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條軌跡來顯示寧波幫在上海的成長路徑，前期的代表人物首推方介堂（1783～1846）、李也亭（1808～1868），前期與中期的過渡人物為葉澄衷（1840～1899），中期以嚴信厚（1828～1906）、朱葆三（1848～1926）為代表，後期則以李也亭的孫子李雲書、虞洽卿（1867～1945）、宋漢章（1872～1968）、劉鴻生（1888～1856）以及方家後代方液仙（1893～1940）等為代表。
“在上海的本國商人之勢力，寧波商人居於王者之位”，這是辛亥革命前夕一家上海報紙的評論。 1890～1927年，上海人口激增到264萬餘人，這一時期也正是寧波人大量移民上海的又一次高潮。據不完全統計，此時旅居上海的寧波人已達40多萬，而到1948年，上海總人口約為498萬人，每5個上海人中就有1個寧波人。
如果說廣東買辦是以投資航運、棉紗、絲綢和茶葉等商品為主的貿易而成為上海商界的主宰者，那麼從19世紀最後的15年到20世紀30年代，寧波買辦不僅超越了廣東買辦，而且在上海產生巨富的五金、房產、航運、銀行、錢莊、紡織等行業都佔據了壓倒性的優勢。
有人統計，在20世紀20年代上海的90位著名買辦中，浙江籍買辦達43人，約佔總人數的48%。其中，寧波籍代表人物有朱葆三（英商平和洋行買辦、法商東方航業公司華人董事、法商達興銀公司華人總理）、虞洽卿（魯麟洋行、華俄道勝銀行和荷蘭銀行買辦）、傅筱庵（美興銀行和長利洋行買辦）、許春榮（德華銀行買辦）等。
買辦轉型一直是業內人士關注的一個話題。如果說香山買辦是鋪路者或奠基者的話，那麼後續者和開拓者就是這批寧波買辦。他們繼承了香山買辦血統裡轉投新式工商業的血統，成為晚清民國時期中國商幫史上最耀眼的群體。
當寧波人在新式工商業中小試牛刀時，此前資產雄厚的山西太谷曹氏家族，正坐吃山空。曹家全家老小每日山珍海味，還吸食鴉片，僱的佣人多達370餘人，家兵養了500餘人，每年家用開支10餘萬元。除購田置地外，山西祁縣富商渠源湞的資產有三四百萬兩白銀，而他卻將銀兩窖藏了起來，沒有讓它們增值。其他晉商也過著奢侈而無所追求的生活，喪失了先輩創業的動力與方向，逐漸為時代所拋棄。
寧波商人在近代上海新興工商業方面的最初嘗試，是從船舶與機器修造業開始的。 1882年，董秋根在虹口外的虹橋開辦永昌機器廠，拉開了寧波商人在上海工業方面大顯身手的序幕。之後6年內，何德順、鄭良裕、周夢相分別在上海開辦了廣德昌機器廠（1885年）、公茂機器船廠（1885年）和大昌機器廠（1888年）。 1894年前，在上海類似的工廠僅14家。
之後，黃楚九於1887年接盤中西大藥房，1890年創辦中法藥房；嚴信厚於1888年參與設立恆豐紗廠，1889年與朱葆三參與創辦上海第二家華人西藥房華英藥房（第一家華人西藥店在1888年由上海人顧松泉設立），1894年投資中英藥房，並與周晉鑣、湯仰高、戴瑞卿、週熊甫等滬甬富賈集資45萬兩白銀，在軋花廠的基礎上創設了浙江省最早的一家紗廠——通久源紡紗織佈局；葉澄衷於1890年涉足火柴行業，1892年創辦綸華繅絲廠。期間，嚴信厚還與葉澄衷、朱葆三參與投資了中國最早的通商銀行，並與周晉鑣等人參與創建了華新紡織新局和中國第一家保險公司華興保險。
1910年對於寧波商人來說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年份。所謂質變是指寧波人在上海灘的話語權、影響力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如果說寧波商人在上海灘的前期打拼是一種量能積累的話，那麼這種積累的關鍵時刻離不開一位叫嚴信厚的寧波商人。
早年影響寧波商人的標誌性人物主要是兩位江蘇人，一位是盛宣懷，一位是張謇。無錫張謇，一度在全國商界具有公認的號召力。 1906年12月，張謇、湯壽潛（浙江人）等在上海發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朱葆三、虞洽卿、周晉鑣、蘇葆笙、李雲書及李薇莊等都加入該會成為會員。
但在1910年前後，當這些人將目光由張謇身上轉移到孫中山身上時，以張謇為代表的江蘇商人的江湖地位開始動搖，隨之被後起而上的寧波人所佔據，以寧波、湖州、紹興為代表的浙商，從此逐漸執上海乃至全國工商業之牛耳。
晚清時期最顯赫的官商是盛宣懷，其與袁世凱就早期洋務企業的權利之爭，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其捍衛家族利益之爭。從這個意義上說，1897年盛宣懷倡導創辦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和1902年倡導成立上海商業會議會所，是其所辦的對整個中國商界都具有意義的兩件大事，而這兩件大事，都以寧波人為班底。
早年李鴻章倚仗廣東香山買辦，但當盛宣懷出面將香山買辦一個個“掃地出門”後，他或許沒有想到一個後果，那就是香山買辦的缺席給洋務事業所帶來的遺憾，並不是其他的區域商人可以彌補的。從此時到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是中國近代商人對工商業的投資慾望最壓抑和沈悶的10年。
盛宣懷一直在尋找自己羽翼豐滿的那一刻，李鴻章去世後，清朝再沒有可以倚重的權臣，盛宣懷的機會來了。當他具有話語權時，他也尋找到了新的倚仗目標——寧波商人。作為盛宣懷意圖的最直接的執行人，嚴信厚脫穎而出，成為寧波商人的力量代表。
中國通商銀行由嚴信厚負責籌備，他也順理成章地成為首任總經理。這家銀行吸引了嚴信厚老家廣東的近代僑商張弼士的資金，以體現其更強的代表性和兼備更廣泛的號召力，但在入股這家銀行的商人中，以葉澄衷、嚴信厚、朱葆三為代表的寧波人最多。
嚴信厚是李鴻章的幕僚，曾長期擔任上海道庫惠通官銀號經理，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支。在南幫票匯業中最具聲望的源豐潤票號，就是由他創辦，資本銀100萬兩，在天津、北京及江南各省重要城市共設立分號10餘處，他還在上海、杭州、漢口、寧波等地投資有大量錢莊。
嚴信厚也是一位標準的紳商，只不過，他的官色和權勢要比盛宣懷小很多。上海商業會議公所，素有中國“第一商會”之稱，其第一任會長就是嚴信厚。 1904年1月清政府正式批准在各地成立商會，嚴信厚率先遵辦，以會議公所的名義籌款12000兩白銀作為經費，並修正章程，將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改為上海商務總會而成為首任會長。之後，天津、京師商務總會先後成立，成為中國最早誕生的一批商會。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嚴信厚被譽為寧波幫的開山鼻祖，似乎也實至名歸。
辛亥革命後，因上海商務總會領袖由清政府商部委任，新政府決定解散上海商務總會，並於1912年6月11日將其改組為上海總商會。雖然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更換了兩次，內部人事、組織結構卻變化不大，商會的領導權始終掌握在甬商手中。在1912～1929年，總商會進行了9次會董選舉，除第五屆和第九屆外，其他各屆會長都由甬商執掌。
法國著名學者白吉爾近乎開玩笑地說：“上海總商會似乎只能算是四明會所的一個分所。”至於在上海其他各種商會和一些主要行業公會如閘北商會、上海縣商會、上海錢業公會等團體內部，寧波商人也無不佔有重要地位。
董浩雲和包玉剛是兩位寧波籍的世界船王，他們雖然不是在上海發家，但在他們的成長背景裡，都離不開寧波商人在近代航運業的獨領風騷。
因看到新興的輪船業有利可圖，葉澄衷曾請求集資成立私人輪船公司以與外商競爭，但被李鴻章拒絕。 1891年，鎮海商人戴嗣源創辦戴生昌輪船局，成為長三角地區開辦最早的民族內河輪船企業。到1896年，該公司擁有輪船9艘，活躍於長江沿岸。
1906年，朱葆三與同鄉陶祝華、楊晨、朱似蘭、李秀松、俞梧生等合資創辦了越東輪船公司。從1916年起的3年內，他又聯合同鄉蘅牕、盛省傳、傅筱庵等，先後創辦了順昌輪船公司、鎮昌輪船公司、同益輪船公司，並組建了輪船集團。 1922年，同樣是通過同鄉力量，他與許廷佐、丁梅生、陳箴堂、范錦章等人合作創建了舟山輪船公司。
1923年，朱志堯與蘇北巨商楊在田合辦了大通仁記航業公司，專駛滬楊線，他向中法求新造船廠定做千噸級隆大輪一艘，後抵押借款再造鴻大輪，一年之中成船兩艘，價值40多萬元。
在近代中國輪船業，處於主宰地位的是虞洽卿創辦的寧紹輪船公司和三北輪埠公司。抗戰前，虞洽卿投資近代輪船業的資本達450萬元。 1935年，我國輪船總噸位為67.5萬噸，其中，虞洽卿一人擁有大小船隻65艘，噸位9萬噸，約佔13%。
日本學者後藤朝太郎曾考察了中國各地的航運業，1926年，他寫道：“無論是長江航運還是沿海航運，輪船上上至買辦、駕駛員，下至伙夫、水手，幾乎全是說著寧波話的寧波人，中國海運業完全由寧波人支撐。”
也是在這一年，重慶人盧作孚東拼西湊籌足了5萬元創辦了民生公司，在6月份開進川江——這家公司就是一艘船。而日後成為世界船王的寧波人董浩雲和包玉剛，這時也分別才15歲和8歲。
董家的祖父以製衣為業，董浩雲的父親董瑞昌先開辦印刷所，後在上海南市大東門開設源森玻璃五金號。父親在生意受挫後回到老家，留下董浩雲一人在上海。此時，董浩雲對海洋的興趣，達到了“以船為第二生命”的程度。 1927年，他不顧家人反對，考入由江蘇金融家周作民興辦的亞洲航運訓練班，1931年被派往天津航業公司工作，這成為董浩雲事業和愛情的轉折點。
董浩云自學了英、法、日三國文字，並能運用自如。一天，一艘來自浙江寧波的貨輪在天津港靠岸。董浩雲帶著自己的小提包奔向輪邊，放出鋼纜，係緊。輪靠岸，他不慎被絆倒，提包內的英文字典等被拋出。這一幕正好被該船船東看見，船東把董浩雲叫住，問了他的姓名和籍貫。
董浩雲離去時，這個船東指著他的背影對身邊的人說：“此子年紀輕輕，如此好學，將來前途不可限量。”這個船東就是當時的海運大亨顧宗瑞（1886～1976）。顧宗瑞同樣是寧波人，13歲輟學到上海當學徒，後任海關報關員，直到1920年，他創辦了自己的報關行。董浩雲考入航運訓練班的第二年，顧宗瑞才涉足航運業。
之後董浩雲一路高升，並在1932年成為顧宗瑞的女婿。到1934年3月天津航業同業公會成立時，24歲的董浩雲以天津航業公司董事會秘書長的身份入會，並被推為9名執行委員兼常務委員之一。
1935年，他利用外交手段，與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港務局周旋數月，將“九號碼頭”收歸天津航業股份有限公司名下。從此，天航有了自己的碼頭，結束了租借洋人碼頭、長期受外國人無端刁難的歷史。
同年，盧作孚通過聯合國輪、一致對外、小魚吃大魚的方式，先後將重慶到宜賓的所有華商輪船併入民生公司。 1936年，董浩雲以《整理全國航業方案》上書國民政府交通部代理部長俞飛鵬，主張以金融力量促成航業合作，以保息制度控制無序競爭，並建議成立中國航運信託公司，後因抗日戰爭爆發，這一切成為鏡花水月。
1937年抗戰前夕，民生公司擁有輪船46艘，噸位1.87多萬噸，承擔了長江上游70%的運輸業務，並在之後逐漸成為中國最大的民營輪船公司。而在1933～1941年，董浩雲先後三次創業，期間輾轉上海、重慶、香港，皆因日本侵華等原因，公司要么破產，要么被接管。
1947～1948年，董浩雲的萬噸巨輪“天龍”號，試航大西洋，這是有史以來中國人第一次用自己的輪船橫渡大西洋。對於這次劃時代的遠航，多年後董浩雲和友人回憶起來依然豪情滿懷：
那時候的期待心情，並不亞於英國這次在伊麗莎白二世女皇加冕時，聽到額士爾菲峰被人類征服興高采烈而感慰得下淚。當時這種情況與感覺確是如此，至少，對我本人是終身不能或忘的一件大事。
與董浩雲逆父之意考取輪船訓練班不同，包玉剛在其13歲那年被父親送到了中國最早的航海高等學校上海吳淞商船專科學校。包玉剛的父親包兆龍是一位鞋業商人，常年在漢口經商，後到上海設立錢莊。
抗戰爆發後，吳淞商船專科學校成為一所流動學校，與家人輾轉重慶的包玉剛並沒有按照父親的意願繼續深造，而是自作主張跑到一家銀行當了一名小職員，他的父親也轉身成為重慶工礦銀行經理。抗戰勝利後，包兆龍曾任上海銀行的業務部經理，並與人合資開辦造紙廠，包玉剛則憑藉自己的努力也升任為上海市銀行副總經理。
1948年後，大批寧波商人從上海等地遷移到香港。董浩雲、包玉剛與厲樹雄、宋漢章等一樣，也是在這時離開了上海。與董浩雲的創業史不同，香港承載了包玉剛從涉足輪船業到成為世界船王的整個歷史。 1967年，寧波旅港同鄉會成立，眾多寧波人開始在香港各個領域嶄露頭角，例如厲樹雄、陳廷驊、曹光彪等在紡織業，包玉剛、董浩雲等在航運業，丘德根、邵逸夫、袁仰安等在影視業，李達三在酒店業等。
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已故全國政協副主席安子介、香港特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前副主任王寬誠、前任香港特區立法會前主席範徐麗泰、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前委員鄔維庸、香港特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前委員馬臨、前港事顧問鄭維健、李宗德、香港特區政府民航處處長林光宇，文藝界著名演員周星馳、洪金寶等都是寧波人。
當甬商在上海灘金融業與蘇商一同獨步天下時，以張石川（1889～1953）和柳中浩（1910～1990）為代表的寧波影視人乘勢而起，一騎絕塵，無人能及。前者被稱做中國電影事業的拓荒者，後者則是中國電影事業的教父級人物。
最早涉足電影業的寧波人非張石川莫屬。從1913年涉足電影業開始到1953年去世，他編導了156部影片，這在中國電影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張石川的父親是一名經營蠶繭生意的小商人。張石川15歲時，父親去世，張石川便輟學去上海投靠了舅舅經潤三。經潤三是一名洋行買辦，張石川起初在洋行當類似文書類的小職員。他白天上班，晚上去夜校學英語，兩年後便能講一口洋涇浜英語。
經潤三對新鮮事物特別敏感。 20世紀初，留日學生王鍾聲被日本話劇的舞台表達方式深深打動，回國後便在上海與馬相伯、汪笑儂等人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話劇社團——春陽社，隨後在上海掀起了一股新劇社團成立的熱潮，經潤三也就是在這時成立了立鳴社。之後，已經小有歷練的張石川出任立鳴社經理，組織管理當時如火如荼的新劇演出。
中國的第一部電影上映於1905年，至今已有百年曆史。中國電影之父是一位祖籍山東的照相館商人任慶泰。 1874年，他曾自費去日本學習照相業務，1892年回國在北京開設了首家由中國人創辦的照相館——豐泰照相館。他以拍合影和戲裝照聞名京師，尤以攝製出售戲曲名伶照片為重頭經營項目，頗受老北京人的歡迎，他曾數次應召為王公貴族拍照，被慈禧賞賜四品頂戴。
1905年，適逢京劇老生表演藝術家譚鑫培60壽辰，任慶泰忽然有了拍攝中國人自己的電影的衝動，於是就有了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的誕生。與當時中國所有的影戲樓一樣，他的大觀樓放映的全是舶來品，任慶泰痛感“所映影片，尺寸甚短，除滑稽片外，僅有戲法與外洋風景”，便動了自己拍片的念頭。之後，譚鑫培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電影演員，任慶泰則成為中國電影事業的開山鼻祖。
張石川在電影行業的第一步與一家叫亞細亞的影視公司有關。這是中國第一家影片公司，由美籍俄人本傑明·布拉斯基創辦於1909年。也是在這年，北京丰泰照相館失火。從此，中國電影的地域重心慢慢從天子威嚴的皇城根下轉向了十里洋場的上海灘。
1912年，布拉斯基因經營不善，將公司轉讓給了上海南洋人壽保險公司經理美國人依什爾。布拉斯基是第一個被允許拍攝紫禁城的西方人，他在香港投資的短片《偷燒鴨》被視為香港電影的開山之作，在回國前，他帶走了黎民偉拍攝的《莊子試妻》等片，無形中完成了中國電影的首次出口。
依什爾總結了布拉斯基失敗的原因，決定聘請中國人來當顧問。他首先找到了在美國洋行做事的經營三，經營三是張石川的另一個舅舅，於是經營三便推介外甥去了亞細亞影視公司。就這樣，23歲的張石川成了亞細亞影視公司的顧問，專事電影拍攝事務。張石川回憶當時的情形時說：“差不多連電影都沒看過幾場，就不假思索地答應了下來，只是為了一點興趣和好奇。”
1913年，中國首部電影故事片《難夫難妻》問世。之後，張石川與他的團隊創造了中國電影史上的諸多第一：創辦第一家國人自主投資的電影公司幻仙影片公司（1916年）；與鄭正秋、周劍雲等“五虎將”合作創辦中國第一家真正的電影股份有限公司——明星公司（1922年）；創辦中國第一所專門培養表演人才的電影學校——明星影戲學校；導演中國第一部商業藝術故事片《孤兒救祖記》；導演中國第一部多集系列武俠電影《火燒紅蓮寺》（18集）；導演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歌女紅牡丹》，開創了中國有聲電影時代。
期間，張石川的電影夢想幾經被打斷。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因進口電影膠片斷檔，亞細亞公司關門歇業。無奈之下，張石川加入了小舅父經營三掌管的民鳴社，做起文明戲來。在攝製中國首部喜劇片《擲果緣》和揭露鴉片毒害的《黑籍冤魂》的過程中，因資金不足，幻仙公司停業。當時上海電影市場外國滑稽片走俏，美國笑星卓別林、羅克（即羅德·勞埃德）風靡銀幕，張石川決定將仿拍滑稽短片作為明星公司創業片樣式，但當他的得意之作在影戲院上映時，觀眾寥寥，最後連成本都沒賺回來。
之後，他接受鄭正秋的建議，破釜沉舟，改拍正劇長片《孤兒救祖記》。結果，這部正劇不僅救活了明星公司，也確立了張石川在中國電影導演界的地位。沿著這條正劇長片的路子，張石川在3年時間內接連導演了、《空谷蘭》、《最後之良心》等17部影片。
為增強明星公司的實力，1928年張石川向社會招股增資20萬元。這次，投資者不請自來，一舉就將資金招足，張石川就註冊了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之後他以總經理兼導演的身份，主持業務達17年之久。在此過程中，張石川推出的演員簽約制、電影明星制、演員試鏡、投資與製作分離等舉措，都因開創歷史先河而被載入中國商業電影的史冊。
張石川廣納賢才，特別是千方百計地將一些有名望、有實力的導演和演員羅致進明星公司，組成了一支強有力的創作班子。他平生最得意的兩大“傑作”是挖來了紅極一時的大明星張織雲和銀幕美人胡蝶。這兩位演員後來都被觀眾戴上了“電影皇后”的桂冠，為明星公司賺取了巨額財富。張織雲主演的明星公司影片《姐妹花》，票房收入高達20萬元，超過《空谷蘭》，創下當時中國電影票房之最。
張織雲原是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的主演。在將手伸向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的同時，明星公司還給同是寧波人創辦的天一影片公司以致命打擊，它一方面挖走名演員胡蝶，一方面聯合大中華百合、神州等5家電影公司組成“六合影片營業公司”，與發行商簽訂排他性的合同，如與六合公司簽約，就絕對不准購買天一公司出品的影片。六合影業幾乎佔據中國電影市場60%的份額，財大氣粗，無人敢惹，中國電影史上的第一次大規模商戰，最後以天一公司創辦人被迫出走海外而結束。
被逼走的電影人就是邵氏兄弟。邵氏兄弟的父親邵玉軒是上海錦泰昌顏料公司的老闆。當時，上海劇院“笑舞台”的老闆因無力還債，只好把“笑舞台”折抵，邵玉軒就派當律師的長子邵仁傑接收該劇院。邵仁傑接手劇院後，走通俗路線，大演武俠戲，“笑舞台”一時頗受歡迎。
1925年，邵氏兄弟在上海成立天一影片公司。公司成立前，邵家已經趨於敗落，所有家業中只剩下一幢房子和“笑舞台”一家劇院。邵氏有兄妹八人，當時邵逸夫還在上學，邵家四兄弟仁傑、仁棣、仁枚、仁楞（即邵逸夫）都沒有繼承父業，而是毅然賣掉房子，舉家搬進“笑舞台”，挺進影視業。老大是製片兼導演，曾有買賣電影片子、放電影的從業經歷，其妻子陳玉梅是領銜主演，老二擅長編劇，老三精於發行，老六邵逸夫也來幫忙，在攝影上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於是有了兄弟們通力合作攝製的第一部影片《立地成佛》，以及《女俠李飛飛》、《梁祝痛史》、《義妖白蛇傳》、《孟姜女》等黃梅調古裝戲。
在張石川明星公司的擠兌下，邵氏兄弟的破釜沉舟之舉，最終換來的是遠離上海、前往新加坡開拓電影市場的結局。
1930年，邵氏兄弟公司掛牌成立，這是邵氏兄弟走遍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大小鄉鎮，辛苦得來的回報。為專門放映天一公司的新影片，他們還出資收購了兩家影院。此時恰值全球經濟危機（1929～1933），為數不少的影院關門停業，這對邵氏兄弟來說也是一大考驗。
當時國內及南洋的電影還是無聲電影，邵氏兄弟決定尋找突破口，引進有聲電影設備。 1931年，張石川旗下的明星公司率先推出中國首部蠟盤發音的有聲片《歌女紅牡丹》，由胡蝶領銜主演，引起了轟動。雖然邵氏兄弟拍攝的有聲電影《白金龍》直到1933年才上市，但該影片在香港、廣州、泰國等地巡演時，萬人空巷，令邵氏兄弟大賺一筆。
到1937年，邵氏兄弟已經稱雄東南亞電影市場，以110多家電影院和9家遊樂場的擁有量，建立了覆蓋東南亞的電影發行網絡，但隨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摧毀了邵氏兄弟苦心經營了20多年的產業。
邵逸夫熟悉電影製作的每一個環節，從劇本創作、攝影到導演、演員的選聘，從化妝、剪輯到影片推廣發行、劇院管理，他樣樣在行。他工作勤勉，精力過人，年輕時曾創造了1天看9部片子、1年看700部片子的紀錄。他說：“我晚上只睡1個小時，其餘時間便是工作。”1945年抗戰勝利後，盛年的邵逸夫雄心不減，決心重振邵氏家業。 1957年，50歲的邵逸夫從新加坡來到香港，以實現他對電影事業的理想。兩年後，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成立，直到1987年5月宣布停止電影生產，轉向電視業。
期間，阮玲玉、李麗華、林黛、凌波、李翰祥、鄒文懷、張徹……都是邵氏門下，而由邵氏公司拍攝的影片，在歷屆亞洲電影節中共獲得包括金馬獎、金像獎等大小獎項46項，創下中國電影史紀錄。其中，《江山美人》、《貂蟬》、《傾國傾城》、、《大醉俠》、等影片都曾享譽海外，在華人世界引起巨大反響。
張石川並沒有比邵氏兄弟走得更遠。身處國內的他，在抗日戰爭爆發後並沒有比邵氏兄弟少受磨難，先是新建的楓林橋總廠被日寇佔領，後又因拒絕出山為日寇掌管電影厂，在馬路對面眼睜睜看著公司被日寇燒掉。 1942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佔領上海租界，操縱汪偽政權，留在租界內的新華、國華等12家中國資本的電影公司被強行合併為中華聯合製片股份有限公司，張石川被留用為分廠廠長、導演和製片部長，這為後來他與柳中浩、李麗花等一批留滬影人被指控漢奸罪埋下了伏筆。
張石川聽聞自己被指控漢奸罪這一消息時，心髒病和糖尿病發作。這時張石川的幼女張敏玉正和吳紹澎（當時任上海市副市長）談戀愛，經吳紹澎一番疏通，張石川漢奸的帽子才被摘掉。儘管如此，他的健康狀況還是每況愈下。從1946年起，張石川便經常臥病在床。 1953年，在輾轉病榻3年後，張石川病逝於上海，終年64歲。
在上海淪陷前，張石川從總廠搶運出來了一批電影器材和底片，並以此作為資本，以製片和編導之身，加入了設在租界內的國華影業公司，而這家影業公司的執掌人同樣是寧波人——柳中浩、柳中亮兄弟。
柳氏兄弟最早起家於南京，他們一開始並非電影界專業人士。面對上海影業激烈的市場競爭，他們選擇在南京試水影業也有降低風險的意味。與邵逸夫一樣，柳中浩出生在上海，他的父親曾是輪船招商局一名高級職員，可惜英年早逝，好在留給了3個兒子一筆遺產。
南京新街口世界大戲院的開創是柳氏兄弟介入電影業的開始，這是1929年的秋天，柳中浩剛剛19歲。當時最時髦的文藝消遣就是看電影，柳中浩的妻子是一位電影迷，這對柳中浩選擇電影行業產生了重大影響。
1934年2月後，柳氏兄弟登陸上海，先後創辦金城、金都等大戲院。與世界大戲院主要放映外國電影不同，金城、金都大戲院以播放國產影片為主。 1938年，電影《漁光曲》在柳氏兄弟的戲院首映，連映84天，創下了當時國產片上映時間最長的紀錄。同年，柳氏兄弟成立國華影片公司，不到4年便拍攝了《風流冤魂》等40多部影片。
抗戰期間，柳氏兄弟與日寇保持了若即若離的關係。抗戰勝利後，兄弟倆又辦起了國泰影業公司，11年間拍攝了《無名氏》、《憶江南》等近40部影片。 1948年，柳氏兄弟分家，柳中亮與兒子成立大同影片公司。 1952年2月，在公私合營聲中，國泰影業公司加入上海聯合電影製片廠。
另一位寧波籍的影視大家袁仰安，於1947年旅居香港，接辦了瀕於倒閉的長城電影製片廠，從此介入電影產業。他導演的第一部作品獲選參加英國愛丁堡電影節，其後他又導演了《阿Q正傳》、《迷人的假期》、《漁光戀》等多部電影，其中《阿Q正傳》榮獲瑞士洛迦諾國際電影節銀帆獎。 1960年年初，袁仰安退出電影界，改營玩具工業。
如果說寧波商人在近代輪船業的投資與後來出現包玉剛、董浩雲兩位寧波籍世界船王具有一脈相承性的話，我們很難說張石川當年在上海灘電影業方面獨樹一幟的盛況，沒有對寧波籍影視巨人丘德根、邵氏兄弟、柳氏兄弟、袁仰安產生過影響。
從晚清到民國，在上海灘九大錢莊家族集團中，甬商佔據五家。在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掌握上海乃至中國錢業、銀行業者，不是江蘇人就是浙江人。那個時代產生了一批風華正茂的青年金融才俊，譬如宋漢章（寧波人）、張公權（上海人）、陳光甫（鎮江人）、李銘（紹興人）、錢新之（湖州人）、周作民（淮安人）。但從介入的錢業及銀行業數量、資本、經理人數乃至行業公會的領袖人物籍貫來說，寧波幫力壓紹興幫和江蘇幫，傲視群雄。
在中國人的創富史上，山西外貿商人群體從單純的外貿到外貿與票號並舉的經營策略，是一種應時而變；唐廷樞等買辦投身近代洋務工業，也是一種應時而變。晚清時期，寧波商人從沙船商到錢商、從絲布商到紗廠投資人、從錢商到銀行家的轉變，也是一種應時而變。
轉型，是這一時期寧波商人不變的節奏，也是解讀在上海的寧波商人的關鍵詞。
廣東買辦的中外貿易與鴉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早期起家於上海的寧波人則多數從事著與沙船有關的生意或工作。當近代航運業被洋務運動中的官商專利之時，從事沙船業等於步入了死胡同，畢竟漕運已經不足以支撐沙船業的未來。於是，近代寧波商人便進入五金、錢業、顏料等流通行業，進而成為近代工商業的翹楚和上海工商業的最主要的生力軍。
早在乾隆（1736～1795）年間，上海錢業就已出資購置內園，闢做錢業總公所。就寧波人來說，鎮海方氏家族在向錢業轉型方面是捷足先登。方氏源出河南，自“方叔以後，以字為氏，望出河南”。在本書中，“望出河南”的客家人不在少數，將中國海商勢力推到最頂峰的鄭芝龍、十三行歷史上的靈魂人物潘啟、廣東買辦徐潤，以及下面要提到的鄭氏家族等，都是源出河南。
鎮海方家的方健康，原是一介沙船商，在清朝嘉慶（1996～1820）年間開始涉足商業經營，譬如在鎮海憇橋開設糧食、雜貨之類的店鋪，經過六七年時間，積累數百金，輾轉到上海經營食糖買賣，這原來是福建商人比較強勢的一個行當。他去世後，弟弟方介堂在上海開設了方義和糖行，並把侄子方潤齋、方性齋也招來幫忙。除經營糖業外，方潤齋開始擴大錢莊、生絲、土布、雜貨等業務。
1830年，方潤齋在南市開設履和錢莊，這是方家在上海開設的第一家錢莊，也是上海最早的較有規模的錢莊。鴉片戰爭後，方潤齋看準形勢，在上海開設方振記字號，專營生絲、茶葉和洋布生意。之後，以方性齋為代表的方氏家族在上海開了17家錢莊，在漢口、杭州、寧波開了7家錢莊。方建康的兒子方仰喬在上海開了8家錢莊，在杭州、寧波開了10家錢莊。其中，承裕錢莊信譽極好，存放款在100萬兩白銀以上，在當時的各大錢莊中居於首位。 1855年，四明公所被吳健彰一把火燒了之後，就是由方氏家族捐資發起重修，歷時兩年乃成。
1844年，鎮海鄭家村的鄭氏家族後裔鄭熙也來到上海開設錢莊，並在嘉興、紹興、湖州、漢口、廣州等廣設分號。鄭氏家族是名門望族，這個家族數代所建的宅居，是目前國內已發現的規模最大、保存較完整的明清民居建築群。鄭氏家族在南宋時從河南滎陽遷居於此，六世之後，世代業儒，代代封祿，並逐漸產生了一批商人。
鄭氏家族商人形成於清初，鄭世昌之父在康熙初年（1662年）經商，比同是寧波慈溪的中醫樂顯揚在北京開設同仁堂藥室早6年。後來，鄭世昌子承父命，在北京東四大街開設了四恆銀號。四恆銀號是我國開設最早、規模最大、歷時最久、影響最廣的錢鋪。
《道咸以來朝野雜記》中記載，“當年京都錢莊，首推四恆。始於乾嘉之際，皆浙東商人，寧紹人居多，集股開設”。當時也有說法說四恆銀號是慈溪董家所設，或者是多家合資。無論如何，都是寧波人所設。
作為舊上海著名家族商業集團“小港李家”的創始人，李也亭的後代也先後開設了近十家錢莊。葉澄衷也一樣，在上海、鎮海、杭州、蕪湖、湖州等地開辦大慶元票號與升大、衍慶、大慶等錢莊，又與許春榮合股開辦餘大、瑞大、承大、志大等錢莊。這些票號、錢莊的資本至多不過白銀5萬兩，少則2萬兩，但放賬卻多至百萬兩，數十倍於其資本。葉澄衷家族經營的錢莊，在鼎盛時期多達100餘家，廣泛分佈於全國各地。
鄞縣秦君安在19世紀70年代才起家於恆豐昌顏料號，後與貝潤生等合夥開設瑞康顏料號，成為上海經銷進口顏料的巨商。恆興錢莊成立於1905年，為秦家所設的第一家錢莊，之後，秦君安先後與嚴康懋、柳笙源、徐慶雲合資，在上海共辦有8家錢莊，在寧波開設了晉恆、鼎恒、复恆、泰源等5家錢莊，盛時擁資1000萬元。
鎮海方家、李家、葉家以及慈溪的董家（董棣林）、鄞縣秦家，都躋身進入了上海九大錢業資本家族。其他4家分別是湖州許家、洞庭山嚴家、萬家和蘇州程家。
上海早期的錢莊均開辦在南市，開埠後，錢莊重心逐步北移至租界區內，這裡聚集著外資所辦的最早的保險公司和銀行。在國內尚無銀行之時，資金的融通全賴錢莊支撐及與外國銀行的業務往來。
1918年，應浙江省長呂公望、寧波省立四中校長勵建侯的邀請，孫中山前去浙江考察。在省立四中，寧波各界舉辦了對孫中山的歡迎會。孫中山對寧波商人給予了高度評價，“寧波人素以善於經商聞，且具堅強之魄力”，並說“寧波開埠在廣東之後，而風氣之開通不在粵省之下，且凡吾國各埠，莫不有甬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甬商足跡，其能力與影響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也就是幾年時間，財富的排序隨著荏苒光陰而發生著殘酷的變化。 1918年，由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鹽業銀行、中孚銀行7家銀行發起組建了上海銀行公會，這時人們已經見不到晉商的影子了。同年10月19日，上海銀行公會正式成立，首批會員銀行還包括聚興誠銀行、四明銀行、中華銀行、金城銀行等5家，佔上海國內銀行的半數以上，宋漢章當選為第一任會長。
除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鹽業銀行是官辦銀行外，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中孚銀行、四明銀行、新華儲蓄銀行等，都與寧波幫息息相關。
其實，上海灘最早的私營銀行是成立於1906年的信成銀行，它由兩位無錫人周舜卿、沈縵雲倡議開辦。 1909年，信成銀行倡導籌辦銀行公會，但沒有得到同行的響應。
辛亥革命前後，信成銀行以商業銀行為掩護，籌措大量經費支持孫中山和同盟會的革命活動。同盟會在上海的聯絡站和於右任主編的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的經費均由沈縵雲資助。上海光復後，比朱葆三更早擔任滬軍都督府財政總長的便是沈縵雲。由於沈縵雲的革命財政輸納較多，造成銀根緊缺，加上所發鈔票上印有清政府官員頭像而信用驟減，信成銀行於1913年停業。
此時能在國內銀行業、錢莊呼風喚雨的，不是浙江人就是江蘇人。上海銀行公會第一任副會長是江蘇鎮江人陳光甫，第四屆會長是鎮江人倪遠甫，第二、三、五屆會長是寧波鎮海人盛竹書，第二任副會長為湖州人錢新之。 1931年10月，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成立，第二、三任主席為陳光甫。 1943年6月，日偽期間改組的上海特別市銀行業同業公會第一、二任理事長則是蘇州人葉扶霄。
上海錢業也向來有幫派之分，從股東來說有九大家族資本集團；從經理來說，有寧幫、紹幫、洞庭山幫、蘇（州）幫、鎮江幫等；在地域上，又有南市和北市之分。地緣、鄉緣、業緣和友情等各種關係交織在一起，使得錢業股東之間、經理之間以及股東與經理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微妙。
在1910年的上海金融風暴中，華俄道勝銀行買辦席錫蕃（席嘏卿兒子）、茂和洋行買辦陳逸清等持有大量股票，使洞庭山派錢業大受打擊，一致倒閉，但蘇幫程家在上海灘的地位仍很牢固。
1917年，上海南北兩市錢行組成上海錢業公會，擬訂章程及業規，朱五樓（湖州人）被選為會長，秦潤卿（慈溪人）、魏福昌（餘姚人）當選為副會長，一同主持工作。儘管都是浙江人，但從股東派別看，前三任會長朱五樓和秦潤卿二人皆執業於蘇州程家錢莊。朱五樓在第二任會長期間常因病出缺，提議委託秦潤卿代理會長職務，朱五樓的囑託得到上海錢業界的一致贊同，後來秦潤卿的表現也充分證明了朱五樓的慧眼，同時也保證了蘇州程家錢莊在上海錢業公會領導層中的穩固地位。
儘管當時的紹興幫魏福昌、王鞠如先後擔任過第一、二屆副會長，但他們代表的是寧波鎮海方家。鎮海方家安裕莊，長期由紹興王堯臣、王鞠如父子及徐長椿經營。
從經理的派別看，初期公會領導人主要是寧波幫和紹興幫。其中，寧波幫占主導地位。儘管紹興幫錢莊勢力後來居上，但一直沒有改變寧波幫長期掌握公會會長之職的狀況。 《上海錢莊史料》記載說：“1921年上海有錢莊69家，其中紹興幫佔38家，紹興幫田祈原在第三、四屆均當選為唯一的副會長，並於1924年當選為會長。”
1921年，田祈原捲入“信交風潮”，讓紹興幫聲譽受到了一定影響。因卓越的領導才能和穩健的作風，秦潤卿再次在錢業公會長期擔任領導職務。 1924～1935年的4屆會長，均由秦潤卿擔任。期間，1929年，秦潤卿與王伯元、李馥蓀等接辦天津中國墾業銀行，將該行遷至上海，秦潤卿任董事長兼總經理。 1931年，錢業公會改組為上海市錢業同業公會，選舉產生執行委員15人，秦潤卿、胡熙生（餘姚人）、俞佐庭（寧波鎮海人）、裴雲卿（上虞人）、嚴均安5人被選為常務委員。 1933年任期屆滿進行改選，秦潤卿雖辭去福源錢莊經理之職，但仍任公會主席。
1933年上海有錢莊72家，其中紹興幫佔37家。在1936年上海55家錢莊的經理中，來自紹興幫的最多達27人，寧波幫16人，蘇州洞庭幫7人，上海本地幫3人，鎮江幫2人。之前一年的選舉中，何衷筱（紹興上虞人）任第十屆主席，第十一屆主席為邵燕山（紹興諸暨人）。 1946年2月，上海市錢業同業公會改組為上海市錢商業同業公會，此後兩屆的會長都由寧波鎮海人沈日新擔任。
1935年，上海再次發生銀錢業風波。這次風波表明，錢莊不再擁有在上海開埠初期的優勢，而處理善後事宜的“上海錢業監理委員會”的成立，更表明錢莊已不得不接受官僚資本的控制與監督。錢莊不再是商業貿易賴以進行資金劃撥清算的所在。也就是在這時，紹興幫取代寧波幫佔據了錢業的頭把交椅。
寧波人在錢業中的優勢也在此前後逐漸轉移至銀行業中，而錢莊處於銀行的從屬地位。 1934年浙江興業銀行的調查報告說：“全國商業資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業資本以銀行居首位，銀行資本以寧波人居首位。”上海的銀行資本為2.421億元，與寧波人有關的銀行資本為1.968億元，佔上海的銀行總資本的80%以上。同年，上海共有絲廠97家。在已知經營者籍貫的90家中，浙江人經營的達58家，佔64.4%。
至1935年，中國國內共有147家民族銀行。其中，由中央和地方當局開設的有47家。在剩下的100家商業銀行中，11家由寧波人獨資經營，13家為寧波人主經營，28家為參與經營，佔據半壁江山。上海銀行公會的會長、副會長，也長期由宋漢章和另一位寧波人盛竹書擔任。 1949年12月28日，上海市銀行、錢莊、信託三業合併成立金融業同業公會籌備委員會，各種錢業及銀行公會隨之結束。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寧波幫在經營形態和商幫性質上，已不同於以往的山西商幫或者徽州商幫，而轉變為一個近代資本主義工商業集團，並成為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資本家的核心及中國第一大商人群體。
寧波幫稱雄上海的一個重要像徵是，他們掌握著上海總商會的實權，並通過銀行公會和錢業公會控制著上海工商界的各業公會。在上海總商會內部，儘管銀行公會和錢業公會的代表只占到商會會員總數的1/10，但他們居於關鍵性的地位，控制了作為上海金融和貿易基礎的貨幣、信用及匯兌。
在20世紀30年代曾有人對當時的上海工商界名人作過一番統計，在所涉及的1836人中，寧波籍人士就多達453人，佔據1/4，寧波人在上海已經樹立了“王者地位”。
資料來源：吳景平、張徐樂，《上海解放初期的錢業公會》，《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
宋漢章（1872～1968）是第一代銀行從業者，也是寧波商人群體力量的延續。當他還是孩子時，上海南北市錢業公所就基本為寧波人所把控。 1883年，錢業總公所董事、寧波慈溪人馮蓮汀等，購置上海大東門外的土地，建立了南市錢業公所。 1889年，北市錢莊業者陳笙郊（浙江紹興人）、洪念祖（江蘇江陰人）等，在上海北市籌設錢業會館。到1903年，上海南北市錢莊共82家，其中寧波人開設的22家，佔26.8%。
1897年，中國人自辦的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躋身外灘。這一年，25歲的宋漢章成為中國通商銀行的跑樓。宋漢章原名宋魯，出生於福建建寧，老家卻是浙江餘姚。早年餘姚歸屬紹興府管轄，新中國成立後劃歸寧波。宋漢章曾就讀於上海正中書院，畢業後進入上海電報局工作，曾參與通電擁護康梁維新，為清政府所通緝，因逃亡而離開上海，後改名漢章才得以返滬。
1906年，宋漢章出任大清銀行附設之儲蓄銀行經理，次年出任上海大清銀行經理，這時宋漢章才27歲，是那個時代風華正茂的青年金融才俊之一。
1907年11月，郵傳部奏請設立交通銀行，官商合辦。大清銀行和交通銀行在清末最後幾年裡起著中央銀行的作用。辛亥革命後，在廣東南海人、海歸派陳錦濤的操刀下，大清銀行改稱為中國銀行。 1912年2月，宋漢章出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
當時金融界出現一批名角：張公權、陳光甫、李銘、錢新之、周作民。這5人都是留學生，除陳光甫在美國留學外，其他4人都在日本留學。 25歲時，張公權和李銘分別是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副經理和浙江銀行總協理。 29歲時，張公權升任中國銀行副總裁，32歲時錢新之升任交通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周作民則成為交通銀行總行稽核課主任。 1915年，陳光甫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時，年方34歲。 1917年5月，周作民創辦金城銀行時，才33歲。
當時，中國民間商業銀行也悄然興起。繼中國通商銀行之後，浙江興業銀行（1907年）、四明銀行（1908年）和浙江實業銀行（1910年）等，以及上海商業儲蓄銀行（1915年）、天津鹽業銀行（1915年）等，共同構成了當時中國銀行業的主力，而多家銀行都與寧波資本密不可分。其中，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被稱為“南三行”，它們的出現標誌著江浙金融財團的初步形成及金融實力的日漸壯大。
1912～1914年，全國新設工廠115家，僅上海一地就有40家，佔35%，洋貨路阻，民族資本抬頭，僅在1912年一年，就有14家私營銀行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華外資銀行在資金周轉方面出現一些困難，甚至連一度控制中國金融市場、以實力雄厚著稱的匯豐銀行，此時也向中國同行求援通融。在中國北洋政府對德宣戰後，德華銀行在中國的營業被迫停止。華俄道勝銀行在“十月革命”後，更是如喪家之犬，成為“流亡銀行”。
《劍橋中華民國史》中提到，戰爭顯著地增大了世界對食品和原料的需求（如有色金屬、植物油）。作為初級產品主要供應者的中國，正處於滿足這一需要的有利地位。再者，西方列強增加了在中國和印度等採用銀本位幣制的國家的採購，這進一步刺激了自1913年墨西哥關閉銀礦後就已經開始上升的國際銀價。這樣，中國的貨幣單位“兩”變得堅挺，數年之內，它在西方市場上的購買力提高了3倍。
在1914～1919年，有兩個行業的利潤增加非常明顯，一個是紡紗業，每支紗利潤增加了70%；一個是錢莊，利潤高達74%。上海金融風暴後，錢莊業迅速復生，一些灰色資本也紛紛進入這一行業。吳景平、鄒曉昇在《上海錢業公會的成立及初期組織運作》中寫道：民國初年，政府發起禁止吸食和販賣鴉片運動，造成許多煙館關門，一些人棄邪歸正，將資金轉投錢莊。 1912年，具有鴉片土行股東資本的鴻勝錢莊開設，同年開設的還有由阜成、信和、源大、聚成4家土行開設的信成錢莊。 1912～1916年，鴉片商投資設立的錢莊有15家，資本總額達白銀45萬兩。
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各地督軍大多自立為王，不向中央納稅，北洋政府財政因此極為匱乏。作為官控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成為政府的提款機，中國銀行發行的鈔票在1913年只有502萬元，到1915年猛增到3844萬元。交通銀行也一樣，僅隔一年，就由1914年的893萬元增加到3729萬元。為政府財政的墊款，中國銀行達1000多萬元，交通銀行竟達4000萬元。
1916年袁世凱稱帝失敗，於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交通銀行總辦、廣東人梁士詒是袁世凱的總統府秘書長，謀劃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合併，以集中現金，為政府所用。那時，北方人心浮動，消息一傳開，立即引起市民恐慌，北京和天津出現市民到中、交兩行擠兌。眼看銀行庫存危急，北洋政府為穩住局勢，於1916年5月10日突然下令中、交兩行“停兌禁提”，一切存款止付。
出人意料的是，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宋漢章和副經理、上海人張公權公開抵制這一指令。中國銀行庫存200多萬兩現銀，恐難以應付危情，於是就與匯豐、德華等10家外國銀行訂立了200萬元的透支契約。宋漢章還專程拜訪南通張謇，決定成立中國銀行商股股東聯合會，由張謇出任會長，並且登報聲明：中國銀行上海分行行務全歸商股股東聯合會主持，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鈔票可以隨時兌現。
張公權在日記中說，第一天兌現者有2000多人，第二天人數仍未減少。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來應該休息，銀行為了應付兌現，仍然照常開門，來者不拒，並登報公告，人心才稍稍安定，兌現者人數減到400人。第四天是星期日，銀行又在報上登廣告，宣布仍然開門兌現，而兌現者只有100多人了。到第十九天，再無擠兌者。
袁世凱試圖集權中央，尚可讓人理解，但復辟帝制使其大失人心，威信掃地。交通銀行服從了北洋政府的命令，停止兌現鈔票，造成老百姓怨聲一片，而中國銀行宋漢章和張公權經此一役，名聲大振，引得中外報紙紛紛報導，並把兩人稱為“有膽識、有謀略的銀行家”，是兩個“不屈從北洋政府的勇士”。
刨除復辟帝制的因素，人們似乎並不願意看到外界對羸弱的北洋政府的挑戰，但就挑戰這一事實本身所形成的平息擠兌的結果，卻讓各方皆大歡喜。 1916年5月30日，44歲的宋漢章被選為上海總商會會長。宋漢章後以公務繁忙為由未就，68歲的朱葆三被第二次選舉為會長。 7天后，袁世凱在鬱憤中病死。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央政府財政困難，但受1920年新銀行團協議的限制，又不能向外國貸款，這使得中國銀行家們處於優勢地位。 《劍橋中華民國史》這樣寫道：
中國的新式銀行被外國銀行截斷了向對外貿易提供貸款的渠道，又被舊式的錢莊堵死了向國內貿易網提供資金的通路，於是就利用政府增加國內借款所提供的機會獲利……
北京銀行家協會體現了當地金融界的團結和力量。它在全國銀行公會聯合會中的影響力可以和上海旗鼓相當。 1920年12月6日全國銀行公會聯合會在上海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它警告政府，如果想得到資金，就必須縮減軍費開支，調整內債，改革幣制。用張嘉璈的話來說，銀行家們的不妥協態度只不過是“他們愛國心的表現”，“他們準備為任何有助於國家的公債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這些新式的銀行家與歷屆政府保持了若即若離的關係，既不願與歷屆政府走得太近，也不願棄業做官。 1927年，南京政府曾邀陳光甫出任財政部次長，以作為其積極合作的回報，但被陳光甫拒絕，張公權、徐新雲等人也多次婉拒到政府中任職。他們社交廣泛，注重擴展社會聯繫網絡，包括結交達官顯貴，但著眼點不在做官當政客，而是為發展金融業、經營銀行業務創造有利的條件和環境。
不僅如此，這些銀行家還相互滲透，以保持他們在時政中的力量。到1931年，有6位上海銀行家每人參加了5家以上的上海各銀行的董事會，有15位銀行家每人同時在3家以上的銀行中兼任重要職務。到1935年國民黨政府實行法幣政策後，其他商人家族的光環慢慢消退，中國經濟逐步被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和陳立夫四大家族組成的新的壟斷集團所控制。
這四大家族橫跨三個區域商幫，蔣介石是寧波人，父親繼承祖業經營鹽鋪。陳氏兄弟出身於湖州絲商家庭，他們的叔叔是辛亥革命的元勳陳其美。陳其美與蔣介石是拜把兄弟，都是廣東人孫中山的追隨者，蔣介石就是由陳其美介紹給孫中山的。孔祥熙曾是殼牌火油的山西總經銷，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把陽泉所產的鐵砂運往天津出口獲利，並創辦裕華銀行作為融通資金的樞紐，逐漸成為山西首富。之前，孔祥熙曾任由美國人撥款而在太谷建立的歐柏林大學分校（即銘賢學校）校長。
宋子文，廣東文昌（今海南）人，他的父親宋嘉樹小時候投靠過一位在美國波士頓經營絲茶生意的遠房舅舅，這一經歷讓這個家族之後與美國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繫。宋子文曾在盛宣懷手下任漢冶萍公司駐上海總辦事處秘書，後應孫中山之邀出任廣州大元帥府英文秘書兼兩廣鹽務稽核所經理、中央銀行總裁。
在四大家族中，除陳果夫沒有留洋經歷外，其他人都曾留學海外。宋子文留學美國，是哈佛大學經濟學碩士和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孔祥熙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先研習礦物學，後獲理化碩士。這兩人都當過廣東革命政府財政廳廳長。孔祥熙曾擔任東京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此間結識孫中山的英文秘書、宋子文的妹妹宋靄齡，並與之在日本橫濱結婚。
與宋靄齡一樣，她的妹妹宋慶齡、宋美齡都曾就教於美國教會辦的威斯理安女子學院，宋靄齡之後介紹宋慶齡繼任孫中山的英文秘書，孫中山與宋慶齡在孔祥熙與宋靄齡結合一年後（1915年）在日本東京結婚。 1927年，宋美齡在孔祥熙和宋靄齡的撮合下，嫁給了蔣介石（宋子文的弟弟宋子安則迎娶了盛宣懷的親戚胡筠莊的女兒）。蔣介石曾留學日本，而陳立夫則取得了美國匹茲堡大學採礦學碩士學位。
2010年9月，馮侖在清華大學演講時，總結了民營企業家的四大關鍵修煉：一是要堅持正確的價值觀，追求理想，順便賺錢，而不是追求金錢，順便理想；二是要處理好政商關係；三是民營企業在堅持理想的同時如何處理和社會的關係；四是民營企業的代際傳承。
在他的演講中，政商關係赫然在列。在中國民族資本家中，馮侖對虞洽卿比較感興趣。早在1994年，在無望地遊蕩海南時，馮侖曾經集中閱讀了中國民族資本家的傳記。 “我發現了虞洽卿。”後來馮侖在接受《外灘畫報》時說。
“這個人很有意思，出身貧苦，做過學徒、買辦，後來創辦了自己的企業。他還做過政府官員，和蔣介石的關係非常密切和復雜。我很想知道，他當時是怎麼處理政商關係的。”“如果可以穿越時空對話，我選擇虞洽卿。”馮侖說。
馮侖在2007年出版的一書中，就提及虞洽卿。他認為虞洽卿是100年來政商關係做得最成功的幾個人之一。 1949年以前，所有的民營企業家裡面，在政治家跟“企業家”關係上最順風順水的應該說就是虞洽卿。一則他在荷蘭銀行做過，跟洋人關係不錯；二則他跟蔣介石有層關係。
馮侖從虞洽卿的身上看出，當時企業家與政治家的關係最佳的道路有兩條：一是要擇高處立，只有最高權力者才能成為庇護者；二是要“同心同德，予而不取”，“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辛亥革命時，上海革命黨人原定於11月5日起義，但11月2日，虞洽卿忽然從寧紹公司漢口分公司發來的電訊中獲知，清軍已派了5艘軍艦自漢口下駛，不日將抵上海吳淞口，準備裝運江南製造局大批槍械彈藥，以接濟進攻漢陽的清軍。
寧紹公司是由虞洽卿等寧波商人合資創辦的輪船公司，虞洽卿就在第一時間將這一重大情報告知了陳其美，當時兼任上海道署總賬房的寧波商人朱葆三也提供了兩江總督關於鎮壓革命黨人的密令，革命黨人的起義就在11月3日提前爆發了。無論從物資還是情報方面，虞洽卿都是孫中山的支持者。
從孫中山到蔣介石，虞洽卿走的道路都是尋求最高處的庇護。 1927年3月26日，北伐軍挺進上海，當天，蔣介石同外資勢力、江浙財閥和流氓頭子等舉行了一系列秘密會議，他向外國資本家保證“解決上海工人武裝”，防止在上海出現“用武力及暴動”收回租界的事件；向資產階級保證“勞資問題決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漢態度'”；他向租界當局和商人們保證要建立上海的法律與秩序，這是給上海金融界和工商界的一服鎮靜劑。
自從北伐軍佔領湖北後，已有2000萬到3000萬銀元流入上海，上海的銀元儲備高達1.3億銀元到1.4億銀元，上海的經濟地位比任何時候都重要。 1927年3月27日，由商界聯合會派出吳蘊齋、穆藕初等9名代表前往會見蔣介石，眾商人承諾向蔣介石認捐500萬銀元，蔣介石明確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淺鮮，此後仍以協助為期”。
同日，宋子文奉武漢國民政府之命，以財政部長之身到達上海，以控制上海與江浙一帶的財政金融，阻止蔣介石的分裂、叛變行為。當時上海金融界信不過蔣介石，要求得到宋子文親筆簽名的償還“貸款”保證，才肯放款，但宋子文斷然拒絕了蔣介石的這種要求，蔣介石氣急之下，查封了宋子文設在上海的辦事處。宋子文性格軟弱，徬徨中就想偷回武漢，並在一個美國記者的幫助下化名買好了回武漢的船票，但當他得知武漢的革命形勢高漲之時，又打消了這一念頭。張福興在《中國1927：解密80年前中國政局的歷史謎團》中提到宋子文曾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事實上，我並不是一個社會革命者，我不喜歡革命，也不相信革命。我想，如果勞工政策使所有的商人和工廠老闆都嚇得不敢生產和營業，我怎麼能平衡預算和使貨幣正常流通呢？而且，我怎麼知道回到武漢後不會被革命的勞工拖出財政部，然後被他們打死呢？沒有他（蔣介石）的軍隊保護，我用什麼方法制止貨幣貶值，怎麼平息勞工鬧起的風波呢？所以，我不能與他翻臉，更不要去武漢。
1927年3月，在蔣介石公開叛變革命前夕，郭沫若發表反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認為“蔣介石已經不是我們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了”，他是“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凶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
1927年3月31日，虞洽卿向上海各報投遞了一份公然反共的公告，內稱：“名曰共產，實則破產，甚至假借名義，隱圖侵占……所舉我蔣名司令燭照陰謀，立施乾斷，妖霧既消，澄清可待。”4月9日，蔣介石成立戒嚴司令部，禁止罷工、集會和遊行。上海總工會委員會書記汪壽華被青幫杜月笙等誘至杜宅，並被活埋。
蔣介石是在上海總工會武裝起義佔領上海後進入上海的，但此時的工商關係已經發生了不同於1919年“五四運動”的微妙變化。根據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資料顯示，在得到蔣介石的保證後，江浙財閥給予蔣介石一筆又一筆的巨額財政資助，僅為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之用，外國資本勢力連同本國企業家、銀行家、大商人等共出資1500萬元。其中1200萬歸蔣介石，150萬歸白崇禧，100萬歸周鳳歧，其餘50萬則用於僱用青紅幫流氓。
駐上海的澳大利亞觀察家溫·李普曼在1828年出版的《中國的革命：1926～1927》一書中說，蔣介石憑藉恐怖手段搜刮的錢財，估計達到5000萬美元，“現代以前的政權從未在上海有過如此恐怖的統治”。
馮侖認為，商人與政治家的關係，要與基本的道義、制度方向相一致，這樣才能贏得絕大多數政治家的支持，但這一尺度並不好把握。
因為虞洽卿跟蔣介石走的路一致，所以他不會像榮宗敬那樣因不願認攤稅庫券而遭偵緝，並被查封了無錫家產；他也不會像商人郭輔庭那樣因拒絕認購公債，而以反革命罪被捕，直到交出一筆巨款才保住性命。其他如《申報》總經理史量才、席正甫的孫子席鹿笙等人的下場則是被暗殺。商務印書館歷任編譯所所長張元濟、南潯“四象”家族之一的張石銘、榮宗敬等都被黃金榮、杜月笙等綁架過。在榮氏家族及其企業經理中，多人被綁架過，甚至連先施百貨的經理歐炳光3歲的兒子也曾遭此毒手。
在虞洽卿得勢的背後，還有一個站錯隊的人，那就是同是寧波人的傅筱庵。 1926年7月8日，在孫傳芳的干預下，傅筱庵如願以償地當上了上海總商會會長。第二天，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舉行北伐誓師典禮，他們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孫傳芳。
作為投桃報李，傅筱庵徵調船隻為孫傳芳運送軍火和軍隊，阻撓北伐軍的東進。一年中，招商局共有9艘輪船被徵用，以致在1926～1927年虧損高達440萬兩白銀。
吳佩孚敗北後，孫傳芳也在與北伐軍的戰鬥中慘遭失敗。為挽回敗局，籌集軍費，孫傳芳發行了以關稅作抵的1000萬元庫券，傅筱庵對此全力支持。傅筱庵以上海總商會會長的身份召集上海銀錢業攤認，但各業代表無人響應。無奈之下，他又利用職權，從中國通商銀行的準備金中撥款200萬元作為捐贈。
在蔣介石進入上海時，傅筱庵一方面遣人表示歡迎，一方面又在孫傳芳逃離時親往送別。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傅筱庵以上海總商會的名義通電“竭誠擁護”。是年，他以支持孫傳芳罪遭南京國民政府通緝，後逃至大連尋求日本人的庇護。
傅筱庵是一個臉譜化的人物，從人性上說，他是一個讓人面目可憎的人物。既想做同伴的朋友，又想做敵人的朋友，這種通吃策略，看起來實用，卻往往並不現實。在動盪年代，做商人最忌諱像傅筱庵這樣，把立場擺得太明，做事不顧及尺度，誰上台就千方百計地想用金錢為己鋪路。其商人的投機性，一覽無遺。
傅筱庵有兩個酒肉朋友，一個是杜月笙，一個是張嘯林。雖然傅筱庵與虞洽卿有矛盾，但經杜月笙和張嘯林拉攏，虞洽卿也就順水推舟，改變了態度，再加之傅筱庵在各方的疏通，國民政府在1931年撤銷了對傅筱庵的通緝令。同年