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戰爭到了“謝幕”時分，新一輪以美國為主體的戰端又將在何時何地開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不爭的事實是，最近一次民意測驗顯示，美國國內有40%的公眾贊成用軍事手段打擊敘利亞，有50%的人同意把下一次打擊的矛頭指向伊朗。另一項民調結果表明，美“社會公眾”認為對該國構成最大威脅的國家中排序前3名的是朝鮮、中國、敘利亞。與此同時，被世界各媒體冠以“臭嘴”的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對阿拉伯世界、東亞、歐盟的指責更是屢見報端。至於說到在對伊戰爭前後，美國政府對國際輿論的藐視、羞辱，其惡劣程度更是達到自聯合國成立以來的“空前水平”。
人們不免要問，美國怎麼了？難道真如西方諺語所云，上帝讓他滅亡，必先讓他瘋狂嗎？也許有人會把前述種種歸結為美國人的傲慢。然而，山姆大叔的傲慢並非從今日始。早在南北戰爭時，林肯總統就說過：“美國，幾乎就是上帝特別圈定、挑選的國家。”然而，“天佑之邦”絕非指戰爭的策源地，根深蒂固的大國優越感也不能成為動輒實行軍事恫嚇的內心要求。可見，任何基於道德與精神的解析，都無助於我們對這個超級大國今日行為的破解，也無助於對它未來戰略走向的預測。那麼，套用“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的原理就能掃除疑雲，找到本源嗎？恐怕不行。因為如果用簡單的理論原則套用，又怎麼能解釋自20世紀末以來出現的和平與發展的世界趨勢呢？春天來了，萬物甦醒，軍事動物的發情期似乎也到了。就讓我們像大導演希區柯克那樣，從本質上剖析一下，“愛德華大夫”是怎麼變成恐怖的“化身博士”的吧！
大體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等世界發達國家便進入了“後工業化時代”。眾所周知，這個時代又因為它的某些科學技術特色而被稱為“信息革命”“數字化時代”等。風靡全球的《第三次浪潮》曾經生動地預測到它的獨有風采。這個時代的到來因為恰恰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步，所以也就在華夏大地引來了一片欣喜。中國學者和有先進思想的人們激情滿懷地高擎“走向未來”（這也曾是當時一套有廣泛讀者的叢書的名字——作者註）的旗幟，歡呼這個撲面而來的新時代、新世紀。其實，依筆者的淺見，這個所謂的新時代，在更完整的意義上仍然是屬於歐美特別是美國的。因為正是在美國，伴隨著生物生命科學技術、信息技術、新能源開發技術和航天航空技術的飛速發展，產生了嶄新的先進的生產力。這種以高科技為依託的新生產力在美國的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據統計，僅此行業一項在上世紀90年代對美國經濟增長的直接貢獻率就超過了40%。與之相應的，則是產生了一個人數眾多的代表了這種新生產力的新的社會階層。新生產力和新階層的出現，導致了美國社會經濟結構、產業行業結構和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深刻變化。與中間階層（一般稱中產階級）數量日益增多，並成為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力量相反，傳統產業、傳統行業中的工人隊伍和經營管理者隊伍都在日漸萎縮。顯然，又一輪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導向的大規模經濟結構調整、產業行業調整、社會管理權力分配的調整以及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戰略調整，已經成為美國的必然趨勢。正是新的生產力造成了所謂帝國主義的垂而不死、死而不僵；也是這種新生產力的內在要求，成了孕育出“第三條道路”思想的豐潤母床。
“第三條道路”的代表人物是美國的前總統克林頓、德國總理施羅德和英國首相布萊爾。他們都屬於戰後出生或成長的新生代，有著共同或相似的經歷、特質：出身低微，來自底層，嚐過人間疾苦，又受了完整良好的教育，具有堅韌性格和勤奮精神。作為“第三條道路”的始作俑者，他們既反對過分的國家干預，又反對片面強調市場競爭；既清醒地看到傳統的凱恩斯主義難以再顯神通，又看到自由資本主義的嚴重受挫。同時他們也對歐洲特別是北歐實行的高稅收、高福利的社會民主黨政策帶來的消極影響心知肚明。因此他們就主張以改革、現代化和合作互助的精神來改造歐美社會經濟制度並以此來應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挑戰。 “第三條道路”的代表人物力圖在國內尋求公平與效率的平衡，在國際上則提倡開展有效的世界化的合作，促進國家間的交往、理解，尤其是相關政策的對接和協調。總之，“第三條道路”的出籠是以高新科技為代表的歐美新生產力要求經濟基礎發生變革、以經濟全球化為重要特徵的生產關係要求社會管理方式等上層建築發生變革的綜合反映。很明顯，這套理論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在事實上也對歐美各國，特別是美國連續10年的經濟增長產生了良性刺激。由於以高科技為依託的新的生產力與世界上眾多處在工業化之中或前工業化發展階段的國家在能源等自然資源上沒有更多的利害衝突，所以在克林頓主政白宮的8年中，世界也就始終處在和平與發展這個總節律之中。
高新技術產業行業的興起，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對美國舊有經濟結構、產業行業結構的衝擊。而後者強烈的抵制、抗拒也就終於形成了政治上的反彈與反撲。這種反彈反撲的人格化表現就是小布什總統的上台執政，而“第三條道路”也就至此戛然而止。
美國本屆政府與傳統產業行業有著怎樣的聯繫，只要看看其相關的背景便可一目了然。總統布什本人就是德克薩斯州的一位農場主，有個1583英畝的牧場，擁有的淨資產超過2000萬美元。他與各大財團集團的關係盡人皆知。為此，競選捐款最多的企業分屬石油、石化、天然氣、製藥、煙草、製造業和營銷、工程承包等。布什成為白宮新主人後，為報答這些大企業大公司的關照，專門讓副總統切尼組織了一個能源政策項目小組。而切尼本身也是一家能源企業的首席執行官。結果倆人一拍即合，悍然退出了以環保為主旨的《京都議定書》。作為重要閣員的國防部長也曾是多家醫藥、電信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和董事。一向被視為鷹派人物的“巾幗”賴斯女士也同樣在幾家傳統產業公司擔任董事長或國際顧問。
石油、石化、製造、軍火、金融、房地產等等，這些產業行業都是撐起歐美資本主義工業化時代的台柱子，雖然後工業化時代的高新技術也對這些產業行業的更新有著強有力的推動作用，但它們畢竟是舊時代的產物，具有耗能多、技術含量低的特點。加上美國勞動力的就業成本甚高，致使它們在國內難與新型產業行業相匹敵；在國外也因為運營成本過高而常常落敗於對手。儘管它們在美國GDP中所佔比重仍保持在40%以上（不包括軍工業），但終究舉步維艱，處在夕陽西下的境遇。它們要想發展，只有一條路，那就是掌控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命脈——能源，扼住對方的“咽喉”就可無往不勝。無疑，這是傳統資本主義列強爭奪世界的手段。不管在爭奪形式上有多少變化，“砲艦政策”的影子仍然依稀可辨。由此我們也就不難明白，布什總統執政的美國政府為何要拼盡全力，不顧一切輿論壓力去攻城掠地了。
徹底摒棄“第三條道路”，以壟斷的跨國的傳統的產業行業為基礎，按照陳舊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在傳統的能源原料、資源領域進行爭奪，這就是本屆美國政府的戰略走向。選擇這樣一種戰略走向的國家又怎麼能避免與那些正努力實現自身工業化的國家發生衝突呢？如果美國國內新生產力不能重新佔據經濟和政治的上風，這種衝突只會愈演愈烈，直至走向新的戰爭，甚至是世界範圍的大戰。僅就美國國內經濟來說，伊拉克戰爭的勝利，實質上是傳統對新生的勝利，是資本貴族對資本平民的勝利，是夕陽產業行業對朝陽的勝利。
這種勝利是美國的悲劇，也預示著世界的不幸，我們只能為之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