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五章金融創新：別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金融陰謀論在中國為何流行？據我所知，您的《金融的邏輯》，主要是根據當前中國熱點問題，基於金融學邏輯，對轉型期中國社會經濟所作的冷峻思考，得以在金融危機拐點乍現的背景下出版的。 陳志武：是的。有本給公眾產生了諸多誤導，不少朋友都一直考慮如何理性回擊。因為它本身就是“歪門邪道”，就像看金庸的小說一樣不能太當真。其實，作者對現代金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對金融交易和金融市場對於社會的貢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理解都非常欠缺。我覺得，他給中國開出的藥方是不得要領的。針對於此，《金融的邏輯》更多從正統、正道的角度來理解金融，包括金融到底是怎麼回事、怎麼才能經營得好；而不是那種從上往下看，講一些金融大家和金融財團的歷史，內容充斥著剝削和陰謀的論調……那樣導向不好，不能給後人一個學習的機會，也會對領導層的決策產生誤導。幾個月前，大家一談起美國的金融，還都想到的是“危機”，實際上危機在3月份已經探底。兩個月前，實體經濟已經明顯復甦，估計美國經濟三季度會有2%的增長，這使得人們對美國金融負面的態度也開始發生變化，回歸理性的認識。

在這種背景下，《金融的邏輯》出版，也能夠讓公眾從更理性更具有建設性的角度來看待金融。其實我本人也沒有想到，出版的時候會遇到這個轉折點。不過話說回來，關於金融的陰謀論，在中國為什麼能夠這樣流行，是因為中國社會總體上還存在著比較相信迷信的風氣。那種陰謀論，與其說是科學的理論視角，還不如說是一種迷信。像所宣稱的，一小撮金融巨頭掌握了眾多的金融資源，具備了巨大的金融實力之後，可以產生巨大的控制能力，由此剝削了社會，控制了政治，引發了戰爭。這些聽起來貌似很過癮，但是，沒有講清楚的是，這些人背後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就像我們當年教科書的邏輯：西方的跨國集團總是在掠奪、剝削，如此定調之後，卻沒有給中國社會以及學界一個機會反問——為什麼這些跨國公司在中國會經營得很好？因為，跨國公司面臨的政治、文化、制度環境，包括人種環境，這些因素都是非常不利的經營因素。這些公司到了國外之後，是怎樣克服方方面面挑戰的？包括他們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和禮儀安全，他們有些什麼技巧和方法去開拓市場？這些都值得我們學習。

以前，沒有從另外的角度來問這些問題，所以沒有給知識界學習的機會，以至於中國的公司今天要走出去的時候，回過頭來看一看，原來的教科書和教育裡面，沒有可以給中國的公司提供什麼幫助的。沒有讓海爾這些公司走出去的時候，吸取西方跨國公司的經驗，減少交學費和少走彎路的機會。原因就是以前的西方式掠奪、帝國主義陰謀論的宣傳教育所致。歸根結底，是沒有給人們問為什麼的機會，也就是英文講的“why”和“how”。連提問的機會都沒有，就沒辦法去學習，更無法挖掘背後的知識和道理。 一書中，“揭秘”了美聯儲為“私有的中央銀行”。以金融的邏輯來講，這個問題該怎麼看？ 陳志武：這是作者蒐集的原始資料裡面，很大的一個誤導人的地方。他本人一直強調一個基本前提，就是貨幣的發行權必須掌握在政府和公權力的手裡。根據這個假定，他看待美聯儲和英格蘭銀行，不是以歷史演變為背景，而是以現在的政治格局作為一個價值尺碼看問題，這是非常誤導人的地方。實際上，在人類歷史上，貨幣發行權掌握在政府手裡，是近幾十年才出現的。

舉個例子，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存在好幾種貨幣，30年代更是種類繁多，中央和地方都在發行自己的貨幣。往上追溯至晚清和民國初期，山東省各個縣都有自己的貨幣，而且銀錢和銅錢彼此不同。有美國學者研究，當時貨幣之間的差價懸殊甚大，煙台等沿海地區的3000錢才換一兩銀子，內陸的縣可能是1500或2000錢換一兩銀子，差距懸殊卻同樣可以維繫下來。同時，內陸的銅錢和鐵錢相對受歡迎，而沿海的銀錢更貴，原因是跨地區的貿易，往往以銀子做貨幣兌換；而內陸的縣更多的是農貿市場交易，更受歡迎的是碎錢。中國古代的當舖、錢莊、票號等民間金融市場一直比較興盛，甚至很繁榮。尤其是到20世紀中期，各個省都有自己的紙幣和金屬幣，銀錢和銅錢的成色不同，比價差別也很大。因此，歷史上除了官錢之外，私錢歷來就有。西方國家也存在同樣的狀況。這其實和民主憲政有關係，當公權力受到社會制約太強的時候，有私錢做銀行，做貨幣發行，可以使中央集權受到老百姓的製約，不會把金融的財富全部集中到政府的手裡、給社會帶來巨大的公害。如果單獨存在官錢，朝廷轉移民脂民膏的能力達到極致，後果就難以想像。

所以，“陰謀論者”抨擊美聯儲是私人銀行的股東做起來的背景，一點都不奇怪，因為人類所有的金融發展史皆是如此。再者，對於私人銀行掌握貨幣發行權，人們不必看得那麼可怕，就像今天的香港，儘管貨幣發行權掌握在匯豐、渣打、中國銀行的手裡，並不是由政府公權力控制，但它的金融秩序、社會秩序照樣運轉良好。所以，私有銀行控制貨幣發行並不意味著其會濫用，因為有市場的力量來製約貨幣發行權。我覺得，人類幾千年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寧可把貨幣發行權留給市場、留給民間的金融機構，也不能完全掌控在公權力手中。至少因為市場的壓力，避免了許多混亂和風險。正因如此，山西的票號，多數時候還是經營得頗為興旺的。因為它們要想使自己的錢莊世世代代經營下去，就必須懂得信譽和聲譽的重要性；濫發票號，最後會導致自己的錢莊崩潰。事實上，的邏輯有許多隱形的假設，最後一概沒有解析清楚。整本書自始至終貫穿著一個基本的假設：民間私人銀行或私人股東掌握貨幣發行權，是絕對不允許的事情。我認為，這是一個很糟糕的邏輯。金融監管和金融創新，就是一枚硬幣的不同兩面。

在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之後，國內有些人開始有所膨脹了，普遍認為中國比西方將更快走出危機、更快實現復甦。遺憾的是，正因為這種經濟模式下的增長來得太容易、太迅速，反而使得國人易於虛妄，不去研究一些實質性的問題。 陳志武：因而，中國長期的經濟發展，接下來的道路，更需要的是製度機制的改革。民主法治才是更加基礎性、更加重要的工作。我最近接觸一些中高層人士，發現有的人已經開始飄飄然了。對他們講法制和科學，無疑是對牛彈琴。許多人開始對美國經濟危機幸災樂禍，但他們忽略了美國製度的修復能力。美國之所以成長為世界超級大國，絕不是偶然，背後的製度依賴和模仿是完全不一樣的。前段時間，我在做電視訪談時曾說，不要以為奧巴馬在走社會主義道路。因為從長遠來看，所有發達國家的成功，都是自由競爭的結果。美國雖然在上世紀30年代實行羅斯福新政，增加政府功能拯救經濟危機，但是到了80年代裡根做總統時就逐漸放鬆了管制，克林頓在90年代總體上沒有強化太多的管制，所以成就了美國真正最有活力和創新精神的自主創業輝煌期。

英國當年也是因為實行自由經濟才推動了18世紀、19世紀的繁榮，但今天的現狀卻很遺憾，原因是什麼呢？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英國的上市公司，前十位相當於所有交易量的70%～80%，剩下就是很小的中小企業。原來，英國在“一戰”和“二戰”之後推出了太多的政府管制政策，比如，英國股票要徵收05%的印花稅，這比現在中國的還要高得多。這些政策使得“二戰”後英國的資本市場停滯不前甚至走向衰退，逐漸被美國所超越。因此，從各國的發展經歷來看，政府管制得越多，越會損害一個國家的發展活力和新經濟的推進。在美國，1999年克林頓政府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以及其他一些相關法律中有關限製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跨行業經營的條款，從而使美國金融業從立法上告別了分業經營的歷史，邁向了混業經營的時代。

最初，《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又稱《1933年銀行法》)作為羅斯福總統上任後實施的新政策之一，起到了兩個方面的積極作用：一是符合當時的國家利益，與其他法律、政策共同作用，有效地遏止了災難的根源——資本市場的混亂，恢復了公眾對國家和金融體系的信心；二是法案只花費了較小的成本，受到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共同歡迎。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美國銀行界為了生存和發展，對《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所導致的缺陷進行了深刻反思，並開始想方設法避開分業經營的法律障礙，通過兼併投資銀行和金融創新等手段向證券業滲透。與此同時，美國金融界開展了由商業銀行發起、證券業與保險業隨後加入，遊說美國政府和議會的活動，要求取消跨業經營限制，修改直至廢除該法案，最終獲得了成功。但是，金融監管和金融創新，就是一枚硬幣的不同兩面。

所以，在1933年制定《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之後，美國國會又先後頒布了《1934年證券交易法》、《1940年投資公司法》、《1968年威廉斯法》等一系列法案，從而逐步形成了金融分業經營製度的基本框架。這一系列舉措，使得之後十年，美國的金融創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世界製造業經濟的業務逐漸轉移到中國之後，對美國經濟帶來了許多挑戰，逼迫美國的經濟結構開始調整，經濟重心開始放到金融、技術創新和銷售市場。上述制度架構的改革對於美國強化經濟競爭的優勢，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所以，這次金融危機不能問罪於美國的經濟創新制度，否則未來十年的經濟增長點更加是一個問號，更將失去應有的創新活力。重新讓美國回到製造業為主的經濟結構是不現實的，因為在勞動力成本等方面根本沒法和發展中國家競爭。另外，這次金融危機出現了跨行業的經營，完全放開之後，所帶來的交易鏈條的不斷延伸，由此導致道德風險和委託代理方方面面的扭曲逐步在放大化，因此這次危機及時暴露了問題，在更大意義上說這不是壞事。

從綜合經營直接就跨到了混業經營，進入混業經營之後，鏈條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果在綜合經營時代，功能性監管就有效，而在混業經營之後功能性監管也出現許多問題。但是，“9·11”事件之後美國又出台了一個《愛國者法案》，針對亞洲和非洲特別是中國的企業在美國上市投資做了一個非常大的限制。比如，中國企業要在美國上市，基金一定要在半年之前凍結，這會付出巨大的機會成本。您怎麼看待《愛國者法案》的問題？ 陳志武：你說的其實是一個很新的問題。早前我在瑞士日內瓦時，有一個非常深的感觸。當地的人口十分稀少，國家卻很富有，它們基本不製造生產什麼東西，當然也有世界流行的瑞士軍刀和瑞士手錶，但總體上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很小，主要發展依賴金融服務業。瑞士銀行業的發展，得益於發展中國家的製度缺陷。只要還有像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等一些對私人的財產保護不完善的國家存在，那麼，瑞士私人銀行的業務需求就會繼續高速發展，國家的經濟發展就有大量空間。

可以說，瑞士的經濟增長乃是拜拉丁美洲、非洲等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法制不健全、私人財產保護不完善的國情所賜。兩者恰好成反比。以此角度來理解《愛國者法案》，可以說，它相對於美國的金融業有利；但是會打擊瑞士的私營銀行，包括新加坡、香港，原本也想加入瑞士類似的金融業，來提供這種隱私保護的業務。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這種打擊對各國製度方面的競爭非常不利。因為像瑞士這種給發展中國家的富裕家族和法人服務的私人銀行，信用度會隨之越來越低。 實際上，原本這種金融服務業的存在，對於那些法制不健全、私人財產保護較弱的國家，形成了一種制度上的壓力。因為最終只要這些國家，在這些基礎制度上差別很大，那麼給瑞士這樣的國家帶來的製度套利的空間就可以很大。然後瑞士通過這種制度套利，給那些制度不健全、私人產權保護不好的國家產生很多壓力，這樣逼著更多的國家，包括中國，在私人產權保護和法制架構方面，盡量向所謂的國際水平靠攏。但是，有了美國的《愛國者法案》以後，逼迫瑞士銀行和全球所有的金融機構，必須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短期內製造一些GDP。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也許官方公佈的GDP有一些虛的成分，但是總體上，能夠看到的方方面面的跡象，表明經濟復甦是有希望的。 危機一來地方政府首先先救企業，這是不對的。具體而言，今後的改革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才能達到綜合疏導的效果？ 魏加寧：應對金融危機衝擊，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加固金融安全網。金融安全網有三大支柱，首先是審慎監管的監管體系，即銀監會；其次是擁有最後貸款人功能的中央銀行，即人民銀行；還有就是保護中小存款人利益、防範系統性風險的存款保險機構，現在中國還沒有。你看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立即把存款保險從20萬美元提高到25萬美元，加固存款保險制度；然後是德國，實行全額保險；澳大利亞也宣佈在三年之內實行全額保險；科威特也對存款進行擔保。大家紛紛這樣做，而我國到現在沒有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所以，這是中國金融安全網的一個很大的漏洞。第二件事，是要加強社會安全網的建設，也就是社會保障。 因為要調整，就會有部分企業倒閉，有倒閉就會有失業。現在很多失業民工提前返鄉，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即社會保險、養老保險都帶不走，社保沒有全國聯網，它不能跨省漫遊，這是亟待解決的大問題。民工退保，只能退自己交的那部分，企業交的部分帶不走。社保遲遲沒有全國聯網，這涉及到統籌地方之間，尤其是富裕區域和落后區域的利益平衡問題。像富裕的廣東省，省內之間的發展都不平衡，社保水平也不一樣，更不用說省際之間的問題。富裕地區不願背起外來人員的窮包袱，貧窮地區也沒有能力解決那麼多人的保障問題。所以說，與其把錢砸到項目裡鋪路架橋，還不如加強社會安全網建設。基礎建設還是不能最終解決問題，因為獲益的是國有大型企業，而民營中小企業很難分到一杯羹。 失業人員生活沒有保障、沒有吃、沒有住，就會產生許多社會問題，帶來諸多不穩定。現在的情況是，危機一來地方政府首先先救企業，這是不對的。在市場條件下，企業生死都是由市場決定的，政府去救企業，企業就沒有了效率，更會產生很大的依賴性和道德風險。企業經營不符合市場規律就會倒閉，關鍵還要看有多少企業新生。而政府要解決的是企業破產後，失業的工人要有飯吃，要有社會保障，它就不會影響社會穩定。所以當務之急是加固社會安全網，中央政府要加大投入。政府資金投在這兒，才真正是解決民生問題。所以第三件事，就是要扶持中小企業，建立一整套的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服務體系。包括，政府首先建立為中小企業服務的政策性銀行，中國至今也沒有一家；然後是成立小額貸款公司，把地下錢莊“暗翻明”，使之規範化，變成民營的中小銀行。成立擔保公司、互助合作社等等，可以探討多樣化的金融服務模式，來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 中國金融監管存在哪些問題？在政府大規模出台救市措施的特殊背景下，放開價格管制會不會提上日程？ 江平：我覺得逐步放開是符合市場規律的。當然現在情況不同了，前幾年是物價難以控制，石油價格飛漲，煤電價格也上漲。現在的局勢是產品價格下降了，由於價格難以控制所造成的危機已經小多了，所以現在是更好理順價格關係的時候。比如說，過去發電廠多生產一度電就要賠很多錢，現在電煤的價格大幅下降，這種情況基本不存在了。價格應該和成本平衡，不能說多生產一度電就賠很多錢，這必須要改變，要不然生產者沒有積極性，只剩下國有企業在搞，國家還得補助你。所以，我覺得現在是理順價格的時候，價格應該能夠更好地解決。煤電油運，這些最基本的一些民生產品，應該盡可能地符合市場規律。 關於政府現行的結構性減稅和推進稅費改革問題，溫家寶總理表示，2009年將採取減稅、退稅或抵免稅等多種方式減輕企業和居民稅負，促進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增強微觀經濟活力。究竟稅制怎麼改革，我覺得兩個問題可以考慮：一是中國現在的稅費問題主要是對經營者的徵收負擔比較重，過高的稅收肯定不利於企業的經營，尤其在金融危機大量企業倒閉的情況下，你不減稅免稅，就不可能有太多的積極性。因此，在這種背景下，國家應該扶持投資的積極性，還稅於民。二是縮小收入之間的差距，比如個人所得稅，2000元的起徵點也太低了吧？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國際金融危機還在蔓延，仍未見底。國際市場需求繼續萎縮，全球通貨緊縮趨勢明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外部經濟環境更加嚴峻，不確定因素顯著增多。”在這種形勢下，出口企業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不可預見的風險加大了，由於匯率、價格或者政府管制的原因，有些本來合同承諾的最後很難兌現。 如果需要法律環境來解決這一問題，就是你在訂立國際合同交易時，要把可能發生的風險因素歸納進來，這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加上在國際原材料價格波動的時候允許雙方再次談判，尤其是匯率大幅波動時要備註條款，這樣可以避免損失。所以，我們現在要更注意合同里面的預見性、科學性和準確性。在法律規定中，雙方發生了問題，合同就是唯一的依據啊。現在有《交易法》、《國際貿易法》，應該是有法可循的，關鍵是我們能不能定得更準確。我覺得這是大有可為的，操作性非常強。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央開始實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要求貨幣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一時間，地方債、民間金融迅速放開，但是這個沒有法律依據，到底地方是怎麼發行、發行多少、擔保的製度如何？在沒有法律保護的情況下，購買的人對於風險的預見性就不可而知，這種問題應該是從完善法制來推進。我們國家往往是因為改革，促進一些措施，先做後立法。實際上就是行政權力太大了，有些做法我不贊同。所以，雖然中國的金融問題不像美國的次貸危機那樣巨大，但是中國金融監管的問題依然堪憂，風險還是不能忽視的。 把過去以儲蓄為主的方式慢慢轉變為以投資為主。按照您的觀察，中國的金融體係經過十年奠基後會迎來一次革命性的變化，目前以銀行為基礎的金融格局將被徹底改觀，未來中國的金融體係將建立在以資本市場為中心的基礎上。您看好中國資本市場的緣由是什麼？ 吳曉求：中國金融體系的轉型是必然的，因為這涉及到金融功能的結構設計問題。我早前就曾說過，中國的金融體系應該從原來的以商業銀行為主體轉變為以資本市場為平台的結構狀態，但是金融危機發生之後，有人對這種改革的戰略目標開始出現動搖。因為危機發源地美國的金融體係就是以資本市場為核心的，所以這種擔憂可以理解。但美國如果沒有這樣的金融體系，也不會有後來的成就，反而會遇到更大的問題，現今的金融體系分散了這種風險。雖然美國的金融體系遭受到沉重打擊，但是它通過良好的金融結構設計還是能夠生存下去。可以說，以資本市場為平台的金融體系還是十分重要的。因為現代金融體系的功能正在由資源配置轉向風險配置，即金融體系如何使風險流動起來，把風險分散開來，這是其首先必須考慮的，這是現代金融體系中非常重要的功能和目標。 以前總是忽略這個問題，人們只知道配置資源，而沒有想到把全社會的資產通過證券化的方式流動起來，以分散風險。所以，中國金融體系除了需要有一個比較高的資源配置效率外，還需要有分散風險的功能。國務院批准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也是出於發展資本市場的戰略考量。因為沒有資本市場，很多改革就難以找到平台。比如工商銀行無法上市，商業銀行的改革永遠會是一個自我循環的改革，老百姓就買不到它的股票，也就難以獲得工商銀行的分紅，更獲得不了工商銀行資產的增值。同時，工商銀行也難以建立一個現代商業銀行體系，正常的業務就會受到許多干擾。一旦有了資本市場，現代金融體係就會慢慢構建起來，即使是在金融危機比較嚴重的時候。我本人確信這個戰略目標一定能夠實現。國內的一些學者，總是覺得中國金融體系應該以商業銀行為核心，因為銀行體系佔據了金融資源的80%。殊不知這正是我們需要改革的地方，也是中國金融體系落後的表現。我相信，再過二十年，通過金融市場配置資源的比例一定會超過50%，這是金融結構發展的必然規律。 那時，人們收入盈餘之後，第一選擇的將不再是銀行，而一定是選擇資本市場上的資產配置，以獲得一個比較好的收益。實際上也就是說，把過去咱們是以儲蓄為主的方式慢慢轉變為以投資為主。當然，這也是跟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息息相關的。生活水平高了，吃飯問題解決了，人們自然就會關注自身存量財富的增長。強國金融戰略要有一個發達的資本市場和本幣的國際化。 關於中國經濟的崛起，您提出，需要一種具有變革精神並順應現代金融發展趨勢的強國金融戰略。沒有推動金融結構變革的貨幣政策，就不可能形成強國的金融戰略。那麼，您認為當前的貨幣政策應該作何調整？ 吳曉求：中國貨幣政策的主要問題是目標比較實物化，關注CPI。有時候物價的變動和資本與貨幣關係不太大。比如說物價上漲5%，它是由通貨太多引起的，還是因為經濟結構調整引起的？這就需要研究；再比如說，2007年石油價格的大幅度上漲，的確會引起物價總水平的上升，但這可能與貨幣沒有太多關係。它是一種戰略資源，也是相對稀缺品。所以我認為，中國的貨幣政策除了要關注CPI，還必須關注金融體系結構性變化。 要推動金融體系的結構性變革，要關注資產價格的變化，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轉型。強國金融戰略最核心的問題是要有一個發達的資本市場和本幣的國際化。為什麼需要這樣的強國金融戰略？因為這種金融體系在開放條件下，可以將全球資源為我所用。如果既開放，流動性又好，中國的資本市場就可以吸納大量外部資金，顯然可以以此來推動中國經濟的增長。美國的發達離不開其強國的金融戰略。為什麼中國一直買美國國債，就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全球貨幣機制，加上美國有一個流動性比較好的金融市場，讓你不得不去擁有美元，不得不去投資美國市場。這就是強國金融戰略。當一個經濟體系越來越大，要想維持持續穩定增長，僅僅依賴本國的資源是難以維繫的，必須通過強大的開放的金融體系去吸納他國資源。像韓國、日本的金融體係就沒這個功能，基本上是通過非金融因素來維持15年的增長從而成為發達國家。但是現在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總體上看似乎進入停滯階段，這是因為沒有強大的金融體系。美國為什麼能保持一個世紀的增長？因為它後面有一個非常強大的資源配置機制——金融體系。再看中國，僅僅是人口資源、制度釋放，就足以維持15年的高速強增長。 但我們要思考的是如何保持100年的持續穩定增長。顯而易見，這就要在金融體系結構設計上有別於其他國家，要向美國學習。這就是我呼籲構建一個強國金融戰略的深層原因。在實施強國金融戰略的過程中，資本市場的風險將日趨國際化，市場波動會加大，這一點要有足夠認識。中國金融的崛起將要求我們加快推進民主法制化進程，絕不能出現某人一句話就改變規則的事情。當全球的投資者都跑到中國來投資，拿著你的股票、國債，這個時候你想隨意改變規則，那是不可能的！必須要按法律程序進行，必須按國際規范進行，而且信息還要透明。我始終認為，金融的開放和發展與民主法治社會的建設是相輔相成的。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國際化可能是中國社會民主法制不斷完善的重要推動力。這也許是中國金融體系的民主化過程。我們不就是要建成這樣一個社會嗎？如果說我與其他學者有什麼不同觀點，那就是我是從戰略的角度意識到：金融市場的發展，特別是資本市場的發展，是中國經濟崛起的強大動力，同時還是中國民主法治建設的根基。這次危機削弱了美國金融體系的競爭力，美國自身的政策也正在削弱美元的長期信用。 這就意味著原來的金融和貨幣體係出現了裂縫，裂縫給了新的貨幣、新的金融力量以成長的空間。中國恰恰可運用這個巨大的裂痕，來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來推動金融市場的大發展。 人民幣國際化是中國經濟新一輪發展強有力的保障，是強有力的先頭部隊，資本市場發展是中國金融崛起的主力部隊。中國中央政府2009年屢次出牌大動作，在國內五大城市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並力推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規劃。這些舉措，力度和意義都不可謂不大，但還是存在一種最基本的疑問：人民幣到底能否做起來？ 吳曉求：我相信人民幣能國際化。一個國家的貨幣要成為一個國際性的貨幣，它的產業必須具備特性和不可複制性。中國的產業目前雖然還不完全具備這一點，但是整個經濟發展形勢良好，加上人民幣具有較好的國際信用，同時美元的長期信用現在受到某種程度上的削弱，也就是說全球貨幣體系裡面已經出現縫隙，此時如果有新的穩定貨幣出現，就會慢慢被人們所接受。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的國際金融危機引發了各國對以美元為核心的貨幣體系多種弊端的深刻反思，鑑於這種單極國際貨幣體系的利己性、缺乏約束制衡機制、權利義務不對稱等內在缺陷，各國在不斷比較與衡量的基礎上，希望改革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當打破現有貨幣體系的收益大於成本成為一種持續預期，美元將無法再維持唯一國際貨幣的地位。世界貿易呈現出的多元化開放格局，以及世界金融儲備體系和世界貿易結算體系的變化趨勢，促使全球貨幣體系必將作根本性調整。從單極向多元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將會全面提升歐元、人民幣和日元等貨幣地位。人民幣雖然目前不是國際儲備貨幣，甚至還不是可交易的貨幣，但中國具有日益增強的綜合國力且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具有不容忽視的力量。 在重建國際貨幣體系中，中國一方面要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進程，整合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力量，爭取更多的話語權；另一方面，應該積極創造有利條件，加快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步伐，成為多元國際貨幣體系之重要一元。這次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對外貿易不可避免地形成負面影響，但就貿易結構來看，中國出口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及中低價產品，收入彈性相對較小，在經濟不景氣和居民收入下降時對這些商品的需求可能不降反升。同時，中國通過採取上調部分行業產品出口退稅率、改善對外貿易環境等系列措施，部分緩解了國際經濟形勢變化對中國進出口的影響。因此，金融危機之下的中國對外貿易，面臨嚴峻挑戰的同時也不乏有利因素。此外，危機反倒逼中國貿易結構升級，提高產品競爭力和科技含量，這將增強貿易支付的選擇權和貨幣影響力，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推進。中國要實現從大國向強國的轉變，必須解決貿易大國與金融小國的矛盾。這需要依托金融的崛起，而金融崛起則要求擁有國際化的貨幣環境。 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機下各國綜合實力此消彼長的較量中，總體而言，人民幣國際化機遇大於挑戰。如果要想牢牢抓住歷史機遇，貿易將是一個突破口。這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和地區結算、投資的使用範圍。政府近期公佈的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措施，從短期來看，主要是為國內的外貿企業規避匯率風險所採取的重要措施；長期來看，它是人民幣國際化邁出的關鍵一步。此外，中國還要積極穩妥推進亞洲區域貨幣合作，使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和地區包括整個亞洲率先實現區域化。最後，不僅在周邊國家和地區還要在世界範圍內，不僅在實體貿易上還要在金融投資上，逐步放鬆對人民幣兌換、交易的限制，最終使之成為完全可交易的貨幣和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當然，區域化只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非常短期的目標。我認為，到2020年，人民幣將成為全球第二大貨幣，目標也就是超過歐元。這一目標非常重要，中國在相當長時間不要成為老大，一定是美元在前面，中國排在第二。 因為，美國雖然遭受金融危機重創，但它畢竟是全球金融體系100多年的霸主，世界經濟格局短期之內難以撼動。中國若與之競爭，還為時過早，短期內的工作重點應該放在與美元共同發展上。不過，國際貨幣體系在未來一段時期有可能出現歐元和美元爭奪主導權、日元和人民幣伺機出擊的局面。最終能否出現多強鼎立的局面，仍將取決於博弈各方的力量消長。但從單極到多元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是必然發展趨勢。人民幣國際化需要一個具有足夠廣度、深度的金融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來支撐。發展資本市場，首先要通過持續加強制度建設和完善法制體係來實現規範發展，以有效解決資本市場下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從而增強對市場主體和資金的吸引力，實現資本的可持續流動，保持資本市場的健康穩定；其次，要完善結構，不僅注重股市，還要注重債市與金融衍生產品及市場的發展培育。在產品創新上把握尺度，加強產品設計各環節風險控制和風險管理；最後，制定全球化發展戰略，要樹立起大國心志、大國視野和大國責任意識，把中國資本市場培育成新世紀國際金融中心和全球重要的資產配置中心或財富管理中心。 創業板上市是否能解中小企業融資困境？ 目前，中國創業板上市的有關政策業已明朗化，但此前您卻認為創業板出台為之過早，不知您持此態度的緣由是什麼？ 吳曉求：我對創業板的理解經過了幾個階段。早期，從資本市場結構的角度考量，需要呼籲推出一個孵化中小企業的市場；之後，開始思考資本市場的風險結構設計，包括社會公眾、原始股東、風險投資應該承擔什麼樣的風險，這些是必須分清職責的。原來有觀點認為，創業板上市能夠解決中小企業急於融資的困境，我認為是不合適的。因為資本市場對融資的要求很高，實際上是一個並不便宜的融資渠道，它對股東的回報超過債務的回報。就是說，如果到銀行都融不到資的話，到創業板就更成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創業板政策的出台非常謹慎，到創業板上市還是有條件的，上市的條件雖然比主板低，但上市後的監管則更嚴格。第一，門檻不能太低。股本現在已提高到3000萬元，而且還必須有贏利要求，有一套財務標準，主要是為了過濾風險。第二，創業板企業上市之後，要對控股股東的減持行為進行嚴密監控。減持條件從理論上講要比主板苛刻，因為創業板主要是一些規模比較小的企業，控股股東一旦跑了，企業就完了。所以，對控股股東的減持要吸取股權分置改革的經驗和教訓。 控股股東每年減持不能超過所持股份的10%，按照這個標準十年之後才能減持完。第三，一定要對創業板的違規、違法行為進行最嚴厲的處罰。這中間沒有警告，也沒有停牌，上市公司和控股股東，一旦有嚴重的違規、違法行為，那就要迅速退市，而且是永久退市。創業板首先是個高風險的市場，其次才是個高成長的市場，要跟投資者說清楚。第四，要把殼資源廢掉，創業板沒有什麼殼資源。把以上四條做好，創業板才會有希望。如果沒有這些約束，讓創業板任意發展下去則會對中國資本市場帶來巨大的災難，可能會變成“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值得欣慰的是，這些觀點正在被有關部門逐漸接受，在逐步落實。人性是貪婪的，沒有製度約束，貪婪的人性會無節制地膨脹。 2009年6月18日，上交所和深交所就重啟IPO發布的有關辦法已實施，關閉長達九個月的A股IPO大門重新打開。我認為IPO重啟，沒有什麼指數標準，甚至也沒有什麼最佳時機。純粹來說，發行上市是有標準的，符合標準即可IPO。 IPO重啟不應與指數掛鉤，而應該按照正常發行規則走。把IPO重啟當做市場調控的砝碼是不恰當的，不能認為指數越低，重啟IPO的風險就越大。 IPO是中性的，在一定意義上有利於股市的發展。我認為只要是成長性的、信息透明的上市公司，資本市場都歡迎。股市回暖實際上是投資者對美元貶值的擔憂。 對於上半年股市轉暖的話題，您曾表示“資源能源股價格的上漲並不是由實體經濟需求引起的”，那會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呢？ 吳曉求：前段時間資源股價格漲得非常快，這並不是經濟回暖所帶來的需求增長。實際上是投資者對美元貶值的擔憂，從而帶來資源配置性需求的提升。事實上，在美元貶值預期下，投資於戰略資源是一種避險行為，資源配置結構調整之後，所帶來的需求不是因為經濟回暖，而是一種避險需求。這種上漲是不會長久的，經過一段時間後就會穩定下來。關於2009年股市的走勢，基本上是一種上升態勢，當然這種上昇在下半年是會有波動的，預計在2000點到4000點左右徘徊。現在的行情，實際上就是2008年大幅度、非理性下跌的一個校正，使之回到一個正常的價值體系中。我認為，3000點左右是比較符合目前的經濟情況的。 當然，整個的經濟回暖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中國的情況大概會比其它國家率先復甦。這主要有兩個理由。第一，中國的銀行體係是健康的，信貸市場不但沒有收縮，反而在大規模擴張，這樣就有資金支撐並推動實體經濟率先復甦。歐美國家主要是金融體係受到了嚴重影響，從而信貸市場大幅度收縮。第二，中國經濟增長的需求結構發生了變化，內需正在擴張，而美國內需已經不可能再擴張。我們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正在形成。因此，中國的股票市場往上漲，是有經濟好轉預期的。應該說2009年的市場不會出現2007年瘋長的情況，應該是相對理性的上升趨勢。 中國資本市場好基礎已形成，改革需深化。您怎麼看待中國資本市場的整體情況？ 吳曉求：中國資本市場的整體發展情況，應該說已經處於一個良性發展的過程中。 過去幾年，我們花大力氣解決了製約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三大問題，從而為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一是股權分置改革。改革的成功為資本市場發展奠定了非常好的製度平台。如若不然，中國的資本市場是沒有前途的。 二是資本市場的資金管理體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2006年之前，證券公司都是準銀行，每個人買股票都要到證券公司存錢，證券公司把客戶的錢分成三部分，一是結算，二是自營，三是同業存款。所以，經常會出現證券公司挪用客戶保證金的情況。市場一旦大跌，證券公司便紛紛破產。但是，這次股市從6000多點下到1600多點，沒有一家證券公司破產，原因是我們改革了資金管理制度，從原來的證券公司保管客戶的保證金，到現在由第三方也就是銀行來保管，中間有一個非常高的防火牆。以前的證券公司是市場風險的放大器，市場漲的時候，它挪用保證金助市場上漲；市場下跌的時候它又瘋狂地拋售，這就加劇了市場的波動。因此，資本市場資金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為中國資本市場的規範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三是克服了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資源約束。這指的是2006年5月份之后海外藍籌股的回歸。藍籌股的回歸確實為中國資本市場發展注入了強大的動力。 如果沒有它們的回歸，全是一些小公司，這樣的市場還有什麼價值？有了大量藍籌股，才有大量資金通過基金等方式進入中國資本市場，這個市場才會成為財富管理的中樞。上述三大改革，的確使中國資本市場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當然，中國資本市場目前並非沒有問題，比如虛假信息披露、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都還不同程度地存在。還有一些亟待改革的地方。股權分置改革給市場留下了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例如，大股東利用減持的機會來操縱市場，有的利用他們的信息優勢，在進行實質意義上的內幕交易。最近，我發現上市公司高管們減持非常嚴重。在高位減持，相關部門要對此嚴格監控。在高管離任一年之後才能允許減持。無論是大股東還是高管，一般情況下不能隨意買自身的股票，只有當市場遇到重大危機，下跌得一塌糊塗時，為穩定股價，才能允許增持或上市公司回購。如果說股權分置改革留下了一些後遺症的話，那就是大小非解禁到期之後，對於減持比例和節奏沒有作出相應規定，這對股市的穩定會帶來一些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即中國市場如何更好地開放，畢竟中國市場還是要做大做強的。中國政府決定把上海建設成為新世紀的國際金融中心，這個中心的核心是資本市場，所以開放是必然的趨勢。全球的金融體系很容易被美國“綁架”。持續增長的高額外匯儲備讓中國亦喜亦憂。記得您曾表示，完全不認同“投資美國國債是中國外匯儲備資產結構最優選擇”的說法，稱是被迫的選擇。為什麼這樣講？ 吳曉求：中國的外匯儲備之所以這麼多，是和長期的貿易順差、FDI聯繫在一起的，是目前外匯管理制度的必然結果。首先，中國無論是貿易順差越來越大，還是外匯儲備越來越多，我始終認為是全球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的結果。實際上全球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已經非常嚴重。本來中國的產品價廉物美，利用我們自身非常廉價的勞動力和廉價的資源，使得中國製造的日用消費品佔據全世界消費品的80%。出現巨大的貿易順差之後，我們想買一些中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戰略資源，或者是目前還不具備優勢的一些高科技產品，以此平衡我們的貿易收支，相互彌補、共同發展。 一個國家不可能包打天下，它有自己的優勢，也有自己的劣勢。比如說美國，顯而易見它的高科技產品是貿易優勢，中國需要的就是用消費品交換它的高科技產品。後來發現美國人不賣高科技產品給我們，這樣中國就產生巨大的貿易順差了，這就是貿易保護主義帶來的無奈。第二，中國的外匯儲備這麼多，也是投資保護主義的結果。中國逐漸富裕之後，我們的企業想去國外投資，卻發現國外投資是難以想像地艱難。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成為世界上最開放的國家，有的地方不惜省長出動帶隊踏出國門招商引資。一旦我們的企業要去歐美投資，人家就覺得你有什麼動機似的，像要來顛覆這個國家一樣，對你嚴加防範、相當排斥。中國企業出國投資很不容易。反觀自己，我們在某些方面似乎對外有點兒過於開放了。媒體經常報導，國內的很多礦產莫名其妙地就被外國人買走了！基於此，我建議，政府相關部門應當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所有的地下戰略資源嚴格禁止外資進入。 你看這次收購力拓，我們花185億美元人家都不同意，他們不就是這樣做的嗎？本來跨國投資可以減少中國的外匯儲備，但是阻力重重，投資不成就只能換成美元了，而美元一直不斷貶值，無奈的出路就是買進美國國債。所以，購買美國國債是被迫的選擇，是貿易保護和投資保護主義的犧牲品，一個受害的結果，決不是最優的選擇。源頭出在目前全球是單一的貨幣體系。單一美元貨幣體係有很大問題，它沒有約束，全球的金融體系很容易被美國綁架。 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美國政府除了通過刺激財政，剩下的伎倆就是通過大量發行美元來刺激需求；但大量發行美元就意味著持有美元及美元資產的國家資產貶值，中國首當其衝。現在中國已經是受害者，所以我們必須改革，推動全球金融結構和貨幣體系的改革，反對各種形式的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要改變目前的情況，首先必須改革國際貨幣體系，也就說國際貨幣體系結構上要有製衡，要有多樣化選擇。對中國來說，就是要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其次，還必須調整全球金融市場結構，現在美國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資產市場，但是一個不夠，應該出現幾個同等重要的資產市場，比如中國。因此，要改革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構造新的金融秩序，就要建設新的金融中心，就要讓人民幣逐步成為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重要一員，才能夠改變目前的狀況。這是一個宏大的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