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第一篇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三個方面

隨著中國貧富差距的拉大，窮人和富人的問題在中國內地成為刺目的字眼，有部分官、學、商勾結形成所謂“特殊利益集團”，竊取改革成果的問題，也有一些人開始針對所有富人，全盤否定民營企業家，藉此否定改革開放，希望回到過去國家大一統的時代。 醫療，尤其是教育方面有不少問題，窮人向上的通道狹窄，公權力得不到有效的製約，權力與財富還有密切關係。一部分企業家與權力過從甚密，但又有相當多企業家，尤其是民營中小企業家受到權力和製度的壓制…… 這些問題糾結在一起，我們迫切需要理清頭緒，辨明方向，在理清這些問題的基礎上，探討中國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 今天中國頭等的危險是什麼？ 馬克思已經在《資本論》裡面早早講明白了——一個不講究公平正義、資本剝削無度的經濟和社會，最終必然陷入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直至最後的滅亡。

不要以為馬克思的觀點過時了，馬克思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一個不講究分配公平的社會，最終必然導致持續消費能力的萎縮，同時生產卻在無限擴張，這就形成馬克思所謂的生產相對過剩，生產相對過剩就導致經濟危機：大量的產品賣不出去，工廠一批一批倒閉。 我們來看西方發達國家，他們已經很長一段歷史時期沒再爆發經濟危機了，是馬克思錯了嗎？ 不是，是這些國家變了，他們用公平正義的分配解決了馬克思指出的矛盾，用郎咸平的話說，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社會主義化了。 我們知道，現代西方發達國家工人具有強大的力量與資本抗衡，他們有強勢工會，有政府的最低工資法撐腰，有法律賦予和保障的罷工等權利，工人對爭取工資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至於導致了經濟學中說的“工資剛性”——工資只能升不能降。

中國政府需要防範的是，警惕社會主義中國被資本主義化，即走向資本無所顧忌地剝削勞工的局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是，部分地方政府官員把這一條執行成了一切以資本為中心，全心全意為資本服務，極端情況下，導致官僚資本的再生。 在市場和經濟活動中，工人相對於工廠主是天然的弱勢者，只要政府不以強勢幫助工人，工人就如同任人宰割的羔羊，資本剝削就會毫無節制，這就如同馬克思所生活的那個時代那樣，工人的處境到了悲慘的地步。由於工人與資本家的力量懸殊，所以即便政府對資本和勞工採取中立態度，其實也是對資本剝削的放縱和鼓勵，更不用說政府協助資本的情形。 中國政府正在力求建設和諧社會，這是順應歷史潮流的正確道路。問題是怎麼達到和諧？

我認為，真正的和諧應建立在力量均衡之上，在中國而言，最根本的就是促進勞資雙方力量的均衡。 縱觀他國經驗，和諧乃是經由勞工與資本的合法鬥爭而得來，而不是由強勢一方壓倒另一方來達到和諧。今年以來，聲勢浩大的罷工潮不僅席捲了西歐國家，而且還波及到美國、亞洲和俄羅斯，美國最近的是好萊塢編劇罷工。我們知道，這些罷工並不會影響社會和諧，反而會促進社會和諧，全世界都在罷工，為什麼我們沒有？ 我國政府應該開始考慮協助工人對抗資本，促進資本與勞工力量的均衡，只有這樣，才能形成真正的社會和諧，才能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推動勞資力量均衡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實現藏富於民，讓源源不斷的國民內部強勁消費、投資需求成為經濟持續發展的保障。

認識到資本無度剝削嚴重後果的不只馬克思一人，歷史上那些有遠見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都理解了經濟危機的邏輯，並且採取了解救的辦法，否則，資本主義國家早就被馬克思預言滅亡了。 看我們身邊的日本是怎麼做的，日本從1960年池田內閣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到1967年比計劃提前三年使實際國民收入增加了1倍，至1973年，日本人均實際國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由此奠定了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從製造大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強國。 事實上，幾乎所有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起飛都經歷過類似的國民收入培增計劃。 到目前為止，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最大的缺憾在於，沒有類似的計劃使國民財富同步增長，反而使國民成為改革成本的長期承擔者，並因此留下內需不振、經濟失衡、社會矛盾激化等種種後遺症。

增加勞工收益，擴大國民收入不僅是中國長遠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而且是當前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迫切需求。 目前中國經濟面臨偏快轉向過熱是不爭的事實，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作為2008年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 經濟降溫的方法有很多，匯率手段、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都可以應用，但筆者認同的一個基本觀點是，只有通過“藏富於民”才能從根本上治理經濟過熱，並把經濟推向長遠健康發展，即通過二次分配加快生產要素價格的改革，盡快實現財富向民間的轉移，以拉動內需市場，杜絕國民的後顧之憂。 通過提高勞動收益、藏富於民來擴大內需絕不會像通常認為的那樣加劇通貨膨脹，而是相反這將促進國民經濟健康、強健發展。在勞動者權益保障差的情況下，勞動者工資上漲一定是假象，它是通貨膨脹導致的名義工資上漲，也即是說現在許多行業工資見漲並不是通貨膨脹的原因，而是相反，它們是通貨膨脹的結果。

增加勞工收益從兩個方面抑制經濟過熱，其一是降低對外依存度，減少過多的出口，勞工工資強勁增加，出口產品的價格優勢下降，出口必然會受到抑制。其二是抑制國內過熱的投資需求，比如明顯過熱的能源產業的投資，如果大幅提高礦工的工資，必然能夠強勁抑制其增勢。 總結到一點，提高勞工收益就是通過增加投資成本來抑制投資。通過這種方法使經濟降溫，將是一舉兩得：一方面使經濟過熱的趨勢快速得到抑制，另一方面藏富於民保證了經濟未來發展的強勁後勢。 在此，要特別提醒一下中國所有對民眾“仇富情緒”感到擔憂的企業主和富人們，提高勞工收益不僅僅是對勞動者的改善，更是你們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如果一個社會中窮人沒有足夠的購買力，富人的錢何處去賺。所以，企業主們不要反對勞工加薪，相反應大力支持。

到此為止，我們的一個結論是，解決窮富問題、促進社會和諧和實現經濟持續發展，根基都在於提高勞工報酬，促進勞資力量均衡。 提高人力資本投資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這是由各發達國家經濟發展軌跡所證明的一條原理，尤其是亞洲新興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歷程表明：一開始依靠勞動密集產業和製造業對外出口迅速增長的經濟體（比如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隨著本地區勞工成本的逐年遞升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勞動力更廉價的區域的開闢，其逐漸喪失成本優勢，能夠繼續支撐經濟持續增長的是人力資本優勢和產品技術含量的提高。 試想，如果日本幾十年前沒有技術研發的長遠目光和巨大投入，而一直滿足於勞動力成本的暫時優勢，那麼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它早就被競爭所淘汰掉了，是技術優勢保證了日本在國際市場的持續競爭力。

很多人認為，中國近年來10%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過快。然而，經濟增長速度提高的好處不言而喻。關鍵的問題不在於經濟增長速度過快，而在於人力資本投資不足。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以該國的總產出來衡量的。總產出取決於總投入。 投入有三個來源：勞動、資本和技術進步。前兩者都是物質投資，後者則是無形投資。 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內生的技術進步可以帶來內生的經濟增長，而內生的技術進步則來自於經濟當事人的無形資本投資即人力資本投資與研發投資。 由於無形資本具有外部性，當無形資本投資不足時，經濟將達不到帕雷托最優或經濟是動態無效的。 新經濟增長理論將知識和人力資本因素引入經濟增長模式，應用專業化的知識和人力資本的積累可以產生遞增的收益投入，從而收益的利潤也在增加。

其中，羅默的技術進步內生增長模型指出：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增長的原動力是知識積累，資本的積累不是增長的關鍵。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具有決定性作用，人力資本又具有規模報酬遞增性，而且存在著投資刺激知識的積累，反過來知識的積累又促進投資的良性循環。 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實際GDP增長率的絕大部分依靠資本和TFP的貢獻份額，勞動投入量的變化幾乎可以忽略。其中TFP貢獻是實際GDP增長的決定性因素，TFP貢獻佔GDP增長的比重為19.2%～33.3%。因此，技術進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 再如，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學院（IMD）的國際競爭力研究報告，英國研發投入綜合排名為世界第五，科技競爭力綜合評價排名第五。英國科技進步與經濟增長關係表明，穩定的經濟增長與穩定的技術進步在一定層面上具有相關性。

然而，東南亞國家的資本—產出彈性則比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高得多，勞動投入則相反。東亞國家的人力資本投入以及研究—開發支出在GDP中所佔的份額都很低，人力資本投入不足嚴重限制了人力資本的產出，反過來影響到對人力資本的需求。 從新經濟增長理論來看，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增長中根本不存在技術進步，也就是說，東南亞國家經濟增長缺乏後勁。 從我國來看，改革開放以來的每次經濟增長速度過快都是物質資本投資增長加速引起的，物質投資的高增長帶動了經濟的高增長。當出現過快的經濟增長局面時，中央政府就會採取緊縮政策，壓縮固定資產投資，使經濟增長回到正常水平。根據測算，1987—2003年，我國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總體貢獻率不到30%，而物質資本投入的貢獻卻達70%，2003年受到政府投資直接和間接影響的物質投資活動，比例應該在60%以上。 因此可以認為，受政府部門和組織經濟活動影響的物質資本投資的過熱和萎縮是造成經濟波動的主要原因。 然而，物質資本投資具有規模收益遞減性，如近年來，中國各地區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和當地經濟水平的非相關性表現得越來越明顯。 由此可見，解決中國經濟增長所謂速度過快的根本對策是大幅度提高人力資本投資。一般人們都認為，經濟問題很多都是由於政府乾預造成的，然而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許多社會經濟的進步都是政府行為的直接後果。因此，政府必須加強對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視。 人力資本投資主要分為五大塊：一是醫療和保健；二是在職人員的培訓；三是正規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四是非廠商組織的為成年人舉辦的學習項目；五是勞動力適應於就業機會的遷移以及提高企業能力方面的投資。其中，教育投資與醫療保健是整個人力投資主要因素。由於教育和醫療保健的改善具有外部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政府投資，而中國政府的教育、衛生投資相對規模尚處於較低的水平。 同時，目前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利於就業，這將導致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市場有效需求更加不足，使經濟增長速度更加依賴於投資需求與出口需求，結構性缺陷進一步加深，從而形成惡性循環。 必要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是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條件。社保基金虧空嚴重幾乎是世界各國的通病。富若美歐日尚且都在為龐大的社保基金黑洞而頭疼，更何況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 眾所周知，中國社保基金虧空巨大（官方公佈數據為7200億人民幣）然而個人養老金賬戶幾乎全是空賬狀態運行，這樣的情況在世界上基本上絕無僅有的。 從中國的教育支出來看，只佔GDP的3%，然而許多發展中國家這一比例都已達到5%左右。因此，我認為教育、衛生和社會保障支出各佔GDP的5%左右才是正常的。 社保基金的解決主要依靠財政支持與國企分紅。 一是要加大中央和省一級政府在社保上的投入。可以通過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或者提高地方政府在分稅中的所佔比例，保障政府提供上述基本服務。要把公共財政的服務擴大到整個農村的努力中，政府的職責主要應放在以下幾個方面：九年制義務教育、基本的衛生醫療、基本的失業救濟和養老保險，以及必要的公共設施服務。 公共服務提供的不足，對於一個努力建設和諧社會的國家來說是不能接受的。 因此，以下核心公共服務應該建立最低國家標準：九年制義務教育，基本衛生醫療設施，基本失業補助金和養老保險，以及農村地區基本的公共設施服務。另外必須強調的是，保證所有的公民都能夠享受到政府提供的核心公共服務項目是中央政府的職責。 二是國企分紅投入社會保障體系。國有企業理論上為全體國民所有，國有企業由國家用納稅人稅款投資建設，國家用納稅人的錢為國企承擔了很大一部分成本（政府接管了過去由企業支持的學校、醫院、下崗職工安置費用和養老金等負擔，而這正是這些國企的贏利在隨後出現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全體納稅人實際上都是國有企業的股東。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國有企業應向國家分紅轉變為社保體系注入資金。 2004年國資委旗下國有企業共實現利潤4000億元，2005年上半年則實現利潤2999億元。假如國企利潤的50%，2004年時為當年GDP的6.5%上繳政府，中國政府的教育、醫療、社保相關支出就可以相應增長85%。 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可以減少居民在相關領域的資金支出，因而能對當前財富分配的失衡起到一定的矯正作用，能夠一定程度地改善民眾生活質量。 國企分紅政策必須強化審計防止做假賬、必須保障國企分紅被足額轉換為社會保障基金，必須出台包括國企分紅資金的管理與使用的相關法律，以確保國企分紅能夠真正化作民眾福利，確保民眾能夠真正成為改革與發展的最大受惠者。對於資源的配置，必須有一個統一的預算分配過程，即按照一套統一的標準來分配所有資源，以滿足公共需要並提高公平性和效率。同時，必須對社保基金進行製度化的管理，對腐敗官員嚴懲不貸。目前對涉案人員處罰過輕，不但無助於遏制腐敗，而是在縱容腐敗。近日，中國財政部會同國資委發布了《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管理辦法》，標誌著中國新的國企分紅時代的到來，儘管現在的國企分紅大部分仍然重新投回到國企，沒有明確規定用於民生的部分，但是開了頭，就會有希望。 我的夢想是中國有一天把國企分紅納入公共財政預算，並投入社保基金，中國應防止壟斷性國企成為滿足少數人利益的工具，國企既然是全民所有，理應讓全體人民受益。 實現國企分紅的一個重要障礙在於，國企利益集團化導致國企實際控制權被小集團操縱，一些國有企業在改革發展中，內部管理權力近親繁殖，權力結構逐漸被企業高層家族成員或利益圈子的成員壟斷，財產資源逐漸被小集團佔有或借用，這就造成一些國企發展的成果被少數人享有。 西方發達國家對國有企業有健全的監督控制體系，以避免這種狀況的出現。在這些國家中，國會或議會對企業的監督主要通過審核企業年度報告、法律執行情況和提起訴訟等方式來行使監控權。 英國法律規定，國有企業要向議會提交年度報告和賬目，議會通過經常聽取企業的財務報告，監督和審核國有企業經營狀況。 美國國會有權傳國有企業的行政官員到國會作證和陳述法律執行情況及政策落實程度。 法國國會通過調查和訴訟方式對國有企業監督，並且法律對訴訟提起條件、程序、訴訟和解等都有較為詳細的規定，議會監控提高了監控權威性。 因此，要杜絕國企利益集團化，必須把對國企領導的考核與控制落到實處，要明晰監督主體，界定監督職權，同時要嚴刑峻法規定對監督主體失職和對監督客體具有威懾作用的法定訴訟權，同時還要通過司法、人大等機構對監督人員進行必要的監督，以杜絕監督人員與企業領導以串謀獨占全民利益的機會。 以上三點僅是筆者認為對於保持長遠發展最為重要的，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依賴諸多其他條件，比如短期來看中國需要應付經濟過熱問題，需要綜合運用匯率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這些方面，筆者也都表明過觀點，中國日益走向大型開放經濟時應更加註重匯率政策。 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不可或缺科學的製度保障，丁學良說，制度落後才挨打，這是對的。我們常說要實現各種現代化，卻沒有人認識到製度也要現代化、科學化，什麼是科學的製度呢？ 科學的製度正是一種可以保障持續發展的製度，而不是像封建王朝一樣遵循一種可憐的生命週期。 關於這個問題，毛澤東早在延安時期與黃炎培先生的一段談話非常發人深省。黃炎培對毛澤東吐露諍言：“我生60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個週期律的支配力。”毛澤東回答他：“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週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我相信以上的話會給我們更多的啟示。 我們在世界銀行的長期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很容易陷入經濟腐敗、不平等、暴力和社會動盪甚至內戰的惡性循環，其中腐敗是關鍵環節。 腐敗是一種尋租行為，特權階層憑藉政治權力參與經濟資源配置，為自己謀取私利，是極不公平、嚴重違背社會正義的分配方式。 同時，腐敗和政府低效是一對孿生兄弟，它們共同構成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最大障礙，嚴重損害了經濟增長的製度基礎。 腐敗降低資源配置的效率，抑制私人部門的正常發展，給窮人造成巨大的傷害。 我們的研究表明，腐敗與社會、經濟嚴重不平等之間確實存在著因果聯繫。根據世行估算，控制腐敗、改善政府效率在較長時期可以使人均收入增長4倍。 其他條件完全相同的國家，控制腐敗力度從低度到中度、從中度到高度（世行把控制腐敗力度分為低、中和高三種水平），實際人均收入年增長率的差異達到2～4個百分點。 在腐敗盛行的環境下，人們積累財富和獲得收入的機會極其不均等，貧窮階層很難接受困苦的現實，富人收入的合理性會受到質疑。特權階層掌握著基礎資源的配置權，他們憑此可以在瞬間積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財富，這在完善的市場製度下是無法做到的。如果他們的權力沒有受到製度或者道德的約束，而任由私慾氾濫，整個社會將陷入極度的社會、經濟不平等。極少數人掌握社會極大部分財富，絕大多數人處於赤貧狀態，這種現像在非洲國家並不少見。 美國社會學家斯托夫指出，相對剝奪感會使一些人的反社會傾向變得相當明顯，它是社會不滿和社會動蕩的重要源泉。 這時可能滑入霍布斯所描述的動態過程： 如果多數人認為財富分佈格局是不公正的，社會緊張就會自我強化，政府可能對局勢失去控制。 如果腐敗和由此造成的經濟不平等十分嚴重，貧窮階層會有很強的被剝奪感。 如果人們都覺得只有越軌腐敗或者心黑膽大才能富起來，面對一個突然冒出的富人，人們心裡會懷疑其純潔性，而不是視其為值得尊敬的成功人士。犯罪和對財產的掠奪會因此增加。例如，世行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表明，不平等小幅增加就會使搶劫上升30%至35%。 那麼，發展中國家如何避免腐敗、不平等和社會動蕩的惡性循環呢？ 在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的聯合報告中，為發展中國家開出的藥方主要包括實現社會、經濟生活民主化；增強社會的透明度；確立公正、長期穩定的財產權制度。這些措施可以從根本上抑制腐敗、提高政府部門效率。 總之，唯有在基本製度科學的基礎上，行使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我們才能避開腐敗、不平等和社會動蕩的惡性循環，才能夠走向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