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1年12月，潘岳在《深圳特區報》《華夏時報》等幾家報紙同時發表了一篇題為《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必須與時俱進》的文章，文章直面當下中國的道德危機，直指缺乏信仰對中國的危害，認為“宗教鴉片論”使中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提出“宗教勸人為善的精神，是宗教影響社會生活最重要的功能”“一個民族的精神文化，文化的靈魂體現於道德，道德的支撐在於信仰，而一個沒有信仰的民族不可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更是如此”。
潘岳指出，馬克思的原意對宗教的鴉片功能並無褒貶之意，只是列寧在解釋時創造性地加上了“麻醉”兩字，即改為人們所熟知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令宗教被視為毒品。他認為，中共在取得政權之後，“一直以鴉片論作為我們認識宗教的圭臬，以致國家的宗教政策一度產生偏差，並為此付出代價”。文章指出，宗教具有精神補償作用，具有心理功能、道德功能、文化功能，同時還兼具服務、公益等多種功能，比如，無神論和科學無法克服民眾對死亡的恐懼，宗教卻能夠做到。同時強調，中國的政治體係與宗教必能建立科學合理的關係。新型政教關係一旦明確，將極有益於中共完成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以新型的執政意識與領導方式來管理宗教。
潘岳的文章公開發表之時，正值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召開。江澤民總書記在會議上立足於新形勢下中國宗教問題和世界宗教問題，深刻闡述了宗教的根本長期性、廣泛群眾性，並首次提出了宗教的特殊複雜性。他在會議上指出：要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江總書記的講話反映了國家領導人對宗教的理解是與時俱進的，充滿新意的。
彷彿是呼應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的召開，潘岳的文章在深圳和北京兩地同時推出，因而引起廣泛關注和爭議。批評者認為，潘岳鼓吹“宗教救國”，甚至有人斥之為“為西方原教旨基督教入侵中國大造輿論”，而支持者驚訝於潘岳能以與中國官方的傳統說法相銜接的語言，提出很重要的從宗教政策乃至宗教政策語言方面的改進思路。雖然這些道理可能很多人都早已明白，但卻沒有幾個官員身份的人願意大膽說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