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國內最著名的財經作家非吳曉波老師莫屬。他記者出身，在30歲時出了第一本書。 2007年正好是我的而立之年，我也是記者出身，雖然在我30歲時，吳老師已經光彩四射，讓我望塵莫及，但這種相似的背景，還是讓我有了也出一本書的念頭。於是那年，我從一家媒體的專刊部主任位置上辭職，一邊在河南首家中外合資保險公司工作，一邊籌劃自己寫書的事情，之后索性做了一位安分宅男。從那時起，出書成為我的一個夢想。
大多數人為夢想而生。無論是中央電視台的《贏在中國》還是湖南衛視的《快樂女生》節目，都是給大家提供了一個展現、實現夢想的舞台。有些夢想，對於其他人來說可能順風順水，甚或是舉手之勞，但我的夢想之路，從一開始就充滿了迷茫與困惑，我不知道該從哪裡入手、如何下筆，以及將主旨落腳到何處，這讓我的心力受到有生以來的最大考驗。
孟子曾講過一則故事：博弈者，用瓦盆做賭注，技藝可以發揮得淋漓盡致，但如果用黃金做注，則技藝將大失水準。我從來不敢說自己有水準，甚至在2007年之前我從來沒有過出書的想法。當這種想法真正冒出來時，我在興奮激動的同時叩問自己：“這可能嗎？”
心理學上有個詞叫“目的顫抖”，就是說太想紉好針，手會顫抖；太想踢進球，腳會顫抖；太想做創意，腦袋會顫抖。如果做事用力過度、意念過於集中，那麼平時很可能較為輕鬆就能完成的事情，反而會做得糟糕。
對浩瀚史料的掌握唯恐不全或者失實折磨著我。我常常失眠，困得要命卻難以入睡。每天我都感覺時間和精力不夠。原來寫稿，一兩個版甚至更多內容的選題，準備時間充其量一兩個月，這是略等於一間新房的裝修時間，而現在，為一本書的準備，全心全意、心無旁騖的那種投入，花了兩三年時間，遠遠超出了我最初想像的狀態：速戰速決。這種持久戰一度讓我心力交瘁、痛不欲生。
作為財經記者，我對近現代創富人物及其歷史的關注，讓我一直想看到一本有關中國商幫發展歷程方面的書籍，但並沒有理想的作品滿足我的願望。於是，我就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探尋的理由和切口。在此過程中，特別感謝那些啟迪了我寫書思路的名家及背景不一的非名家們，沒有他們或宏觀或微觀的有關商幫、商幫人物及相關歷史事件的探討，很難想像本書主幹何以成型。
人們開始近距離觀察歷代工商界最智慧的人，是這個時代的幸事！這些人勾勒出了中國商幫史波瀾起伏的畫卷。只是略有遺憾的，這些留下印記的人們或者說中國商幫史的脈絡，多是片段，被割裂的、不連貫的、支零破碎的那種片段，這或許就是寫這本書的價值所在。這種感覺一路提攜著我。
還有一個細節有必要提及：在中日甲午戰爭中，中國慘敗，李鴻章多年苦心經營的北洋海軍毀於一旦。大約在19世紀60～90年代，清朝洋務派總共創辦了約60家近代企業，日本明治維新期間卻建成了5600多家公司；從當時編譯的作品來看，中日兩國也存在巨大反差。在甲午戰爭之前的300年中，日本翻譯中國的書籍在129種之多，而中國翻譯日本的書籍卻只有12種，並且大多數還是日本人的翻譯。
在甲午戰爭後的十幾年中，情況發生了逆轉。日本翻譯中國書僅有16種，其中大多數是文學書，而中國翻譯日本書卻達到958種。當中國上下轉而探究日本的強國之道時，日本人早已將目光投向了對歐美書籍的翻譯，中日兩國的文化地位開始逆轉。
這些年，無論是還是，以及一些國外首富發家史和國外企業史的翻譯書籍，不一而足，都深受中國商界及精英階層的歡迎，有的還被奉為圭臬。這既是好事，也不盡然是一件好事，因為我們對自己的現實審視不夠，我們對自己國家商脈傳承的歷史關照不夠。我們沒有在此基礎上，去建立自己的吸納體系。
錢穆在的序中談到：“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中國人的商業倫理、商業思想建設，又何嘗不是如此？ “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先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實發生相當的作用。”
所以我對吳曉波老師用較為通俗的傳播方式去梳理中國近現代企業史的做法，充滿敬佩。他的存在，成為我心中一盞不滅的明燈。每每困頓至極時，都會有一位俊朗、用心、才情飛揚的師者，給予我無形的力量。每每我處於絕望和放棄的邊緣，興趣及探究帶來的發現與快感，又一次次把我拉了回來。
我也希望以自己的經歷去告訴那些曾經冒出過寫書想法的人，只要你願意，願意付出，堅韌而執著，找准一個方向和體裁，你也可以寫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