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六章貨幣與財政：讓人民幣為人民服務
人民幣封閉起來，就能屏蔽掉風險嗎？為避免經濟下滑，當局可能寄望調整匯率政策發揮更為積極的影響，放慢升值步伐。如今已經出現人民幣從升值轉向貶值的趨勢。這樣一來，中國應該如何從根本上調整匯率政策？
劉偉：這就是匯率機制的問題。國內一直有一個觀點，就是中國這次避開金融危機的正面衝擊，包括上世紀90年代末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倖免於難，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的貨幣不是自由貨幣，中國的金融體系開放得還不夠，基本上是封閉起來的，所以屏蔽掉了風險。為什麼沒受到正面衝擊呢？因為你落後。不妨打一個比喻：乙看到甲游泳時不小心嗆水，就為自己不會游泳而竊喜。不能把自身缺陷和不足作為優勢總結。那麼，經過此次金融危機之後，隨著世界經濟重心的調整，大家要看到，中國的方向是國際化和市場化，人民幣也一定要國際化。
而且，伴隨著國力的提高，人民幣自由化和國際化肯定是一種進步的、文明的方向。這場危機告訴我們，人民幣自由化和國際化的速度要和國力相適應，不要盲目地貨幣自由化，但又不能由此反對或阻礙人民幣自由化和國際化的方向。難道更加封閉就好嗎？中國的貨幣政策一如心臟需要供血，但血管這兒被堵塞。通過如此嚴重的經濟危機考驗，中國的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還有哪些不足？在危機到來時，我們使用金融工具時都出現了哪些問題？怎樣改進？劉偉：這是個很大的問題了。因為中國的貨幣政策肯定有問題，各個國家的貨幣問題都在通過這次危機進行自我檢討。有人認為貨幣政策根本就沒有用，甚至認為危機是貨幣政策惹的禍，然後讓財政政策來買單。但在中國，說句老實話，不是貨幣政策不夠松，而是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有問題。整個社會制度，使得整個貨幣的擴張傳遞不出去，實現不了，這個是很要緊的問題。
比如心臟需要供血，但是血管這兒被堵塞。這恐怕是將來需要解決的大問題。這次危機驗證了中國過分的外需依賴，不過這個判斷我不是很同意。什麼叫過度？你有沒有一個準確的度？中國要是真正進入西方的一體化，弄不好自己要承受更大的災難，付出更大的代價。我們要反對的是一體化，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怎麼和發達國家一體化？我們有自己獨立的民族文化和意識形態，和西方的基督文明怎麼一體化？我們是有自己特殊的社會制度的經濟、社會、法律、行政制度，你和西方的製度怎麼一體化？所以一般我們不要撇開國情和國際的現實，去盲目地簡單講一體化，像歷史上東歐的一體化實踐都證明是失敗的。但是要知道，不能由此而反對全球化。全球化一定是一種趨勢，是遏制不住的歷史潮流。中國以後的經濟發展一定是全球當中的一部分，中國利用國外的資源和市場，一定是全球化的一個內容。上述幾個問題，都是對中國體制影響非常關鍵的問題。
減稅比增加支出更有意義和效率。當前經濟形勢之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減稅呼聲很高。對此您認為有沒有較好的改革舉措，紓解作為市場經濟細胞的企業、乃至於整個社會群體的眼下之困局？
魏加寧：這個問題其實是財稅改革，即增值稅轉型。它一方面可以起到減稅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鼓勵企業設備更新。現在中央正在做，估計要減稅1200億元，對此應該給予積極的評價。目前這種經濟環境下，減稅是一個首選的政策，它比增加支出更有意義和效率。這是學者們的共識。除此之外，個人所得稅能不能以家庭為單位出現。其實國外就是這樣的政策，這有兩方面好處：一可以減稅，有撫養人口就可以減少稅收，減輕家庭負擔；二可以減輕就業壓力，夫妻沒有必要兩個人都去工作，妻子可以在家照顧家庭。因為減稅的時候把撫養人口的部分剔除了，然後家庭賦稅的壓力大大減小。另外需要理順資源價格，包括徵收燃油稅。像燃油稅問題已經爭論了14年，這麼多年一直沒有推出，就是因為油價在不斷地上漲，擔心消費者承受不起；現在油價降下來，推出正是時機。
燃油稅也可以說是費改稅，可能把養路費、過橋費並到裡面，這樣的好處是鼓勵買車，但不鼓勵用車。以前只要買，車開不開都要繳費，現在是不開就不用繳費，趨於合理。要允許地方政府發債來推動地方財政制度改革。我有四項理由主張地方發債。理由一，基礎設施建設一般是地方政府在落實，而用於建設的資金往往來源於上代人或上幾代人，基建項目的周期都比較長，數年建成之後，往往是下代人甚至下幾代人去享受，這樣就存在一種代際之間的不公平。所以，允許地方政府發債就可以解決代際之間的不公平問題，後人享用應該由後人去還債。理由二，即使中央不允許地方政府發債，實際上許多地方政府依然擁有各種形式的隱形債務。這個隱形債務看不見、摸不著，無法計算，風險無法控制，無法管理。它和地下金融是同樣道理，所以我主張“暗翻明”……第三個理由，就是它比銀行貸款要有很多好處。現在基建項目都是靠銀行貸款，最近實施的“4萬億”投資，地方政府肯定會找上銀行，理由就是銀行必須貸款支持地方建設。中央有精神指明就是拉動內需，而銀行只能放貸，沒有擋箭牌。
所以，地方用錢就不用擔心效益好壞，而銀行的風險就加大了。如果發債，可以有四個約束環節：首先，地方發債必須要經過當地人大審批，各國都是如此。其次，中央政府把關，可以把不符合要求的項目先行擋下。第三，就是信用評級機構的作用。第四，約束機制是投資者，包括商業銀行，可以自主決策，有利可圖就買，認為風險過大就可以不買。這種約束是市場化的，投資者擁有完全的主動權。這種債券是全國互通性的，沒有限制。但一般當地老百姓更了解當地的狀況。比如，北京修地鐵，北京的老百姓容易知道效益如何，當地的媒體對項目更清楚。如果搞成形象工程之類的項目，當地的百姓肯定不會買單。所以，地方發債對項目的約束更強，比銀行貸款的風險更小一些。第四個理由，就是地方發債比國債項目更注意效益。國債項目都是國家發改委批准，地方報項目的時候，沒有效益的項目也要上，畢竟可以拉動當時的GDP。一般都是先把錢要到手再說，項目建成以後實際的效益如何，地方政府不關心，中央部門也不關心。我們在地方調研時發現過這種問題，國債項目建完之後就荒廢起來。因此1998年以來的國債項目很值得去考察。
我認為現在一個勁兒地投資也有問題。您怎樣看待中央這次提出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為什麼把保增長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
張卓元：在經濟寒流嚴重襲擊下，政府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2009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包括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現在看來，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實施積極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以保8%左右的經濟增長，是非常及時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之所以必要，主要是近幾個月經濟下滑過猛，遠超出人們的預期。大量工廠關閉或停產，失業人員增加很多。比如，有報導稱，中國約有2000萬農民工由於經濟不景氣失去工作，或者沒有找到工作而返鄉，佔外出就業農民工總數的153%。這不但是一個巨大的經濟問題，而且還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問題。因此，需要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政府出手促進經濟增長，核心是促進就業。這是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行做法，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擴大內需是必然選擇，這幾年我國內外需嚴重失衡，經濟增長過分依賴外需。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我國對外出口依存度（即出口占GDP比重）為18%，而到2007年則上升到38%；內需不足，特別是消費需求嚴重不足，最終消費率降到點50%以下，其中居民消費佔的比重更降到40%以下。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發達國家一個接一個地陷入經濟衰退之中，進口需求銳減，導致我國大批出口企業訂單減少，出口萎縮，甚至處於停產狀態。所以，要抑制經濟的嚴重下滑，就必須擴大內需，改變經濟增長過分依賴出口拉動的局面。實際上，2008年底，中央政府已經緊急啟動擴大內需的政策。 2008年11月國務院提出“4萬億”投資刺激計劃，各省市又提出了本地區的投資刺激計劃，加起來總達235萬億元。與此同時，長期建設國債擬發行數一再加碼，2009年一年發行數額就將遠遠大於1998～2000年三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時的3600億元。上述投資計劃將逐步落實，從而推動經濟增長。只要國際金融危機不出現意想不到的嚴重惡化，在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都調動起來的情況下，保增長問題不大。估計2009年下半年經濟很有可能在密集的投資帶動下轉暖。
我認為現在一個勁兒地投資也有問題，特別是到了地方，過去被否了的項目又重新上馬，影響生態環境，等於用新的產能過剩解決暫時的問題。這是肯定不行的。在國際金融危機繼續加深的背景下，這次提出“保8”（即GDP增長8%），究竟能不能做到？我個人認為要“保8”並不太難，難的是後面的幾個配套，比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結構、節能減排、改善民生等。又好又快是擴大消費需求中值得研究的問題。應該著力於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和消費水平，而不要把提高中產者的收入水平放在第一位。這對改善投資和消費結構也有好處。所以，在怎麼樣擴大消費方面，要更多地想辦法擴大需求，而且要更具體一點。擴大內需包括擴大投資需求和擴大消費需求兩個方面。我們國家長期投資增速過快，擴內需應著力擴大消費需求。
十七大報告說：“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但是實際做起來很難。這主要是因為，擴內需促增長短期見效要靠擴大投資需求，而靠擴大消費需求有利於調整結構和長期的持續增長，但不易短期見效。目前政府部門的主要傾向還是著力擴大投資需求，投資於產業鏈條長的工業項目。只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應當主要擴大消費需求。有人說，中國這幾年消費增長已經不慢了，很難大步加快。的確，靠常規的辦法，消費增長難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也難以大幅度提高。所以，如果要較大幅度提高消費，特別是居民的消費比重，就要另有大的動作，要靠財政拿錢，而這會影響投資。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最難的是調結構。調結構就是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或發展方式。
這是很艱鉅的任務，且要用慢工夫，急不得，甚至在本屆政府任期內不一定能明顯見效。所以，一些政府部門很難選擇它作為工作著力點。他們優先選擇的是保這兩年經濟增速不要掉到8%以下，哪怕要上一些“兩高一資”項目也在所不惜，盡可能把矛盾往後推移。調結構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一方面要著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節能降耗減排，這是一個硬功夫，沒有四五年以上努力難有大的成效。另一方面要深化改革，使經濟社會轉入科學發展軌道。這包括，不再用GDP增速作為考核政府官員政績的主要標準、理順要素和資源的價格、提高市場開放度、開徵環保稅、加快向公共財政轉型等，這些，有的同短期保增長會有一定的矛盾，因而不容易出台。這次燃油稅出台也說明改革之難。如果不是國際市場油價下跌2/3多，叫喊了多年的燃油稅是無法出台的。現在出台的燃油稅稅負似乎也太低，對節能的作用不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