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在楚樹龍留美歸國時，美國政界和學界就把這位崇拜毛澤東和華盛頓的“美國通”定為“對美強硬派”。儘管如此，美國的媒體還是特別青睞這位睿智而健談的中國專家。
楚樹龍是近年來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最多的中國學者，《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今日美國報》《時代周刊》《新聞周刊》《世界報導》《遠東經濟評論》一直不忘把目光鎖住他。 1997年10月，江澤民主席訪美前4天，《華盛頓郵報》常務主編來中國採訪，先在北京採訪了楚樹龍，後又飛到上海採訪離京的江主席。後來這篇長篇採訪稿在江主席訪美時發表在《華盛頓郵報》的頭版，楚樹龍和江主席在同一採訪稿中暢談中美關係。
“只要天下有事了，媒體馬上就會去找楚樹龍”，在這些年可算是成了一種定式。 “5·8”炸館事件、“9·11”事件、阿富汗戰爭、巴以沖突、伊拉克戰爭、朝核事件等等，一旦世界局勢出現波動，楚樹龍的電話就會被各路記者打爆。楚樹龍自己也承認他和媒體是相互需要的。他希望他的思想能通過媒體對中外公眾產生影響。
美國人把楚樹龍定為“強硬派”是基於以下的一些事實：
1988年已成為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人員的楚樹龍，自費公派到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由於楚樹龍來自被美國人認為“絕對官方背景”的戰略機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他一直都是美國情報部門關注的對象。美國情報人員常常找各種藉口與他聊天，以期獲得他們認為有價值的信息。楚樹龍學了好幾年的國際關係學，早已有所警覺，自然不會透露國家機密，美國情報人員非常失望。
1989年，楚樹龍的愛人姜月秋赴美陪讀，一年後回國照顧幼小的女兒。由於“八九風波”的影響，中美關係陷入低潮，所以當姜月秋一年後再次申請赴美陪讀時，美國大使館拒絕簽證。這時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人找到楚樹龍，提出願意協助他太太和女兒順利來美，被楚樹龍拒絕。楚樹龍說，我寧願我的太太和女兒不來美國，也不需要你幫忙，更不會與你們合作。
有一次，美國中央情報局的3個人突然找到楚樹龍，對他說，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的一名外交官已經在美國請求政治避難，現在在我們手裡，他已把使館的所有情況都說了，你能給予證實嗎？你還知道什麼？
楚樹龍急中生智說，一個想尋找政治避難的人的話怎麼能聽呢？他想申請你的政治避難，他是有的也說沒有的也說，真的也說假的也說的，你們怎麼能全信呢？三人見從楚樹龍嘴裡套不出什麼話來，便無可奈何地走了。後來楚樹龍才知那個尋求政治避難的使館官員是中國駐美大使館的參贊、《基辛格評傳》的作者陳有為。此人後來成為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客座研究員、華府中國論壇社社長。
1989年，被中國共產黨開除黨籍的王若望跑到美國，為了討好美國政府，在各種場合肆無忌憚地攻擊中國共產黨。有一次王若望竄到楚樹龍就讀的喬治·華盛頓大學給師生做演講。他在演講中大肆渲染“文化大革命”中共產黨對人民的迫害。他先舉了丁玲受迫害的例子，又稱共產黨連一個6歲的小女孩都不放過，當街用槍把她射死。不一而足。
這時坐在台下的楚樹龍憤怒了。他立即舉手發言，進行反駁。楚樹龍說：“你講的這些有多少是共產黨有組織幹的？你說到丁玲，我在上大學時，丁玲給我們做過報告，她親口說她所受的迫害從來就不是共產黨的原因，也不是政策的原因，而是文藝界某些人嫁禍於她的結果。還有，你說一個6歲小女孩在大街上被打死，我就不相信是哪級黨的組織去殺人的。你這樣的講話太不負責了。”
王若望氣急敗壞，用漢語結結巴巴地說，這個同學是受到了共產黨的洗腦了，對共產黨認識不清，這種認識是極其膚淺的。
楚樹龍又舉手請求發言。他說：你王若望號稱是“民主鬥士”，可你這樣的方式實在太不民主。我作為一個學生，有可能對中國和世界有很多膚淺的看法，但我在美國已經三年了，對我的“膚淺的看法”，美國人從沒有用“膚淺”這個詞來形容，現在你因為別人與你有不同的東西就把別人說成是膚淺，你真是不懂什麼叫民主，你應該好好學學民主。你簡直不配站在這裡講話！
王若望被楚樹龍批駁得啞口無言，只好像洩了氣的皮球，匆匆結束講演。
楚樹龍1993年獲得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後，又在美國工作了一年半。由於他在校時就常有關於國際政治的論文發表，所以美國學界開始對他密切關注。而美國新聞界也看好這個智慧、尖銳、不失幽默、具有東方獨特魅力的政治學學者，與他的合作一直延續到今天。 《華盛頓郵報》的一位多次採訪過楚樹龍的記者這樣說：美國記者似乎可以在任何人面前耍聰明，但在楚面前將是一場遭遇戰；楚是一位原則性極強、敏銳又熟諳鬥爭藝術的政治學者，他是我們美國記者的愛和怕。
美國媒體的確對楚樹龍既愛又怕。
1997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美前夕，美國CBS廣播公司的記者在北京採訪楚樹龍時，提出了一個尖刻的問題：江主席訪美時，將要去威廉斯堡，那是林肯發表演說的地方，還要到費城這個自由中心去訪問，這些都是美國民主最精華的地方，作為一個共產黨的領導人，為什麼要去看美國民主、美國資本主義和西方最核心的東西，我們美國的觀眾應該怎麼理解這樣的事情？
楚樹龍回答說：江主席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而中國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都跟美國不一樣，江主席在對待不同問題的態度上恰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以及中國政府對待“不同”的東西的一種尊重的態度，這樣的態度應該得到美國人的欣賞。因為這是一種對待不同的東西的正確態度。
這位CBS廣播公司的記者聽後不得不說：楚先生對美國記者的智慧的確是個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