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跟企業家的關係，在東方社會，例如大陸和台灣，同歐美相比也有很大不同。這100年以來，政商關係做得成功的有幾個人，在這裡我就講講他們的故事。
1949年以前是虞洽卿，他是寧波人，小時候很苦，然後到上海在油漆行做學徒。他很聰明，逐步成長起來，成為經理。後來，最重要的是他去了荷蘭銀行。現在你們去上海外灘看，那兒仍然有棟樓，是荷蘭銀行。他當那個地方的總經理。從一個學徒，到去荷蘭銀行做買辦，這很了不起。在商業鼎盛的時候，他又從荷蘭銀行出來，自己創辦企業，做運輸和一些其他的貿易。辦了這個企業以後，他當時在上海灘上成為炙手可熱、非常發達的一個民族資本家。他的企業由於太紅火，以至於有一條街道就改成了他的名字。同時，他還是寧波甬商在上海商會的會長。今天這個會長是郭廣昌。
就在這時，他有過一段特別的經歷。蔣介石在日本學軍事的時候，認識了浙江的一個同鄉，就是張靜江，然後還有陳其美這批人；他學完軍事以後，有一陣在上海，又通過這些人，認識了同是寧波老鄉的虞洽卿。他還在虞洽卿家住過一個多月。蔣介石在虞洽卿家住的時候，閒來無事，虞洽卿便介紹他到交易所，所謂蔣介石曾在交易所混的說法，就是指的這一段。這期間，蔣又認識了杜月笙、黃金榮，他們都是一幫碼頭上的人。
虞洽卿就因為這樣一個機緣，和蔣介石、浙江財團，以及上海灘上的黃金榮、杜月笙都有非常緊密的關係。後來蔣介石到黃埔軍校以及北伐，正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北伐軍打到九江的時候，虞洽卿就坐不住了，他心裡犯嘀咕：如果都是扶助農工，那我怎麼辦？於是他趕到九江行營，見到蔣介石以後，就問了蔣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你說，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就真要幫助窮人嗎，那我這兒怎麼辦？蔣介石就說了一句話，“窮赤佬怎麼靠得住？”他說的是浙江話，意思是說，你放心吧，我是不會信窮人的，窮人怎麼靠得住？ ！這虞洽卿就踏實了。他又問：那北伐軍要打倒列強，我在洋人那兒乾過，我還跟洋人做生意呢。蔣介石又說了一句話，“洋人怎麼打得過？”虞終於清楚了，蔣並不跟洋人真幹，於是就說：那我回去，我怎麼幫你？蔣介石說：我不日就會攻克上海，抵近南京，你跟杜先生、黃先生說一下，幫我維護好上海治安。
虞洽卿說行，這個沒問題（都是哥們儿），我能幹什麼？蔣介石讓他幫自己籌集一些經費，因為到了上海要花錢的。這就是後來我們黨史裡頭講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背景。很簡單，就是杜月笙、黃金榮出打手，虞洽卿買單。虞洽卿曾三次籌集行動經費，他們叫做“革命善款”。他是商會會長，幫助蔣介石募捐，發動“四一二”政變完成了清黨。
正是有這樣一層關係，虞洽卿這個民營企業，在上海，受南京政府的關照，發展得越來越大。抗戰的時候，整個運輸都歸虞洽卿管；抗日期間政府搬到重慶以後，從緬甸往重慶運物資也由虞洽卿負責。所以虞洽卿的生意一直一帆風順。而且，任何時候，特別是有困難的時候，只要找政府，宋子文就直接給錢，算是歸還“革命善款”；而且批了他一個交易所。沒有人敢得罪虞洽卿，抗戰最激烈的時候，在寧波的一個城防司令，也是黃埔軍校老蔣的學生，這個人向虞洽卿募捐，虞洽卿耍了他，答應捐了，回頭說沒帶支票，賴賬不給。那個人就把虞洽卿的客船給扣了，結果虞洽卿就告訴了蔣介石，說那個人破壞抗戰，把船扣了，到處都是滯留的難民。蔣介石居然下令把那個人給槍斃了。由此可見虞洽卿當時的官商地位。
所以，1949年以前，所有的民營企業裡面，在政治家跟“企業家”關係上最順風順水的應該說就是虞洽卿。由於在荷蘭銀行做過，跟洋人關係也不錯，加上跟蔣的這樣一層關係，他在國民政府時期，自己的企業一直是最順風順水的。
從這個人的身上或可看出，當時企業家與政治家的關係最佳選擇有兩條：一是要擇高處立，只有最高權力者才能成為庇護者；二是要“同心同德，予而不取”，“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在台灣，處理政治家和企業家的關係最成功的是辜振甫先生，他在國民黨鼎盛時期是唯一的企業家出身的中常委委員。辜家和政府也很有淵源，在抗戰以前，他是一個大地主。後來日本人來了以後，他們開始轉向做生意，也有人說，他曾經給日本人帶路，是漢奸。國民黨在台灣執政以後，搞了一個土改，地主就變成了資本家，他們家也就變成了資本家，形成了台灣水泥等企業，現在的大本營是和信集團（包括台灣中信金控）。
他跟政治家之間，跟國民黨之間，有非常好的互動。所以在國民黨時期，他的最高地位是海基會會長、台灣國民黨中常委，也是企業界最受尊敬的人，又代表當局處理兩岸關係，同時本人又很儒雅，而且他們的企業一直都做得非常穩定，一直延續到辜啟允、辜濂松這一代。
辜振甫一直講一句話：人生就是個舞台（他喜歡唱京劇），最重要的不是上台亮相，而是下台的時候背影要優雅。所以他一生上台、下台的時候都演得非常好。到目前為止沒有傳出任何他跟政府的黑幕，和信的企業發展，跟他的政治地位有很大的關係，他的政治地位在國民黨中舉足輕重，在蔣經國時期，他就是中常委；當時國民黨執政，而且相當一段時間裡國民黨是一黨獨大，所以能幫助他的企業建立很大的一個發展空間。
當然，在大陸的今天我們也能舉出典型的人物事例，然為生者諱，暫且不表吧。實際上在華人社會，處理政商關係，研究企業家對我們會有很多的啟發。
目前在大陸，企業家跟政治家的關係還沒有完全形成一個很成熟的模式。一方面，大陸的企業家本身的規模還比較小。另一方面，企業家跟政治家的關係更多的還都處於一些低層次的權力和利益的交換上，並沒有著眼於重大格局的一種同盟關係。在大陸，早年有一個特別有趣的現象，就叫做邊緣核心化和核心邊緣化。指的是這最近20年，由企業進入到核心的人，大部分都是原來的邊緣人口，比如說鄉鎮企業家，原來的民工、包工頭、農民，他們是邊緣人群，然後進入到政府核心（政協、人大）。原來在政府核心機關的，轉出來下海做生意了，都邊緣化了，就是往江湖、往社會底層和邊緣發展。
政治家跟企業家之間，還有工商聯這個渠道關係，讓一些最優秀的企業家，通過這兒跟政府和政治家形成良性的一個溝通；但現在，一些傑出的企業家，比如馬雲、李彥宏、江南春、馬化騰這些企業精英，工商聯也不去找他們，他們也從來不去工商聯。所以目前，中國企業家跟政治家的關係，還沒有形成規範化和建設性的一個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