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心的讀者或許還能回憶起，當1999年11月15日中美兩國政府簽署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協議後，媒體收斂了自5月8日以來對美國撻伐的聲勢，轉向憧憬未來中美關係的樂觀前景。但這場有關中國入世的爆炒很快便冷卻下來。就在這時，市場上出現了一本被稱為繼《中國可以說不》《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之後，第三本對美國和西方“說不”的政論性書籍——《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
《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是房寧與友人王小東等人精誠合作的結果，也使他們揚名天下。這本書，從各個角度來看，都可謂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經典之作。新加坡《聯合早報》評論，這本書推進了大陸民族意識新高潮。
房寧、王小東等人與中國的“說不”思潮有著密切的淵源。 《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的作者中，除房寧和王小東是“中國青年看世界”民意調查的策劃者外，宋強和喬邊則是《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而這本書正是和《中國可以說不》《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的思想一脈相承的。有人這樣評價它們之間的關係：如果說《中國可以說不》及隨後的《妖魔化中國的背後》是對中國生存狀態的即溶式反思和民族主義理想的情緒化的宣瀉，那麼《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則將這方興未艾的“中國民族主義”事態引向更為本質和理性的軌道。
在國人對中國入世興奮得忘乎所以的時候，《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的出籠無疑是給如火如荼的世貿熱降了溫。這種頗為尷尬的現象令海外的記者猜測這是中國高層的有意安排，因為這樣一種不合時宜的“冷面孔”能在中美簽訂入世協議的敏感時刻出版，是中國高層在經歷了80年代和90年代末兩次“失誤”後，對調整輿論導向進行探索的一個信號。他們的理由是：80年代當中國向西方資本開放時，中間雖然有“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兩次輿論調整，但由於邏輯起點的模糊和方式的過時與僵化，最終不得不在1989年進行更大的調整。 1997年至1998年輿論對中美關係的過分看好，也造成了大使館遭到美國轟炸後輿論較大幅度的調整。
但房寧和王小東都坦陳，這本書的出版與中美達成中國加入世貿協議純屬巧合。如果有人非要認為這本書與中國加入世貿有關，那麼這本書就是給那些認為加入世貿是包治中國百病的人潑一潑冷水，提醒一下老百姓別因為加入了世貿組織就忘了美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房寧進一步說，加入世貿並不意味著中國能迴避西方對發展中國家的軍事控制、政治代理和經濟接管的意圖，只有認清這一點，中國才能在加入世貿組織後為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爭得更多的利益。
說起來，寫作《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的直接原因是發生在當年5月8日的美國轟炸我駐南聯盟使館事件。房寧稱5月8日這一天“是站起來的中國人民又一次被西方欺負而遭受奇恥大辱的日子”。他告誡人們，西方列強的本質並沒有變，西方獨霸世界、奴役世界的野心沒有變，因而他要在這本書中把冷酷的國際關係的本質剖析給國人看。
房寧認為，依照黑格爾的說法，任何事物都依“正、反、合”三個階段發展。數百年來，西方的殖民主義看來也正應這一規律，走向它的合題。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經濟全球化日益導致全球分裂化的形勢下，西方的新殖民主義戰略、策略日顯疲態，難以維持危機四伏的世界經濟秩序，難以滿足西方不斷增長的要求。西方對世界戰略做出了新調整，使殖民主義向其三段式的合題轉化——西方國家及其軍事組織更加公開和直接地干涉第三世界國家的內部事物，甚至進行旨在推翻第三世界國家政權的大規模軍事侵略。科索沃危機最深刻的意義就在於：它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後殖民主義戰略的實驗場。科索沃的隆隆炮火向全世界人民發出了警報：殖民主義並沒有成為歷史的遺跡，殖民主義者的利劍在空中揮舞。在新的世紀裡，第三世界仍有再被殖民化的可能！
不少國人認為：要想不受西方欺負，就必須把自己國家的事情辦好，把經濟搞上去。因為落後就要挨打。但房寧認為，怎樣把經濟搞上去才是一個關鍵。幾十年來許多發展中國家都認為走西方的路，加入資本國際大循環，就可以漸次達到西方的經濟水平，實現現代化，結果發現西方絕不會允許第三世界國家躋身於它們的行列。
如果說1995年“中國青年看世界”的民意調查是房寧現代民族意識間接的隱喻式的表述，那麼《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則是房寧對全球化、民族主義做出的一次思想和學術努力。
房寧告訴我們，比物質落後更可怕的是民族精神的失落，一個民族在精神上矮化導致的弱勢，是比單純經濟落後更難克服的整體性的文化落後。在當代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中，依附於西方經濟不僅不會真正改變發展中國家的落後面貌，反而會使發展中國家喪失自主發展的條件與可能。因此他提出，面對新的形勢，我們應當從西方的話語霸權中掙脫出來，重新審視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道路，探索一條真正屬於自己的道路。
《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給當時中國社會普遍的樂觀心態帶來了衝擊，由此而引發的爭議也在所難免。國外分析家認為，《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給中國民族主義奠定了一個深刻的思想理論基礎，是中國民族主義新崛起的標誌。
另外，海外媒體還認為，該書的出版表明了中國高層逐漸認可了這樣一個事實：當一個民族面對外來文化的衝擊時，它採取一種什麼樣的生存方式，最終只能取決於這個民族深植於民間的傳統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吸收、改造和創新的能力。這實際上正是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呈現出的一個基本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