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第十三章中國企業：從土八路到正規軍

我建議國有企業應該多分紅，用部分分紅去補充社保資金。有沒有降低這種變相的企業運營成本的方法？ 白重恩：我覺得有兩種方法。首先，社保是必須的福利政策，不能完全取消，但是經濟學中有個“拉弗曲線”，意思是稅率太高會產生諸多影響：一是人們避稅的傾向會更強，繳稅的人就會減少；二是稅收會帶來扭曲，一旦徵稅太多經濟活動就會減少，那麼最後所繳的稅就會減少。 “拉弗曲線”的意義在於，稅收的總收入並不是稅率越高收入就越高，稅率高到一定程度，收入反而會降低，因為繳稅的人少了。所以，總稅收和稅率的關係是“倒U形”的關係。中國的社保就是如此，一方面企業想方設法地逃避繳費，盡量不加入社保，一旦降低稅率有可能增加社保基金的收入，因為逃避繳稅的企業會減少；另一方面，這麼高的社保費用會減少就業，因為勞動力成本在增加。企業主會由此覺得一個人能做的事絕不找兩個人，盡可能地壓縮人員數量。

就業減少，繳稅的人就減少了，造成了勞動力市場的扭曲，使得供給和需求之間失衡。我現在正在做這方面的計量研究，有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建議國有企業應該多分紅，用部分分紅去補充社保資金。首先，從效益的角度講，國有企業的盈利與其像現在這樣消耗掉，或者投資到一些沒用的地方，還不如反補給勞動者。當然有人會說，分紅轉移之後企業就沒錢投資，沒錢發展。沒關係，國有企業沒錢了可以找銀行借錢，大型企業貸款是不難的。只要是投資項目好，有盈利，銀行就支持，且銀行會對投資起到約束作用。如果國有企業不分紅，它就有許多剩餘資金，即使投資不賺錢也去投。但是分紅出去以後，這些國企投資必須向銀行借錢，效果就不一樣，銀行會嚴格把關，審查投資項目的可行性，這樣外界的約束會使其投資更加有效。其次，從公平的角度講，國有企業大多是壟斷性質，壟斷的利潤應該由全體參加社保的人們分享。現在有社保的退休人員多是以前國企退休員工，他們為國有企業付出了一生的辛勞，應該反補其應有的待遇。

國企分紅補貼社保資金，一方面，可以遏制盲目投資，改善經濟結構；另一方面，留給消費者更多的勞動收入，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費也隨之會增加。通過這個方式，消費和投資的關係可以理順一些。這次金融危機給了我們一個很明確的信號，就是靠出口保持增長速度是不可能的，即使沒有經濟危機也是走不通的。現在只好依賴國內的投資和消費，然而投資已經過熱，只有寄望於消費。消費從哪裡來？就是社保繳費的減少，然後就是國有企業的分紅。我們做了一個關於初次分配的研究，即收入在勞動收入、資本收入之間的分配。從統計數據看，中國的勞動收入比例下降迅猛，從1995年開始至今，大約降低12%左右，其中有5.25%集中發生在2003年和2004年之間，原因是統計方法的改變。 2003年之前，個體經營者的收入本來算作勞動收入，2004年經濟普查之後，就劃分為勞動收入和資本收入。我國有4000萬個體經營者，假如每人平均收入3萬元，那就是12000億元，佔國民收入的4%的收入的一部分就變成了資本收入，勞動收入就減少了4%。

一正一反6%左右的下降幅度就產生了，而剩下的6%則是結構調整的原因。轉變體現在農業份額的減少，第三產業在增加，使得勞動收入比例開始發生變化。這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然階段，是經濟發展中有利的因素。 中國企業走勢如何？針對內需的困局問題，清華大學秦暉教授提到了價值鍊和利潤率的悖論說。緣起是年前在東莞的一次經濟討論會上，吳敬璉先生認為：“我國出口企業為外國品牌企業代工，一雙鞋價值10美元，在美國的終端市場卻賣了90多美元，我們只得到了價值鏈的12%，太虧了。”一些代工製鞋的老闆則根據他們的切身體會，用利潤率質疑：“國外的品牌商不見得好賺錢，品牌開發的企業利潤率只有1%，活得不易，而我們的代工企業利潤率卻是20%。”對此，您有什麼看法？

白重恩：施正榮提出過一個“微笑曲線”的概念，意思是價值鏈兩端是科研環節和銷售環節，中間是製造環節。西方發達國家佔據科研和營銷的市場，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處在中間的製造環節。許多人認為兩端盈利率高，希望中國的製造企業也升級進入兩端市場。 我覺得，還是應該堅持市場取向，企業能在兩端賺錢，如果經濟沒有什麼扭曲，它自己就會跑到兩端去。你提到的那些東莞老闆所說的也對，只要中間賺錢也可以。兩端做得也不容易，雖然掙得多但是投入也多，比如營銷，需要那麼多廣告來打通渠道，所以不僅僅看賺了多少錢，還要看投入了多少錢。一方面，我主張讓企業依據市場需求自主做決定；另一方面也要考慮，這裡面也存在問題，比如環境污染。如果製造企業帶來的污染沒有讓企業承擔，而是讓全社會來承擔，這就降低了製造業的成本。目前有一種說法叫做“成本社會化，利潤個體化”，這就造成了市場的扭曲，使製造業過度擴張。這時，我認為不應該限制製造，而是應該讓企業承擔污染成本，把該得到的收益在決策者身上體現出來，該付出的成本也要在決策者身上體現出來。總結一點就是：只要理念正確，一切問題都會順其自然地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特別指出的是能源的價格。大家總是指責製造業消耗了太多的能源和資源，但你只要把價格提上去，企業就會變得有遠見，很多結構性的問題就會變得合理起來。

另外，吳敬璉先生還有一個觀點，意思是兩端市場剛開始的時候並不賺錢，但是你有一個學習的過程，慢慢成熟之後盈利就變得自然起來。如果企業有長遠的眼光，也可以考慮這個問題，一旦部分企業開始做兩端，其他企業也會開始跟隨做兩端，這就創造了一種社會的價值，要鼓勵其發展。這個問題總體來說不是一個是與非的問題，首先是要把價格、稅收理順，享受該享受的利益，承擔該承擔的成本，然後再適當地給兩端一定的鼓勵政策。就秦暉教授談到的這個現象，也有另一個角度：美國人儘管拿走價值鏈88%的份額，但是利潤卻由分佈在物流、批發、銷售、策劃、市場調查、商品檢驗等等諸多的環節的大量從業者共同分享。這是美國除了美元霸權以外，之所以消費這麼強勁的來源。中國雖然利潤率只有12%，但是利潤卻高度地集中。這屬於社會分配格局的問題。例如環境稅、資源稅，政府也正在考慮，大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年初的燃油價格和稅收改革有點兒半途而廢的樣子。當時是希望隨行就市，跟著國際市場的價格走，結果稅費改革是執行了，但價格最終沒有形成機制。當然，我們現在經濟狀況不好，不能增加生產成本，可是從調整結構的角度來看，總有一天成本要上去的，還不如早一點做準備。

“8億件襯衫換一架歐洲380客機。”據了解，國務院正在組織有關部門製訂兩大規劃：一是擴大內需的十條規劃，二是十個重要產業的調整和振興規劃。坊間盛傳十大行業包括鋼鐵、汽車、造船、石化、輕工、紡織、有色金屬、裝備製造和電子信息等。您認為眼前政府最需要扶持哪些行業？ 魏杰：從十個產業裡面看，首先是要振興裝備製造。裝備製造就是各種設備和工作母機，我們現在產品製造很發達，但是裝備製造很落後。中國光纖製造設備的100%、綜合電纜製造設備的100%、石化設備的85%、數字數碼機床的75%都是依賴進口。中國的現狀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裝備需求國，大量依靠進口，這實際上是把自己置於製造業的最末端。因為製造業前端是裝備製造，末端是產品製造，我們是處在產品製造的末端上，等於是為別人打工。

這個問題其實也是結構調整的問題，像國內的民營企業到處都是紡織、服裝、皮鞋、食品等等薄利多銷的輕工業，其實在國際市場利潤都很低，用薄熙來的話說：“8億件襯衫換一架歐洲380客機。”所以，我們呼籲要把裝備製造放在第一位，這樣才能帶動整個技術創新。裝備製造是社會技術創新的物質基礎，有了裝備製造，鋼鐵、汽車才有真正的競爭力，才能真正發展起來。第二個需要重點扶持的產業應該是資源類產業，就是能源和原材料。資源類產業是應該加大的，尤其是對新資源，像新能源、新材料要尤為重視。這恰恰是政府要做好的，是戰略性的，涉及國家安全的產業。別的可以放開，因為市場可以解決。這兩個產業發展起來，技術創新就能上來，然後把別的平台放給企業，它自己就能調整自己。不要搞十個，一把抓等於沒抓，要選擇主要的。

政府在結構上不能成為投資主體，主要是使用財政政策，要引導產業調整方向。不要把所謂的產業升級當成政府行為，應該當成市場行為。在產品製造方面，世界市場選擇在中國生產主要還是因為規模，有規模成本就便宜，估計出口不會下降很多，中國依然是最佳選擇。我認為，有市場就不要過度強調什麼時候會產業升級，市場能自己調整。調整結構不代表不出口，出口導向和出口是兩回事。中國在未來的製造業上，一方面還會是世界產品生產大國，世界工廠的地位一時難以改變。另一方面，要加速裝備製造的進程。現在裝備製造業大國是歐洲。美國基本是金融業和服務業，服務業主要是產品設計、產品開發，處於產品生產的高端領域。環顧世界，製造大國無非是日本、德國和中國，德國和日本是裝備製造（高端製造）的大國，中國是產品製造（末端製造）的大國。中國製造業發展的空間還很大。

中國企業要當好中國大消費市場的“好獵手”。再回到經濟主體企業層面。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經濟結構處於大調整之中，中國巨大的製造能力、巨大的產能怎麼辦？如何從“生產大國”走向“消費大國”？ 夏斌：關於這個問題可以這麼來看。第一，能出口的盡可能保出口，增加出口。我們現在是投資、消費、淨出口三大比例有點兒失衡。這是當今世界經濟格局的反映，當然也是我們要致力於調整的方向。但是，從世界經濟的歷史看、從長遠看、從中國的崛起看，我們現在的淨出口在三大比例中間是需要相對調整，但並不意味絕對量需要減少。中國在崛起、中國在赶超，“中國製造”的絕對量還要大大增加。中國出口2009年可能是世界第一。現在是三大比例失調，需要調整。但是我們必須清楚，我國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例還不過是7%～8%，2007年是7%左右。而英國經濟在它的頂峰時期，1870年英國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例達到18.9%，快20%了。美國在其頂峰時期，1950年美國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例曾經高達16.8%。

也就是說，現在我們的投資、消費、淨出口比例不平衡，是有問題的；但是從中國崛起、中國製造在世界的位置來說，與英、美歷史頂峰時期相比，我們還差得遠。第二，從大趨勢看，今後的10年、20年，“金磚四國”、亞洲經濟將進一步保持快速增長，世界經濟的重心在向東移。我們企業的製造、物流、銷售、產品設計，包括在全球的兼併，要未雨綢繆，要抓住時機，順應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向東移，向東盟、亞洲移，向非洲、拉美國家移。企業家的眼睛不要光盯著美國、歐盟和日本。這些國家需要盯，但是在全球經濟格局變化的情況下，我們要未雨綢繆，先走一步。第三，我相信我在去年危機剛爆發時說的話，即美國的金融危機對中國來說，是壞事，同時又是好事，給中國帶來了兩大機遇。因為全球經濟失衡，各個國家的原有經濟結構走不下去，必須要調整結構。 從眼前看，中國政府也困難重重，在抓緊結構調整。但是，我相信過5~8年以後，兩大機遇之一，就是中國會逐漸成為消費大國的機遇。現在我們正在很痛苦地調整結構，三五年後，居民的消費能力將比今天有快速增長。因此，中國的企業界，要睜大眼睛，當好中國大消費市場的“好獵手”。 面對不斷變化的中國消費群體，如何研究、借鑒發達國家居民消費是怎麼走過來的？ 夏斌：我認為，在這方面，我們的企業家可以從五個方面考慮。一是開發新產品，加快消費品的升級換代，包括高檔休閒和奢侈品消費。二是順應節能環保的大趨勢，創新各種節能環保的消費品，佔領未來幾十年消費品競爭力的製高點。三是細心研究中國農村大市場和準備不斷進城的幾億農民工吃、穿、住、行的消費特點，抓住中國大眾化的基礎性消費品的開發。四是圍繞主消費內容，如住房、汽車等，仔細觀察、細心研究主消費的衍生消費。在這方面，企業家比我精通多了，我只是點到而已。 比如說，圍繞住房的家庭裝飾、日常用品、汽車上的導向圖，以及配套的郊野遠行、用品等等。五是配合中國人均收入水平在不斷提高和中國老齡化的趨勢，不斷地創新和開發新的消費內容，就是有些老百姓現在沒有想到的消費內容，比如說休閒、醫療養生、老人護理、兒童智力開發、不同內容的家政服務、教育養性等等。我相信，只要順應全球潮流，抓住全球結構調整的機會，抓住中國大消費市場崛起的機會，開動腦筋，埋頭苦幹，中國企業界頭頂上的光環，不僅僅是“中國製造”的光環，而應該產生更多的“中國服務”的光環、“世界辦公室”的光環、“中國市場開拓者”的光環。 OEM，將來有一天要吃大虧的。在危機蔓延的今天，中國的品牌戰略在哪裡？ 艾丰：我在“五對思維”理論裡有句“以上對下”，主要闡述現在是發展中國自主品牌比較好的時機，那麼危機的“機”在什麼地方？我認為其一是，中國的自主品牌離不開中國，離不開國家品牌，只要國家品牌提升了就等於自主品牌提升了。實際上，這次金融危機讓我們提升了，發達國家的增速是負增長，中國依然保持在8%左右，加上奧運會的營銷，國際形像日益增強。另一方面講，金融危機給我們上了一堂課，其中包括品牌課。三年前我去東莞講課，我說：對你們的經濟“一則喜，一則憂，一則擔心”。喜的是加工業發達，可以說是世界製造業中心，憂和擔心的是你們缺少品牌，多數是OEM，將來有一天要吃大虧的，因為你們沒有自主權。無奈當時形勢大好，許多人不以為然，但是，現在看來沒有品牌的企業確實深受危機困擾。相反，品牌企業受損很少，相當一部分企業出口反而增加。我覺得這次危機對人們最大的教育是“市場的教育”，使人們更及時地認識到，不搞品牌肯定沒有出路。中央組織八大部委的專家學者去廣東調研，點名要求一個品牌的專家，這就說明了高層對品牌問題的重視。 以前我們認為談品牌是個時髦的話題，現在可能不能局限於喊口號，還得有實打實的動作。通過這次金融危機，品牌在國家戰略中有沒有進一步的提升？ 艾丰：我覺得目前還談不上。黨的十六大、十七大以及中央文件都明確指示要發展自主品牌，但依然缺乏一個對品牌戰略的統一部署和統一研究。原來，品牌問題主要在質監局、工商局、商務部的管轄內，現在，我們迫切呼籲在中央成立一個機構，來統籌一切，這方面我們還有一點缺陷。作為企業，走出去要補足自身的薄弱環節，在研發、製造、銷售三個環節，我們弱在研發和銷售，所以要重點提升。研發可能提高得更快一些，基本上可以自力更生；但是銷售必須和世界打交道，在發達國家有你的發言權這是特別困難的，人家的銷售渠道已經很成熟，要擠進去很困難，需要做大力的探索。例如，先做一些華人渠道，華人渠道融合在世界各國社會裡面，再利用華人和別國國民優勢對接。現在由於中國產品質量提高了，特別是中國地位提高了，企業比較有積極性，外國人也開始接受“中國製造”了，實際上缺乏的是一個可操作的路徑。作為國家，我認為政府大量的外匯用於購買美國國債並不可靠，貨幣權在對方，別國想貶值就貶值。 建議考慮部分給企業做貸款，在國外買些礦山、股權，做一些實業，所謂“以實對虛”就是這個概念。不要“以虛對虛”，對於虛擬經濟，我們不是歐美的對手。有些城市龍頭企業就代表了地區形象。 實踐證明，各個地區的發展都離不開本土品牌——“海爾”之於青島，“長虹”之於綿陽，“春蘭”之於泰州，“雙匯”之於漯河，都說明品牌企業對當地的經濟發展有相當的帶動作用。在您看來，品牌對區域經濟的發展有哪些戰略意義？ 艾丰：關於區域經濟的發展，我有個“五句話”的邏輯。 第一句話：“一個地方的發展，取決於它的市場競爭力。”以前追求門類齊全是不對的。 第二句話：“市場競爭力取決於它的經濟有無特色。”就是差異化，它有兩個內涵，一是標榜不同，你賣香蕉我賣醋，山西的醋有名就應該鼓勵發展。二是他人不可替代性，不是替代他人性。比如牛奶企業多在內蒙，因為它有草原，沿海再發達也沒有草原的天然生態，這就是最強的一個競爭力。比如廣東，政策有不可替代性，機制有不可替代性，如果這兩條被取代，它還可以有依托臨近港澳等其他的不可替代性。所以說，地方經濟一定要尋找自己的不可替代性，發展自己的不可替代性，這就避免了紅海現象。 第三句話：“特色一定要形成支柱產業和產業集群。”即形成產業基礎和規模。 第四句話：“支柱產業和產業集群一定要有龍頭企業。” 第五句話：“什麼企業可以做龍頭企業？就是品牌企業。” 所以，一個地區的發展最終要看品牌企業的狀況，許多城市都證明了這一點，有些地方一個企業就帶動一個產業鏈的發展。有些城市龍頭企業就代表了地區形象。比如，四川（綿陽）的長虹彩電、（安徽）蕪湖的奇瑞汽車、江西（南昌）的昌河鈴木、（河南）漯河的雙匯火腿……沒有品牌，企業再大也是趴著的。 您曾說“如果沒有品牌，在經濟全球化的格局中，不管你企業多大，都是趴著的經濟，不是獨立自主的經濟”。那麼在新一輪的貿易保護主義復甦的時代，如何實施品牌戰略和走出去戰略？奧巴馬也提出要振興美國製造業，這對發展中國家顯然是不利的信號。 艾丰：我要是奧巴馬，也會這麼做。因為美國的製造業確實已經落後了，20世紀70年代已經不如日本，後來發展IT業才反超日本，但是製造業一直沒有很大改善。 現在美國市場三分之一還是日本汽車，通用焉有不倒之理？對於走出去戰略，我認為應該把思路調整一下，把主要靠“優勢對抗”轉化為主要靠“優勢對接”。優勢對抗，意思是我的成本低，那就做低價格出口，那麼人家就要封鎖你，人家就要自我保護。雖然優勢對抗會長期存在，但以此為主的出口模式肯定難扛大旗。今後的走出去戰略還是要依靠“優勢對接”，就是把我的優勢和你的優勢結合在一起。例如，浙江橫店的節能燈產業，就是靠優勢對接取得長足發展的。國內優勢是低成本，國外的優勢是高技術，把高技術引進來和國內的低成本結合在一起，那麼，這個產品在國外有優勢就是高技術，在國內也有優勢就是低成本。外國人能賺到錢，我們也能賺到錢，完全靠低成本肯定銷售不出去。再有，像海爾集團和世界家電巨頭相比，它的最大優勢是在中國的服務網絡，這點外國人怎麼做也做不到。 白岩松曾經提問張瑞敏說：“你怎樣利用你這個優勢和外國競爭呢？”張瑞敏回答：“我要讓跨國公司利用我的渠道賣它的產品，然後，換取在國外利用它的渠道賣我們的產品。”後來，他和日本三洋簽訂協議，就是依附這個原則。這就是優勢對接，雙贏而不吃獨食，就像聯姻一樣。我覺得“中國製造”走出去，要擺脫過去“打入國際市場”的宣傳詞彙，那樣“狼”的味道太重。中央在十六大、十七大提出國際貿易要實現互利共贏，所謂共贏的主要方式就是優勢對接。我認為，走出去戰略一定要和優勢對接戰略結合起來，這樣更實在一些。不然，外國人會認為，中國產品就是消滅他國的產業，走出去就是對人家的傷害，人家為什麼不保護呢？保護主義和保護不是一個概念，世界上每個國家的政府都要注意民族利益，但這不等同於民族主義。在走出去戰略上要以自我為主，但要學會換位思考。 20世紀90年代，我組織策劃了“中國質量萬里行”活動，借助各種渠道把新聞的輿論監督作用發揮到極致。 我們知道，國內的製造企業還停留在第一階段，貼牌嚴重、產品附加值很低，加上新一波的貿易保護主義，中國製造舉步維艱。今天看來，關於質量問題，我認為當今主要原因還是文化問題。當然，我們平常說的質量問題是工藝問題，也是技術問題，但現在已經成為文化問題。鄧小平說：“質量是一個民族素質的表現。”質量就是一個民族的素質，也是民族文化的體現。中國民族文化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急功近利。成本小小的，利益大大的，大家都想走捷徑快速發財，偷工減料、假冒偽劣成了習性。其實，技術發展到今天已經不單單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演變成一個文化問題。我覺得，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克服急功近利的文化，我們才能踏實下去，才能把聰明才智用到正確的地方。所以，品牌建設既是一個經濟問題，也可以是一個文化問題。美國和中國的情況不同，美國都是公子哥，覺得自己了不起，覺得自己最富有，這種觀念逐漸形成一種文化，就是過分的優越感。我們恰恰相反，是自卑感摻雜著急功近利的心態。中國的經濟特點，就是“製造大國，品牌小國”。 在整個利潤結構中，我們的製造和研發只佔全部利潤的5%~10%，“品牌小國”的諸多問題令人堪憂。國際上的“微笑曲線”，即一個商品、三個環節。三個環節指的是研發、製造和銷售。其中製造環節佔三個環節總利潤的5%，最高不超過10%。研發的利潤高，銷售的利潤高，笑起來的曲線就是兩邊高、中間低。無奈我們國家就處在中間環節。它和其他環節之間的差價基本上在10倍左右。品牌小國還涉及到三個問題：一是效益低。因為佔總利潤的比重很小，主要依靠數量，企業經濟效益不樂觀。二是影響外貿的持續發展。即使沒有金融危機，我們的外貿也已經有了很大的障礙。反傾銷的案件日益增多，姑且也可以說是貿易保護主義，但是這和中國外貿的增長方式有關。我們原來是“增量降價”的模式，即出口的總量貨物在上升，而單位產品的價格在下降。實際上，這對進口國也有損害，我們自己也不佔便宜。一個杯子賺1元，十個杯子可能賺5元，可見這種模式難以為繼。最佳的模式是，出口的量未必太大，但是商品附加值要大。三是OEM的模式不穩定。即便沒有金融危機，隨著工資的提高，加工的成本也會日益增大。 世界上許多後起的發展中國家，人家的工資要比中國低，取代中國的進度已經提前了，比如越南和印度。所以，品牌小國的狀況必須盡快轉變，無論是應對貿易摩擦，還是未來的貿易穩定都是必然的選擇。中國企業家要學會更多地利用軟資源發財。擴大內需和品牌戰略的內在關係是什麼？ 艾丰：我認為擴大內需主要的問題是，必須和轉變增長方式結合。如果在原來粗放的程度上擴大內需，從而掩蓋了增長方式的轉變，那麼帶來的問題仍然很大，這是明顯的短期行為，會陷入更大的瓶頸。以前所謂的增長方式是粗放的，耗費過多的資源和能源，造成過多的污染，我們稱之為“三高兩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和低產出、低效益。所以，中央提出的轉變增長方式重點是資源向優勢企業集中，而品牌戰略真正要解決的問題是資源和市場向優勢企業集中，使得那些粗製濫造、低水平企業的市場不斷地縮小，這樣就可以把擴大內需和轉變增長方式同時實現。同時，品牌戰略可以更多地利用軟資源即信息性資源，包括信息、科技、文化、創意等等，提高產品和品牌的文化附加值。我國是文化資源大國，這個優勢，只有實施品牌戰略才能發揮出來。 我提出過一個口號：中國企業家要學會更多地利用軟資源發財。現在中央的“4萬億”投資和各地的預算投資，投資到基礎設施，我認為還是對的。中國還是一個工業化中期的國家，這意味著我們的基礎設施還未完善，特別是一些西部地區、落後地區。如果在經濟過熱的時候投資基礎設施是不可行的，那樣物價將飛漲，所以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搞的基礎設施，現在看來還是立足於長遠的項目。危機是個辯證的概念，對整個經濟形勢是“危”，對基礎設施建設就是“機”。這時候中央投資基建對GDP可以拉動，對物價可以平衡，這對中國的長遠發展和各區域的協調發展會起到非常大的正面作用。大眾對基礎設施建設可能不太了解，實際上投資中大概有30%會轉化為消費資金，比如鐵路投資100億元，最後不一定是鐵路部門使用，它會帶動許多產業和勞動力，最終消化之後，一部分就轉化為消費。基礎設施是大項目，只能是歸屬於大企業，小企業肯定沒有能力；但是整個經濟帶動起來，中小企業也會受益。在工業化中期的中國，這些事情是必須做的；這麼大國家如果交通不發達，經濟很難發展起來。中國經濟發展很大的一個因素是東中西能夠協調發展，盡量實現一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