 新華的鄭元孟出身赤腳醫生、天力管件的柳知春出身鐵匠，均做過供銷員。有統計數據稱，今天絕大部分40歲以上的柳市老闆都當過電器供銷員。
不管怎樣說，即使困難重重，1978年還應該算是柳市個體戶的黃金時期。窮困的人們如同一夜之間確定了人生理想。偷雞摸狗的不務正業者學會了扎花圈，愛賭博的混混也有模有樣地做起了擺攤的買賣。 “八大王”之一的劉大源記憶中，“柳市迎來了新中國成立後治安最好的三年”。可見，經濟，這個日後被保守主義者一再指責為“導致道德下滑”的元兇，也是無形的道德規範者、社會秩序維持者。
當時，最熱鬧的前後市街，“八大王”彼此店鋪相鄰。而10多年後才聲名鵲起的正泰南存輝這時剛輟學不久，正在“目錄大王”葉建華的店門前練攤修鞋。
溫州人頭頂上，是國家即將掀起改革大潮的政策。遙遠卻也可及，不過需要時間的層層傳遞。可是，另一方面，倘若沒有溫州人被腳下諸多負面因素所激發的種種創業激情，單靠政策的滲透，溫州經濟不知要慢下來多少節拍。
卡爾·波普爾曾經講過：“人們選擇民主，並不是由於它的種種好處，而是為了避免暴政。”某種程度上也許可以這麼說： 溫州人之所以選擇民營經濟，也絕非他們從一開始就辨析地看到了它的種種優劣，而是為了脫離貧困。這是一種無關乎理想的人性本能，是跳躍在溫州經濟軀體內最為樸素而核心的自由精神。
如果能對自己的人生重新規劃，胡成中會選擇讀完初中、上高中、考名牌大學，用知識來改變命運。人生沒有假設，少年失學的他只能眼看著同學們背著書包興致勃勃地上學而心裡陣陣難過。生活總是貧苦不堪，又怎麼能有更高層次的追求呢？對於飯都吃不飽的人來說，讀書簡直就是一種奢侈和浪費。窮則思變的衝動與遙不可及的大學夢無疑發生了不可扭轉的衝突。
今天是殘酷的，明天是殘酷的，可後天是光明的。正是看到了未來的曙光，胡成中憧憬著自己走南闖北跑供銷。願望愈發強烈，帶著姐姐給的200元錢，他平生第一次乘上了開往長沙的火車。
長沙郊區的鄉村土路上，胡成中背著樣品在泥濘中艱難跋涉。饅頭和水背在身上，一般在村戶家借宿，實在找不到住的地方，找個草垛也能過夜。
1978年年末，為了推銷低壓電器，胡成中已經在長沙郊區85個村子的抽水站間連續跑了十幾天。遠處駛來一輛拖拉機，他拼命追趕，可拖拉機還是駛了過去。他只能在寒冷中耐心等待搭乘下一輛車，載他到下一個推銷地點。一天夜裡9點，在公路上冒著刺骨寒風等了4個多小時，胡成中才吃力地爬上了路過的運煤車。此時，他心中唯一的心願是能喝上一碗熱開水，能在兩塊錢一夜的通舖上肆無忌憚地睡一覺。
這天，胡成中賺了100元。那年，中國農民的貧困線是年純收入100元。
任何時候，經濟的發展都是上下合力的作用。如果少了政策的支持、行政的力挺，那些散落在溫州各個角落的商販、小作坊主乃至剛剛被財富催生起來的“暴發戶”，恐怕在社會的詞典裡只是一群“烏合之眾”，即使憑藉一時的銳氣把天捅個窟窿，也難以與經濟主流接軌。
1978年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京西賓館舉行。在全會召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鄧小平作了總結講話，“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全會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做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國家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
令人亢奮的冬天，留下了奮鬥者的回憶。若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放在歷史的坐標軸上進行評價，即使時間的縱軸再延長幾倍，都不會縮小它的貢獻。許多敏感的青年開始懂事，若干年後他們將成為中國民營經濟赫赫有名的人物。不妨看看這份名單：
李如成，父親被打成“右派”且進了監獄，他和精神崩潰的母親以及四個兄妹無法返回上海，只好用返城補助款，開了一家鄉鎮企業： 青春服裝廠。
潘石屹，“右派”父親平反，一家人從農村戶口變成城鎮戶口，將搬往縣城。回城前，潘家長子潘石屹必須將家裡糧食拉到縣城糧站交公，換成省流動糧票。 200多斤糧食，一輛平板車，20多里土路，一米四幾的14歲的“小潘”，“兩個坡道怎麼拉也上不去，只好在路邊等人幫忙”。不久，他轉學到縣城高中，“從農村到縣城，感覺到生活很有希望”。
牛根生，一出生就被父母賣了，14歲失去養母，19歲失去養父，這名苦孩子在全會後成為呼和浩特大黑河牛奶廠的一名養牛工人，不再挨餓、受凍和申請救濟。
徐冠巨，連續兩次考試失利後，參加了魯冠球萬向節廠的招工考試，從600人中脫穎而出，擔任工廠會計。後來，徐冠巨創辦的傳化集團實力上不遜於萬向，其政治聲望也在當選為浙江省工商聯主席和省政協副主席後如日中天。
雖然名單中的多數對於這個冬天發生的事情反應各不相同，他們的一生也會耳濡目染。
上面春雷滾滾，下面春潮湧動，經濟的活躍因素以核聚變的力量正濃縮在溫州蓄勢待發。一旦宏觀政策回暖，溫州便開始沸騰。有些人受到政策的感召而躍躍欲試，有些人厚積薄發應了政策轉向的火候，有些人則是在貧窮線上實在混不下去……他們以自己特有的筆墨，在中國商業進程的底色中塗抹著屬於自己的歷史，並出色從容地融入民營經濟的一片汪洋中：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給了鄭秀康啟發，他思考著如何改變貧困的現狀。 33歲的他拜師學做皮鞋，康奈由此而來。
莊吉金三角之一的吳邦東此時正在讀中學，不過已經開始留意社會發展態勢。
負責過宣傳、民兵、共青團工作的邱光和從部隊回到了家鄉，成了人民公社半脫產乾部，受公社委派擔任過社隊企業的廠長和書記。
退伍回鄉的黃作興，他被安置到溫州市永中製冰廠。經濟大潮湧動，黃作興放棄穩定的工作，到一家私人閥門廠跑起供銷。
葉祥堯，費盡周折買到簡單的製作工具，和幾個伙計摸索打造最初的電器產品，辦起作坊式工廠，後被人稱之為“溫州模式”的締造者之一。僅18年時間，他把只有42萬元資產的企業發展為資產23億元、年產值逾60億元、旗下擁有9家控股公司的集團公司。
打魚、打鐵、打拳的鄭元豹，通過熟人承包了停產的飛鷹機電控製廠。他給對方的承諾是： 我投資、我製造、我銷售，利潤你們拿60%，我只要40%。
號稱離經叛道的吳志澤，高中畢業後為了生存，同大多數溫州人一樣，靠推銷發卡、錶殼、鈕扣等小商品走上經商之路。
12歲的周成建，將父親買給姐姐做嫁妝的縫紉機零件拆了一地，被父親暴打了一頓。當時，他最大的願望是能當名裁縫……
一個年份，隔開了新舊兩個世界。鄧小平的遠見和溫州人的果敢，超越地域的局限碰撞在一起。儘管不可思議的事情在溫州仍舊接二連三地發生： 有人在街邊賣蝦皮，被工商人員抓住，走投無路竟跳進九山湖里自殺。還有人賣螃蟹，被工商人員的哨聲當場嚇暈，被送往醫院搶救，未能再甦醒。另外一養鴨專業戶，見有乾部登門上訪，以為要割“資本主義尾巴”，嚇得簌簌發抖，趕緊聲明：“以後不敢養了”。
類似的故事站在今天的角度聽來是那麼的荒唐與可笑的，可誰說歷史就不是由七棱八翹、桀驁不馴，一堆說不清、道不明的人和事組成？對於一些既成事實，總要經過一個時期才能接受；對於一段歷史，也總需經過打磨、沉澱，才能看清真實的細節。
曙光乍現。畢竟，形勢還是日趨明朗，舊時代的傷痕正在淡去。翻開溫州人張國謙的兩篇日記：
一位叫陳春先的教授穿著特意購置的西服訪美回國，帶回中國同行還很新鮮的事物——矽谷創業精神。誰也未曾想到，正是此人在一潭死水的中關村掀起驚濤波瀾。
“鄧小平理論”逐步上升為國家的主流思想。於是，在現實境遇改觀後，被物質與精神雙重束縛壓抑數十年的億萬國民中，必須要有人挺身而出。這可以是一個人，也可能是一群人，但無論如何他們必須有著孤注一擲的勇氣、破繭而出的韌性以及熱血沸騰的激情。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柏格森曾說過，說社會的進步是由於歷史某個時期社會思想條件自然而然發生的，簡直是無稽之談。它只是在這個社會下定決心進行實驗後才一蹴而就。因此，需要某個人或某群人賦予社會以自信。所以，最先感受到時代的召喚，是出類拔萃者與普通人的最大區別。
正是這一年，是一個動盪卻叫人有換了人間感覺的轉折期。一部分溫州人從近乎癲狂的政治狂熱中漸次醒來，貧窮猶如芒刺穿透復活不久的肌膚，他們開始了經濟上的探索，亦步亦趨、如履薄冰。無人知曉，這群人將走向何處；更無人能夠想像得到，接下來的中國溫州，繁榮程度會遠遠超過其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太平盛世。
在如此的繁華之下，在計劃與市場、自主與開放、保守與激進的博弈之中，溫州的民營經濟將集合中國商業變革的所有要素，開始聞所未聞的躍進式發展，並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