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典藏的正在墜落，該墜落的正綻放著榮光。”霍拉斯《詩藝》中的一句話或許可以成為溫州民營經濟過往境況的寫照。 奔跑的年代，懷念歷史是件艱難的事。 當從荒漠狀態中驚醒過來的人們意氣風發，勾勒氣勢磅礴的未來而陷入無言的興奮之中時，往往會不自覺地忽略過往的陣痛。逝去的歲月頑強卻脆弱，在微風中，傳來它們時斷時續的聲音。歷史的記憶，我們怎能輕易忘記。 一直以來，非常贊同和欣賞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觀。若用先生的話來說，“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引入到中國歷史研究裡去”。歷史雖為過去時，但它也是現在時、將來時。它由活人創造，因而如何避免將歷史靜化、固化、標準化，勢必成為我們完成寫作力圖規避的一個問題。 數十年如一日。一場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改革變局浩浩蕩盪。今天，歷史把我們帶到十字路口，我們看到了沉甸甸的變局： 有超越、也有倒退，有瘋狂的高潮、也有窒息的低谷；從萬馬齊喑到眾生熙攘，從鬥爭哲學到和諧共存；從禁錮鐵窗到破冰之旅，從單純而虛妄的理想主義到復雜而務實的現實主義……

每個紛繁蕪雜的事件，千頭萬緒。或巨大或細微的變革背後，都有一摞鮮活的或悲或喜的故事推動著歷史的前行。這些跌宕起伏的歷史敘事，不應該是岩石的擠壓、權威者手中的麵團、修煉的丹藥，它只能是雙腳站在現實土壤中的解讀者盡量以客觀、謹慎的視角詮釋的時代痕跡。 敘事，空間上不一定要宏大，時間上不一定要綿長。每一次瞬間的閃亮，即使只迸發於方寸之間，一樣值得記載。有人說，時間像殘忍的刷子，不顯山不露水地抹去人們對瑣碎歷史的記憶，可總有幾件事、幾個人，頑強地佔據著我們的思維一角。由此，溫州順理成章地成了我們想要表達的主題。 波里比阿在《羅馬史》中曾談到：“歷史之特殊功用在於能使人明白某種政策或政見的成敗原因。研習過去，則能使我們更謹慎、更大膽地面對現實。”自1978年，溫州，這個土地貧瘠、面積狹小、位置偏隅的小城，以不容置疑的速度與力度在中國的經濟版圖上無限放大，在鮮有政策輻射的劣勢中絕處逢生、平地而起。所以，探尋溫州崛起的背後是否有種神秘力量的牽引與推動的大膽想法，刺激著我們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場曠日已久的寫作中去，並始終保持著創作的激情。

慢慢地，我們意識到，這股力量無他，皆來自民間草根——崛起於草根，遊走於民間。他們腳踏實地，以樸實的思想、觀念與行為，有意或無意地推動商業的變遷，義無反顧地湧入創造氣象萬千的民間改革先行者的行列之中。 這是一群怎樣的草根？他們的出生地，不是“地大物博”，巴掌大的地方既不能“靠山吃山”，也不能“靠海吃海”，唯一一條水路還是死路。而他們的發蹟之路，似乎與“知識就是力量”背道而馳。大多數人都是泥腿子下海，與高學歷、海歸毫無瓜葛，商人的底色大都以“農民”、“小商小販”渲染；政策撐起保護傘時，他們少受庇佑，往往被邊緣化；急剎車時，他們則是風眼，承受著各方意識形態的壓力，是所有口誅筆伐者的活靶子。然而，就是這群人，在巴掌大的溫州，頂著“資源禀賦貧乏”的帽子，以徹底弱勢的姿態，創造著財富神話，成為經濟命題中的悖論。而一場理應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溫州也自發演變成一出自下而上的、由無數個個人奮鬥史所組成的空前宏大的經濟運動。運動的關鍵詞曾經一度很敏感也很“墜落”： 私營經濟。

一個爆發經濟革命的時代，必然把人的潛能發揮到極致： 最美好的和最醜陋的，最善良的和最卑鄙的，最偉大的和最平凡的，最富有生機的和最沒有生命力的，最具價值的和最悖論的……以及介入是與非、左與右兩極間的中間狀態，都在沸騰的溫州盡覽無遺。歷史在劍走偏鋒的道標前徘徊。在苦難的磨礪與生存的壓力下，人的爆發力總是相當驚人。短短30年，溫州以獨闢蹊徑的行走模式凸顯中國經濟的創造性與原創性。 經濟學家是這樣詮釋宏觀環境的：“宏觀就是這樣，永遠有人在悲觀時更悲觀，有人在狂熱時更狂熱，也有人冷眼看世界，更多人是牆頭草——兩邊倒。” 這就是宏觀的不可抗拒，任何波浪壯闊的序曲，都離不開大開大闔的時代撞擊。溫州經濟的風生水起，只是滾滾中國經濟洪流中的一支。如果沒有改革開放這樣的宏觀背景，任何以區域起誓的經濟理想只能胎死腹中。

1978年前的若干年或者數十年的厚積薄發，給了歷史新的命題。國家的命運、人民的福祉，不再懸掛於計劃體制，壅塞在意識形態裡的水泥開始破裂，朝向世界的窗口徐徐打開。中國，開始向世界主流的軌道靠攏，直至今天以大國的身份崛起。個人權利得到自由的伸張，市場化讓平凡人有了比以往空前的影響力。 市場大閘被小心翼翼地打開，自由的水流滲透了進來，一切變得不可逆轉： 計劃經濟的裂縫萌生了溫州私營經濟最原始的市場主體——他們在時代的感召下，以懵懂的姿態，茫然或有意識地走上個體工商戶的道路，積攢原始資本，為今後的從商之路埋下伏筆。一批別無所有的溫州人南存輝、王振滔、尤小平、邱光和、周成建、葉文貴、錢金波……因為無意間抓住了計劃經濟的軟肋，隨後快馬揚鞭，一路奔跑。

後現代思想大師德里達說：“沒有事件就沒有歷史和未來。”歷史意味著什麼？歷史總是事件的歷史，事件構成歷史的本身。財富的迅速積累，讓在角落裡獨自發力的溫州人無端地捲入一場致命的風波。改革開放第四年的1982年，乍暖還寒。國務院兩次發文：“對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不管是什麼人，都要鐵面無私，執法如山，不允許有絲毫例外，更不允許任何人袒護、說情、包庇。如有違反，一律要追究責任。”處於風尖浪口的溫州個體戶，逃的逃，被捕的被捕，一片七零八落。溫州從此進入經濟發展的低谷。 歷史又總是在短暫性的撤退與超越中前進。時隔兩年，大氣候開始解凍，開放、蓬勃、昂揚向上成為主格調。 1984年，因“投機倒把”罪名被長期關押而近乎絕望的鄭元忠，得到人生的一次大赦——無罪釋放。激動的他在出獄後徑直去了鎮工商所，細細研讀解救他性命的一號文件。這份文件為他東山再起奠定了堅實的信心。也正是在這一年，日後統領中國電氣行業的南存輝與胡成中在一間破屋子裡建起了作坊式的求精開關廠，開始了艱難跋涉。

又過了兩年，史無前例的金融大災難，令溫州陷入了危機的漩渦。本意良好的民間融資，由理智演變成瘋狂的抬會風波，在政府謹慎的治理下逐漸平息。卻未料，數年後，曾經風雲一時的蘇方中誤入歧途，走上了非法融資的老路。千夫所指中，蘇方中身陷圇圄18年。 作為一個典型個案，溫州發展的跌宕起伏，戲劇性地展現或者擴大了國家政策在歷史的反復中對私營經濟的鼓勵與打壓。儘管經歷了“八大王事件”和“抬會風波”，溫州的個體戶和金融改革也得到了高層的認可，但也無法扭轉調查組三下溫州，對其私營經濟的爭議與存疑進行研究論證。 幸而個人權利與自由的伸張，細化到溫州是平等而融洽的從商環境的培育，這很大部分得益於溫州官方的“異端”。袁烈芳、董朝才與劉錫榮等人的魄力在於敢於同溫州的小商小販坐在同一條板凳上，接受來自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屢屢拷問。即便如此，曾在1989年後跌入谷底的民營經濟，在全面復甦之中，卻碰上了柳市這樣一個例外——溫州歷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對假冒偽劣的圍剿讓柳市經歷了一場切膚之痛。處於低潮期的柳市如何完成經濟復興的歷史使命，已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後的故事……

“眼睛遠了，心走得很近很近；眼睛近了，心卻走得很遠很遠。”歷史不重複自身，卻充滿了平行線式的相似。在對其縱深的認識上，我們懂得了歷史記憶，可缺乏一種向後展望的勇氣與睿智。我們需要對歷史的出入與穿透，溫州民營經濟的創業史則給我們提供了絕佳的案例。 這是一部沒有主角的草民史，雖然其間不乏草莽、打擦邊球甚至原罪，但在這個民生力量與改革勇氣噴湧的地方，創造出中國的經濟奇蹟。直到現在，這些令人心潮澎湃的瞬間還在延伸他的生命力，這正是溫州經濟史的價值所在。而幸運的我們，因為趕上了難得的歷史機會，才得以見證、經歷、研究、記錄了溫州這一段輝煌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