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八章以人為本：下一個三十年的重心是“富民”

如何降低失業率，提高經濟效率？從凱恩斯理論及菲利普斯曲線看到的，現在一是失業率的問題，二是通脹的問題。中國失業率已經在提高，而股市、樓市卻在漲，這會不會構成滯脹的因素？從總供給角度看，應該怎樣調整宏觀政策結構，降低失業率，來提高經濟效率呢？ 劉偉：股市、樓市是一個資產品的價格，相對微觀，暫時還無法構成整個經濟的滯脹。宏觀地看，物價總水平和失業率的提高並行就是滯脹。物價總水平、宏觀問題講的不是股市或樓市等某一個產品。因為滯脹的局面很複雜，宏觀政策選擇起來也很困難，所以現在就要考慮：第一，這一輪拉動增長的效應能否盡快顯現出來，增加就業。如果顯現得越快，就表明恢復得越好（即使出現通脹），我們政策掉頭時候的“本錢”就越大，這就得通過把宏觀政策搞得很緊來治理通脹了；第二，如果這一輪政策下去帶來的增長不大，失業率不低，通脹一來就不敢大手筆地治理通脹，那是因為失業的壓力太大了。因此，這一輪宏觀政策的選擇和拉動增長的效應，對未來經濟效率的提高至關重要。控制滯脹必須提高經濟效率，此時要特別考慮這一輪刺激經濟增長的效率情況。

因為未來出現滯脹的關鍵是成本提高，包括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資本品的價格、生產資料投入品（煤電運油、上游投入品）的價格。特別是在這兒，一方面資本品、稀缺品的價格在提高；另一方面，關鍵是人們掌控和使用的效率能否提高。滯脹的要害是成本推動的，那就是成本在提高，產出沒有壓住它。所以要特別突出刺激經濟增長的效率情況，技術含量、投入產出比越好，未來滯脹的可能性就越小。目前在效率方面實在令人堪憂，包括過去一些被禁止和限制的項目，現在也因為保增長而紛紛上馬。這是近期的問題，可以理解。這屬於短期對付危機的手段，但是中期不能如此，否則又會形成新一輪的次貸和低效率。所以，這次宏觀調控中央有很大的變化，叫“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調結構就不是需求方面的，而是供給方面的，不是短期的而是中長期的。結構變化是效率提高的函數，即由於效率的改善，在部門之間、地區之間、企業之間效率改善的速度和程度不一樣，使其在國民經濟中成長的競爭力不同，然後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就有了結構性的變化，包括地區結構、行業結構、企業結構。

所以結構變化是效率改善的結果。由於效率改善不同，國民經濟表現出結構也開始變化，而效率改善是建立在技術和製度創新之上的，這兩者是中長期的事情，而不像刺激總需求那樣，措施一下去就見效。從總供給角度調整結構，提高效率，就需要技術和製度的改變，所以要把近期和中期的任務銜接好，把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總量擴張和結構調整、速度提升和效率改善，統統銜接好。這才是在能夠有效地保增長、擴就業的同時，避免未來中期出現滯脹的根本辦法。近期威脅主要是衰退，中期主要是滯脹。治理衰退就是刺激總量需求，但是治理滯脹就不是總量的問題了，而是供給問題，就要有結構的變化、有效率，這樣才能把成本降下來。破壞一樣東西很容易，建設一樣東西卻很難。我們為實現階段性任務和主要矛盾的解決而有所側重，的確可以理解，但破壞一樣東西很容易，建設一樣東西卻很難。

在“危機”、“復甦”等語境下，會不會出現違背科學發展的基本原則、以保增長為名推遲改革等一系列問題？ 劉偉：這是兩個問題。增長問題只是宏觀目標、政策傾向問題，而社會問題分為增長問題、發展問題、體制問題。 體制問題就是這次經濟危機會不會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產生影響。這次危機是一百多年來西方最大最深刻的危機，也是西方對中國影響最深刻的危機。本質上講，它對西方世界的經濟體制提出的挑戰，恐怕也是極其深刻的一次，由此對中國體制改革的影響也可謂空前。從西方經濟的製度演變和政策方式演變看來，它始終有一個經濟哲學的分歧，也就是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理性干預主義兩個陣營的爭論。從資產階級產業革命開始，經濟自由主義是以英國工業革命為背景的古典經濟學。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倡導經濟自由主義，叫做“看不見的手”，這是最典型的例子。當時的觀點主要是戰勝兩個東西，一個是封建的、專制的政權，即資產階級革命；另外一個從政策方面，它實際上是反法國的重商學派。在英國的革命之前，重商學派是主張乾預的，認為財富的源泉來自於國際貿易，那麼國家就是最大的獲得財富的動力，國家肯定要做主導了。當年英國財政大臣提出一系列的財政保護措施及國家主導的國際貿易政策，即後來所謂的重商主義。

所以，英國產業革命實際上宣告了商業革命時代的結束，它以經濟自由主義主張，既反對封建專制，又反對之前法國國家干預的政策主張。在此前後大概有100多年的歷史，最後經濟自由主義取得勝利。這既是對封建時代、也是對重商主義的一個勝利。這是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到19世紀中後期，伴隨著第二波世界強國的崛起，德國和美國逐漸嶄露頭角。但是它們的工業化比英法要晚，在19世紀起來時不能主張自由競爭，因為它們的資本力量比英法要弱，所以要追求國家保護。德國的歷史學派、美國的製度學派，當時就提出來國家要干預，所以德意志始終對國家意志很強調。這時他們對經濟自由主義就提出了懷疑，國家干預主義的思想開始形成，但是沒有佔統治地位。

不過，到了1929～1933年大危機，表明市場自發的自由是有問題了，就產生了凱恩斯革命，國家理性干預主義就開始出現，取代了英國經濟自由主義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這是第三階段。第四階段，經過“二戰”幾十年就出現了滯脹，凱恩斯主義逐漸失靈，就形成新自由主義學說。上世紀70年代以後，在整個西方，新的經濟自由主義重振，強調產權問題、市場自由競爭，因為它們覺得國家干預主義也有失靈的時候，而且問題更大。這一次是第五次，經濟自由主義遭到了新的挑戰、新的懷疑。出現危機之後，大家都在檢討自由競爭是有一定問題的。 1999年美國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即《1933年銀行法》），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美國的金融機構開始轉向混業經營，監管機構由分業監管變為功能性監管。

這是一次監管制度的變遷，同時也導致了金融衍生品的過度創新而監管制度不成熟不完善的困境，這也是金融危機失控的一大原因。而21世紀的這次危機我們也會迎來一場新的製度革命。特別是金融衍生品的市場，過分泡沫化，過分地交易，造成市場中的種種問題，諸如，信息不對稱問題、欺詐問題、道德問題、投機問題、約束問題等等。這就表明在現在經濟中，發達市場就有發達市場的缺陷。由於這次危機是一百多年來最大的危機，將會導致西方經濟學理論又一次大的變化，又一次重新的思考，但是理論變化有其滯後性，並不會馬上產生。而這次危機對中國製度的影響恐怕也同樣是空前的，大家多是關注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其實已經影響到了體制問題，且要比增長問題的影響更深遠。因為中國正處在一個特殊的改革歷史時期，即市場化的歷史進程當中，危機對未來中國經濟改革的走向可能影響很大。這個意義非同小可。

社保可能不僅沒有增加儲蓄，反而有可能減少了儲蓄。眼下，人們對中國經濟出現的問題有著形形色色的論斷。我認同您的一個觀點：國內經濟危機的根源早就存在，美國金融危機只是雪上加霜。以您的觀察，國內經濟的問題到底在哪裡？ 白重恩：沒錯，對於中國，金融危機僅僅是雪上加霜而已。外部需求的問題開始產生影響，但是我們的內部需求也有很大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資產市場方面的泡沫，即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當初股市從6000多點掉到1600多點，這顯然是泡沫，即使沒有金融危機也是要破滅的，房地產也是如此。為什麼會有這個泡沫？可能和金融危機有同樣的根源。美國貨幣供應過於寬鬆，我們也隨之寬鬆，而且中國的匯率沒有那麼大的靈活性，我們總是跟從美國的貨幣政策。這個問題更嚴重在於，在中國貨幣靈活度欠佳的時候，很多人想趁機升值，於是大量熱錢流進來。從中長期上說，這兩個泡沫即使不破滅，國內的需求也是遠遠不足的。

近期的原因，是兩個資本市場的泡沫破滅，使得短期的需求被壓抑；長期來說，過度地依賴出口，依賴投資，原因就是消費不足，這是很明顯的理由。問題的根源在於，為什麼老百姓不去消費？以前老百姓謹慎消費，就是因為沒有社保，沒有醫療保障，為了防患於未然，不敢消費。但是，我覺得這不是主要原因。現在看來，是社保繳費比例（費率）不甚合理。因此，社保可能不僅沒有增加儲蓄，反而有可能減少儲蓄。我們來算一筆賬。以完全參加社保的單位來說，養老保險單位繳納20%、個人繳納8%，總共28%；醫療保險，單位6%、個人2%，其它總共加起來“五險”大概40%左右。然後再看住房公積金，當然不同的城市不一樣，以北京市為例，其單位繳納12%、個人12%，總共24%；“五險一金”大概60%左右。這一部分錢來源於消費者自身，繳作社保後，消費者就無法再支配。比如，住房公積金可以貸款買房，可是買完房之後還要繼續繳納，這部分錢就無法支配。所以，消費者可支配的收入因此而減少。沒有社保的時候，居民會刻意地儲蓄，會為養老、醫療做準備；可是有了社保之後，人們還是要儲蓄，因為手上的工資相對減少了。

比如一個40歲的中年人，假如已有房產，養老保險要繼續交到20年以後，他不知道那時能從中拿回多少錢，而他儲蓄的時候並不把這筆錢當做自己的，他覺得為未來的養老還要存足夠的錢。我們是期望養老保險能減少消費者的儲蓄的，現在社保把這部分錢拿走以後，人們還要儲蓄，由此可能減少消費。所以，我認為社保繳費很大程度上擠占了消費者的消費空間。事實上，個人所得稅起徵點的上調，其影響是很小很小的。比如起徵點從2000元增加到3000元，就是調高了1000元，而所得稅的最低稅率只有5%，也就是較低收入者少交50元，其對消費者的影響可以說微不足道，而且收入越低者受益越小。社保繳費是一種隱性的勞動稅收，而且“稅”率很高，個人所得稅與之相比就不算什麼了。可是社保不一樣，60%多的份額，這裡拿走的是大頭。之所以人們對它的關注不高，主要是因為社保很大一部分是企業繳納的，很多人就認為企業繳費跟自己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從經濟學上講，企業繳和個人繳沒什麼區別，最終都屬於企業勞動者成本與勞動者收入之間的差額。假如企業沒有社保繳費的負擔，企業就會增加員工的工資待遇。所以，這個錢名義上是企業繳的，其實是從消費者口袋中掏的。

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什麼？您對中國經濟下一步的走勢有何看法？ “五對”思維會進一步發揮功效嗎？ 艾丰：這次經濟危機不同於1929年的那場危機，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由美國經濟模式出了問題而爆發的經濟危機。美國經濟模式就是超前消費，整個國民就是超前消費。美國人從銀行借的錢超過往銀行存的錢。美國政府是世界最富的政府，可是它也是藉債最多的政府。掙500花1000，能夠持續下去嗎？中國的問題是國內需求不足，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城鄉二元結構。我國農民的購買力太低了，要以城鄉一體化改變城鄉二元結構。這個問題存在多年了，這次金融危機逼著我們必須盡快改變這種狀況，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金融危機也是一件好事。需求不足主要是農村消費不足。 1998年，我向中央提出加快城鎮化建議，後來寫入第十五屆三中全會文件，特別指出農村不光是解決農業的問題，還應解決拉動全國經濟的問題。因為中國主要的問題是要變成一個以內需為主的國家，而不是依存度過高的外貿國家。中國農民當務之急是增加現金收入，那麼就必須推進城鎮化。近20年來，中國城鎮化的模式也有問題，幾乎等同於剩餘勞動力外出打工，其實大多數回過頭來，身份還是農民，只不過是勞動力的局部轉移。艾丰：那不叫城鎮化。城鎮化的嚴格意義是農民變成城鎮居民，它的家庭必須是生活在城市，生產和消費模式必須城市化。增加農民收入的唯一道路就是減少農民。長遠來看，就要採取“以一對二”的政策，一體化代替二元化，必須改變二元化。城鄉一體化的概念很早就提出來了，但是這些年的政策一直斷斷續續沒有銜接，各方面沒有綜合起來的意識。 比如，我們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縣域經濟，這兩個口號就沒有銜接。其實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重點應該是發展縣域經濟，建設村莊、撥款修路都是起不了大作用的。我們知道，縣城是城鄉結合部，它有工業、商業和服務業，也可以直接聯繫農村。如果縣域經濟發展起來，就可以作為突破口，比較快地解決城鄉一體化問題。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是不可能解決城鄉一體化的問題的。農民收入低就是因為勞動生產率低。我們的小麥好的畝產可以達到2000斤，畝產已經很高了，但是農民為什麼還窮呢？因為土地少。澳大利亞小麥畝產150斤，為什麼還一直出口啊？因為它的人均耕地面積達到2000畝，勞動生產率高。意思就是不減少農民數量，生產效率就提高不起來，農業就業沒有太大需求，必須轉移出來。城鎮化之後就形成了規模，才會有廣大的縣型級的工業化和現代商業出來，沒有聚集不可能有現代商業，農村沒有第三產業。現在大村莊制也是集中化和規模化的思路。 在經濟模式方面，過去這些年，中國經濟主要靠投資，特別是靠政府投資帶動。由投資帶動以後，產生很多製造生產能量（產能）。產能增加這麼多以後，就得靠出口市場帶動整個中國生產鏈的不斷上升，以這種方式給製造業工廠提供銷售渠道。但是有一個問題，過去的經濟增長模式對出口、對投資的依賴度這麼高，如何能長久持續？ 陳志武：過去十幾年，很多人在呼籲，包括發改委也呼籲了多年，要改變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過度依賴出口的現狀，必須要調整。當然，過去30年之所以能夠通過不斷投資、不斷興建基礎設施、不斷擴張產能來發展經濟，能夠不斷實現經濟增長，非常關鍵的一個原因就是全球化帶來的市場範圍的擴大，讓中國的產品賣到世界各個地方去。但是現在，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我們發現這個出口增長原來並非沒有上限，不是可以無限延續下去的，到今天，再讓海外出口份額往上升很多，已經越來越難。 綜上考量，為了長久持續地增長，必須改變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具體講，就必須從事下面兩方面改革。 第一當然是民主憲政方面的改革，這是最直接約束徵稅權、約束政府管制權的無限擴張並對財政預算過程進行更透明監督的必要條件。 第二就是把剩下的國有資產包括國有企業股權注入到32個國民權益基金。一個是全國性的國民權益基金，即把剩下的138家央企產權以及中央部委所屬的國企股權，都注入其中。然後，把這個國民權益基金的股份平均分到13億公民身上，這樣才真正實現了“全民所有製”，就是把原來的“全民所有製”理想中還沒有到位、虛的全民“所有者”給具體落實到每個公民身上。再然後，就像現在的公眾股權基金一樣可以交易。另外，在31個省市分別成立各省市的國民權益基金，把各省國企資產都注入其中，每個省的國民權益基金基本上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這樣一個原則，比如按6∶4或是7∶3這樣的比例，將各省國民權益基金分到所有公民手裡。最好是允許國民權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我知道，關於這一方案已經說了一年多，有很多不同的反應。有人說，這些國民權益基金交易起來很難，因為有13億人口。其實，我覺得，在操作層面上，今天的中國證券市場和基金行業已經走得很遠了，到現在本來就有1.5億左右的基金賬戶。所以，既然這些銀行和基金管理公司能夠處理好1.5億個基金賬戶，處理13億國民權益基金賬戶，在規模、難度上應該是相差不多。 國家富有了，接下來關鍵是老百姓富有的問題。應該說，現在中央高層已經非常重視內需問題，從戰略到政策，都不遺餘力地把啟動內需放在重要位置。 魏杰：啟動內需的主要途徑無非就是投資和消費。投資見效比較快，消費見效比較慢，投資差不多6到9個月就能見效，也就是2009年6月份就能見效。見效意味著市場開始回升，如鋼材、水泥6月份可能首先回升，其它產業隨之回暖，作用開始釋放。消費比較慢，最快9個月，最慢一年以上。所以，我們先啟動的實際是投資。我把投資分三種：一是民生投資，就是你說的公共產品投資，如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社會保障、基礎設施，主體是政府；二是生產投資，是對生產的投資，主體是企業；三是資產投資，是對股票、房產等的投資，投資主體是公眾。這三種投資中，政府首先能做的是民生投資，因為政府是投資主體。問題是，僅僅靠民生投資還不夠，因為民生投資只佔社會總投資額的30%左右，還是不能拉動經濟增長。而且，民生投資雖然對經濟增長8%有意義，但對企業解困和消費上升意義不大，必須三種投資都啟動。 但是光靠投資應該還不夠，最終還須消費來支持。如果消費不支持，需求不可能維繫。消費又分三種：一是收入型消費，自己掙錢來消費。收入型消費的關鍵是收入，收入提高，消費就上升；收入不提高，消費就萎靡。提高居民收入才是根本性的問題。我們之所以長期內需乏力、一直依賴出口，原因就在財富分配上面，即國家拿的太多，居民拿的太少。所以，應該大幅度減稅、免稅、提高個稅起徵點。如果不調整國家和居民的分配關係，就不能增加消費、拉動內需。二是信貸型消費，就是藉錢消費。比如按揭買房。因為不動產消費主要靠信貸型消費，推動不起來的話也不能拉動內需。三是預期型消費。人的預期決定消費：預期好，消費就高；預期不好，消費就低。這個因素也很重要。預期型消費涉及到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如果社會保障很好，人的心理預期就好，居民就敢於消費；反之，預期悲觀就拒絕消費。比如現在降息，國家大幅度降低存款利率，老百姓是很緊張的。國家可以降低貸款利率，但不能降低存款利率，可以貼息，因為存款利率是老百姓的自我保障，降低存款利率實際上是把老百姓應該得到的錢拿走了。 經過30年改革開放，國家富有了，接下來關鍵是老百姓富有的問題。老百姓不富有就沒有消費，沒有消費就沒有內需，沒有內需就依賴出口，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30年來，國家創造的財富是龐大的，但老百姓享用的財富卻是很小的一部分，比例嚴重失調。經濟增長8%的核心問題是為了就業，但這次就未必。 中央政府推出“4萬億”救市計劃後，地方政府也相繼配合18萬億的追踪項目。考慮到經濟慣性很大，近期出台這麼多宏觀調控政策，會否導致2009年下半年經濟過熱，有無引發新一輪通脹之憂？ 魏杰：對於這次救市政策，我有兩個方面比較擔心。 一是過去控制地方政府搞投資，以防過熱；現在全放開了，鼓勵投資，那麼就可能出現許多沒有效益的形象工程。一些地方政府對增加居民的收入沒有積極性，對解決社會保障沒有積極性，而熱衷的是基礎設施，因為硬件建設內藏權錢交易。這樣一冷一熱就會有問題，明擺著是GDP提高了，但最後留下一大堆沒有效益的公共產品。 另一方面，由於國家此次啟動的貨幣政策力度很大，2009年貨幣供應量將增長17%左右，多發行貨幣就等同於貶值，等於給所有人上貨幣稅，而且給窮人上得最慘，所以我擔心2012年中國還會出現通脹。 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就是“保8”，因而8%的增長率被業內默認為我們經濟增長的底線。其實對發達國家而言，經濟增長一至兩個百分點，就已經很熱了，那中國為什麼要強調8%，低於8%就不行嗎？ 魏杰：之所以說保增長就是“保8”，原因是我們國家有個數據統計，就是只有經濟增長8%才能新增就業人口一千萬，其核心問題是為了就業。但這次就未必，因為8%的增長率是建立在大量中小企業生存，大量民營企業、出口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運作這個環境基礎上的。而這次要靠基礎設施拉動，就不一定能解決就業，對增加就業作用不大。所以，我非常不贊成8%的提法，而應當是“保就業、啟內需、調結構”。因為保增長不一定能保就業，那麼就要明確提出保就業。 保就業就是保企業，就業95%靠企業提供，企業都倒閉了，怎麼去保就業？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後，我們是依靠房地產和出口拉動8%的增長率的，因為房地產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同時出口又是大量的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可以容納一千萬就業人口。但這次不一樣，因為房地產和出口企業都陷入了危機，所以核心問題就是要明確保就業。我們注意到，最近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很多專家提出了要放棄簡單的追求GDP的觀點，呼籲堅持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淘汰落後產能，不能因為暫時的困難而放棄經濟轉型的機遇。 現在我們這次把調結構作為政策之一，調結構應該是市場行為，為什麼要提呢？因為我們是強調政府，為了盡快把經濟拉動起來，就要強調政府在結構上的作用。最近提出的十大產業振興計劃，都是政府計劃，而且是不計效益的，可能政府投入很大，但是企業卻沒有感覺到。實際上經濟增長模式在市場的作用下是必然要變遷的。在目前情況下，政府只要做到公共制度政策的製定就行了，不要過多地沖在第一線，把自己作為投資主體、技術創新的主體，否則就容易出問題。我們現在的創新成了一種意識形態，而不是企業行為，其結果就是不利於整體的經濟調整，最後可能是越調越糟糕。現在怎樣度過危機？我們有兩個對立的選擇：一個是加快改革，一個是恢復傳統體制。有人感覺我們現在有種恢復傳統體制的傾向，有點兒計劃經濟的影子，每天打開電視都是政府在救市，很少看到市場主體的情況。 中國第一、二、三產業觀。您如何看待中國過去60年的產業變化？ 黃桂田：我認為發生了兩個重大變化。第一個變化是製造業經過60年工業化的進程，使得我們的製造業進入了重化加工階段。 60年發生了階段性的變化。對重化加工業比重的上升，大家通過國家統計局公佈有關的產業數據都可以了解到，靠這種變化，新世紀以來在工業結構中重化加工業的比重超過60%，一直持續到有數據的2008年底。我只談我自己的判斷。我認為這是幾百年來或者6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值得驕傲的變化。作為一個大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工業結構呈現出的階段性變化和先進的發達國家在發展中所呈現出來的規律性的東西是相適應的，這是了不起的成就。我們在1953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規劃選擇了重工業發展戰略。計劃經濟時代有正面意義，利用建立健全國民經濟體系，尤其是對中國的規劃體繫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這也帶來了一系列的負面效應，這在現有大量發表的文獻裡都可以看到。 改革開放以後，我們放棄了人為選擇的發展戰略，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調整。這個發展從上世紀90年代末到現在重化工業在不斷上升，這是作為一個大國在發展過程中不可跨越的階段，這是令人高興的變化。另外一個變化是第二產業、製造業。製造業的生產要素替代程度發生變化。 我們一般把產業按照不同的標準、不同的角度分類。其中有一種分類是按照產業使用相對要素的比例把產業分為所謂的勞動力型、資本力型、技術力型。到底中國的製造業是否發生了生產要素相對集約程度的變化？ 黃桂田：在官方研究和民間研究機構到目前為止都看不到。最近我領導我的研究團隊做了一個研究，使用聚類方法，用我們自己設計的軟件以中國的1993年到2007年30個大的行業、製造業，其中28個行業作為樣本，討論1993年到2007年這個時間段裡，中國的28個大類製造業的生產要素集約程度的變化得出的結果，顯示生產要素結果已經發生了變化。 1998年28個大類都是勞動密集型，所有生產要素裡勞動佔的比重大。這是大家普遍認同的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製造業參與全球化進程，勞動力豐富、勞動力便宜取得今天在國際中相對的地位。根據我們研究的結果發現，從1998年開始，這28個大類製造業逐步向非勞動產業轉移。 2007年底28個製造業裡有19個已經轉成非勞動力型，只有9個仍然保留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特徵。並且這樣個轉移在發生變化。大家知道製造業裡如果資本、技術、這種要素比例在上升，而勞動相對比例在下降就意味著一個產業業態在發生變化。 這種變化怎麼看？一方面說明中國的產業尤其製造業在升級。由原來的勞動力型向非勞動力型轉移，資本的要素在替代勞動要素，這是產業鏈發生變化重要的方面。是改革開放30年乃至計劃經濟時代30年，60年時間從1949到2009這段時間中國的產業在發生著變化。這種變化是重化加工業的比重在上升。另外一個變化就是非勞動力型的製造業比重也在上升，這是了不起的成就。 在這樣的變化中，對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將會產生什麼樣的負面影響？ 黃桂田：到2049年，正好是新中國成立100週年。過去60年以偉大的複興帶動了基礎，但是未來40年面對的問題和任務仍然非常沉重。未來40年我們要基本實現市場化。大致到2020年要建成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2030年我國基本進入後工業社會。 2049年21世紀中葉基本達到像80年代初期鄧小平提出的趕上發達國家水平，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為了實現百年夢想，中國產業在發生著積極的變化，這種變化可能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在第二產業、製造業所需要的生產要素、勞動力比例在下降，資本、技術比重在上升，這就有可能製造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是下降的。隨著技術的進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進一步加速，競爭進一步強化，資本和技術對勞動的替代可能會加速。這可能是中國在未來40年左右時間實現百年夢想過程中，在經濟和社會發展裡，在結構上要考慮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怎麼解決呢？大家都談到了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服務業分為不同類型，現在可能變成非勞動力型，比如銀行業過去是手工操作，現代技術等因素在替代原來的手工操作。銀行業也可能發生替代的變化。比如紡織業按照我們的觀念就是勞動密集型，食品加工業已經轉成非勞動密集型了，大家會懷疑紡織業也會變成非勞動密集型嗎？規模以上的紡織業基本實現了半自動化。食品加工業也是這樣的，比如奶製品，相當一部分已經實現了全自動化。這是國際經濟競爭加劇導致我們的產業在發生實質性的變化。第三產業相當一部分也在發生變化。我們籠統地說中國的第三產業是勞動密集型，其實第三產業中相當一部分也變成了非勞動力型。要解決中國的就業問題，就要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最重要的就是要推進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到目前為止中國城市化水平不到50%。按照十一五規劃2010年年底中國城市化目標是47%，只有大幅度提高城市化水平才能使勞動密集的服務業有支撐。中國到目前為止，城鎮化成本太高，如果不大幅度降低中國城鎮化成本和體制變遷，可以用城鎮化進程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緩解就業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