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對傳統文化的關注，不僅體現在價值重建上，還放射到了國家安全領域。他認為，中國雖然在文化、人口、幅員、經貿等方面都是世界性的大國，但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仍然沒有真正享有大國地位。而要在國際領域樹立大國地位，首先一點，就是要增強中國文化的凝聚力。潘岳認為，中國有兩個概念，一是地理意義上的，也就是領土，這絕不能丟掉；另一是文化意義上的，這同樣重要，丟掉了中國文化，同樣也是亡國滅種。因此，一定要繼承並光大中華文化。只有以此為出發點，才能建立相應的大國戰略、大國產業、大國外交。才能保護國家利益，堅持維護國家統一，也才能加強民族凝聚力和華人的文化認同感。
潘岳對國家安全戰略的研究相當深入，他認為國家安全戰略的當務之急是要根據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以資源、市場、民族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為出發點，依據中國經濟安全、能源安全、環境安全、文化安全等領域的需要，加強國家安全戰略決策機制，確定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出路，明確周邊國際關係與戰略對策，重整國防建設體系。其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思想可以歸納為：集中精力，綜合運用政治、軍事、經濟手段，解決台灣問題；東和日韓，以東亞區域化形成亞太經濟主導力量；北聯俄羅斯，力爭結盟，完成軍隊現代化；西穩中亞，採取強硬措施保住能源基地；與印和好，解決紛爭；遠交歐盟，發展經貿；以新型思維衡算中美關係之利弊，化解不必要誤解，力求實質性利益。潘岳認為，中華戰略未來的真正出路，是在東南亞。
與國家安全戰略相應的，是加強國防安全建設。潘岳主張，武裝力量要與國家政治地位相符合，在和平時期對外有威懾作用；在戰爭衝突時可應對任何國內外的挑戰；經濟上能夠與國家各項發展戰略協調發展，拉動國防工業的需求。
在經濟上，潘岳主張區域化。認為通過區域化，既可以達到與國際社會交流，加強經貿合作的目的，又能避免全球化的不利因素。其所謂的區域化主要是指以東亞儒家文化圈為主體的“東亞經濟圈”建設，和以華人為主體的“大中華經濟圈”建設。
潘岳還從環境安全的角度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國家安全觀。他認為，“環境無國界”是一個重要的國際政治概念，未來生態工業文明領先的國家，將主導世界的格局。誰完成了由傳統工業文明向生態工業文明的轉型，誰就將取得道義、經濟、技術和文化上的全面優勢。他認為，發展中國的環境文化，不僅僅是對我們面臨的環境危機的反應，也是對世界格局和國際關係變化做出的積極應對。他指出：“環境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危機是短暫的，往往影響於一時，而生態危機則是長期的，一旦形成大範圍不可逆轉的破壞，民族生存就會受到根本威脅。而環境不安全的根子，在於我們繼續沿襲西方傳統工業文明的價值取向、發展路徑和生活方式。這不僅對資源和環境安全構成嚴重威脅，也加劇了社會失衡與國家穩定。解決以上問題，是個複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國家發展戰略的調整，涉及體制、機制、法制的一系列改革，涉及到領導人觀念的改變，涉及到干部考核的綜合指標（如增加資源生態與社會人文等績效考核）與綠色GDP核算體系的建立，當然，還涉及到我們文化價值理念的進一步提高。與此同時，在環境成為稀缺資源的情況下，環境文化所倡導的生態經濟，也應成為調整地區差距、城鄉差距、人群差距等利益關係的內生變量。如通過建立區域環境補償機制，讓東部地區拿出更多的資金，支持西部地區保護生態環境；如通過建立城市對農村環境的補償制度，加大對農業的綠色補貼；如通過引導富裕居民支付更多的環境成本改善環保公共設施，讓遭受環境危害最大的弱勢群體得到實惠；如通過建立自然資本的市場機制，使良好的自然環境轉化成為經濟優勢。總之，要使環保理念真正成為協調社會關係的新槓桿，成為我國生產力佈局與資源配置的調節器，就必須大力弘揚環境文化。任何區域開發，都要考慮資源環境；任何經濟建設，都要尊重自然法則；任何赶超戰略，都要兼顧社會公平；任何市場行為，都要補償生態環境。這才是環境文化極力營造的道德氛圍與社會共識。”（參見潘岳《環境文化與民族復興》）。
可以說，這是一個視野極廣的國家安全觀，不僅包括了通常所說的國家安全內容，還從整個中國社會整體發展的戰略高度上進行了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