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把楚樹龍稱為“強硬派”，可國內則有不少人把他當作“親美派”。
關於楚樹龍是不是親美派，先說幾個小故事，讀者可以作一研判。
東北亞地區有一個非官方會議——“東北亞合作對話”，1993年由美國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召集，出席會議的有中國、美國、日本、俄羅斯、朝鮮和韓國的外交部、國防部官員以及部分學者。楚樹龍是該會議的人權小組主席。有一次美國一位很有權威的老教授斯克拉丁諾在會議上攻擊中國人權，中國官員進行了反擊。斯克拉丁諾氣急敗壞地說：你們中國總是要來指點別人、教訓別人。楚樹龍當即還擊道：這才是你們意識形態的根子，是你們用人權來批評別國、干涉別的國家內政的根子。斯克拉丁諾從此以後再也不拿人權來攻擊中國了。
1996年，在“中國威脅論”甚器塵上之時，楚樹龍到紐約出席一個研討會，一個美國官員發言時說，中國是一個不確定的因素，使很多國家感到中國的威脅，美國也感覺到中國的不確定性。楚樹龍馬上請求發言。他說：先生們，現在我們能做什麼？現在我能做什麼？現在我們能做的就是看中國改革開放18年，事實是，中國改革開放經濟增強的18年帶來了中國同周邊國家和亞洲國家的關係的改善，而不是更加惡化，帶來了中國與所有國家改善關係的願望而不是敵意。未來的中國是什麼樣子我不知道，但從中國過去的18年事實來看未來18年，至少不能肯定地說中國國力的繼續增強會對世界構成威脅。這不符合過去18年來中國崛起發展的事實。
……
楚樹龍在多個場合，為了國家的利益和尊嚴，自覺與美方交鋒，並沒有想到自己會與“親美派”有什麼關係。但國內有人把他稱作“親美派”至少有這麼幾條理由：
其一，楚樹龍是一個“海歸派”，有五年的美國生活經歷，而且他是接受美國的資助攻讀博士學位的，這樣的人對美親善符合常理。
其二，楚樹龍頻頻接到來自美國的邀請，每年至少七八趟穿梭於大洋兩岸；美國人只會邀請有好感的學者，楚樹龍在美國受到的歡迎可想而知。
其三，楚樹龍在美國可以進入白宮和五角大樓，與美國政府和國防部的高層人員進行直接對話。這凸顯了他在美國高層的影響力。
其四，楚樹龍近年的學術研究中，沒有正視美國對中國“遏制”的一面，而是過於強調“接觸”的一面。而這一點最為令人擔擾，因為作為對中國對外政策具有影響力的戰略家，楚樹龍的傾向性勢必導致中國對外政策的偏誤。
後來楚樹龍自己也明白了，原來國內人在對美國對華政策是“接觸”還是“遏制”的判斷上爭論不休的時候，是他首先也是惟一一個提出了“接觸與防範”判斷。當時人們對這一判斷是不理解的。
“接觸”戰略是冷戰結束後，老布什政府口頭上提出的對華政策。當時老布什提出這種政策，一方面是受冷戰結束和“八九風波”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利用中國來對付蘇聯的威脅。克林頓上台後，口頭上仍然奉行“接觸”政策，但在人權、核擴散、銀河號事件和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等問題上與中國對抗，使中美關係跌入低谷。 1996年克林頓贏得大選，中美兩國首腦在馬尼拉舉行會談，達成了兩國元首互訪的協議，使中美關係出現改善的勢頭。 1997年10月29日，在江澤民主席訪美之際，中美兩國發表了《中美聯合聲明》，兩國政府首次向世界宣布：中美兩國在冷戰後及21世紀的未來“通過增進合作，應對國際上的挑戰，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共同致力於建立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此後，中美雙方領導人和政府主要官員在不同的場合反复表示將把中美關係推向前進。
在這樣一種氛圍中，國內人士中的絕大多數都接受“美國對華政策是接觸”的判斷。美國政治家和輿論界也認同這樣一種判斷。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羅思在解釋“戰略夥伴關係”時說，中美之間是要尋求一種框架，在此框架上中美能夠最大限度地增加可以共同合作的領域。這種戰略框架強調合作領域，並隨著時間的推移解決分歧。
可是一年後，美日加強聯盟，決定聯合進行戰區導彈防禦系統研究，美國國會還通過了一項含有反華條款的法案，要求將台灣納入戰區導彈防禦系統。 1999年春天，美國出籠了一份污衊中國竊取美國核技術的《考克斯報告》，接著又發生了美軍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事件，這一系列事件使剛剛恢復的中美關係又蒙上了陰影。國人對中美的“戰略夥伴關係”產生了懷疑，也失去了信心。許多學者撰文指出，中美之間“戰略夥伴關係”因缺乏深厚的基礎而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美國對中國的遏制。就連美國參議員謝爾比也稱，他從來不認為美國與中國存在一種戰略夥伴關係。美國應把中國看作一個戰略競爭對手，不是美國的伙伴，而且永遠不會。
美國對華政策是“接觸”還是“遏制”，還是“接觸加遏制”？對之學界產生了分歧。
就在社會各界為此議題爭吵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楚樹龍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判斷。他認為，美國對華政策既不是“遏制”，也不全是“接觸”，而是“接觸與防範”。
楚樹龍認為，儘管克林頓政府明確提出對華“接觸戰略”，但在他第一屆的任期內實行的是一種模糊的策略，“接觸戰略”既沒有明確內容和目標，中心也不突出。直到他第一屆總統任期行將結束，這種狀況才有所好轉。 1997年初在美國再度掀起反華浪潮的時候，克林頓堅持按計劃推動兩國高層往來，堅持無條件繼續延長對華最惠國待遇。這是美國“接觸戰略”達到了某種堅定和成熟的程度的表現。但美國在美日同盟、向台灣出售武器、與台灣發生官方關係、阻撓俄羅斯和以色列向中國出售武器、在貿易上對中國限制技術出口等方面，顯然採取的又不是“接觸”戰略。
在他看來，對於美國與中國的對抗也不能用“遏制”來概括。 “遏制”是有特定含義的，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和中國是最明顯的遏制，彼此不來往，不貿易，在世界上孤立你。但冷戰後中美在經濟、政治、文化等的交流日益增多，對華政策顯然不再是遏制了。美國採取的以上不合作的措施其目的就是防範中國對美國構成威脅。
此外他還在一些場合提出，美對華政策的根本目標，不是接觸中國也不是遏制中國，而是改變中國。
他認識到老布什對華“接觸戰略”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是開始突出與中國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矛盾，在“民主”“人權”等問題上與中國對抗，另一方面又不願完全失去與中國在國際問題上的戰略合作。但克林頓上台後的起始3年，“接觸戰略”的內容髮生變化，隨著蘇聯的解體美國不再需要和中國在蘇聯問題上的合作，而此時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他們的“接觸戰略”主要目標鎖定在“以壓促變”，改變中國，使之融入美國領導、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安全體系中，使中國成為體系內“遵守國際規則，負責任的國際社會成員”。這才是美國對華戰略的根本目標。
楚樹龍這種“接觸與防範”的判斷，在“遏制”之聲四起的時候，顯得著實的孤獨。但當他將這些分析形成內部報告向中央有關部門匯報時，其基本觀點得到了肯定。外交部的一位官員說：“楚樹龍不是親美派，但他肯定是知美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