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章危機：內憂外患製造“完美風暴”

全世界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都出現了問題。中國經濟的發展，到2008年為止可以說經歷了30年的高速增長。現在人們關注的是：2009年之後，這種增長奇蹟是否還能繼續？ 魏杰：這個問題值得深究。不難看到，2008年對中國最大的影響就是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對此，歸因於美國次貸危機的居多，其次就是“週期論”。 我個人認為，既不是所謂的經濟周期問題，更不是由次貸危機誘發的。 以美國次貸危機來說，它與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在時間點上並不銜接——次貸危機是2008年9月全面爆發的，而我們企業大量停產實際從2007年底2008年初就開始了。 危機溯源，問題何在？把原因推給美國或是經濟周期顯然不利於我們自我檢討，那麼會不會是我們的戰略有偏差？

1998年以後，中國基本靠出口拉動經濟，出口對GDP的貢獻達到40%以上！ 要知道，全世界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都出現了問題，1987年是日本，1997年是東南亞，都是出口導向型經濟惹的禍。 在中國，這種出口導向型增長方式的問題早在2006年就暴露出來了。當時我們就感覺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出口導向一定是雙順差、貿易順差和資本順差。 雙順差的結果是大量外匯流入中國，我們的外匯儲備大幅上升，就迫使央行發行人民幣收購；外彙在中國是不能流通的，必須讓央行收購，央行發行貨幣太多，通脹壓力很大，導致國內經濟不穩。同時外匯拿在手裡又成了“燙手的山芋”。因為外匯是對外購買力的符號，只能對外投資；但對外投資都出了問題，無論是買美國國債還是買美國的企業債券，最後都成了中國財富縮水的重要渠道。所以中國的方向是不能搞高度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必須調整。

按說應該是先啟動內需，根據內需調整情況再減少出口，慢慢轉向內需拉動型，實現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然而，我們並沒有這樣做。 2007年，中國開始大幅減少出口，兩大政策起到最大效果：一是大幅降低出口退稅，依次於當年3月1日、11月1日以及年底三次降低出口退稅，涉及3000多種工業產品，有的降幅達到80%。然而，國內很多企業基本是靠出口退稅存活的。另一政策是大幅提高出口關稅，比如焦炭提高了40%以上。於是在2007年，我們在沒有啟動內需的條件下，大幅度減少出口，結果出口出不去、內需又沒起來，加上包括貨幣緊縮在內的宏觀政策影響，企業大量減產、停產，甚至倒閉。因此，我們必須重視和總結從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向內需拉動型經濟過程中的失誤。

2007年末，企業家稀里糊塗就賺了錢；08年末，辛辛苦苦也沒賺到錢。對當前危機形勢的正確認識，無疑是對症下藥的關鍵。但這往往有一個由淺入深的動態過程。作為研究宏觀經濟、金融以及危機管理的經濟學家，對這次危機的成因，您更側重於怎樣的判斷？ 魏加寧：關於當下危機的原因，目前有很多種判斷，我談點個人的看法。 咱們國研中心有一個企業家調查系統。 2007年末在開會的時候，許多企業家表示自己稀里糊塗就賺了錢，我說這是經濟泡沫的典型特徵；2008年11月又開會時，情況恰好相反，許多企業家反映，這一年，辛辛苦苦幹下來，不知道為什麼就沒錢賺，需求急劇萎縮，這是泡沫破裂的典型特徵。泡沫破裂時，從流動性過剩到流動性緊縮，幾乎是一夜之間的突變。

2008年的中國經濟之所以發生如此迅速的變化，原因在於兩個泡沫同時破裂：一個是外部經濟泡沫。首先是美國房地產泡沫開始破裂，引爆了美國的金融泡沫破裂，導致金融危機之後，又引發了歐洲的房地產泡沫破裂……另一個是國內泡沫的破裂，其實最早破裂的是普洱茶。 2007年6月普洱茶突然價格暴跌，接著股市價格暴跌，然後是房地產價格開始鬆動。國內、國外兩個泡沫“碰頭”，導致需求急劇萎縮，尤其是9月份之後，令很多人措手不及。這是經濟泡沫破裂的一個典型症狀。 “泡沫”畢竟還只是一種現象，兩個泡沫同時破裂的背後，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 前不久，吳敬璉老師在北京國際金融論壇上就把更深層的原因說得很清楚：美國是高消費/低儲蓄而出現的泡沫；中國則是高儲蓄/低消費、用大量出口來支撐美國的高消費。這樣一個失衡的狀態，最終導致兩個泡沫同時破裂，使得當前經濟形勢劇變。

關於對策，國內目前存在著兩種意見。 一派意見主張調整，認為中國經濟深層次的問題就是結構失衡，包括內外結構失衡、投資與消費的結構失衡、產業結構失衡、地區結構失衡。這就需要調整結構。而以往經濟增長很快的時候，根本調不動，只有經濟走下坡路的時候，才有這種調整的壓力和動力。 另一派意見主張擴大內需。主要是擔心調整過度，導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太快，憂慮“剎車容易，啟動難”。 我是第三種意見，主張一手抓結構調整，一手抓擴大內需。 但是，無論是結構調整還是擴大內需，都需要依靠改革。 華爾街喝醉了，酒是誰送的？相當部分是中國送的。我們知道，自本世紀初以來，全球經濟持續了多年的高增長，直到2008年初以美國金融危機為標誌出現重大轉折。對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有很多種解釋，諸如華爾街的貪婪、監管不力、高槓桿率等。

夏斌：這些原因固然重要，卻都屬於技術性的、第二層次的。我認為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在本輪經濟全球化中，美國政府錯判了形勢，在積極推動全球化的過程中，宏觀決策失誤，拼命擴張信用、刺激房地產市場泡沫、擴大消費，想以此維持並促進經濟的高增長。所以從美國政府的主觀角度來講，是由於政策失誤。美國政策的失誤，能夠犯這麼大的事，那英國、德國、歐洲央行、中國宏觀政策失誤也能有這麼大的事嗎？不可能。這說明這場危機背後還有深刻的製度原因。那就是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係有問題。 在危機爆發的2007年，小布什曾經批評“華爾街喝醉了”，我補充小布什的話：華爾街喝醉了，酒是誰送的？相當部分是中國送的。現在華爾街不喝了，我們就要自己喝，就需要擴大內需、擴大消費。原來華爾街喝的是XO，我們中國人一般不喝這個酒。北京人喝二鍋頭，南方人喝花雕，那麼我們就需要進行產業、產品結構調整。所以在目前情況下，世界經濟兩大“發動機”，一個是美國，一個是中國，都面臨著重大的結構調整，美國可能比中國更加困難。奧巴馬正在推動醫療保險改革。美國有議員說，美國出現了自他從政以來從沒出現過的國內老百姓情緒的對立，甚至有人把奧巴馬畫成希特勒的模樣，說他是反白人的民族主義者。而且，美國白宮前段時間剛剛宣布，今後的10年財政赤字要達到9萬億美元。

所以，美國在推進醫療保險改革的同時，又要加快結構調整，刺激經濟，無非是要多一點出口、多一點投資，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把資源更多地放在搞金融、搞服務上。其結果會怎麼樣？必然會出現美元貶值。因此，美國的經濟未來形勢存在很多的不確定性。 我想，如果沒有美國政府的積極推動和參與，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就不要抱有太大希望。當然，作為經濟學家來回討論是無可置疑的，也有可能推動國際貨幣體系中間的某些細節改動，但是從根本上要解決當今世界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是不容易的。那麼，能不能像中國節能減排、低碳經濟問題的思路一樣，從一點一滴做起，從眼前做起？因此最主要的，就是讓製定國際貨幣體系遊戲規則的程序稍微改一點點，比方說，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美國17%的投票權能不能稍微縮減一點。美國應該從長遠的國際經濟持續穩定角度出發，要有個姿態。我相信中國政府在低碳經濟問題上，肯定會從全球的角度、從雙方協商的角度出發，會有姿態。那麼，在國際貨幣體系問題上，美國政府也應該像對低碳經濟那樣，從一點一滴、從眼前做起。

今後五年十年世界資本市場格局會出現什麼變化？關於世界經濟復甦，尤其是中國和美國在經濟復甦中的結構調整問題，您怎麼看？ 夏斌：我認為中國的結構不平衡問題相對好解決，也有條件解決，關鍵是政府的決策，取決於決策的決心和決策的時機。這是我的基本判斷，不展開細說。從美國角度說，我認為美國比較難。當前美國社會兩大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一個是奧巴馬總統自己說的，是從他執政以來最艱難的問題，它不是經濟問題，而是醫保改革問題。奧巴馬也下定決心，準備以不連任總統為代價來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經濟將來的風險是增長下滑的問題，美國的風險則不僅僅是這個問題。 因為製定大量的赤字預算時，相信美國官方經濟學家和政策智囊，潛在的思考是想先渡過目前的難關，完了以後還是想恢復歷史上的經驗做法，先貶值，然後再升值，通過資本市場融資。

在此，我們應該對今後五年、十年世界資本市場格局會出現什麼變化，進行全新的思考。不要簡單按照歷史上曾經成功的做法來規劃今後的預算。如果這麼做的話，我認為很危險。因為在這樣的戰略引導下，有可能把美國這個經濟上、軍事上的霸權國家，引向更快下滑的方向。就是說，其他國家在這輪金融危機之後，對世界資本市場格局的看法，對“去美元化”的傾向，美國經濟學家不能不重視。從長期看，你再升值時，全球的資金還會不會像過去歷史上曾經演繹過的一樣，又大量地回到美國，這要打個問號。不管南美也好、俄羅斯也好、中東也好，都在想少用美元，用本幣做結算和投資。包括我們也在想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由於各個國家都看到了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問題，所以，美國製訂財政金融政策要注意新情況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