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圈錢、暴利這些做法，實際上包括一大批捲進走私、房地產、股票的旋渦的地方民營企業，像福建的廈門遠華（賴昌星），新疆的德隆（唐萬新），天津的南德集團（牟其中）等。那麼，為什麼明知不可為，甚至已明顯感覺到了危險的情況下，這些企業還會鋌而走險、不斷去賭呢？就近觀察，我還發現一些很有趣的心理過程，其中也包括一些純屬男人的人性張揚過程。那時候，許多民營企業更具有江湖時期的一些特點。
在民營江湖時代，民營企業彷彿為匪為盜，或者像遊俠，因為我們在過去的舊體制內長期被限制，一旦突然離開以後，實際上有一種特別輕鬆和自由的快樂。江湖可以看做非正規組織，屬於朝廷和民間之間的邊緣性的一種結構；民營企業的人處於邊緣性的結構當中是自由的，這種自由的狀態下，人會選擇快意恩仇，並感受到很大的幸福，精神上會很愉悅，像俠客一樣。
在民營企業初期，雖然背負“原罪”的重壓，為什麼還會有這麼多人前仆後繼地折騰呢？一個是逃出原有的體制能獲得一種自由感，可以滿足人的征服慾望；同時也有一種成就感，因為在江湖當中，我們都具有一種英雄氣，容易滋生英雄的審美，也獲得自己成為英雄的滿足感；再者，企業（公司）在江湖中也能獲得一種相當於行幫的認同感。這是我覺得很有意思的一種心理狀態。
荷爾蒙決定了男人都存有征服的慾望，特別是經商的男人，在做生意的過程中最感滿足的便是征服欲，這征服的對象當然有女人，但其實最大的樂趣是去征服外面的世界。 1994年初，萬通在西安要建一個“二十一世紀廣場”。一天清晨，我和潘石屹在西安溜達到馬上要拆遷的地方，蹲在一家小餐館前吃麵，心想，吃完這碗麵條，你們的命運就改變了；我們倆小屁孩兒拿張支票一交，這一片所有人的命運就從此改變了。而這裡是西安最繁華的地方，是我心中很嚮往的地方。就是那次，潘石屹跟我說，他原來最大的理想就是到西安。現在忽然間，我們倆以花錢拆遷的方式都成了這片土地的主宰，內心能不得意和狂喜嗎？我們想要收購北影厂那段日子，每次從廠門口經過時也心想：“這麼牛×的地方我們今天就給辦了！”雖然最終沒收成，但回想起我們那段時間去北影厂，開會聽坐了一屋子的老老少少向我們匯報，很有感覺。
中紀委通報的貴州的嚴劍虹是貴州省委書記的夫人，當時兼著貴州國際信託董事長。我們去收購貴州國際信託時，她派一個老總，不跟我們在酒店談，把功權拉到郊區，黑燈瞎火的，說：“給香港賬戶打200萬。”回來以後我們思來想去覺得危險，就沒做。後來老太太被槍斃了，她那做省委書記的老公被雙規、撤職然後被抓，她兒子用贓款流亡海外。我去費城時了解到，她兒子用錢供養一個小演員，演員上完學找到工作，跟別人好了，離婚的時候還分走他一部分錢。贓款就這樣流失了，傻兒子完全衰了。
哈爾濱的防空地洞非常大，防空系統很好，我們曾想將它改建成地鐵。我去見副市長索常有，他是黑龍江大學的，當地人戲稱“黑幫”。我們公司有一個黑龍江大學的，通過“黑幫”找到索常有，等了好久才在他辦公室見面。結果沒做成，後來索常有也被抓起來了。
男人很享受東奔西突的感覺，很像半夜急行軍時被前呼後擁著，感覺最好。
2007年元月我去了神六基地，我特別體會到沒有時間，沒有是非，沒有空間的俠的意境。我們在戈壁灘上，坐在牛屍骨架子上，手裡拿著刀片著牛心，旁邊熬著湯，熱氣泛起向天空散漫開去，我突然就感覺到自己和身邊的人很像金庸小說中的俠，好享受。俠一定是自由的，沒有身份，沒有時間，一切皆隨心性。心到人到，俠想殺一人，想救一人，全憑心性。俠一定是“胡作非為”的。
我們那時走了13個城市，到哪兒都不帶錢，哪兒都有兄弟，打個電話就有人送錢來，雖然錢都是藉來的，但那種感覺很好。這個過程符合男人的征服慾和創造性，社會也滿足他的虛榮心。多數人欲罷不能。
反差特大的是，我們做到10個億的時候，兄弟都散了，沒人來叫大哥了。現在我到外地都打的，習慣了，公司有車我都不坐。自由，沒有前呼後擁反而自由了。
可是，當我們從1996年開始賣資產還債，賣掉一個便失落一次。記得東北華聯的項目，1994年買的時候，7000萬談好了，一個官員非要我們多給800萬額外的錢，幫助他指定的一個小兄弟。功權過去和他談，官員把批文就壓在酒桌下，說你錢打來我給你。功權打電話回來說，“真他媽噁心。7000萬已經付了，怎麼辦，這800萬答應不答應？”我說，“你告訴他，我明天帶支票過去。”他就把批文給了我們。第二天我帶了一半，400萬，想著能省就省。那人火了，說我還能再發個文把它廢了。我和功權也火了，告訴拿到錢的那個人：“你告訴他狗日的，社會風氣不好，你知道我也知道……”
第二天我就跟功權去他老家了。三九的大雪天裡看到他小時候生活的環境，還有一個半傻的姐姐和他老舅，老舅和牲口住在一起。晚上，我們對著殘垣斷壁喝了很多酒。心裡有一股悲涼感，一種委屈和義憤，感覺到命運太殘忍了。凌晨，天快亮回到酒店時，那人派的人坐在酒店等我們，說這事就不說了，過去了。
但他後來散佈謠言說我們沒信譽。我很生氣，打了個比方，我說就像良家婦女走在黑胡同里，碰上一個攔路強奸的，我無奈地認了。可他正要“辦”的時候，胡同口閃過一個身影，我喊了一嗓子，那人被抓起來了，是我沒信用還是他是壞人？很多人聽完這個比喻就明白了。
他知道後很不高興，隔了兩年我們賣華聯的時候他就設法阻撓。我們找好了一個上海企業，合同都簽好了，還能賺些錢。但他組織了一個考察團到上海考察，回來說和上海人做生意沒底，不能賣給上海人，要賣給本地人。結果冒出來一個人，江湖上的，有幾個兄弟，是賣藥的，他要買，卻只出到上海人一半的錢。我們實在沒招，也煩了，就賣了。
賣的那天又是一個冬天，零下二十度，我們在餐館里和那個老大喝酒。我們問他，對這麼難“伺候”的官兒，你怎麼辦批文啊？他說，“簡單啊，不辦，派兩人跟著他媳婦兒；還不辦，再派兩人跟他女兒。”後來果真辦得很快。我們卻損失了4000萬。
所以說賣的過程也很痛苦，花了我們幾年時間。一個男人從征服到承認失敗，虛榮心徹底掃地，每賣一次都是失敗，挖的坑都得後來找土（錢）填啊。
2000年前後德隆為了把自己的故事說圓，也為了證明道德的合理性、賭博的合理性，編了很多故事，即所謂“產業整合”。結果這個故事把他們自己騙了。
對男人來說，承認失敗、主動收縮的決心是很難下的。我們是比較理性的人，自我反省後主動做出了收縮的決定，不是被動的。我們概括自己是短貸長投；無獨有偶，德隆後來把這叫做短融長投。
“原罪”引發的財務危機就是高負債、高暴利、高風險，結果只能是“以老闆為市場，以銀行為客戶，以籠絡為管理，以調賬為經營”。所以，民營企業成功概率很小。德隆和我們的歷史相比，差了這麼一個自覺革命的坎兒。
我們也思考，為什麼當時能收，而很多人不收，不承認失敗？其實是男人張狂、征服的本性和想要成為一世英雄的虛榮心把事業的方向給誤導了。 1997年我們開始說：“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之所以吸取老莊的思想是適應環境的需要，男人的妥協也要有個台階。偉大的人說要征服世界，但還有偉大的人說不爭即爭。其實，解決危機的唯一秘密就是犧牲。每次危機都有利益權衡，不敢犧牲就沒有勝利；中年男人要保持這種犧牲精神，堅持理想是唯一的心理支撐。
非常感謝的是2005年去世的王魯光，他告訴我要“守正出奇”，現在我辦公室牆上還掛著這幾個字。在最難熬的日子裡，這四個字提醒我不要老想著弄熱鬧事，要控制住基本面。古法說奇正之術交相為用，一個人老是出奇，奇多了就成了邪，要以正合以奇勝。我以這樣的心境看老莊，不看表面強悍的書（如《四書》、《五經》），看終極強悍的書（如《老子》、）。老莊其實是很強悍的，比如欲擒故縱、為而不有。儒家大都是注重形式，沒有老莊強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