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思忠是一個思想者，也是一個實踐者。”——文化部原部長、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王蒙，讀過解思忠的《國民素質憂思錄》和《觀念枷鎖》後，曾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書評《實行者的勇敢思考》；文章中的這句話，可以用來概括解思忠作為一名人文學者的特點。
進入國務院後，解思忠在治學道路上開始了一個轉變，即由文學創作向學術研究的轉變；與此同時，他本人也經歷了一個由作家向學者的轉變。在實現這種轉變的過程中，他體會到作家與學者之間既有矛盾之處，也有相通之處，正如他在《素質與命運》一書中所說的：
學者追求的是理性與邏輯，必須觀點鮮明、邏輯嚴密地表述自己的見解。作家，尤其是進行純文學創作的作家，最好能保持一種朦朧狀態；若像哲學家一樣思維過於周密，表述過於準確，就會丟掉文學中最感性、最形象，也是最生動活潑的東西。正如有人所說，作家不可太聰明，太聰明就成不了大作家；太聰明的作家往往自我扼殺最寶貴的感情，或者十分愚蠢地使這種感情庸俗化。我甚至認為，文學是傻子寫給傻子看的東西。
作家與學者也有相通之處。作家要想在一個很高的層次上存在，沒有深厚的理論功底是不行的。前些年一位作家有感於許多同行的學術水平低，其作品缺乏思想深度，曾提出過'作家學者化'；後來，又有一位學者有感於許多同行知識豐富而才思枯竭，論文的表達方式常常是知識的堆積和形式邏輯的推理思考，使得多數學術圈外的讀者往往因缺乏興味而不能卒讀，其研究成果難以在人民大眾之中傳播，所以也曾提出了'學者作家化'。 '化'，誠然是很難做到的，但這並不妨礙作家向學者的方向發展，使得自己的作品更具思想深度；也不妨礙學者向作家的方向發展，使得自己的成果能插上文學的翅膀。
解思忠到國務院後不久，在一次全國掃盲工作會議上得知：我國上世紀八十年代，每年平均約有400萬名中小學學生失學，其中約有百分之三四十是因家庭貧困而付不起每年幾十元的書雜費；為了救助失學兒童，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正在實施一項“希望工程”。當時，他的心情異常沉重；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感促使他拿起筆來，創作了中篇報告文學《希望之光》。作品在1991年1月5日的《中國青年報》上剛一發表，就在境內外引起強烈反響，最早引發了全社會向“希望工程”捐款的熱潮；該報曾先後於3月9日與4月14日以《篇篇飛鴻伴隨顆顆愛心——報告文學〈希望之光〉引起強烈反響》《留學生情系“希望工程”》為題，對捐款熱潮作了報導。他自己也將這篇作品的全部稿酬通過“希望工程”，捐贈給了貧困地區的失學少年。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在1991年3月30日向他頒發的《證書》中寫道：“解思忠同志以自己的筆，積極宣傳希望工程，並將撰寫報告文學《希望之光》的全部稿酬捐贈給貧困地區失學少年，體現了一個作家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對失學孩子的一片愛心。特發此證，以資紀念。”
創作這部中篇報告文學作品，在解思忠的文學生涯中只不過是個小小的插曲，卻最早引發了他對國民素質的憂思。他在《希望之光》中寫道：“眾所周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國際競爭正由爭奪軍事優勢逐步轉向爭奪綜合國力，特別是經濟、科技力量的優勢。這種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是國民素質的競爭。”——正是從這時起，他便開始關注國民素質問題，並在此後的10多年時間裡，將其作為自己學術研究與寫作的主攻方向。
鑑於當時的社會風氣問題已成為廣泛關注的焦點，反映各種不良社會風氣的民謠大量出現，解思忠便從民風入手，用了僅半年時間，就完成了專著《盛世危言——民風求疵錄》。此書在廣泛蒐集並遴選當代民謠的基礎上，將民風中卑俗萎靡者概括為“貪、假、黑、奢、冷、躁、混、愚、溺、荒”10個字，每字獨立成篇；通過披露典型事例和社會調查結果，並輔之以議論，旨在發聾振聵，醒世警頑。此書1994年由中國檔案出版社出版後，迅速在境內外廣為流傳，不僅得到讀者的歡迎，專家、學者們在書評中和研討會上也給予肯定，《光明日報》還發表了對他的專訪文章《民風：民族興衰的標誌》。
鑑於形成上述種種卑俗萎靡民風的直接原因，乃是國民素質不高所致，解思忠很快便將自己的研究與寫作深入到了國民素質層面，於是就有了199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國民素質憂思錄》一書。此書從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學、職業、健康和審美等8個方面對國民素質進行了考察，歸納出24種缺陷，並在剖析社會調查結果和典型事例的基礎上，提出現代人的素質要求。
《國民素質憂思錄》出版後，立即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短時間內一版再版，在各地書店公佈的“銷售排行榜”中名列前茅，入選“1997年振興中華讀書活動推薦書目”“我最喜歡的讀書活動推薦書”等推薦書目，被評為1996-1997年度“全國優秀暢銷書”；境內外數十家報刊作了報導與選載，10多家媒體對他進行了採訪，許多地方邀請他去做報告或簽名售書。
1997年4月3日，有關方面聯合召開了作品研討會，與會的文學界、教育界和出版界數十名專家、學者一致認為，這本書“不僅是一部文采斐然、具有較強可讀性的報告文學作品，也是一部鞭辟入裡、具有較強思辨色彩的人文學術著作”；有的學者還指出，這本書“是我國首部從人的素質理論出發，對國民素質進行考察的專著”。許多報刊都發表文章，一致給予好評——
《人民日報》發表書評指出：“《國民素質憂思錄》與近年來問世的為數不少的同類社會讀物、文學作品、思想讀本等相比較，其最大特點、最有價值之處，是貫穿並統領全書的高度理性精神。它不靠泛泛的煽情來吸引人的視聽，不靠危言聳聽的大罵'醜陋的中國人'來譁眾取寵。”
《光明日報》發表書評指出：“《國民素質憂思錄》貫穿了一種相當自覺的現代啟蒙意識。這種啟蒙意識，遠承本世紀初葉以來的那些偉大的文化先驅者的思想，近承新時期以來思想解放的積極成果，倡言科學、民主、自由、解放，重創造而反對泥古。”
《文藝報》發表書評指出：“從教育意義上說，《國民素質憂思錄》是一部難得的'通鑑'性的'教科書'。”
……
《國民素質憂思錄》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的同時，也引起了國家領導人的關注。江澤民總書記曾在幾次會議和場合中提及此書，予以推薦。中共中央辦公廳購買後，分送給政治局全體委員。 《人民日報》也於1997年10月20日就此發表了一篇題為《著力提高國民素質》的社論，敲響了警鐘：“我國的國民素質遠不能適應現代化建設的要求，已經成為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嚴重製約。”
《國民素質憂思錄》出版後，香港三聯書店隨後也出版了繁體中文版；據介紹，這本書的出版打破了該出版社的兩項紀錄：一是在短時間內連印數次，二是香港幾家對該社出版物從來不作評論的媒體首次對這本書作了評論。台灣《聯合報》1997年7月14日將此書列入“暢銷書排行榜”。香港政府2001年5月將此書列入“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參考書目”，2003年“非典”流行、學校停課期間又將其指定為學生自學的課外閱讀書。境外許多媒體發表文章，一致給予好評——
美國《世界日報》1997年4月4日報導指出：“這部把中國人視為一種'產品'全面考察其質量缺陷的著作，不僅是一部鞭辟入裡、發聾振聵的作品，而且是一部世紀末的填補空白之作。”
香港《明報》1998年5月28日登載了“香港第一筆”陶傑先生的書評《國民素質的憂思》，文中指出：“中國人的低素質，自從清末實行洋務運動以來，思想家研究頗有心得。魯迅和梁啟超是反省的第一代，柏楊是鞭撻的第二代，三聯書店出版了大陸學者解思忠的著作《國民素質憂思錄》，上承魯迅和梁啟超的創見，對當代中華民族的劣質發出了嚴重的警告。《國民素質憂思錄》引錄了大量當代的社會事實，推翻'中華民族聰明智慧'的神話，揭破當代中國人低素質的本相，是一本精析洞見的好書。”
香港《亞洲周刊》（1997年6月23日-6月29日）也登載了香港作家餘閒先生的書評《針砭中國人的素質》，文中指出：“作者用具體事例和調查數據說話，並穿插自己的分析，不乏精闢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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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素質憂思錄》一書取得成功後，解思忠並不認為已經大功告成，而是繼續追問：導致國民素質種種缺陷的根源是什麼？其實，他在書中已從教育上追溯了缺陷的根源，並指出還有體制方面的原因。但是，還應該有自身的深層原因，這種自身的深層原因可以追溯到國民素質的核心——觀念；於是，他便從作為觀念載體的俗語民諺入手，在觀念層面追溯了國民素質缺陷的根源，並完成了《觀念枷鎖》一書。此書將國民頭腦中陳舊、錯誤的觀念歸納為36種，圍繞每種觀念，剖析事例，論述危害，追溯根源，旨在促使國民自省，變革觀念。
《觀念枷鎖》一書199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後，如同上一本書一樣，立即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 1998年10月11日，解思忠在西安市第九屆全國書市上應邀為讀者簽名售書時，購書者將他團團圍在中間，只好請來保安人員維持秩序，有的讀者還給他送來了花籃；原定兩個小時的時間，不得不延長到三個小時，直至把事先準備的數百本書售完為止。 《觀念枷鎖》的繁體中文版在香港世紀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後，在境外華人中再次廣為流傳；美國“漢林網上書城”作了轉載，香港幾家報刊作了評介，台灣著名作家柏楊先生1999年2月2日致書解思忠表示對書中觀點“贊成膜拜”。一些著名學者、評論家也都撰寫書評，一致給予好評——
王蒙在上述那篇書評中還寫道：“前幾年解思忠的《國民素質憂思錄》一書，便因了它的實在與尖銳引起了公眾的注意。現在，他又寫出了《觀念枷鎖》一書，從咀嚼和推敲我國人民中習焉不察乃至被肯定被提倡多年的一些諺語熟語套語出發，提出了我們的傳統文化與現實生活中的觀念變革問題。這本書同樣具有一種實事求是的尖銳性：它是從實際工作中與生活中提出的，不是從新潮理論或西方發達國家的樣板中搬運過來的；它針對的是國人的靈魂，國人的積習，國人的約定俗成的價值系統與被意識形態和實用主義的考慮所強化了的保守性和封建性社會、文化命題。這還能不尖銳嗎？這還能不被一些人喝彩而同時使一些人痛心疾首嗎？然而，它又是實事求是的，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很大眾化的一部書，它與靠情緒化的激烈與辭令鋪排上的力度來行文的書生之作是多麼的不同啊！”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著名學者劉吉在書評中寫道：“解思忠同志的文風好。這些觀念如果被某些理論家一寫都可以洋洋萬言，或滿紙套話，或枯澀難懂，或許用心是好的，但如同一把銹鑰匙去開一把銹鎖，急得人一頭汗，還是打不開。但是，《觀念枷鎖》一書，道理是深刻的，文字是活潑的，行文如流水，食之如甘泉。好內容與好形式的完美結合，這就是讀完本書的一個直接感受。”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著名評論家何西來在書評中寫道：“解思忠是一位使命意識很強的報告文學作家，他一方面從政，一方面勤奮地寫作，二者相輔相成。雖有'官身'，卻很少拿'官腔'，說'官話'，更不擺教師爺面孔。文風樸實、親切，明白、暢達，不操'新華體'，不陷黨八股，不拉大旗做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沒有那些淺薄角色常有的居高臨下和良好感覺，更不屬於魯迅譏之為'一闊臉就變'的一路。他是勤勤懇懇地奉職、做事，勤勤懇懇地為人、作文。”
……
《國民素質憂思錄》和《觀念枷鎖》出版後，解思忠不斷地收到境內外讀者的來信，許多讀者都希望他能回答“怎麼辦”的問題。他自己也言猶未盡，覺得在國民素質的研究上有破，也得有立；於是，就有了2000年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國民素質讀本》一書。此書根據現代化對人的要求，將現代人的必備素質分解為50項，每項獨立成篇；出版之後，再度獲得好評，至今常銷不衰。據報導，浙江一退休教師募集資金12000元，購買了數百本《國民素質讀本》，於2001年教師節在紹興市與他人自發組織了向教師贈書活動。河南一位民營企業家一次就購買了1000本《國民素質讀本》，發給本企業的職工學習。
至此，解思忠歷時三年、累計60萬字的“國民素質三部曲”已告完成。許多媒體都以《解思忠完成“國民素質三部曲”》《解思忠與他的“國民素質三部曲”》等為題作了報導。 《國民素質憂思錄》《觀念枷鎖》和《國民素質讀本》這三部作品，不僅內容都圍繞著國民素質這個主題，而且彼此之間還有著有機聯繫——《國民素質憂思錄》指出了國民素質的缺陷，《觀念枷鎖》從觀念層面追溯了缺陷的根源，《國民素質讀本》則根據現代化對人的要求講解了現代人的必備素質——正好構成了“國民素質三部曲”。
繼上述四部作品之後，解思忠又相繼出版了《未來100年大眺望——中國作家院士十人談》（合著）、《大學生素質讀本》《素質與命運》與《國民素質演講錄》，共計8部國民素質專著，並在《人民日報》等報刊上發表了《國民素質是第一國力》《中國企業家的現代化》等多篇論文。近年來，他還經常應邀就國民素質在人生、社會、行政、企業、教育等領域的焦點話題到各地作演講，並為地方和企業的發展作研究諮詢。
解思忠在對國民素質憂思的同時，也對體製表示了憂思——目前的體制已經嚴重製約了國民素質的提高。他認為，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國民的主體意識、競爭意識和創新精神等方面的素質普遍得到提高；隨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國民的民主意識和參政議政能力等方面的素質也普遍得到提高；然而不可否認，目前經濟體制存在的不完善之處，政治體制改革與教育、文化等領域體制改革的滯後狀態，不僅制約著國民素質的提高，而且還限制著國民的積極性與創造性，滋生、加劇著腐敗與官僚主義作風。
改革開放以來，發展經濟一直是經濟界乃至全社會關注的焦點，而提高國民素質卻得不到足夠的重視；其結果，不僅影響了經濟的健康發展，而且還影響著人的現代化，乃至整個現代化的進程。解思忠結合自己的本職工作，10年來一直致力於國民素質的研究與寫作；他不僅是國民素質的“思想者”，而且也是促進國民素質提高的“實踐者”與先行者——近年來全社會對國民素質的關注與重視，與他持續多年的大聲疾呼不無關係。
解思忠自1998年擔任副部長職務後，仍然一直堅持利用業餘時間進行學術研究，在“做官”與“做學問”之間艱難地走著鋼絲。他說：“我也應該像企業一樣，使自己的'資產'不斷'增值'。”1998年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期間，他曾應邀在該校做過一場題為《中國社會的“拜官主義”》的演講；演講結束前，面對“如何處理做官和做學問關係”的聽眾提問，他作了這樣的回答：
“我不贊成一種觀點，即做官與做學問水火不相容；處理得好，是可以相輔相成的。我們不能專門造就一批沒有學問的官員來治理國家。改革開放初期，曾提出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現在，則應該提出，讓一部分人的素質先高起來。這部分人是什麼人呢？應該是官員。我們不能苛求各級官員都成為學者，但卻完全有理由要求官員的文化素質應該大大高於一般人，通過提高自身素質提高工作的質量；如果能在自己工作的領域裡有學問上的建樹，那就更好了。做官又要做學問，就不能'拜官'。拜官是做學問的大敵。如果一個人既想在學問上有所建樹，又官迷心竅，是不可能把學問做好的。既然以做官為職業，就應不負人民所託，盡職盡責，不能屍位素餐；如果為了有更多的時間做學問而對本職工作草率，不僅有違職業道德，結果往往還得不償失。我們應當向業餘要時間，而不應該去擠占本職工作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