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改革開放的順序上來看民營企業，也很有意思。中國民營企業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順序從一些沿海地區開始發展的，沿海地區的地域特徵和地域文化對其也很有影響。最早的民營企業，比較集中的當然應該是在特區，主要是深圳、廣東、福建，這些地區的民營企業大部分是以貿易起家。貿易，以及由貿易帶動的簡單加工業，是珠江三角洲民營企業的一種基本形式。有趣的是，在中國的鴉片戰爭之後，開放的通商口岸也是從廣州開始的，之後沿海岸線一路北上直到寧波。那時，廣州的十三行是國內最大的貿易公司，家族靠貿易發家，成為中國首富，並晉身全球富豪榜。所以在廣東的民營企業身上，體現出明顯的貿易文化。
貿易文化就是交易的文化。給錢就搞定，給多少錢，拿多少貨，一把一利索，錢貨兩訖，一拍兩散，貿易就是最簡單的交易。早期沿海（廣東、福建）一帶貿易企業特別多，民營企業最崇尚的就是拿錢搞掂，以至於後來“搞掂”一詞和交易文化滲透到大陸的各個方面。
另一方面，由於臨近香港，香港的製造業大量以“三來一補”形式（即“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來樣生產”和“補償貿易”業務）在廣東、福建落地生根，這使得當地的民營企業從公司組織製度上，更多地受香港的影響。所以他們更早懂得股票，最先知道炒樓花，然後最先知道怎樣開董事會。深圳合資企業最多，那兒最早有合資企業，有三資企業，所以廣東又最先引進了所謂現代企業製度。這樣造成了廣東最先“覺醒”了私人財富的概念，也最先“覺醒”了私人消費，因此一開始大款惡性消費都是講的廣東大款。
所以民營企業一開始這三個特點，也就是說貿易文化——交易的文化，現代企業製度，以及私人財富和消費觀念，都是從廣東的民營企業發起的。也正因為這樣，一直到現在，真正治理得好的公司，還是深圳的企業。万科等，都是國內各行業中最大的企業，他們實際上都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
類似的好企業比如李寧、康佳、TCL等等，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但往廣東縱深裡看，有一點就很不同了。廣東內地，你看到佛山、中山，然後到番禺、清遠、粵北，這些地方的人，就更多地跟傳統文化有關了，他們較少受香港影響，更多依賴家族。這些地方出來的草根企業，幾乎絕大部分是家族企業。另外，在這些地區，最基層的地方政府，如縣政府、鎮政府，甚至村委會，都很強勢，它們孵化和扶植起一批後來很有影響的似國企實民營的企業，像容奇鎮、三水鎮，政府就是代表，科龍和健力寶就是它們的私生子。
江浙地區一向有兩種文化傳統。一種傳統是在歷史上，清朝以來的習慣，這個地方做小買賣的特別多，那犄角旮旯任誰都看不起的買賣他們都做了。浙江的許多民營企業仍然沿著這種傳統發展起來，如現在的什麼“鈕扣大王”，“打火機大王”。浙江就有很多這種小的製造業，而這些小的製造業發展成像現在講的“長尾理論”中的“長尾”，你看上去小，匯總起來就是巨量。所以這邊的民營企業有製造業的文化，是傳統的小作坊式的製造業。他們不是“三來一補”，一開始做的都是很土的小東西，他們的製造業文化中就沒有辦大企業的文化，都是做小企業、小製造業。這類小型的作坊式的製造業，幾乎百分之百採取了家族管理的方式。
浙江的另一個傳統就是從海上往外跑營銷。在歷史上，也是自清朝以來，他們一直有出海的習慣，尤其是溫州地區，國際營銷的能力很強，他們在國際營銷史上一直都是主打歐洲，所以意大利、法國，現在都是浙江人在那營銷。民生消費品當中完全放開競爭的是小商品，目前主要是江浙的企業在做。電飯煲大王、豆漿機大王、皮鞋大王、襯衫大王，他們一直有這種很好的營銷傳統。這些“大王”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從營銷起家，然後延伸到上游的製造業。
由於長期是這樣一種傳統文化，所以就悶聲發大財，基本上這樣的民營企業都不怎麼聲張，慢慢做，然後也不借錢，或者只是民間借貸，信用還很好。去溫州那些地方借錢一定要當地大佬出面。我跟他們的商會領導經常見面，聽說過那兒的信貸方式：比如在溫州有10個大哥，這10個大哥坐下來喝茶，說我們要做個事情，需要一家拿多少錢；第二天大家就把現金拎過來，簽個名就走了。這種信用關係非常好。
浙江最近有一個吳英的案子，一個20多歲的女孩集資，實際上也是這樣的，很有意思，她給抓起來了，可沒有一個人來擠兌。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當地民間的信用關係一直很發達，農村信用社一直是管理最好的。所以，浙江的民營企業是一個製造業的文化、出海營銷謀生的文化和家族管理的文化。浙江商人非常務實，吃苦耐勞。在溫州，宣傳部，包括溫州當地的商會領導都一直在講，當地企業是千方百計、千辛萬苦、千難萬險、千里迢迢，諸如此類，反正一大堆順口溜，就是講他們的民營企業的精神。
中國還有一支民營企業大軍是在海南，海南的民營企業更多的是流寇。海南最多的時候有將近兩萬家民營企業，泡沫經濟結束以後全都黃了。當時聚集到那兒的是全國各地最失意和最有夢想、最不安分的人，因為建海南省，這些不安分的人，包括我們，全都跑過去了。當時我們就開玩笑，說到海南的全是“三不幸”女人＋愛折騰男人。 “三不幸”就是不幸婚史、不幸戀史、不幸情史，失意的和愛折騰的男人女人，當時就成了海南省內市場的主體。這部分人在1993年房地產泡沫破裂以後就流散到全國了。所以他們來自於全國又回歸各地，事實上大量的是流寇型的民營企業。
在2002年“非典”的時候，我回去一趟以後，特別有感觸。那時，為了躲“非典”，有很多在外邊跑的人又回去了。一天晚上，我們被中國城老闆邀請，弄了條大木船，漂到海上。這時，原先認識或不認識的分散在各地的老闆、兄弟、哥們、朋友，幾乎被共同的文化記憶喚醒，立即陷入江湖嘯聚的亢奮之中，赤膊揮汗三天，大塊吃肉、大碗喝酒、放浪形骸。最有趣的是大夥都把中國城老闆當成共同的精神偶像，他堅守海南十多年，而且從未易幟，始終守著“中國城”，守著娛樂業。
海南的民營企業數量很大，但是散得非常快，流寇習氣嚴重，江湖味道濃厚。但是它也有兩個優點，第一就是海南不相信眼淚，海南不承認歷史。你不要說你過去幹什麼的，反正到這兒來的都是窮光蛋，你也別訴苦，因為大家都挺窮。所以這些人心理承受能力特別強，像這兩萬家公司沒了，海南全省人口中沒有一個跟政府要工資的，也沒有企業找政府添麻煩或者鬧事的，所以海南的生命力非常頑強。
第二個優點，海南這批民營企業最先經歷了泡沫經濟的打擊，所以後來的生還者，他們的風險控制相對來說比較好。比如像現在，包括從萬通出來的易小迪、潘石屹，大家都知道什麼叫泡沫，所以對風險的控制都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
我覺著民營企業的江湖，最明顯的實際上主要是三部分，就是廣東福建，另外是江浙，再就是海南，它們真正成為今天中國民營經濟舞台上的三股最強大的力量。當然，其他地方，例如北京，也有很好的民營企業，但不管是新經濟還是老江湖，都跟這三個地方有關係、有淵源。就像柳傳志最初也是在廣東、深圳那兒開始創業的，然後又回到北京。萬通和國美也都是這樣，都跟這三個地區有關聯。因為這三個地區是最早開放市場的，制度環境比較寬鬆，貿易活動、經濟活動比較活躍，於是培養出了中國最有意思、最有活力的民營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