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中國社會蘊含的各種社會問題，潘岳主張積極化解和調整各種可能導致社會動蕩的內在矛盾關係。而這就涉及到一個根本問題——民主與法治。與積極主張施行西方民主的觀點不同，潘岳雖然認為民主是提高中華民族凝聚力、實現國家政治現代化的必要條件，認為中國當代民主的體制，就是由政府主導的全體人民平等參與民族復興的政治形式，但他對實行西方議會民主政治的可行性持懷疑態度。
前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者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對民主的研究結果，在中國高層中有相當重大的影響。李普塞認為：一國的政治發展（民主化）和該國的社會經濟條件，有著密切的相關性。這些社會經濟條件包括了：①接觸現代化事務的人數；②受大眾傳播影響的人數；③居民所遷徙的人口比率；④都市化程度；⑤非農業勞動力的人口比率；⑥識字率；⑦平均國民所得。按照李普塞的研究，當一國的社會發展程度極低時，這個國家很難成為穩定的民主國家。
縱觀當今世界實施民主的第三世界國家的現狀，讓人不能不重視李普塞的理論。依照這個理論，潘岳認為，中國在現有的教育體制和水平之下，文盲比率高，接觸現代化事務的人口比率低，農業人口比率高達70%，這樣的社會經濟環境，絕對不適合搞西方議會政治。否則，當早熟的民主來臨時，廣大的無知群眾，極容易被煽動起來，轉化成狂熱的民粹主義。如此一來，不啻是重返文革時代的無政府狀態，中國付不起這樣的代價。基於此，潘岳積極主張豐富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比如，他主張黨內民主，提倡促進科學公開的“政策民主”，建立公共政策辯論體系，實現社會參與、政府決策、人民監督的政治民主。強調以法制和強力政府推進中國的現代化。希望通過政府職能轉變、人事制度改革、法治、黨內民主、民族優秀文化教育來實現之。並試圖通過制度設計，抑制腐敗和權力尋租，保障弱勢群體的利益。調整以效率為主的改革取向，倡導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原則，注重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社會分配的公正、公平和公開相協調。而這其中中央政府的權威是實現社會生活公開公平的關鍵。許多人認為，對於一個後進的大國來說，維護中央權力的“交易成本”（制度經濟學術語）最低，才能換取最大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