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說：“出則無敵國外患，入則無法家弼士者，國恆亡。”任何的思想理論，都以體認現實危機為出發點，以解決危機為皈依。潘岳文章中的危機感尤甚，危機涵蓋非常廣。其中，最重要的是國際安全、農業危機、教育危機、文化危機和社會危機、資源與人口危機等等。 《商業周刊》1997年3月31日的一篇文章評論說：“'危機論'是潘岳最堅持的主張。潘岳不同意……對目前形勢一片大好的判斷。相反地，他認為中國大陸繁榮表象的背後，正隱藏著跨世紀的大危機，諸如國有企業的凋敝、民族工業的傾圮、社會道德淪喪、教育落後、大批農民棄耕流向都市、財政日趨拮据、地方官僚割擄經濟、資源匱乏卻又濫用掠奪開發策略，復以列強環伺，種種危機都可能在21世紀初爆發。”可貴的是，潘岳所做的並不是僅僅指出危機或預測潛在的危機，人們感到新鮮又中肯的是：潘岳所提出的解決辦法，與傳統的老生常談大不相同。
改革開放過程中，各種階段性主流思潮在給中國帶來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造成了許多重大問題的必然延伸，形成了許多邊緣思想，其研究範圍涉及社會主義、中國傳統文化、現代政治文明等諸多領域。許多學者在相關領域內各自為戰，而只有潘岳顯示出了整合各領域的能力。也就是說，迄今我們看到的潘岳的文本，與其說是潘岳個人的思想，不如說潘岳是這些思想的集大成者。
蘇東風波以來，縈繞中國的最大問題，就是社會主義的未來之路問題。潘岳是現今中國思想界真正的社會主義守望者之一。但這個守望者的目光，並沒有停留在傳統的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上，而是試圖將之與中國現代化歷程中的民族主義成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果實、現代西方文明的民主與法制的一部分理念進行綜合的評估、考量，摸索出一條新的道路。可以看出，潘岳的基本出發點，是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必然的、無法逾越的歷史階段。潘岳主張正視社會現實中的一切尖銳矛盾和問題，並認為可以從重新樹立正確、符合最大多數中國人民利益的執政黨理念入手加以解決。
潘岳強調民族主義的情感和認識，緣於對中國共產黨本身的性質的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的實踐也同樣證明，只有在以民族利益為指針，以社會主義為政治構成的情況下，馬克思主義才能更好地為中華民族的複興提供思想指南。同時，面對西方社會明顯的進步，潘岳也認為，吸收作為人類政治共同遺產的民主和法治成果，是豐富馬克思主義的必然選擇，是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內涵。
面對社會價值倫理體系的危機，潘岳強調必須重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進一步結合。認為中華文明經數千年而不倒的根本原因，在於中華文明的獨立性和融通性使之成為一種為中華民族大家庭所共同擁有的政治文化倫理體系。馬克思主義只有經過中華文明的再補充，才能成為凝聚中華民族的思想武器。
對於社會主義的真誠守望，是潘岳一切思想的出發點，而試圖在傳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間走一條新的、適應新形勢特點的道路，是這個守望者所有探索的基本方向。他努力在確保社會主義性質和共產黨執政的前提下，積極綜合各領域內具有建設性的意見，形成一種以馬克思主義為基點、以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為支撐、以民主法治為框架的新思想體系。其基本理論內容，包括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綱領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涵蓋了這些年來中國思想界對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民族主義、中國傳統文化、民主法治的積極思考和研究成果。
潘岳對於重建中國社會價值倫理體系的重視，與關於宗教的見解是互通的。潘岳關於宗教在強化社會道德功能、凝聚社會基本共識方面的見解，是他對社會價值體系思考的一部分。
潘岳等人觀察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20多年的文化危機，發現這些危機表現為：人們失去了生活哲學，失去了奮斗方向；人們對社會財富和秩序，沒有一個穩定且官方和民間共同認可的看法；文化發展缺乏創新；文化自信蕩然無存。當前中國文化危機，就是主要價值觀念體系的真空。價值真空，帶來的必然是人際關係的疏離，人際行為的怪誕和社會秩序的混亂。而解決的方法，不是全盤接納發達國家的文化價值體系，而是要回過頭來，從固有文化中找尋藥方。潘岳認為，21世紀人類應該追求一種融合傳統和創新的生活哲學，這種生活哲學，不可能外求，必須透過辯證反思，從傳統文化的精華中摘取出來。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全世界中國人的百年夢想和不懈追求。民族復興的重要基礎是文化復興。世界環境文化的興起，為中華文化復興帶來了重大機遇。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環境文化，就是為中華文化的複興而奮鬥，就是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
在如何實現中華民族文化復興方面，潘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觀點：主張建立以中華傳統文化為基礎的多元文化觀。對中國傳統文化持肯定態度。主張用傳統文化整合多元文化，建立一種擁有多元認同基礎的，為中國絕大多數人認同的基本文化價值觀。並積極用傳統文化對意識形態進行改良，以完成中國社會文化道德體系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