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參與美國“9·11”後紐約世貿中心重建的項目，我深刻地體會到中美政商關係的差異。這件事情很有意思。我們的“中國中心”項目，應該說是一個很簡單的項目，但是它的背景非常複雜。美國“9·11”之後不久，2003年我開始研究世貿這個項目，2004年正式跟美方談。從那時到現在，這麼長時間裡，我一直在跟他們討論世貿這個項目。世貿原來是120萬平方米的寫字樓，是個雙塔，炸掉之後呢，要建5棟寫字樓，四矮一高，加起來100萬平方米。在被炸掉之前，這棟樓是屬於政府擁有，業權是政府的，但經營權是一個商人的。
這個商人叫拉里，是個猶太人，他把這棟大樓的經營權（99年的出租權利）買下來了。買下來之後，調整經營了一段，在“9·11”之前的3個月，他就買了一個特別的防恐怖主義的保險。當時人們認為他有神經病，因為誰都沒有買過這個險種。雖然這事很奇怪，但幸虧他這麼做了，否則他就虧大了，因為他買了這個保險3個月後樓炸了，他因此獲得了巨大的賠償。在爭取賠償過程中，他一直在跟政府和保險公司打官司。這麼一個巨大的災難，在恢復建設的過程中，你能體會到政府有多麼尊重這個商人的權利。拉里在這次事件裡成為獲益最大的一家：拉里跟保險公司打官司，保險公司說“9·11”事件把樓炸了，肯定要賠，對吧？沒問題！
“9·11”之後拉里要求賠，保險公司也答應賠；但是拉里說，“9·11”炸了兩棟樓，中間隔了十幾分鐘，是兩次事件，你要賠兩次。保險公司堅持認為，“9·11”就是一個事件，炸了就該賠一次。拉里說，這本來就是兩棟樓，炸了以後它又不是一次倒的，分了兩次。又是兩架飛機撞的，應該算兩次。算兩次，保險公司就要賠兩次錢。
所以，這樣一件事情，這樣一起訴訟，拉里一直和保險公司折騰著。如果在中國，一個企業要是敢這樣，一定會被說成是發國難財，唾沫星子也會淹死他了。但是在美國，拉里就這麼嚷嚷著打官司，打了以後還肯定要贏，首先賠一次是沒有問題了，保險公司肯定賠。這起訴訟很快就贏了之後，他又起訴，說保險公司還得再賠一回。這時媒體輿論很多批評他的，但這哥們儿就是這麼打，輸了就輸了，但是不影響他跟政府繼續扯皮，因為經營權是他的，所以在世貿重建過程中，他就不讓步：我願意慢慢建，這經營權是我的，我只是按照原來的合同，每年該付多少錢，我照付（地租）。因為保險公司給他賠了錢了，他付得起，他就每年給那個港務局付地租，一分錢不差；他說我只要付了，我愛什麼時候蓋，就什麼時候蓋，你管得著嗎？
這樣，拉里就在那裡蹭時間，因為蹭時間的過程中，房價也會漲。這樣，他先把七號樓建起來了。七號樓是他們家族的，在他和他的孩子名下，全部都是私人財產。拉里決定先建它，因為先建它他可以掙錢。關於另外幾棟，他就慢慢跟政府討價還價，說要建可以啊，你政府要發債券，要給補助，反正你不給我就不建，我沒錢。可是政府這邊有很大的壓力，因為“9·11”都5週年了，這5年，政府在地底下已經花了102億搞基礎設施，眼看都快做完了，但是上面這樓老不起來，特別是有一個叫自由塔的項目（新世貿中心最高的標誌性建築），高1776英尺，象徵美國1776年建國。為什麼叫自由塔呢？因為自由是美國的立國精神，以“自由塔”命名，以表示美國對恐怖主義的反擊，反擊的象徵就是我重新建一個，比那會兒還高，叫“自由塔”。這是政府帶有意識形態性質的項目，很迫切要建起來。所以公眾對政府施加很大壓力，說弄了半天，都5年了，怎麼還不建呢？拉里說沒錢，不著急。這種政商關係下，政府拿他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最後，迫於壓力，政府又和拉里開始談判，談什麼呢？就是讓拉里把經營權讓出來，退回給政府，政府用錢把自由塔和三號樓的經營權買回來，剩下兩個項目的經營權還是拉里的。這樣，政府就可以先把自由塔蓋起來。政府為了從拉里手裡把這個經營權拿回來，談了一年多，給拉里補的錢超過一億美元。
政府也完全要遵守商業合同。因為人家遵守合同，人家沒有違約，而且每年付了地租錢哪！人家該起訴保險公司的照起訴。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呢，紐約州政府、新澤西州政府、港務局，包括州長、市長，不斷在媒體上批評拉里，拉里還是我行我素，政府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政府只能按商業規則出牌，拉里也按規則玩，大家該談判談判，沒有任何不平等的，一分錢、一分錢地談，一直到2006年下半年，快到年底的時候，才跟拉里談完了，把錢給拉里付了，拉里才退出來，然後我們才有機會跟政府（紐約和新澤西州港務局）開始談自由塔項目。
在談七號樓時，我們的信用證晚了7天時間送到。這7天是我們口頭約定的時間，不是法律上的違約；但是到了口頭約定的那個時間，我們的信用證還沒到。如果按照中國國內的情況，事情會很容易解決：州長，市長打個招呼，找個朋友說說，這不就差幾天嘛，這事前面都談了一兩年了，而且從2003年萬通就開始介入了！
2003年下半年的時候，整個世貿還是一片廢墟，沒有人敢去，因此價錢極低。我們是第一個去那兒談的外國公司。我第一次去談的時候，他們所有人都很吃驚，說：“你是第一個美國以外的企業來談。而且居然是中國人。”拉里當時也非常高興，給我們的條件應該說是不錯的。而且我們幫他，當時七號樓很難租，我們是他最大的租戶，一下要租兩萬多平方米，就這樣把市場價格給抬起來了。
在上述背景下，我們只是晚了7天，而且只是違背了口頭約定，不能算是法律上的違約；並且我們費盡周折把相關手續都走完了，字也都簽完了，我拿著信用證飛過去的時候，覺得應該沒問題，那麼多人支持，州長，市長等，就差一個禮拜而已，是不是？這時，州長、市長，很多人都給拉里打電話，還有拉里私下的朋友，都幫忙說合，讓他給我們做這個“中國中心”的機會，因為這對紐約非常好，對兩國的貿易也有很大好處。可拉里就是不買賬，對州長不僅不理，而且根本就不待見，最後乾脆一甩手上了遊艇，出去玩了。因此，在美國那邊的商政關係，商人的力量大於政府。政府拿拉里就是沒辦法。
但是反過來看，我們為什麼會晚呢？我們來看看我們這邊政府和政策是怎麼管企業的吧。為了拿這個信用證，我們面對的是兩個國有銀行，兩個銀行都是部級單位，他們都坐不到一塊兒。因為按官場的遊戲規則，究竟是你到他那兒，他到你那兒，都大有講究，大家都覺得自己是部級幹部，誰都不肯屈駕。去海外投資都需要政府審批，有7個部門要批我們這件事情；可是在紐約，拉里要做這件事，不需要任何人批。他們唯一要批的一件事，還跟中國有關，是“法輪功”問題，聽起來有些滑稽。
拉里說，我們中間有一個安全條款要談清楚，涉及到“法輪功”，為什麼呢？拉里曾經有一棟樓，就在中國領事館對面，天天有“法輪功”鬧事，弄得他底樓三年都沒租出去。所以他很惱火，硬要給我們加一條，不得有“法輪功”來七號樓搗亂。我們說，這事我們管不了！雙方討價還價，光律師費至少花了幾千美元，就這個條款，我怎麼能保證得了呢？萬一“法輪功”在那兒舉牌子，就算我們違約啦。這實際上是在那裡唯一可能扯到的政治關係。最後我們說，這個事情由警察局負責，到時這種事情出現，我們會請警察局提前來的；如果警察局做不到，不算我違約吧？只有是我們請“法輪功”來這個地方站著才能算我們違約，否則治安這事兒應該歸警察管。
可是在國內，這件事情有好多部門要批。天津要批，北京要批，我們註冊在懷柔，批准境外投資需要從懷柔開始批起。
所以我們也不能確定能批完的時間，我們只能拼命去講，去推動。今天這個項目的租金是我們當時要簽約時的一倍了，這件事如果當時做成了，我們今天就賺發了。這充分說明了我們當時的商業眼光和商業的創造性，可這也是我自做生意到現在最為我的智慧感到惋惜的一件事。
最有意思的是，拉里曾經提出來：你告訴我，你們怎麼批？你是民營企業，為什麼還要批呢？我們說，中國境外投資全要批。他說：好，那就畫個你們審批的路線圖給我。後來，我們畫了半天，最後都沒敢給他，因為太複雜了，光是畫個簡單的，都十幾道程序，怕他弄不懂。
這個“中國中心”的項目，我們沒有辦法控制審批的時間進程。實際上從我們商業條款簽完時的一月份，到最後七月份，人家給了我們半年時間。我們半年時間都花在項目的報批和信用證的審批上，時間全耗掉了。這是萬通有可能取得超級成功的一個項目，就差了這七天啊，好可惜。因為我兩邊跑，對比兩邊的政商關係，我就覺得咱們企業忒沒地位了。到哪兒都求人，政府各部門，不管懂不懂得，其實大部分不懂，卻都要過問，非說你這不能掙錢，那不能掙錢的。這事其實是個商業決定，退一萬步說，股東都願意賠錢，那還攔什麼？如果說股東認為會賠錢，公司就不會做這個事了。至少我們董事會、股東會都商量過，都認為會賺錢，有關部門卻還是遲遲批不下來。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在兩個體制背景下，企業跟政府的關係完全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