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九章經濟模式：是時候換血重生了

靠政府的要素補貼，補貼到出口環節，實際是補貼給了外國的消費者。從結構調整來說，作為解決中國經濟深層次矛盾的關鍵所在，究竟是哪些因素決定著我們的經濟必須進行結構性的轉變和調整？ 魏加寧：總的來說，有四個因素決定著我們必須調整結構。先看長期因素。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模式，主要是依靠要素價格扭曲實現的高速增長。首先，土地價格人為地被地方政府壓低了；然後，勞動力被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壓低了；接著，資金的價格被中央銀行壓低了；最後，資源的價格被中央政府壓低了，即價格管制。環境的價格實際上也被壓低了，因為環保力度不夠。但是，目前所有這些要素價格都在發生變化。土地如果真正流轉起來的話，價格應該是上升的；勞動力價格，隨著人口老齡化也會逐步上升；資金的價格隨著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升值，也將逐步上升；資源價格也會上升，將會徵收資源稅；此外，隨著環保力度的加強，環境的價格也會上升。

當這些要素價格都在上升時，依靠要素價格扭曲實現的快速發展模式，依靠隱性優惠政策的發展模式，就難以為繼。我們一度引以為傲的“中國優勢”，或者叫“中國競爭力”，首先靠的就是這種大量的隱性的優惠政策。靠政府的要素補貼，補貼到出口環節，實際是補貼給了外國的消費者。現在這種模式已經走到盡頭，需要進行一次調整。所以從長期來看，有一次調整的要求或壓力。再有一個因素就是周期的壓力。就是從經濟周期來看，改革開放30年來，每一次經濟過熱之後，國家都有一次整頓和調整。而這一次，從2003年開始有些經濟學家就提出經濟過熱的問題，但是真正的調整實際上是從2007年物價上漲以後才開始的。本來應是逆週期調整，因為姍姍來遲，最終卻變成了順週期調整。這也是2008年9月以來經濟增長大幅下滑的一個重要原因。第三個因素就是來自外部的壓力。美國的泡沫破裂，金融危機後導致需求萎縮，外部的萎縮影響到中國的出口，從而迫使中國經濟要進行調整。第四個因素就是國內泡沫的破裂。

從短期來看，國內的泡沫破裂也構成了調整的壓力。在這種形勢下，抓擴大內需，目的是要緩沖調整的衝擊力。否則，衝擊力太大，調整過度，就可能很長時間上不來。 要正確、全面地吸取1998年抵禦亞洲金融危機時的經驗教訓。您講的這些因素和壓力，共同決定著中國必須下定決心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才能減少潛在的危機或從危機中走出。那麼不管是說中長期的結構調整，還是近期的擴大內需，它們有沒有共同依靠的力量？ 魏加寧：在這裡，我需要就此強調一點，就中國經濟當前情況來看，無論是調整結構還是擴大內需，都必須依靠改革。現在很多人認為靠擴大內需就能解決問題，但我認為一定要正確、全面地吸取1998年抵禦亞洲金融危機時的經驗教訓。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使得國內經濟增長幅度出現下滑，1998年啟動擴大內需政策，但實際上從1999年開始，中央政府的重點就轉移到改革方面了。

當時的改革，一是中央做出了關於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決定，當時的國家經貿委還提出了國有企業“三年脫困”的目標。 二是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賦予民營企業以外貿出口權（此前民營企業產品都須賣給國有貿易公司，然後才能出口）；國家經貿委還成立了中小企業司，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 三是實行住房體制改革，停止福利分房，從而啟動了房地產市場。這一輪中國經濟起飛實際上房地產起了很大作用。 四是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當時成立了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剝離了1.4萬億元的不良資產，國有銀行的包袱解除。 五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成立了全國社保基金，最先從遼寧開始進行改革試點。 這樣，通過一系列的改革，加上一攬子刺激內需的政策，才帶動了中國經濟從2001年出現拐點，2003年以後連續5年實現10%以上的高速增長。所以我們一定要全面、正確地總結這段歷史經驗。能不能這樣說，當時的擴大內需有些“種瓜得豆”的意味？真正的內需並沒有拉動，而是扭向了一個出口拉動經濟的形勢？可以說也有這一方面因素，但更多的並非如此。比如住房改革、民營企業出口權等，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這次改革確實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因此，我一再強調要在改革上面下足措施。

社會保障必須要有金錢做保障。誠如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指出，當前一些涉及民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沒有根本緩解，社會保障、教育、醫療、收入分配、社會治安等方面存在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市場秩序不規範，市場監管和執法不到位，社會誠信體係不健全，食品安全事件和安全生產重特大事故接連發生。您認為法治如何保障市場經濟秩序？ 江平：關於這個問題，涉及到現在討論最熱的《社會保障法》，目前正在廣泛徵求意見。對於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個社會重要的“安全網”），社會各界總的來說都是擁護的。一個國家沒有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怎麼行啊？ 《社會保障法》以前也曾多次討論如何完善，但最後都擱淺了，最重要的原因是社會保障必須要有金錢做保障，沒有足夠的財政資金無法保障全體民眾的利益。在這裡面，如何把8億農民也納入全民保險是非常困難的。

坦率地說，社會保障制度是隨著國家財力的不斷增大而發展的。有些城市現在發消費券，可以看出，只要是經濟實力強的地區保障就更完善。醫療和社會保險，是現階段中國最突出的問題。我沒有太多的專門研究，但涉及收入的分配、公共事務的投入，大多不是立法的問題，更多是執法的問題。比如現在對高收入的人提高稅收，基本的法律規定有了，但是否能縮小兩極之差，這是執法的問題。這很難做到有效監控，關鍵是執法太鬆，缺乏執法處罰的力度。我們曾經多次討論遺產稅的徵收，現在也是沒有下文。在發達國家遺產稅是非常重要的財政收入，有媒體報導日本的一些貴族過世後，土地遺產是天文數字，而遺產稅必須用現金交付，當然就必須拿土地變賣了。這樣看來，遺產稅確實是“殺富濟貧”的重要手段。雖然中國不存在太多私有土地的問題，但是現在不動產越來越多，遺產稅有很大的徵收空間。

“華爾街喝醉了”，必須中國自己喝。中國上半年經濟復甦的基礎並不牢固，對於下半年的貨幣政策，您為什麼強調“不僅是總量政策，更應是結構政策”？ 夏斌：首先要指出，之所以要關注復甦中的結構問題，是由於我們整個經濟系統結構中的不合理、不均衡影響了我們整個經濟系統的穩定，也影響了增長的可持續性。討論結構問題是為了討論GDP的增長問題，還有是為了討論總量問題。眼前討論產能過剩問題，當然也涉及增長不可持續的問題，但是當前討論結構問題絕不僅僅是去討論經濟系統中間一個子系統的結構問題，比如能源供給問題、某一個產品的供給結構問題等等。現在討論這個問題，是從總量出發，經濟能不能在復蘇形勢下保持下去，這是個重大問題。關於結構問題，我認為時下有很多觀點存在誤區，容易混淆幾個不同類型的問題，應該清醒認識和釐清這一問題。比如：地區結構、城鄉結構問題，涉及財政轉移支出、投資資金的分配、消費支出的問題。

一般討論的是既定消費總量的分配，更多時候談的是在一定的投資總量下，如何向落後地區、向農村傾斜，講的是既定總量下的投資分配問題。產業結構，講一二三產業結構，講的是一定投資總量下的合理分配問題，講的也是投資本身的問題。產品結構，是講產能的分配和投資量的分配，涉及的意義是防止產品過剩，防止資源浪費、環境污染，防止不良貸款。但是解決了這個結構問題，卻解決不了當前中國主要的經濟矛盾，也解決不了中國復甦中的主要結構矛盾。而收入分配結構問題，更多的是涉及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提高問題，涉及擴大消費的問題。但是，第一，改善收入分配結構不是提高居民消費率的全部含義，因為消費政策本身又涉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政策，例如投資政策需要配合。第二，我們是在講宏觀經濟中的結構失衡，講總量中間、總系統中間的結構失衡，因此是涉及總量的指標，即投資、消費、淨出口之間的失衡。所以收入分配問題不是總量的直接表現。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是形成總量結構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收入分配問題解決不好，才產生了高儲蓄、低消費的問題，因此可以說這是第二層次的結構問題。

而高儲蓄、低消費結構問題，是結果、是各種原因性結構不合理的集中反映。當前中國經濟中的主要結構問題是高儲蓄、低消費問題。儲蓄減去投資等於出口。現在出口減少了，暴露出一系列問題。如果消費上不去，可能在將來某個時候，不是表現在這塊產能過剩就是那塊產能過剩的問題。為什麼說高儲蓄、低消費是最主要的結構問題？因為美國危機後，全球復甦要有一個長期過程。我們現在通過擴大投資來彌補出口缺口，但過度投資既可能有赤字問題，又有產能過剩問題，所以要長期保持8%甚至更高的增長，必須增加消費，這是主要矛盾。因為不能因投資不足而不斷擴大赤字。赤字不斷擴大下去是挺不住的。如果美國及全球復甦很難，出口沒有了，中國的產能還要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那就必須靠中國消費者。我7月7日在溫家寶總理面前講，小布什把美國危機比喻為“華爾街喝醉了”，現在美國不喝了，必須中國自己喝，這沒招。靠增長消費來解決主要矛盾，這是保增長的關鍵。從這個意義上說，保住了消費，就是保住了增長，也保住了民生。保消費就是保增長、保民生。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當日曾對溫總理講，下半年及明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不是簡單的總量政策，而是結構政策；不應該僅僅突出投資政策，而應該突出長期難以解決的消費政策；要抓短期政策，更要抓中短期政策的結合。就此意義上說，宏觀調控重點方向應是在繼續維護經濟復甦趨勢的基礎上，突出以消費為主導的結構調整。首先，在年初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議上和7月7日溫總理召集的專家座談會上，我講了要結合中國國情，制訂“以消費為主導”的國家發展綱要，從上到下要下達每年提高居民消費率的指標。現在十大振業規劃中恰恰沒有振業消費的規劃。從國務院到各地方政府，應該給自己下定量提高居民消費的指標，像抓節能減排指標一樣定指標，嚴格抓，抓上三五年，自然就扭轉過來了。但也需要一系列配套的措施支撐和保障。我現在只是談簡單的思路，如果可行，不妨進一步研究操作細節。這是第一點。其次，完善收入分配的各項政策。這個不多說了，涉及較多方面，現在政府都在做，譬如，農村醫保、城市低保、醫療教育等等。不過我認為，個人所得稅起徵點可以再提高點，讓利於民，擴大消費，到頭來有助於GDP和稅收。

再者，政府不要僅僅算當年財政部的收入賬，還要算國家收入賬，算國家資產負債表的賬，通過讓利於民刺激經濟。中國已經快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我認為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裕到共同富裕，現在已經能做一點事了。下面從經濟體平衡的角度提兩條建議：一是進一步擴大國有企業分紅的範圍，地方國有企業都要分紅。為什麼中央國企分紅，地方國企不分？另外，分紅的比例，可以動態地調整，如何調整，資本說了算。分紅的錢統一充實各級財政預算，救窮人，補消費。二是有計劃地減少國企中的政府持股比例，包括非上市的公司、集團。現在減持股份的是上市公司，我的意思是一些上市公司上面的集團，可以按照國家戰略考慮，除了需要保持相對控股和絕對控股之外的，剩下的股權都可以有計劃地慢慢出讓。中國是個高儲蓄率的國家，民間資金有的是，讓老百姓、讓民營資本來投資。政府轉讓股權拿了錢，由國家統一納入預算，用於擴大消費、支持三農等。 中國現在不是沒有錢，而是有的是錢。我經常講，中央企業18萬億元的資產，搞得好都可以變成老百姓“碗裡的肉”。而且如果參照市盈率出售，價格也不會低。 那麼，如何積極培育居民消費的資本性收入來源？ 夏斌：剛才講到，政府出讓一部分股份讓民間持有，只是改變了持有人結構，整個社會投資率並不變。培養新的居民消費的資本性收入來源：在4萬億元中間，2009年分一半，明年還有，應該“讓利於民”。只要能夠賺錢、有盈利的項目，都讓民間資金來參與，包括道路、交通等項目。地方政府不要發債去搞項目。其次，倒計時、限令有關部門盡快拿出放寬民間資金進入有關領域的方案。如果不行，委託市場機構研究。另外，培育資本性收入來源，即提高居民的財產收入來源，已寫入黨的十七大文件。但我們不應該鼓勵老百姓到虛擬資產中去，把房地產市場作為資本性收入、財產收入的來源，這對於長期穩定宏觀經濟非常不利。我們應該把房地產市場作為消費市場，不斷進行規範。再有就是加快戶籍管理改革。大城市一時是難以做到的，應先放開中小城市，讓一部分農民工賺錢以後到中小城市落戶。在發展中小城市城鎮建設的同時，推動城鎮消費，提高居民消費。抓城鎮化建設很重要，這是改變高儲蓄、低消費結構問題的重要途徑。總之，我認為關於提升消費的政策措施，應該像溫家寶總理講的“4萬億”投資“出手要快，出拳要狠”一樣，否則會耽誤時機。 企圖獲得一種基於迷信的“紅利”，一些人總要為自己的愚昧買單。 “不做基礎科學的論證，不以實證數據經過系統地研究而得出結論”，這折射到的究竟是什麼層面的問題？ 陳志武：我認為，這件事情反映了中國的教育體制問題。正因為中國的教育體系，從幼兒園到大學，不是培養人們去問問題、獨立思考進行科學地反思，而是一味地愚昧接受、死記硬背。所以非常遺憾，90年前的五四運動就提倡“賽先生”，而90年後的今天，整個中國社會還是一個更相信迷信、不相信科學的社會。相較於當時五四青年的先知先覺，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對不起那些先烈的奮鬥。 90年後我們擁有的現代化資源比起過去好多了，卻依然無法掌握“賽先生”的精神。追根究底，問題還是出在教育上。我們不妨再看看中國產業結構升級問題，這絕對是受到教育約束的一個典型。中國的教育側重硬技術，由此產生的人才結構，使中國即使想實現從製造業到服務業的轉型也非常困難。從上幼兒園到讀研究生，中國教育一直強調死記硬背應對考試，強調看得見摸得著的硬技能。這樣的教育體制使中國差不多也只能從事製造業。 建立創新型社會必須側重思辨能力的培養，也必須重視綜合人文社會科學的訓練。只看重硬技術、偏重訓練工程思維，這樣離開市場和人性的研究，難以建立價值。西方的情形則不然。為了支持以服務業為主的創新型社會，美國自幼兒園開始，思辨能力的訓練就是教育的重點。學校要求在四年級以前，就要讓小孩掌握科學方法，主要分五步：一是問題的提出，就是為什麼；二是根據問題，進行邏輯推理；三是為證明自己的假設，去收集實際數據；四是分析，根據實際數據證明假設的正確性；第五步是總結，把所有的過程記錄下來，得出結論。我的兩個女兒從小接受美國的教育。到四年級時，她們已經把科學分析掌握到看待任何事情，變成一種本能的思辨能力，每當看到一個東西不是馬上接受，而是問：為什麼？所以，美國的教育不是為了考試，而是讓人學會思辨，培養頭腦分析能力，避免被愚弄。思辨能力的培養，讓學生聽到任何話都自然去懷疑、審視，然後去尋找證據證明這個話在邏輯上、事實上或數據上是否站得住腳。這種習慣看起來簡單，卻是培養自主思考非常重要的開端。 同時，還能夠把思想表達得很清楚，給人以足夠的說服力。但現在中國社會的教育還不甚樂觀。比如，在申購股票代碼時，大家都不喜歡以4結尾的數字，而是喜歡8和9，沒有人會懷疑以8和9結尾的股票的回報。後來，我和北大的一位教授做了一個研究，結果表明以4結尾的股票長遠回報卻更高。企圖獲得一種基於迷信的“紅利”，一些人總要為自己的愚昧買單。這說明中國還不是以“賽先生”占主導的社會。在經歷了200年全球化的運動之後，西方文明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但是在人們一時還沒有弄明白、甚至一些決策者還沒有弄明白的情況下，卻發現落後的體制並沒有妨礙到中國科學技術和經濟規模的發展，照樣讓過去30年滄海變桑田。這令人感嘆，因為全球化的好處在於，先進的經濟基礎可以模仿，由此實現飛速的增長，這也是中國所謂的科學家、工程師沒有完全理解“賽先生”精髓的原因。畢竟，一個工程師也許不需要搞清楚真理，只要你會照著原理製作，完全可以生產。正是全球化所帶來的自由貿易和世界軟秩序，才使得中國可以在短短30年內，實現如此飛速的發展——以至於更多的人開始麻木起來，不去追問“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