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小英1945年出生於一個革命軍人家庭。在上小學四年級時，父母調到太原工作，她便一個人留在北京的寄宿制學校學習。也許正是大家庭的生活磨煉，使她很早就學會了獨立思考和處事。
甄小英從小就有一種奮發向上的熱情，被同學稱為“鼓風機”。她不但能團結同學，學習成績也很優秀。初中畢業時獲得了北京市頒發的金質獎章，被保送到北京師大附中讀高中。
高中時代是甄小英人生的起飛階段，在班上很快就嶄露頭角——她發奮讀書的事蹟被編入在當時很轟動的《為革命勤奮學習》一書。她成了小名人，不斷被邀到各學校做報告。當時國家提出要培養共產主義的接班人，決定在高中學生中發展黨員，甄小英因思想進步和學習成績優異，成了首批被吸收的學生黨員。
高中畢業了，甄小英像其他同學一樣準備報考高等院校。然而一個難得的機會在等待著她。當時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決定，在中央黨校成立一個學制五年的青年訓練班，以培養優秀的理論人才，首批招收了30名男生，15名女生，甄小英是15名女生中的一名。
1965年，甄小英進入中央黨校青訓班，在班上再次嶄露頭角。她的文章登上了名噪一時的《學習》雜誌，一些同學羨慕地說：“真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但是，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甄小英怎麼也沒想到，她這樣一個從小就對黨和國家無比熱愛的共產黨員，卻在這場運動中被打成了“反革命”。
當時作為政治局分管中央黨校的康生，還是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 “文革”開始不久，他就授意造反派打倒北大的陸平和南大的匡亞明，引起北京高校學生的不滿。在黨校他又授意造反派頭頭把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兼中央黨校校長林楓和黨校校委委員們統統打成反革命，更是激起黨校師生的憤怒。
面對眼前發生的一切，甄小英陷入了困惑，為什麼那些為革命奮鬥了大半輩子，愛黨愛國的老同志頃刻間就成了反革命？
她聽同學的家長說，康生在歷史上就是個整人“高手”。早在延安整風時期，他就利用審查幹部之權，整了一大批人，延安各機關、學校幾乎人人都被捲入到大揭發、大檢舉、大坦白之中，當時僅有2500人的中央黨校，就挖出來250個“特務”。
甄小英和同學們隱約感到，康生要打倒林楓和校委委員們，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他們貼出大字報向康生直接操縱的造反派頭頭提出質問。康生得知該情況後，便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並設宴款待了甄小英等“紅戰團”群眾組織代表，勸說同學們退出“紅戰團”組織，與黨校造反派頭頭保持一致，並暗示把矛頭指向劉少奇。
但是，康生沒有想到，甄小英等青訓班的同學不僅沒有對劉少奇“反戈一擊”，而且，黨校貼出了由甄小英等同學聯合簽名的《康生質疑X問》的大字報，矛頭直指康生。
康生授意黨校造反派圍攻甄小英等青訓班同學，而且宣布“紅戰團”是反動組織，派人追查大字報的後台，甄小英等同學被扣上反對“文化大革命”、攻擊“中央文革”等帽子。
那是一段艱難困苦的歲月，她的父母在太原被整，而才20出頭的甄小英自己卻也成了“革命”的對象，宿舍的門上貼著“反革命分子甄小英必須低頭認罪”的勒令條。被隔離、批鬥、抄家，被迫檢查、反省……真是不堪回首。整黨後，黨員們一批一批地恢復了組織生活，而她一直被“晾”在一邊，直到畢業前夕她才勉強被批准恢復組織生活。
1970年，檔案中裝著參加反動組織的黑材料，背著沉重的政治包袱，甄小英從黨校畢業了，被分配到太原鋼鐵公司基建指揮部，進行勞動改造。由於她與工人打成一片，勞動捨得出力、流汗，業餘時間組織工人學習《矛盾論》《實踐論》，幫助工人解決班組矛盾，總結工作經驗，很快得到工人和乾部的了解和認同。不久她被調到太鋼總公司宣傳處，幫助籌備黨代會。在此期間，帶隊參加市委宣傳部組織的《矛盾論》《實踐論》理論培訓班，受市委宣傳部理論處之邀，參與起草學習班的總結講話，受到好評。 1971年被調到太原市委宣傳部，成為理論處的理論教員。
1977年，因“文革”中遭康生插手而停辦的中央黨校恢復了教學，胡耀邦主持黨校工作，不久被打成反動組織的“紅戰團”得到平反，甄小英和黨校的許多教職工總算走出了康生籠罩在他們身上的陰影，獲得了政治上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