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鄧小平點名後，年廣久的命運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這個只會寫五個字（分別是“年廣久”和“同乙”——指“同意”）的小販被譽為“中國第一商販”。在隨後的十多年裡，每逢改革風雲變幻，他的際遇便會隨之跌宕搖擺。
1986年春節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國率先搞起有獎銷售，並以一輛上海牌轎車作為頭等獎，三個月實現利潤100萬元。但好景不長，國家下文停止一切有獎銷售活動，年廣久陣腳大亂，公司血本無歸。 1989年底，私營經濟再度成為灰色名詞，蕪湖市突然對年廣久的經濟問題立案偵查，罪狀是他在與蕪湖郊區政府聯營期間“貪污、挪用公款”。年廣久是一個文盲，看不懂按會計製度製作的規範的賬本，於是企業裡的財務自是一本糊塗賬。他說過：我只知道進腰包多少錢，出腰包多少錢就行了。這個案件一直拖了兩年，1991年5月，蕪湖市中院判決，年廣久的經濟問題不成立，卻因犯有流氓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期三年。據年廣久自己說，在法庭調查中，法官問他：你是否以解決工作為名，姦污過10名女工？他回答：不是10個，是12個。他後來對記者說：你給我湊足大滿貫，我不如給你湊一打。 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一點他的名，一個月後他就被宣布無罪釋放。
年廣久結婚四次。 1987年，50歲的他同一個20出頭的年輕女大學生第四次成親，演出了一幕驚世駭俗的情感劇。在當時，他的婚姻成為人們鄙視暴發戶的一個公證。年廣久有了錢後，很希望鄰里鄉親社會公眾另眼看他。他想通過仗義疏財換取社會對他的尊重。在兒子上中學時，經班主任介紹，他準備給學校捐一筆獎學金，當學校就此進行討論時，許多老師提出異議：給優秀學生頒發“傻子”獎學金，這不是往學校臉上抹黑嗎？
年廣久一直習慣於家庭作坊式的勞作，一直到50多歲，他都打著赤膊親自上陣，在燒得通紅的大鐵鍋前炒瓜子。當市場一大，他就忙不過來。瓜子不夠賣時，他就到其他作坊收購，裝入自己的包裝袋，結果因為質量參差不齊而品牌大損。
1998年，中國改革開放20週年之際，《南風窗》記者多方尋訪，總算在蕪湖市再次找到61歲的年廣久，他們用下列文字描述這位當年的“中國第一商販”：他有些蓬亂的頭髮明顯留著倉促起床的痕跡，一身藏藍色的西裝也不見平整挺括，被煙熏得發黃的手上留著長長的指甲，一顆碩大的金戒指在乾瘦的手指上顯得分外惹眼，瘦削的臉上透著市井生意人特有的精明。
年廣久對自己的評價是：大錯不犯，小錯不斷。而許多跟他有過往來的人則說他：小事精刁，大事糊塗。
2007年6月我見到年廣久，和他聊了一會兒，仔細打量著這個個體戶的活化石，完全印證了媒體對他的描寫。
民營企業的第二代我稱之為“公司時代”，實際上就是從20世紀90年代初到2001年。所謂公司時代，就是自打有了《公司法》以後，所有的創業和經營活動是以公司形式展開的。這時個體戶已經不吃香，由於民間註冊公司越來越容易，所以大家都是以公司的形態開始做生意。而之前個體戶、萬元戶都是以個人和家庭為單位開展經營的。
90年代初，有一個浪潮叫做全民經商，人們紛紛下海辦公司，於是開啟了“公司時代”。公司時代企業的經營範圍擴大了很多，業務形態既包括傳統的簡單服務業，又包括大規模的內貿外貿，甚至個別的走私。有炒房地產的，有做期貨股票的，有做製造業的，也有從事其他的經營活動的。由於進入公司時代以後，經營的業務範圍越來越寬，市場化的要素也越來越多，比如土地也變成了市場化的生產要素，還有其他領域，包括有價證券、銀行也越來越商業化，金融業也在慢慢開放。
這時，參與市場經濟的人發生了很大變化。前面提到的兩種人當中的個體戶還存在，實際上現在數量還很多，但大家已經不重視他們，因為他們在經濟當中的分量越來越輕。再大的個體戶，也不頂你一個公司，一個公司盈利可能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而多數個體戶基本上只是維持個人生活，不能夠積累財富、快速發展。
幹部子弟這時也不太吃香了，官倒已經沒了，為什麼沒了呢？因為現在所有的政府壟斷資源越來越少，大部分資源已經市場化了；權力以及權力擁有者的親屬也沒有太大優勢了，加上做生意也越來越需要創業精神、專業知識和管理能力，這些東西很多幹部子女是不具備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幹部子女就變成了第一階段殘留下來的一些富人，有錢了，但無緣成為企業家。在公司時代很少看見乾部子女了。
這個階段出來經商的主要就是下海的機關幹部，鄉村能人、大學生、研究生，以及海外留學歸來的人，這部分成為整個公司時代企業經營者的主體。這些人更懂得政策，組織能力、專業能力、學習能力、競爭意識更強，風險承擔的意識也更強。所以，公司時代迅速淘汰了個體戶和官倒公司，同時也催生出一大批成規模、上水平的好公司。
吳曉波在研究當代企業史時寫過這樣一段故事：“受南巡講話的影響，在政府的中低層官員中出現了一個下海經商熱，後來他們管自己叫'92派'。香港《亞洲周刊》引用遼寧省委組織部的數據說，該省在1992年前後有3.5萬名官員辭職下海，另有700名官員'停薪留職'去創辦企業。據《中華工商時報》的統計，當年度全國至少有10萬黨政幹部下海經商，其中最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時任北京市旅遊局局長的薄熙成，他於7月辭職下海，創辦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陳東昇是“92派”這個名詞的發明者。 1992年，他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做宏觀經濟研究，同時還擔任了一本管理類雜誌《管理世界》的常務副總編。有很長一段時間，他一直在興致勃勃地策劃一個評價體系，想仿照美國《財富》雜誌的模型，搞一個中國500家大企業的排行榜。就在這時，國家體改委出台了《股份有限公司規範意見》、《有限責任公司規範意見》，陳東昇認為這兩個“意見”的頒布“是中國企業發生真正變革的轉折點”。他後來說：“當時想創立企業，可是不知道資本從哪兒來，有了這兩個文件後，就可以去募集資金，可以去依據一種商業模式尋找投資人來投資。”同年5月，陳東昇辭職下海了，選擇當時在國內一片空白的拍賣業，成立了嘉德拍賣公司，“那個時候就是滿腔熱血，當時都沒有拍賣的概念，除了在電視上看過，什麼都不懂。今天請教這個，明天請教那個，還去香港把拍賣過程錄下來，回家大家一起看。”很有學術素養的陳東昇相信“創新就是率先模仿”，“要做拍賣，就得像索斯比（全球最大的拍賣行），對一流企業就要跟踪它、學習它、追隨它”。到了1996年，嘉德已經成長為國內首屈一指的大型拍賣公司。就在這一年，陳東昇又募資創辦了泰康人壽保險公司。
民營企業的第三代，從2001年到現在，實際上進入了一個“創富時代”，這個時期最重要的創富加速器是資本市場。這時很多公司從業務和規模上看已經不是一般的公司，它們中有許多都成為全國乃至全球行業的領導者，一些大公司和超大公司開始出現。由於這些大公司的出現，加上資本市場的放大作用，大公司的領導者，包括股東，都變成了快速的財富聚集者。他們迅速成為第三代商人，成為市場經濟中民營企業的一個主導力量。比如田溯寧和他創辦的亞信公司，開啟了中國互聯網時代的創業歷史，並且成功登陸納斯達克。
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特徵就是這些代表新經濟的網絡公司，阿里巴巴上市市值達100億美元，百度的市值已超過60億美元。最近幾家房地產公司上市，就有100億美元市值。所以在這個創富的時代，民營企業在某一個行業成為領導者已不稀奇，甚至成為壟斷者，風光無限。像國美在家電的流通領域已成為一個壟斷者。所以民營經濟已經發展到了一個創富的時代。這個時代商人的地位開始提高，商業道德成為一個主流的價值觀。比如現在的小孩，對於做生意很接受，對於有錢也不覺得是什麼不好的事情。另外，許多人越來越成為經濟動物，整個社會成為一個消費社會，買房買車和高消費成為一種時尚。
2001年以後也是陽光創業時代，市場更開放，沒有“原罪”了，社會富起來了，海外風險資本開始進入；創業者全面進入各個領域，特別是IT領域，公司治理結構比較清楚，財富開始呈現爆炸性積累，進入全球化創富時代；參與的人員結構也在變化，大量的海歸精英和本土知識青年進入，創業成為積極的人生，財富健康化。這個時代的財富稱為陽光財富，富豪是陽光富豪。不會有人再嫉妒別人賺了多少錢，而是羨慕。靠知識掙錢越來越成為主流，第二代企業必須轉化，否則會死在商業技能上，這個時代需要商業人才。
民營企業的進化過程用了將近30年，幾乎每10年一個階段，最終得以完成。今天再說民營企業，早先的問題基本不存在，但未來跟政府的關係、外國資本的關係問題還在。第一階段靠爹掙錢；第二階段靠膽略掙錢；第三階段靠戰略管理、人才掙錢。靠的東西不一樣，三個時代公司的特徵和文化完全不同。市場越來越健全，第三代民營企業將占主流，前兩代的會越來越少。面對變化，第一代要學會組織，第二代要把模糊的公司變成透明陽光的公司，才能進入第三代。第一代死在不會辦公司，第二代死在原罪沒有根治好，第三代也會死在商業技能上。
總之，改革開放這麼多年，民營經濟經歷了這樣三個階段，形成了三代人，每一個階段參與的人群又不同。第一階段是邊緣人口加干部子女；第二階段是全民經商，魚龍混雜，什麼人都下海；第三階段是創富階段，實際上最主要的是一些精英，在商場上篩選出來的行業領袖。這些人相當於來到了水泊梁山的聚義廳。一百單八將，每個人都有絕活，比如時遷偷東西是絕活，張順浪里白條是絕活。當今大家都身懷絕技，業績不凡，匯聚一起，成為工商界的主體和民營企業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