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二章“4萬億”救市：要數量，更要質量

“4萬億”救了誰？民營企業是國民就業的主要承擔者，是經濟復甦的希望。而目前政府救市，顯然把投資的主力傾向了國有企業。 魏杰：我覺得政府的“救”就要像打槍一樣，這槍打出去總要引爆別人才行，因為國家的“子彈”是有限的。我要“打”投資，就既要引發投資也要引發消費；我要“打”民生投資，就要引發生產性投資和資產型投資，同時要引發消費才行。但是，我們現在並沒有放大功能，打一槍就是打一槍，不能引爆別人，那就很成問題。原因就是“4萬億”投資基本上都是針對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拿不到，這樣就偏離了政府啟動這項計劃的本意。 保就業重點是保企業，就業的關鍵是必須救企業，救企業的核心問題是減少企業稅收，將其稅費負擔降下來。

企業激活了，就業機會就會隨之增加。這樣產品就有降價空間，價格低就有人買，市場則會開啟，企業進而就能存活。對於出口企業，要增加出口退稅、降低或取消出口關稅，這樣就會激發增加它的積極性，減少企業負擔，增加利潤。對不出口企業，就要減少稅費，減輕企業負擔。 兩者並舉對激活企業和增加就業方面都能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是解決經濟衰退最行之有效的辦法。 奧巴馬一當選就宣布創造250萬個就業崗位，沒說GDP要增長多少。針對“4萬億”投資計劃，您大力呼籲政府要瞄準就業而不是瞄準GDP，這一觀點亦被普遍認同。您呼籲的依據是什麼？ 茅于軾：在美國，奧巴馬一當選就宣布創造250萬個就業崗位，沒說GDP要增長多少，似乎不是很關注這一點。在中國，政府部門關心的是GDP，老百姓關心的是就業。如果僅僅是GDP上去了，失業趨勢卻未被遏制，對老百姓是沒有任何好處的，只是官員在政績上、面子上好看。當然二者也有關係，GDP增長也會使就業增加，但是二者不是一種完全對應的關係，瞄準就業和瞄準GDP後果顯然不同。通過固定資產投資實現GDP增長，是一種看得見、摸得著的“顯性工程”；而通過民生建設提高社會福祉，則是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隱性工程”。二者在政績的彰顯上有著差異。現在政府部門也存在利益的博弈在裡面，存在對顯性工程和隱性工程的權衡。

比如，究竟如何效用最大化地配置“4萬億”投資？中國現在的總產值約為25萬億，4萬億將近佔了20%，這是一個很大的比例，絕不能依賴於顯性工程。目前社會保障關心的仍然是城市人口，應該將重點轉到農村。城市大部分人口都已享受公費醫療，而農民還沒真正意義上享受公費醫療的權益，包括教育也是偏向城市。還有住房，純粹是犧牲農民利益為城市人買房子創造條件，是“劫貧濟富”的行為。理應是從富人手裡拿過來幫助窮人，現在的模式卻是從窮人手裡拿出來幫助富人買房子。沒有公平也沒有效率，並且滋生腐敗。越來越多的輿論認為，只有多在民生問題上下工夫，改變國富民窮的狀況，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內需問題，進而拉動經濟良性循環。解放初期是國窮民窮，現在也不能說是國富民窮，民間還是很有錢的。確切說是，現在是國家富了，老百姓也富了。現實問題在於大政府、大財政的問題，政府部門的開支很大，並且缺乏監督。

目前財富創造主體已經在民間，民間不富，國家也富不起來。但是富的比例太懸殊，從GDP的分配來看，國家分配得越來越多，包括稅收、壟斷的國企利潤越來越高，表現為國家的財富增加過快，而且手裡有大量土地，不夠還可以從農民手中獲得土地。現在需要擴大內需，減少國家的分配部分，增加百姓的分配比例，比如減稅。除了減稅，重點應加大國有企業私有化力度、改革壟斷部門和行業。比如鐵路，效率低、浪費大、服務差，政企合一。民航和鐵路就不一樣，民航的服務就好得多；甚至鐵路還不如公路，公路因為有競爭，所以服務有很大改進。鐵路還和30年前差別不大。鐵路的問題是壟斷問題。鐵路的壟斷很難避免，因為有軌道在。這條軌道歸誰，誰就有壟斷權，除非另外修一條軌道。同樣電網也是壟斷的，除非另外修網，那可以競爭。從資源配置講，如果一個網就夠了，再建一個就是資源的浪費，電力可能就是這樣了。不過對於鐵路來講，鐵路是不夠的，我們希望能夠吸引民間資本。

“4萬億”救市存在什麼風險？張老，您是資深經濟學者，長期支持和參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對國內經濟形勢有著深刻的思考。以您的觀察，時下中國經濟體現出的問題主要來自哪裡？ 張卓元：我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中國近幾年確實發展得太快了，經濟超高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其次，外部的衝擊、世界經濟環境惡化、一直以出口為導向的中國經濟自然出現問題，反過來影響國內。兩個因素疊加，於是就使得國內經濟增長下滑。記得早在2004年，我就說過中國經濟已有點兒過熱，早晚會暴露問題。 2008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面臨連續五年多超高速增長後陷入失衡，加上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越來越嚴重，經濟增速明顯下滑，第四季度GDP增速下滑至6.8%，11、12月，電力生產和消費、進出口貿易、財政收入（11月）甚至出現負增長。從現在的形勢看，經濟收縮趨勢尚未遏制住。

我們看建國以來以及改革30年的實踐證明，兩位數的增長，特別是連年的兩位數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即使沒有金融危機也不行，出口依存度那麼高，明擺著肯定要回調的。還有，出口太快所付出的環境和資源代價太大，所以國家也及時調整了政策：擴內需、保增長。在剛剛提出“4萬億”投資時，就有人擔心這是不是在飲鴆止渴或以毒攻毒。如此巨大的投資，下半年會不會產生新的通脹？張卓元：其實通脹還不是主要的問題，現在最令人擔心的是用進一步的產能過剩來治理現在的產能過剩。我覺得擴大投資需求比較容易，而擴大消費需求特別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方針是正確的，以擴大內需為主要途徑，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結構是著力點和主攻方向；還有就是以改革開放為動力，改善民生是出發點和落腳點，這些都是正確的。

現在主要問題是，靠擴大投資來保增長是有風險的，投資如果習慣性地主要投向“鐵公基”（鐵路、公路、基礎設施）和一些重化工業，可能會造成新一輪的產能過剩。現在看來，中央投資項目比較合理，有不少改善民生的項目，這類投資有助於提高消費水平，但是地方投資項目就難說了。有報導披露，一些原來被認為不能上的兩高一資（高能耗、高污染、資源型）項目，又在醞釀重新上馬，死灰復燃。這就有可能形成惡性循環，企求用新一輪的產能過剩來克服原來的產能過剩，出現過去計劃經濟時期常見的“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式地不斷自我循環的窘況。地方一旦投資失控，可能到最後中央也沒有辦法。現在不是寬鬆的宏觀政策嘛，結果中國的銀行1月新發放貸款1.62萬億元，是去年同期的兩倍以上。有跡象顯示，一些借款人可能將現金轉入了投機市場，而不是實體經濟中。許多投資者認為，2009年上證綜合指數的飆昇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因為貸款資金進入了股市，而沒有用於可能改善中國經濟前景的經營活動中。這就太可怕了！

“路燈”是最好的警察。在美國，政府救市政策通過後，隨即出台了一系列實實在在的監督措施，包括成立經濟恢復計劃透明和問責委員會、監督資金使用、並建立一個專門網站及時公佈資金去向；在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兩會”期間會見中外記者時表示，新增的“4萬億”投資項目都是經過論證的，而且將會全部公開，全過程接受監管。政府救市政策應該如何保證立項及實施的透明化？ 江平：我們知道，西方國家的議會一個最大的權力是監督預算，錢到底是怎麼花的，納稅人當然有權知曉去向，向老百姓借錢（國債、地方債）都是要通過議會解決的。美國兩次救市方案都是經過眾議院和參議院的重重審核才通過的。這是它能掌控政府的最大權力。反觀我們國家來看，《預算法》就差多了，“4萬億”根本不需要人大審核，在這點上人大的預算監督是差強人意。

我也當過第七屆的人大代表，討論預算的時候，還堅持保密原則，籠統列出幾項，看完就收回。 2009年的預算那麼巨大，財政部隨時有權增加，《預算法》形同虛設。但是，儘管如此，這次“4萬億”投資應該是透明的，政府信息的公開化，是能夠有效監督的最重要的渠道。拿奧巴馬政府來說，所通過救助的企業高管工資要受國家監督，美國AIG公司卻給自己管理人員發分紅獎金，這明顯是違法了。雖然金融界有自己的規矩，有人說接受了國家的補貼，並不代表改變人家原有的製度，但你畢竟違背了美國的法律。所以，有了法律之後必須按照法律規定來做，如果規避了這條法律，政府有權拿回納稅人的錢。這就需要，一方面群眾監督，另一方面政府要及時制止違規行為。美國“陽光法案”在20世紀30年代初有一句話：“路燈是最好的警察。”只有在透明的情況下，才能減少犯罪的發生。一直在黑暗中不透明地做，那最容易產生腐敗的行為。

所以，現在公權力最大的是解決透明度的問題。只有解決透明度，才能保證公權力不被私權所用。很多學者和網民紛紛要求全國人大在監督政府工作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尤其是在“4萬億”刺激經濟投資方案的分配和實際用途上。 “兩會”期間，吳邦國委員長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時特別講到，人大監督不是與“一府兩院”唱“對台戲”。對此您怎樣理解？江平：吳邦國同志講的人大和政府不是唱“對台戲”，我理解更多的是，在危機的情況下，我想在決策思想上還是要統一的，不像兩黨制、多黨制，在野黨就是故意挑執政黨的過錯。但話反過來說，監督就是唱“對台戲”，也是正確的。我們不搞三權分立，但是並不否認監督的權力。最高的立法和監督是人大的兩大職能。權力必須要有分工和製約，沒有的話是會產生腐敗的，這是很明顯的道理。監督就是看你在執法過程中還存在哪些問題，比如說對《產品質量法》的監督、對工礦企業的安全監督，需要你從裡面找毛病、找問題，從這裡理解就是需要唱“對台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